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简·里斯(Jean Rhys, 1890~1979)是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藻海无边》被视为夏洛特·勃朗特《简爱》的先声之作，并在后殖民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内占据经典地位。小说重构了《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第一任妻子安托瓦内特·科斯韦的早期生活，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她在牙买加的动荡童年、罗切斯特虚假的婚姻，以及她最终被囚禁在英国阁楼的悲剧命运。作为一个敏感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克里奥尔女人，安托瓦内特注定要被牙买加社区、英国殖民者的世界和她的父权丈夫边缘化。

自《藻海无边》出版以来，它因其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及互文性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安托瓦内特的边缘化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种族、性别和殖民背景的交织下。Pollanen指出，这种边缘化正是多重压迫共同作用的结果[1]，而Kadhim则进一步认为，里斯通过塑造安托瓦内特的白人克里奥尔身份，突显了她的流亡感和边缘感[2]。张峰的研究从后殖民视角出发，认为《藻海无边》不仅挑战了殖民话语，还提出了超越本质主义的身份建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安托瓦内特身份的复杂性[3]。与此同时，陈李萍通过后现代解读比较了男女主人公，揭示了两者间的殖民权力和知识话语[4]。这些研究共同指出，安托瓦内特对自由的渴望及其身份认同的转变是理解该作品的重要视角。Senel分析了她对自由的追求[5]，而Azmat则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双重殖民对安托瓦内特及其母亲身份认同的影响[6]。此外，Rashid [7]和朱峰[8]通过互文性分析，比较了《藻海无边》与《简·爱》，深入探讨了两部小说中主人公身份形成的异同。

虽然《藻海无边》已成为后殖民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文本，但书中所体现的伦理思想与价值，特别是安托瓦内特在其伦理意识中做出的一系列伦理选择，同样值得进一步关注。聂珍钊指出，理解文学必须将文学回归其伦理情境和伦理背景，这是理解文学的前提。伦理文学批评通过伦理和道德视角分析文学作品，探索作品与作家、读者及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对现有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解读[9]。为更好地揭示《藻海无边》中的伦理思想与道德价值，本文将基于伦理文学批评理论对这部作品进行深入分析。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剖析安托瓦内特复杂的伦理处境及其多重身份，还将揭示她在命运悲剧中的关键伦理选择，进而为理解文本中的深层伦理困境提供新的洞见。

2. 安托瓦内特的复杂伦理处境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而人类的社会属性不可分割。伦理文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作品中伦理情境的分析。聂珍钊将伦理情境定义为文学创作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伦理文学批评要求回归历史现场，即在特定伦理背景下对文学进行批评[9]。在分析《藻海无边》时，回归其伦理背景并重建安托瓦内特所处的复杂伦理情境至关重要。

安托瓦内特和她的母亲安妮特从未被社会接纳。张峰指出，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危机源于当时殖民话语中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维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秩序[3]。安妮特来自马提尼克，而马提尼克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而牙买加由英国统治。法国与英国在多个方面存在分歧，进一步影响了安托瓦内特母亲的社会接受度。加之，经济困境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使白人克里奥尔人更加悲惨，暴力事件频发，房屋被焚烧。这正是安托瓦内特一生中所经历的，也是她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环境。

在小说中，殖民者积累财富的方式之一就是与殖民地的富有女子结婚。在这种父权社会中，婚姻常常建立在财产转移和利益交换的基础上。Bailey指出，在殖民婚姻中，丈夫往往掌控妻子的财产与土地管理权[10]，这种权力结构直接影响了安托瓦内特及其母亲的安全感，婚姻成为她们生活中动荡的主要来源。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受到母亲不幸婚姻和精神不稳定的负面影响，从小她就渴望家庭的关爱，但未能如愿。父亲去世后，母亲再嫁给梅森以寻求保护。梅森带来了自己的英国生活方式、食物和仆人，甚至强迫安托瓦内特成为“英国女孩”。梅森计划为安托瓦内特的未来安排婚姻，而在那次谈话后，安托瓦内特梦见自己在森林中跌倒，无法站起：“我绊倒在裙子上，无法起身”[11]，象征着父权观念对她的束缚，她被迫成为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

安托瓦内特的婚姻更是将她从一个父权牢笼引向另一个。在婚前，她受继父和继兄的控制，婚后则受到丈夫的压迫。她的三千英镑嫁妆无条件交给了罗切斯特。在面对痛苦婚姻时，她既没有财产，也无法摆脱社会丑闻的压力。她发现丈夫并不爱她，反而厌恶她，克里斯托芬劝她离开这个男人和破碎的家庭。然而，安托瓦内特依旧希望挽回丈夫，既因为她对爱情的破碎幻想，也因丈夫、继兄以及这个父权社会对她的无形压迫和违反伦理的惩罚。

3. 安托瓦内特的多重伦理身份

人类在不同的伦理情境中建立了多样的伦理身份。伦理文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作品中人物伦理身份的深入剖析，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都与伦理身份相关”[9]。因此，这些不同的伦理身份使他们能够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然而，身份的丧失或混乱会导致人们的困惑、痛苦、归属感缺失，进而带来悲剧性的命运。在《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困境源于她的混血背景以及她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

