1. 引言
鲁迅和李光洙是中韩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启蒙作家，两人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和人生起伏，也都曾有赴日本留学的教育经历，各自创作出中韩首部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和《无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共同表现出对女性的关注[1]。鲁迅对女性艰难的生存状况、女性贞节观、男尊女卑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同样，李光洙也把女性问题视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小说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女性形象。当时的韩国社会还保留着封建传统贞洁观的思想糟粕，李光洙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鲁迅和李光洙在作品中高度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呼吁女性从社会和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女性主义成为热点的当下，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
本文旨在通过《伤逝》和《无情》两部作品，研究和分析中韩两位作家鲁迅和李光洙作品中的启蒙初期女性形象。既往研究中往往将子君视作新女性，与《无情》中的金善馨和金秉旭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子君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并非完全的新女性，与受到启蒙并发生人生转变的朴英彩更具相似性。因此，本文从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对比两位启蒙初期女性形象的共性和差异，分析中韩同时代女性的相似处境和作家在创作启蒙初期女性形象时所体现的思想差异。
2. 20世纪初中韩启蒙初期女性形象创作背景
2.1. 鲁迅小说《伤逝》的创作背景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换期，随着西风东渐，心怀使命的文化先锋们都在探索国家的思想启蒙之路，鲁迅便是当时活跃在思想启蒙前线的主将。
鲁迅认为，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他在开启民智的文学创作实践中猛烈批判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创作出众多挣扎在传统礼教束缚和男权压迫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是愚昧、麻木、压抑、痛苦的旧女性。在新文化运动中，正是试图改变这样软弱、无知、愚昧的女性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在创刊之时就把妇女问题列为重要议题，每卷都刊发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主要从女性的政治、社会地位、男女平等、女性参政权等方面展开，显示出明确的女子启蒙意识。在这个时期，这种女性问题的提出主要强调女性的人格独立。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译介了易卜生及其代表作《娜拉》[2]，因而“娜拉”成为女性追求自由解放的代表，并引发了鲁迅等作家的思考，促使其创作出《伤逝》中“娜拉”式出走型女性“子君”，这是有别于鲁迅笔下其他众多固守于旧家庭的女性的崭新形象。通过子君这一走出传统家庭的受启蒙女性形象，鲁迅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必要性和遭遇到的艰难险阻，让人不免去思考女性自由独立的真正涵义和实现条件。
2.2. 李光洙小说《无情》的创作背景
20世纪初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下的朝鲜半岛正经历历史黑暗期，新文化与外来思潮大量流入，涌现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西方女性解放论和女性运动的兴起，文人学者开始关注韩国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李光洙在这一时期发表了《新女性十诫命》，并为女性指出新的方向，提出女性应该树立新的世界观、确立自我意识[3]。他的启蒙思想在长篇小说《无情》中有鲜明的体现，该小说1917年1月1日开始在《每日申报》连载，1918年出版单行本，甫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佳作，在年轻人中掀起阅读狂潮，产生了巨大的启蒙影响。其中塑造的金秉旭、朴英彩、金善馨等三位在韩国社会转型期已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女性形象给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极度剥削压迫下的韩国女性们造成了极大震撼。尤其是其中的朴英彩作为女主人公，作品中展现了她非常完整的思想转变历程，读者通过该形象可以体会到女性启蒙的重要性，思考旧时代的女性该如何跳出封建思想的桎梏，实现真正的独立自我。
