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 1949~2017)于2002年首次发表中篇小说《火车梦》(Train Dreams)，次年该小说获得欧·亨利奖。2011年FSG出版社推出由丹尼斯·约翰逊修改过的单行本，2012年小说入围普利策小说奖。《火车梦》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叙事，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了普通人罗伯特·格兰尼尔从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里琐碎却充满波折的生活故事。格兰尼尔自小失去父母，前半生颠沛辗转，到了三十一岁他开始混迹于伐木队，在美国西部以打零工为生，透支青春和体力终于打拼出一方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然而不到四年的短暂幸福却在一次大火中燃烧殆尽，妻女丧生，徒留一片焦土和茕茕孑立的自己。自此，格兰尼尔在这渐渐陌生的世界里踽踽独行，度过未尽的岁月。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通过格兰尼尔的视角看到在美国西部工业扩张过程中无数格兰尼尔们普通的、不完美的但充满真实感的生活故事，也见证了美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普通人生活观念和自我认知的影响。

20世纪末，空间理论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各学科的新兴思潮，时空观念在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下完成了“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 ([1]: p. 90)。“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这一术语是由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于2002年在题为“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一文中提出的，韦格纳用“空间批评”一词指称空间转向中聚焦空间的文学批评([2]: p. 88)。空间批评结合了文学地理学和多种后现代批评理论，致力于研究文本中空间本身的价值内涵及其隐喻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等深层问题，也更加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1]: p. 90)。作为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于1974年发表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这本书也被公认为空间转向的奠基性作品。列斐伏尔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就提出，空间的生产既是形式的，也是物质的；空间既是被使用、被消费的产品，又是一种生产方式([3]: p. 85)。他还主张探讨空间的社会属性，强调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工具”([3]: p. 129)。他进一步提出“空间三元辩证法”(tripartite model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分别对应感知空间、理念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社会空间概念。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理的(自然、宇宙)、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以及社会的([4]: p. 419)，其中社会空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将在空间批评视域下，主要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从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方面对《火车梦》进行深入解读，探究二十世纪美国西部工业扩张造成人们心灵的迷惘，揭示出时代风云变幻中现代主体的生存困境，从而引发读者对工业化时代社会弊病的思考。

2. 地理空间：易碎的港湾

地理空间是一种静态的实体空间，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地理景观和带有人文特征的建筑实体，它存在于空间实践中，是具体可感的([1]: p. 92)，常以地域、场景、建筑等形式出现在文本中。列斐伏尔认为地理空间不是一个被动无为的地理环境，也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5]: p. 8)。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一文中指出，地理空间是处于重构的最高层次的空间，文本中每一个对话的、叙事的，或是论述的单元，都有助于重构地理空间([6]: p. 316)。地理空间提供故事发生发展的地域场所，是文本发展的基点，是人物情感世界的外在展现，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7]: p. 14)。

丹尼斯·威尔逊在《火车梦》中运用碎片化的叙事手法向读者呈现主人公格兰尼尔主要轨迹空间。空间作为一种地理环境、一种人类生活的容器，其地理位置的变化和生活空间设置的变化，直观地反映了格兰尼尔的生活沉浮。他的人物动线主要集中于自然空间中：一方面，自然空间庇护着格兰尼尔。格兰尼尔早年间主要通过在罗宾逊峡谷中跟随伐木队打短工维持生计，用积蓄在摩耶河上方的断崖买了一英亩地，兴奋地和妻子一起规划这块地和未来；四十多岁时又干起搬运的活计，在繁茂的森林中，在林间的羊肠小道上，他始终能为自己和家庭挣得足够多的钱，他深知汗水能换得切实的回报。因此，自然空间成了格兰尼尔的避风港，在这里他努力做工就有回报，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身体上的疲惫换来的是精神上的轻松欢愉，那些瘟疫、战争似乎都被隔绝在森林之外。