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困境源于其混血背景。作为克里奥尔人，安托瓦内特既不被白人群体接受，也被黑人社区排斥，因此她的伦理身份充满不确定性。安托瓦内特从小唯一的玩伴是黑人女孩蒂娅，但蒂娅最终背叛了她，一起游玩时蒂娅拿走了安托瓦内特的钱和衣服，甚至还用尖石头砸她。在蒂娅的眼中，安托瓦内特不过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地位下降的“异类”。安托瓦内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白人和牙买加人之间的尴尬位置，她强烈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融入的地方。然而，她陷入了无情的矛盾中：拥有特权却没有权力；遭受压迫却孤独无依。

安托瓦内特曾试图通过婚姻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然而，正是这种父权制的婚姻将她从一个顺从的女孩转变为一个屈服的妻子。“安托瓦内特”这个名字带有克里奥尔语的发音，而“伯莎”则是纯粹的英语名字。在《简·爱》中，伯莎·罗切斯特是爱德华·罗切斯特的第一任妻子，被描绘为被囚禁在英国阁楼中的牙买加疯女人。而在《藻海无边》中，克里奥尔女孩安托瓦内特·罗切斯特则是一个渴望丈夫爱与保护的新婚妻子。然而，从“安托瓦内特”到“伯莎”的转变完全由罗切斯特决定。他作为一名白人殖民者，通过抹去安托瓦内特的原始身份，将她改造成一个典型的、顺从的英国女性，使她受到压迫。罗切斯特称安托瓦内特为“伯莎”，原因在于“安托瓦内特”是她母亲的名字，代表着他无法掌控的过去，而“伯莎”则是一个更熟悉的英语名字。通过剥夺她的真实名字，安托瓦内特失去了她身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不喜欢这个新名字，她曾大喊：“我的名字不是伯莎，为什么你要叫我伯莎”[11]，并且表示：“伯莎不是我的名字。你试图通过叫我另一个名字把我变成另一个人”[11]。这一语言的细节不仅揭示了她对身份丧失的恐惧，也反映了她逐渐被压迫至崩溃的心理状态。尽管她感到愤怒和困惑，安托瓦内特却无法违背丈夫的意愿。

在不同的情境下，安托瓦内特拥有多重伦理身份。她既是奴隶主的女儿、白人欧洲人眼中的“白黑鬼”、黑人嘴中的可怜“白蟑螂”，也是过去的“安托瓦内特”和未来的“伯莎”。然而，她无法在这些身份之间找到平衡，这种不安全感和身份迷失随她漂泊的生活不断加剧。身份的丧失与不安全感使她在命运的逼迫下做出了痛苦的伦理选择，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结局。

4. 安托瓦内特的矛盾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指的是理性与本能、伦理意识与人类自然冲动之间的权衡与抉择。根据聂珍钊的说法，伦理选择不仅是道德决策，还体现了不同道德选项的取舍，每个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与道德价值[12]。安托瓦内特的选择深受殖民社会和父权制度的影响，表现出她在复杂伦理环境中的无奈与被动。她选择顺从罗切斯特和维持婚姻，表面上是追求爱情，实则受社会阶级和性别规训的操控。她的伦理选择并非完全自主，而是在这些外部力量的深刻影响下，最终巩固了她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1) 顺从

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那个父权制社会中，家庭对安托瓦内特自我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家庭结构给安托瓦内特带来了孤立的童年。某种程度上，父权家庭是她悲剧意识的根源，而她选择屈从于父权秩序则引发了悲剧。

库利布里庄园火灾后，安托瓦内特被继父送到修道院，并被鼓励学习正统的欧洲礼仪和穿着端庄。在失去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年幼的安托瓦内特不得不顺从社会对她角色的期待。

继父去世后，她的婚姻自然而然地由继兄理查德安排。与其说这是婚礼，不如说是一场交易。事实上，安托瓦内特曾试图拒绝这场婚姻，但作为一个天真渴望爱的女孩，她无法抗拒一位英俊绅士突然的关怀和承诺。事实上，罗切斯特的情感充满表面性，其婚姻动机更多地与经济利益相关。当他听到安托瓦内特拒绝婚姻时，罗切斯特的回应是：“我不愿回到英国，成为被这个克里奥尔女孩抛弃的追求者。我必须知道为什么”[11]。罗切斯特的回应反映出他对个人声誉和家庭名声的重视，远胜于对安托瓦内特感情的关切。为了赢回安托瓦内特，罗切斯特像个无赖一样接近她，抚慰她，并承诺爱、保护和安宁。最终，安托瓦内特再次点头，顺从了为她安排的婚姻。

婚后，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回到了格兰布瓦度蜜月。然而，安托瓦内特的奶妈克里斯托芬似乎已经看透了罗切斯特结婚的真实意图，罗切斯特也不喜欢克里斯托芬多管闲事。对安托瓦内特而言，一边是从小照顾她的“代理母亲”克里斯托芬，另一边是新婚的丈夫，最终，她再一次选择了曾承诺给她新生活中的爱、关怀和保护的丈夫。

