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有的叙事理论体系在应对现代文学和艺术中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叙事形式时，显得捉襟见肘。这种局限性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和实验性文本的分析中，这些文本常常游离于传统叙事框架之外。传统叙事理论，如模仿论与结构主义，倾向于将叙事视为现实人类经验的模仿，而这一预设忽视了非自然叙事现象——诸如超自然现象、奇幻构想、时间逆流等——的广泛存在与核心意义，这些现象直接挑战了传统叙事理论的界限。
布莱恩·理查森在其开创性著作《非自然叙事》中，对传统叙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明确指出了补充与拓展现有叙事框架的紧迫性。他认为，非自然叙事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艺术的表达手法，更为叙事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通过细致剖析非自然叙事的多个关键概念及其实践运用，理查森强调了将非自然叙事纳入叙事学研究主流的重要性，这不仅加深了对复杂叙事现象的理解，也为叙事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论文旨在聚焦于现有叙事理论体系的局限性，深入分析非自然文本的独特性质及其对传统叙事理论的挑战，进而论证理查森所倡导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作为补充与完善的必要性。通过对比非自然叙事与传统叙事理论的差异，本文力图揭示非自然叙事在拓宽叙事形式边界、推动叙事学研究深入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
2. 现有叙事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叙事基本存在两种不同类别：非虚构叙事、模仿虚构叙事。它主要基于以下三项基本假设。第一，模仿性。叙事应模仿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经验，这是传统叙事理论的核心原则。阿里斯托芬的模仿论强调叙事艺术通过再现现实，使观众能够从中获得情感共鸣和认知启示。第二，线性叙事结构。传统理论通常假设叙事应该遵循时间顺序，从事件的起因到结果。这种线性结构有助于建立清晰的因果关系，方便观众理解故事的进展。第三，传统角色类型。传统叙事通常采用典型的角色类型，如英雄、反派、导师等，这些角色通常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尽管这些基本假设为叙事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在面对非传统文本时显得不足，尤其是对于非自然叙事的分析。在非自然叙事中，叙事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显著超出了传统叙事理论的分析范围。首先，后现代叙事中常见的非自然元素(如超自然事件、科幻设定等)不符合现实逻辑，因此传统的模仿性原则难以有效解释这些现象。例如，科幻小说中的“平行宇宙”设定挑战了现实中的物理法则，传统叙事理论难以涵盖这类现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中，描绘了一个无限大且包含所有可能书籍的图书馆，这种构想完全脱离了现实。其次，后现代小说中常见的非线性叙事，如倒叙、插叙和多重视角，打破了传统线性结构的限制。这种结构上的创新在《罗拉快跑》这样的电影中尤为突出，其中多个结局并行展开，模糊了因果关系的清晰性。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记忆碎片》通过倒叙和正叙交替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的记忆丧失过程，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间顺序。传统叙事理论在解释这些时力不能及。再者，非传统文本中的角色往往打破了传统的角色分类，具有多重身份或不确定的动机。叙述者五花八门，已经远远超过人类的定义，如牛头怪、钞票、和精子，叙述立场也出现了第二人称。例如，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复制人”角色挑战了人类身份的定义，使得传统的角色分析方法显得无力。此外，后现代文学中常见的“元叙事”元素，即叙事者直接打破第四壁与读者交流，质疑了叙事的本质。像哈罗德·品特的戏剧《老地方》这样的作品，通过不确定的对话和情节设置，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时间和空间逻辑。它们无疑推翻了传统叙事理论的三条基本假设；传统叙事理论无法再适用于分析这些文本。在非自然叙事中，叙事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显著超出了传统叙事理论的分析范围。叙事实践逐渐复杂，原有的叙事理论逐渐对越来越难捉摸的叙述者、叙事空间等心余力绌。
在过去的75年中，每一类叙事学都忽视、摒除非自然叙事，试图构建起一种加以整合的普适叙事学，而这些叙事学几乎只包括非虚构叙事与模仿叙事。模仿理论原则上无法公正合理地处理反模仿的实践，它只能讲述故事的一半，而叙事学需要将两者包含在内。
3. 非自然叙事的形成
鉴于传统叙事理论的局限，以理查森(Richardson)、阿尔贝(Alber)、埃文森(Iversen)、尼尔森(Nielsen)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了非自然叙事理论，以补充现有的叙事学，使之更加科学、完整。非自然叙事学家被分为两派：本质派和非本质派。本质派，坚持认为“违反模仿常规是非自然叙事的首要特征”([1]: p. 19)，包括尼尔森、韦尔森、理查森；非本质派，如阿尔贝，则认为物理或逻辑上的不可能事件才是非自然的，着重对非自然叙事进行意义阐释，认为“无论文本的结构如何怪异，它总是有目的的交流行为的一部分”([2]: p. 82)。虽然非自然叙事理论刚显露于叙事理论当中，学者们对到底何为非自然也聚讼纷纭，但在诸多非自然叙事学学者的推进下，非自然叙事学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掘地而起，与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并驾齐驱，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学派之一[3]。
一系列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著作之一便是理查森的专著《非自然叙事》。该书是理查森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把叙事实践作为理论来源的研究”([4]: p. 158)，通过分析文本，不仅系统化地理清非自然叙事的研究目的、定义、应用等，更是追溯非自然叙事的历史，横跨类型、时期、流派、甚至媒介探寻非自然叙事的范型，可谓是非自然叙事领域、甚至当代西方叙事学研究领域内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此书一共分为七个章节。这七章是从阐述理论模型、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再到回顾非自然叙事历史，来论证将非自然叙事引入当前叙事理论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首先，它先是通过与其它类型叙事对比，横向解剖了非自然叙事。前两章是从宏观上描述了何为非自然叙事，包括非自然叙事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特点。第三章到第四章则从微观上说明同一故事的多样叙述、自传虚构类、作为人物的作者等多个非自然叙事类型如何进行具体文本分析。其次，它纵向解剖了非自然叙事自身。第五章到第七章关注非自然叙事的整个历史，包括从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作品，到现当代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以及美国少数族裔叙事、后殖民主义叙事和女性主义叙事等，呈现出非自然叙事在不同国家出现的广泛性和自发性。正如，李亚飞和尚必武([5]: p. 79)所言，理查森“在这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交叉与互补中，来修正、完善、拓展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建构”。理查森通过环环相扣的逻辑论述，来探讨将非自然叙事理论增加到现有的叙事理论中的可能性，暗含着他对构建一个更全面的叙事理论的期待。