另一方面，自然空间提供的港湾是易碎的，即使身在其中，格兰尼尔也不得不面对无所不在的苦难。貌似遥远的战争是格兰尼尔始终有工可做的重要原因，“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使得云杉木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停战协议十八个月前就已签订，但队长认为停战协议只是战争重新开始前的间歇而已，而最终一方会把另一方杀得片甲不留”([8]: p. 13)。因此，“有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人开始组建伐木队”([8]: p. 27)。此外，古老的瘟疫影响着队长的判断，致使工期提前结束。不仅如此，摩耶河流域的一场大火使格兰尼尔不到四年的温馨生活化为焦土。“山谷不会缓慢地恢复到大火降临前的原貌了，事到如今，他已不再纠结于这一点。尽管破坏的痕迹逐渐消退，这里的面貌也与过去完全不同”([8]: p. 75)。自然之港崩溃，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的格兰尼尔只能努力探寻生活的意义。但正如逐渐复苏却无法恢复原貌的山谷，美国西部工业扩张给人们生活和心灵造成的裂纹也无法真正弥合。

生活就像一列永不停歇的火车，跟不上世界变化的格兰尼尔渐渐被甩到末尾，甩出车外。地理空间的变化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变迁，肃穆平静的自然抚慰着生存困境中格兰尼尔们迷惘的灵魂，使主体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平衡，也借这种隐喻反映主体的心理空间。

3. 心理空间：孤独的自我

心理空间是一种表征的空间，承载着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情感欲望，调节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并把这三个层面凝聚成一个连贯的整体([1]: p. 92)，在精神维度上展现主体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活动，及其如何在生存困境下找寻生活的意义，逐渐建构起独立的心理空间。

《火车梦》中多处采用闪回、插叙、倒叙等叙事手法来描写格兰尼尔的人生经历：幼年失去双亲，独自搭上火车投奔姑姑一家，而姑姑姑父也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去世；他辍了学，在街上游荡，很早就开始工作，用辛苦打工的血汗钱买下了一英亩土地，组建了幸福温馨的小家庭，然而一场大火吞噬了一切……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格兰尼尔的心灵破碎，找不到生活的支点，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此外，小说采用了并置叙事：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格兰尼尔微不足道的一生中也见证了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戏码：老锯木匠阿恩·皮普尔斯被掉落的残枝砸中后脑勺而死，一名男人被自己的狗开枪射伤，库特内印第安人鲍勃生平第一次喝醉就倒在铁轨枕木上不幸遇难，小伙汉克搬玉米面时突发心脏病……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言，对个人故事和个人经历的讲述最终只能涉及到对集体本身的整个艰苦的讲述([9]: p. 292)，小说中并置叙事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故事和情节之间也没有特定的因果关联，但始终围绕着生活的荒诞和无常展开。小说借隐喻、闪回等叙事方式呈现出格兰尼尔心理空间的建构过程，打破了时间顺序和空间的整体性，在不同时空片段的并置中勾画出格兰尼尔独立心理空间的建构历程，同时向读者展现工业扩张和商品经济对美国西部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

小说第六章提到一个细节：格兰尼尔在旧宅下方建造河畔披屋之后，晚上常常辗转反侧，“他害怕自己的梦”([8]: p. 57)。一开始他梦见去世的妻女，然后就只梦见妻子，而经过两个月的孤寂与沉默之后，他就“只梦见篝火和他入睡前拨火的场景”([8]: p. 57)，又过了三年，格兰尼尔“晚上睡得很踏实，经常梦见火车，而且往往是同一列：他就坐在那列火车上，闻得到煤烟味，整个世界都在眼前掠过。直到火车的轰鸣声逐渐消逝，他还兀自驻足，停留在那个世界里”([8]: p. 57)。河畔披屋已超越物理空间的范畴，同时作为心理空间存在，在披屋的所见所思隐喻着格兰尼尔坎坷的经历，是他心理空间的折射。“他的人生故事起源于一次他已记不清的火车之旅，终结于一节‘猫王’在里面、而他在外面的火车车厢”([8]: p. 17)。“火车梦”这一隐喻则将心理空间与实体空间联系起来，将格兰尼尔的对个人与时代的思考放置在火车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实体空间中。人类似乎把周围的世界当作一种给定的东西来体验，并在回应他人的过程中保持自我意识([10]: p. 74)。在孤身一人与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交手的过程中，格兰尼尔学会平静地接受生活；在等候、坚守、不放弃自我、不屈服于甚至欣赏生活这个对手的过程中，格兰尼尔建构起生存的信念和勇气，精神得到升华。

4. 社会空间：一去不返的火车梦

社会空间由社会生产，同时也产生社会。空间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11]: p. 103)。社会空间是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空间([1]: p. 92)。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重叠渗透，人们面对的是多样性的、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5]: p. 8)。