鲁迅和李光洙通过笔下的受启蒙女性形象，为处于启蒙初期阶段的中韩社会擘画了新时代的女性轮廓，从人物的形象塑造上可以看到当时处在新旧思想碰撞、交接的时代洪流中，中韩追求自由独立的女性所共有的勇气、仿徨和局限。
3. 中韩启蒙初期新女性文学形象之共性
3.1. 难以摆脱旧式思想
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李光洙《无情》中的朴英彩都来自旧式家庭，在她们的人生中，父亲是非常传统的权威角色，主导女儿的婚姻和人生。
鲁迅在《伤逝》中假借涓生之口，称子君的父亲是“儿女的债主”，拥有“烈日一般的严威”。在传统的父权制下，父母是子女天然的债主，子女对父母必须遵守孝道。子君虽然受到涓生的启蒙，勇敢离开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但她的思想并没有完成崭新的蜕变，虽然她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她的个性解放只局限于自由恋爱思想的萌发，缺少了对家庭、婚姻、社会的独立认识，从婚姻观上来说，她完成了新家庭的自主选择，但本质上仍旧像传统女性一样从依附于旧家庭中的父亲，转变为依附新家庭中的丈夫。这种依附不只是物质条件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当她被涓生抛弃，失去了这种精神上的依附，她的精神就枯萎了，人也死去了。
《无情》中的朴英彩在十岁左右被父亲送到学校学习，从学校回来后父亲教她《小学》《烈女传》等，这样的教育过程也使英彩深受传统贞节观和孝道思想影响，拒绝精神价值观和身份的堕落，她认可父亲对她的支配，为她和男主人公李亨植订立婚约。儒家传统的孝思想使得英彩在父亲遇难时甘愿出卖自己来救父亲出狱，但又出于对未婚夫的贞节观而必须努力保持自身的纯洁。英彩由于父亲和兄长入狱，原有的旧家庭土崩瓦解，因此被动离开了旧家庭走入社会，她努力保持贞洁的目的也是为了按照婚约，走入和李亨植的新家庭从此依靠丈夫生活，而当她失去贞洁之后，传统的贞节观迫使她必须放弃进入新家庭的希望，于是她像子君一样，精神因为失去依附而枯萎，踏上自杀的路途。
子君和英彩在原有的旧家庭中，如果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那么必将和其他传统女性一样迈入旧式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父权下的旧家庭转入夫权下的新家庭。虽然她们的人生因为外界力量的影响而脱离了既定的轨道，但旧式教育塑造的传统思想依然束缚了她们的价值观。
3.2. 乐于接受新式思想
与鲁迅笔下其他愚昧的底层女性形象不同，子君虽然有旧式思想的底色，但她非常乐于接受新思想的启蒙，这是启蒙初期作为新女性的一大特征。
子君在受到涓生的启蒙后，开始追求自由恋爱。虽然她对外部世界缺少独立判断和深刻认识，但即使是简单的恋爱思想解放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子君像娜拉一样，离开她的父亲和叔父所掌控的旧的家庭，在出走后的新生活里获得快乐和满足，原本是“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但出走后的新生活中，她“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在她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后，她“目不斜视地骄傲的走了”，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表现出“娜拉”式觉醒女性的坚定和果敢，甚至在与她的启蒙者–涓生相对照之下，两人在路上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涓生是“全身有些瑟缩”，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可以看到，女性在受到启蒙的初期，对自由、独立和爱的追求足以使她们产生超越男性的勇气和力量。受到启蒙的女性从黑暗的铁屋子中醒来，为自己的醒来而雀跃，这是思想的觉醒给她们带来的显著变化。
英彩也是如此。小说《无情》是在旧稿《英彩》基础上改写而来[4]，因此小说中最具有成长性的核心女性人物即朴英彩。她在前往自杀地的途中遇到她的启蒙者——金秉旭，后者为她打开了新的思想之窗，使她认识到，女性并不只是他人的女儿和他人的妻子、他人的母亲，女性首先是自己。这样的言论对于自小接受《小学》《烈女传》教育的英彩来说是极具震撼力的。但是她并没有抗拒这种新思想的启蒙，反而通过观察秉旭的生活和言谈举止，欣然接受了追求独立自主精神的号召，并在洪灾地区进行赈灾义演的时候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获得了真正心灵的解放。
子君和英彩处在时代洪流的交汇点，新思想如潮水般冲刷着她们原有的思想体系，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她们体现出了启蒙初期新女性的思想觉悟，获得了个人的思想成长，并勇敢地跳出了旧有的思想藩篱。
3.3. 命运的转折取决于启蒙者
如上所述，子君和英彩作为启蒙初期新女性，都有着旧式女性追求忠贞爱情的思想惯性和乐于追求自我的思想开放性，但两人在受到思想启蒙后走向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影响的因素正是启蒙者的差异。
子君接受涓生的启蒙，出发点在于对涓生的爱慕，但她既不了解涓生，也不了解现代性的爱和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两人正式的同居生活中，爱的浪漫面纱被摘去，生活显露出忙碌和贫穷的真面目，子君的神情从原本常见的微笑、镇静、骄傲逐渐转变为“凄然”、“凄惨”、“冰冷”、“忧疑”、“冷漠”甚至“恐怖”的神色。在这个过程中，她并不了解涓生的心态，也不知道即使是在她日渐活泼的同居初期，涓生就已经因为熟悉而与她产生隔膜了。