4. 非自然叙事对现有理论的增补贡献
理查森在《非自然叙事》中提出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为补充现有叙事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如反模仿、非线性叙事，这些概念一一挑战和扩展了传统叙事学的边界，为非自然叙事如何补充了现有叙事理论提供了依据。理查森的不仅从理论上展示了非自然叙事增补进入传统叙事理论的好处，还为非自然叙事的批评实践做出了贡献，使许多借助传统叙事理论无法解释的文本得以新的解释。
首先，反模仿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束缚，开启了叙事的新篇章。传统的叙事理论通常基于模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叙事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遵循逻辑和因果关系。它还假定虚构的人物或多或少与人类相似，但在后现代小说中，人物失去了许多人类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所提出的传统二分结构的简单假设，特别是同故事与异故事(热奈特)之间的区别”([1]: p. 35)。传统叙事学定义下的叙事空间、“认知越轨”或“视角越界”、以及隐含读者等这些工具无法解释非自然叙事文本。非自然叙事于是反其道而行之，研究传统叙事所忽略的另一半。反模仿是非自然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理查森的定义中反模仿等同于非自然，它“淡化模仿特征，张扬它们超越常规的特征”([1]: p. 3)。“模仿错觉被彻底打破的那一点，正是非自然叙事出现的地方”([1]: p. 8)。
这种叙事形式打破了对现实的忠实再现，通过超现实、幻想或不可能的情境来探索人类经验和文化的边界。这一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叙事理论的核心假设，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的多样化叙事形式。例如，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一只巨大的昆虫，这种荒诞情节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但却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孤立和人性异化的问题。这种非现实的叙事方法通过挑战传统叙事规范，揭示了新的、更加复杂的人类体验，展示了反模仿叙事在揭示和探讨深层次主题方面的独特能力。这一概念帮助学者们认识到，叙事并非总是关于模仿现实世界，而是可以通过打破常规来探索和揭示隐藏在日常经验之外的深层次问题。理查森的理论为现有叙事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使其能够更加包容和全面地对待文学作品的多样性。
其次，非线性叙事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结构，重构了叙事逻辑。传统叙事理论依赖于线性、因果关系明确的叙事结构，这在面对非线性和碎片化的叙事时显得不足。理查森面对此局限提出了非自然叙事的另一关注点：非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不再是“单一的叙事或一组固定的图像”，“而是一种独特的虚构创作”([1]: p. 53)。作者可以通过打乱时间顺序，重构了叙事的逻辑框架。它允许故事的不同部分相互照应，创造出多层次的叙事效果。读者能够自由组合话语的顺序，不同的话语顺序都会产生不同的故事。读者还可以解构开头和结尾对于划分故事本身的界限，自己决定开始和结尾的位置，甚至于形成“多重结尾”。
正是这种挑战、扩展或反抗叙事概念方面的效果有着奇特的力量。非线性叙事作为非自然叙事的一种形式，为现有叙事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它挑战了传统叙事理论中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鼓励学者们探讨新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效果。例如，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如雷·布拉德伯里的《零时零分》等小说以及《低俗小说》等电影得到新的解读。《零时零分》提供了不同角色对相同事件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多种可能的结局；《低俗小说》中时间线的跳跃则使得观众必须积极参与故事的拼接，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节的深层次含义。非自然叙事通过引入非线性叙事的手法，拓宽了叙事结构的可能性，使叙事更加复杂和多层次。通过对非线性叙事的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创新叙事手法，以及这些手法如何影响观众的理解和体验。
从这些关键概念对传统叙事理论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出理查森提倡的这种更广阔的叙事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他并非想创造一种完全新颖的叙事理论，将原有的叙事理论颠覆，而是认为自然叙事学，及认知叙事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大都是基于模仿，或非模仿而建构的理论，它们边缘化了那些反模仿叙事实践，也对大量的反模仿叙事力所不及。因此，他提倡将非自然叙事引入现有叙事理论体系中，从而对现有叙事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增补，拓展叙事研究的范畴，进一步完善叙事的诗学建构。这些关键概念不仅帮助人们理解非自然叙事，还为打破传统叙事理论的局限提供了立足点。《非自然叙事》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部启示录。它启示我们，叙事并非一成不变的模仿游戏，而是可以超越常规、挑战传统的创造性实践。
总体而言，非自然叙事理论作为对现有叙事理论框架的重要补充，在促进对叙事形式更为广泛与深刻的理解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叙事理论在处理诸如非人类叙述者、第二人称视角、叙事消解以及多重结局等复杂叙事现象时显得捉襟见肘；而理查森在其著作《非自然叙事》中，针对这一亟待解决的核心挑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构建一个更为包容与全面的叙事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换言之，鉴于传统叙事理论存在的局限性，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兴起有效填补了现有叙事体系的空白，它不仅为理论探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实践分析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和概念框架，从而铺就了未来叙事理论深入探索与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