福柯把既具排外性又具开放性的空间称为“异托邦”(heterotopia)，它与乌托邦相对，已存在的空间关系总能够被改变，“不论这种关系如何为我们所熟悉”([12]: p. 14)，社会变迁和个体生存状态就记录在其中。在《火车梦》中，作家详细描写了主人公格兰尼尔的主要活动空间：做工的地点、位于摩耶河谷的家、曾生活过的姑姑的家、邦纳斯费里小镇等等。格兰尼尔的“空间实践”偏离了社会空间成规，他试图逆写商品化时代人们从小镇流动到城市的模式：“格兰尼尔夏天住在华盛顿州，春天和秋天待在他的小木屋里，冬天则在邦纳斯费里的工作地点住宿——当他已经摸索出自己的季节性生活规律时，便知道这样的生活难以持久。”([8]: p. 43)尽管身体健康状况堪忧，但他坚持一年两季返回自己的摩耶河谷的披屋中居住；他也习惯了夜晚与郊狼一起嗥叫，发泄心中的痛苦；河谷周围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但事实上，格兰尼尔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异托邦之中，许多空间表征拒绝将格兰尼尔们纳入逐渐工业化的美国西部的社会空间。小说最后一章格兰尼尔搭上一列前往邦纳斯费里的火车，准备去镇上的露天集市看看。他突然萌发的性欲望令自己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而“他发现主街上的雷克斯剧院也像是疯了”([8]: p. 83)，公然广告一部含有真实分娩、堕胎、输血、剖腹产的影片。在公共场合想要压抑性冲动本能的抵抗与资本主义世界中露骨的、赚取眼球的商品营销产生激烈碰撞。当第二天格兰尼尔在去往小镇剧院的路上逡巡犹豫时，他干脆跑到森林里，“茂密的森林曾经填满了他的生活，高大的树木几乎遮挡住他的全部视线，他从未见识过这世界有多么辽阔，而眼下，一切都无比清晰，有足够多的山，让每个人都分得一座。诅咒总算离他而去，蔓延的情欲逐渐消退，坠入某个遥远的山谷之中”([8]: p. 87)。两个礼拜之后，格兰尼尔又一次进城给自己买了一条雪橇犬，这次他观看了雷克斯剧院“神奇骏马西奥多”的演出，还有一个狼孩也参加了表演。“他戴着毛皮面具，穿了一件酷似毛皮的套装。电子灯发出银色和蓝色的光，在灯光照耀下，狼孩在舞台上嬉戏打闹，他古怪的样子让看客们都拿不准到底该不该笑”([8]: p. 89)。面对这个公开展出的人造怪物，人们都沉默了。以格兰尼尔为代表的美国西部荒野工人发现，他们曾习以为常的生活正飞快地离他们而去，曾被视为异端的狼娃却成为剧场里明码标价商品供人嬉笑；这一群和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不会理解，一匹汗血宝马竟会沦落到在马戏团做才艺表演，但没有人关心马的命运，就像没有人关心曾经风华正茂的他们是如何变得与周遭格格不入而日渐走向衰弱的。他们察觉到了异样，但还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8]: p. 90)。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本身可能是原始给定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阐释、改造和经验的产物([13]: p. 79)。格兰尼尔试图以家园这个小空间为核心，来保持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和周围一切事物的关系。“它是所有人造声最原初的完美理想——雾角声，船角声，火车头寂寞的汽笛声，歌剧咏叹声，长笛乐声，风笛缠绵不绝的悲吟声。突然，剧场一片漆黑。那个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8]: p. 90)。正如小说的标题《火车梦》，作者用火车梦隐喻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透过自己的经历只能管窥到局部的时空，实际上时代无所不在地产生和改变着世界的因果。人生正如一场火车梦，奔驰而过的呼啸声中不仅有人生喧阗，更有追之不及的变化，正如渐渐被高速公路所取代的火车如今也只余寂寞的汽笛声。

5. 结语

丹尼斯·约翰逊的中篇小说《火车梦》中大量运用碎片化叙事、倒叙、闪回等叙事手法，超越传统线性叙事，其中空间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主旨深化起到重要作用，小说中一系列现实空间和空间隐喻突破了时空限制，揭示出时代风云变幻中现代主体的生存困境。本文主要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关注主人公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意在发掘小说中空间本身的价值与内涵，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小说中的空间深层内涵，进而深入理解社会变迁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