涓生也并没使子君明白自由和平等的意义，正如涓生和她“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子君只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以致涓生也能感到子君“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因此出走的子君尽管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却是在向一个自己也无法领会的虚无的方向前进，虽然受到了自由恋爱的鼓舞而走出了旧家庭，但她并没有在新家庭中获得思想的新生，新和旧的两种教育同时在她身上上演。在经济方面，她也只能依靠涓生，这种寄生让涓生也感到沉重和苦恼，但依然保持了“虚伪的温存”。对于子君来说，她从旧家庭中父亲和叔父的严威下出走，又落入新家庭中丈夫的虚伪和厌弃所编织的陷阱。
子君因为被新家庭厌弃而回到旧家庭，她的身体回到原点，但思想已经在经过启蒙后发生了转变，于是最终她在肉体和精神的背道而驰中走向死亡。子君在出场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反封建的新思想并在行为上摆脱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但由于她的“导师”——涓生对她的启蒙是不彻底的，使她接受了虚伪的启蒙教育，成为在新旧思想矛盾中左右为难的新女性，因而遭受了来自新和旧的文化的双重痛苦。涓生给子君的启蒙是不彻底的，他只教育子君离开旧家庭，但并未引导她独立，反而使她进入了一个由丈夫作主导的新家庭，并且这新家庭需要子君卖掉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来共同承担房屋的租金，以及牺牲掉一切思想交流的时间来从事繁忙的家务劳动。从子君的行动路径上看，她只是从一个父权构筑的空间转移到一个以爱和自由为名实则为夫权构筑的空间，两个空间都没有出路。涓生作为启蒙者的不彻底性是鲁迅对男性启蒙者的洞察。
英彩的启蒙者金秉旭则与涓生不同，她不仅有着先进独立的思想，也有着维护这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秉旭给予了英彩更为彻底的启蒙，她说“女人也是人”，以此来启发英彩摆脱固有的性别意识，“除了对父亲的义务，对李亨植的义务，对祖先、同胞、子孙都是有意义的”，她使英彩不是站在为人妻女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关注更高维度和宽广的世界。她强调女性要为自己的权利、利益和社会地位而斗争。英彩由于受到金秉旭新思想的启蒙，她的自我开始觉醒，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这一独立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跳出封建贞节观和孝思想的桎梏，反思传统婚姻制度，开始追求具有现代性的爱情。在《无情》中的男主人公——启蒙者李亨植面对爱情感到纠结并向自己发出灵魂拷问“到底自己爱谁？是善馨还是英彩？”时，朴英彩已经跳出婚约产生的思想束缚，开始在秉旭的哥哥身上产生爱情的萌芽。在几位主人公共同乘火车遭遇水灾进行义演的时候，朴英彩更是跳出了个人的情爱，而投入到了对民族和同胞的关注中去。
除了思想上的引领，秉旭还将英彩安顿在自己家中并带她一起留学，从行动上来支持和维护英彩的思想进步。秉旭比男主人公李亨植这个启蒙者更具有现代性，作为和英彩一样的女性，能从根本上理解女性的压抑与渴望。秉旭作为英彩的启蒙者，她对英彩只有教育的热情而无其他索求，她认为要改造英彩的思想，首要的是让她接受教育，所以她带着英彩去留学，对英彩只有精神和物质的付出，而英彩的新生活也全部仰赖这位启蒙者。这个理想型人物代表了李光洙对女性启蒙者的希冀。
在两位新旧思想交织的新女性身上，子君的生活从旧转向新又转回旧继而死亡，但英彩则从旧转向死重又转向了新。在她们接受新思想启蒙后，她们从内到外都焕发了生机，并表现出比男性更加坚定和勇敢的品质，但她们对启蒙者的依赖使得人生的走向势必受到启蒙者的深刻影响，启蒙者的性质决定着她们受到思想启蒙的深度，也决定着她们维护和践行新思想的物质条件。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启蒙初期的新女性虽然有着强烈的觉醒意识，但不得不受到来自启蒙者和来自自身能力以及来自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产生局限，形成差异。
4. 鲁迅和李光洙的女性启蒙观比较
4.1. 子君所反映的鲁迅女性启蒙观
鲁迅和李光洙通过子君和朴英彩等人物形象反映了中韩现代转型期女性对于解放思想的渴望和需求，以及旧思想给她们造成的思想局限。作家笔下的两位由旧走向新的女性形象具有同样坚韧的品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追求进步和自由的热情，但她们不同的人生结局也反映了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女性观。
鲁迅从五四运动开始就通过《明天》《祝福》等一系列作品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与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同，他重点关注女性没有争取到做人权力的生存现状，试图唤醒女性去争取权利，为此要改革社会制度，实现男女平等，以及女性的经济独立。他对当时的启蒙运动具有一种洞察，大部分产生较大影响的启蒙文本都出自男性之手，新女性的塑造从一开始也是由男性倡导和推动，而非出自于女性的自觉。因此在《伤逝》中，他将子君放置在涓生的故事里，让读者隔着涓生的视角去看子君，恰恰也是这样一种男性话语的反映。他对男性话语下的启蒙主义是带着批判和讽刺的。