2) 叛逆

对爱情的执着追求驱动着安托瓦内特不断应对其动荡的生活。尽管她在社会和家庭中遭受了多重压迫与打击，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她不顾一切地追求对她重要的东西，无论代价如何。因此，她试图通过违背伦理规范来争取爱情、性与信任。然而，她的每一次选择都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困境。

当安托瓦内特意识到罗切斯特并不爱她，反而憎恨她时，她向克里斯托芬求助。克里斯托芬劝她离开罗切斯特，远走高飞，但这并非安托瓦内特所希望的。她深信克里斯托芬能够帮她重新获得丈夫的爱。最终，她从克里斯托芬那里得到了药粉，并将其加入了罗切斯特的酒中。在罗切斯特喝下安托瓦内特给他的所谓“爱情药水”后，他们发生了关系，但第二天早晨，罗切斯特冷漠地离开了她，留下的只有“瘀痕和撕裂的睡衣”[11]。这一场景不仅反映了安托瓦内特的失败，也揭示了她与罗切斯特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这是安托瓦内特对社会和婚姻的反抗。她不想再被拒绝，所以这次她选择为自己的幸福和得不到的爱而战斗。然而，这个不明智的选择反而将罗切斯特推得更远，最终导致罗切斯特与仆人阿梅丽发生了关系。

安托瓦内特的选择不仅限于个人的情感反应，她的顺从和叛逆实际上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性别规训下的无奈之举。她在面对罗切斯特的冷漠时，企图通过爱情药粉夺回对婚姻的控制，但这一伦理选择反而加剧了她的身份迷失，并将她推向了更加深刻的伦理困境。

3) 忍耐

在维多利亚时代，性并不是家庭中的公开话题。女性的美德被视为自制、端庄和顺从。传统上，男性被认为优于女性，他们的调情甚至与其他女性的随意性行为在社会上是可以容忍的。在《藻海无边》中，简·里斯谴责了男性在性方面奴役女性的现象。

当罗切斯特从毒药中恢复一些力气并回到他的更衣室时，罗切斯特更愿意与家里的女仆发生关系，而不是安托瓦内特，可能是为了报复她，他对安托瓦内特毫无爱意。但这次，面对罗切斯特的背叛，安托瓦内特选择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她没有力量或余地去反抗丈夫的出轨，唯有忍耐。“我看见她眼中的仇恨消失了。我逼它消失。随着仇恨的消失，她的美也随之消失。她只是一个幽灵。在灰白的日光下的幽灵。只剩下无望”[11]。罗切斯特在他们启程前往英国前，将安托瓦内特形容为一个充满仇恨的绝望幽灵。没有钱，也无法摆脱父权的束缚，安托瓦内特别无选择，只能沉默中带着怨恨。这正是安托瓦内特的隐忍与社会对女性残酷对待共同导致的结果。

4) 救赎

安托瓦内特再次陷入身份的迷失，失去了伦理身份、家庭与归属感。由于她的疯狂，她被锁在英国的黑暗阁楼里，成为《简·爱》中那个疯癫的妻子。她不再是安托瓦内特或伯莎，而是一个没有身份认同的疯女人。

梦境在小说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第一个梦出现在森林里，有一个憎恨安托瓦内特的人尾随她，梦中充满了焦虑、恐惧和不安全感。继父梅森探访修道院后，她第二次梦见自己徘徊在森林中，绊倒在裙子上，这象征着父权压迫。在小说结尾的最后一个梦中，安托瓦内特回到了她出生和成长的牙买加，见到了科拉姑妈、蒂娅、克里斯托芬和其他熟悉的人，这些鼓励她重新找到真正的自由和勇气，重拾自己的身份。在最后的梦中，安托瓦内特放火烧了房子，这一行为不仅象征着安托瓦内特对殖民和父权压迫的反抗，同时也标志着她在伦理与精神层面上的彻底觉醒。里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然而可以看出，安托瓦内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并决定按照梦境的指引去做。因此，她完成了顿悟与自我救赎。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托瓦内特就像一只飞蛾，而爱、和平与自由就是火焰。飞蛾总是围绕着火焰飞翔。即使火焰熊熊燃烧，飞蛾也会无畏地飞向它；即使是广阔的藻海，安托瓦内特无畏地选择跳入象征自由的藻海，标志着她最终的觉醒与救赎。

5. 结论

总之，安托瓦内特复杂的伦理情境使她拥有了漂泊不定的伦理身份。在那个社会中，安托瓦内特因多重身份被迫做出伦理选择，最终导致了她悲惨的命运。从伦理文学批评的角度欣赏琼·里斯的《藻海无边》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这部小说，并丰富伦理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此外，这也为从伦理角度理解社会和生活提供了道德实例，并为人类的自我提升提供了道德指导和经验。人类常常在混乱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然而，经历艰难困苦后，他们终将找到自己，净化灵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