在演讲文《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谈到娜拉出走这一社会问题，认为娜拉的出走后的命运“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5]。他在号召女性独立的同时，也提出了实现性别平等独立的方法，即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而这两点在子君的身上都不具备，于是她空受到浅显的新思想的启蒙而无法在新的道路上行进，这是关乎女性社会地位和思想开化的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新女性的“新”便无从谈起。借由子君这个形象，鲁迅揭示了女性要获得思想解放必须具备允许女性经济独立的社会条件、女性能够谋生的能力和手段、以及女性不依赖于男性的情感独立性，而男性启蒙者对女性的处境往往无法真正理解、同情和支持。
4.2. 朴英彩所反映的李光洙女性启蒙观
事实上《无情》中的英彩所代表的韩国传统女性在现实中也无法摆脱上述鲁迅所洞察的困境，与“回来”的子君类似，英彩在失去旧家庭的庇护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身为妓生的英彩因为期待着与李亨植履行婚约，所以尽管社会身份已经“堕落”，但仍在用贞节观维持着希望和尊严，直到贞洁被打破，她再也无法进入由李亨植构建的男性主导新家庭，从而陷入了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双双崩溃的绝境而去寻死。正如鲁迅所指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6]。但在《无情》中，李光洙为英彩安排了秉旭这样一个完美启蒙者，她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理解并同情英彩的遭遇和痛苦，同时不仅为英彩进行思想上的启蒙，还在物质上为她的成长和转变做出了保障。与鲁迅现实主义视角下对子君悲剧命运的呈现不同，李光洙从一种理想主义的角度为女性开拓了一条乐观的道路。他在秉旭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他对女性启蒙者的最佳想象，秉旭对于英彩来说是一个教育者和引路人，而她自己本身的先进思想也来自于家庭的新式教育，李光洙把新女性启蒙的重心放在了新教育上，所以她给英彩所进行的最后的改造也是通过秉旭带她去留学来完成的。
鲁迅和李光洙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思想上不同程度的影响，鲁迅虽然也重视启蒙教育，但是他更加看到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通过接受留学教育获得思想解放的人少之又少，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一直困守在传统礼教中，从身体到思想被禁锢，只有赋予她们走上社会的经济权利才能真正实现从旧女性到新女性的转变，他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启蒙的本质。相对鲁迅入木三分的社会批判，李光洙的女性启蒙方法则显得偏于乐观和理想主义。在新旧思想交接的现代转型期，更多的女性无法拥有秉旭那样接受新教育的条件，也无法像英彩那样遇到完美启蒙者，只会像子君那样觉醒后又没有更好的出路。
5. 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和讨论了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李光洙《无情》中的朴英彩，她们作为新旧思想交替中成长的新女性，既无法彻底摆脱传统思想影响，也欣然接受新思想带来的变化，有着求进步的女性共有的品质，也有着在转型期社会条件下相似的人生困境。但鲁迅和李光洙基于不同的女性观，为两个角色安排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
从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鲁迅的作品中具备新思想的女性最终也会屈服于社会现实，重新回到痛苦的生活中。鲁迅认为，培养女性的独立意识非常重要。他认为这是解决女性问题的核心，在小说中强调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独立的经济权。鲁迅的女性观相对宏观、现实，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思想深度。
相反，李光洙倾向于关注具有新式知识的女性，把女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思考女性问题。在自己的小说中反复提示和强调了教育对女性产生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教育的重要性，表达方式更直接。在当时韩国尚未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脱离出来的现状下，将启蒙教育优先于独立思想，体现了李光洙的写作思想受到局限的一面。
通过对鲁迅和李光洙作品中启蒙初期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管窥中韩两国近代文学史发展中的时代背景影响和作家本人的思想差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今后更进一步的研究可在新旧两种女性形象的层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