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萧红是一名广受人们热议的现当代女作家，这不仅是因为她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与感情生活，还有她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独特视角与思想。萧红表示小说的创作并不是具有某种定式的，而是“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所以在她的作品当中总是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来描述她所见所感的世界。在她的笔下，《呼兰河传》中的景、物、人、情都呈现出一种脉脉的悲情，同时也不失其中寂寥与沉重。在描述她记忆中的呼兰河时，萧红用词具有当地的乡土特色，兼用别致的修辞艺术手法展现童真的视角，整体语言跨越了小说的界限而具有散文化的风格。

2. 《呼兰河传》别具一格的用词艺术

《呼兰河传》属于萧红后期的作品，在回忆儿时家乡风土人情的时候她侧重于描写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呼兰河人民的生活方方面面与精神面貌，展现一个特定时代大背景下的人们精神百态。虽然萧红刻意模糊了这个时代大背景的特征，但是从人们的生活言谈举止清晰可见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附加在人们身上的种种烙印。在对这些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人间百态进行描写的时候，萧红的用词就具有当时当地的特殊印记。

《呼兰河传》在展示呼兰小镇的自然景观、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时，萧红采用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词汇以及乡土色彩的用词方式。首先，在事物名称用词方面极具特色。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中萧红细致地描写了呼兰河小城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在呼兰小城的东二大街上有一个大泥坑，“大水泡子”就是呼兰河小城里人对这个大水坑的称呼([2]: p. 133)。以及“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刚过一年就生了一对双生”([2]: p. 165)这里的“双生”即双胞胎的意思。或是跳大神的人大家都毕恭毕敬地称之为“大仙家”、叫外国人为“毛子人”、把驱赶马身上苍蝇蚊虫的鞭子叫做“蝇甩子”、把玉米叫做“苞米”等等，这些都是极具地域色彩的用词，展示了当地的一种民俗色彩，使得整个小说的语言带有鲜明的个人的韵味。

其次，《呼兰河传》在用词方面还具有一种超常性、偏离于常规表达的特点，以儿童视角的口吻来描述孩子眼中的世界，这种用词的超然性虽违背语法规则但又是合理的，带有孩童的天真，是“偏离常规的个人化表达”[3]。如孩子直言问祖母他们吃的是不是瘟猪肉而被祖母“腔腔地”打([2]: p. 138)。“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2]: p. 162)。“绅士是高雅的，哪能够不清不白的，哪能够不分长幼地去存心朋友的女儿，像那般下等人似的”([2]: p. 171)。这里用“腔腔地”来修饰动词“打”，不仅写出了这个动作的动态样子，还写出了声音，仿佛我们也看到了祖母对于孩子不懂事儿地说出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小“秘密”而愠怒的样子，但到底是自己的孙子，祖母也只能装腔作势地打得很重其实只是声音大而已。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按照语法规则分析并不符合施事与受事的规则，但也正是这种规则的破格体现了儿童视角语言的灵动与活泼。“存心”也是如此，本用作形容词或是副词，在此处便用为了动词，意为打坏主意、存有坏心思。

在用词方面萧红的着笔还不止于此，还包括将固定词组搭配拆分使用以及语素的异化搭配等等，这些都使得萧红在其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带有超常的艺术之美。

3. 《呼兰河传》的修辞运用艺术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语言运用艺术还包括了修辞手法修辞格的运用。修辞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的修辞格运用最具特色的有比喻和反讽两种，这两种修辞的运用融汇了词汇运用之美，在词句之间更能凸显“我”的感情。

比喻，即利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来用甲事物描写乙事物，也被称为“譬喻”或者是“打比方”。骆小所先生根据本体、比喻词的出现与否将比喻辞格分成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类型，以及又根据喻体的虚实将比喻辞格分为了直接性的比喻和间接性的比喻两种[4]。前面的三种类型可以说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分类方法，但同时更加细致地分类还可以分为“倒喻、反喻、强喻、迂喻、曲喻博喻和连锁喻”等[5]。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在比喻辞格方面运用较多的为明喻，同时兼有其他类型。

明喻，即比喻辞格中的本体、喻体和比喻词都出现的一种比喻类型。本体与喻体之间用比喻词连接，比喻词多用“像、仿佛、似的……”等。如：“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2]: p. 209)“不知道这乌鸦从什么地方来，飞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一大群遮天蔽瓦的，吵着叫着，好像一大片黑云似的从远处来了，来到头上，不一会又过去了”([2]: p. 304)。前一例将“歌声”比作是“红花”一样，粉房里的人们都在尽力地活着，生活给予他们的苦在某一瞬间似乎被他们的歌声和欢乐所消解，但是更多的还是苦而不自知，这种瞬间的欢乐声与整个荒凉而寂寥的大背景的鲜明对比才是最让人无奈的。后一例当中将“乌鸦”比喻成“乌云”，这两者之间有颜色的相似还有情感色彩义的相似，人们赋予“乌鸦”以不祥的征兆义，而乌云同样象征了风雨、矛盾冲突的来临。乌鸦在文中就像是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头顶，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果然，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生完孩子就死了，在送殡的时候乌鸦也出现了仿佛也是为了送这个女人一般。除此之外，乌鸦也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整个呼兰河小镇人们的头顶，是落后的思想，亦是不能改变的陈朽。

反讽在《呼兰河传》中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如章节的设定、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上等[6]。在章节的设定上，小说第一章的呼兰河小镇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描写，突出了当地的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艰苦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苦苦挣扎。但是第二章却一改这种苦痛的描绘，开始介绍这里的民俗风俗活动，在这些活动场景的描写上突出了一个盛大与热闹。这种热闹就与前面一章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实生活中的呼兰河人们生活麻木且痛苦，但是对于这种现状并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将种种寄托于“鬼神之事”，以此麻木自身麻木众人。在小说语言方面的反讽也是最为明显的。比如在写呼兰河小镇的风俗民俗活动时，跳大神的“大神”是会治病的，在她的旁边还有一个二神。大神问什么，二神就回答，若是遇着坏的二神，大神是会闹的，说一通吓煞病人的话。在这个时候，“吓得那请神的人家赶快烧香点酒，烧香点酒之后，若再不行，就得赶快送上红布来，把红布挂在牌位上；若再不行，就得杀鸡，若闹到了杀鸡这个阶段，就多半不能再闹了。因为再闹就没有什么想头了”([2]: p. 159)。萧红在语言方面的反讽直白且诚恳，跳大神跳的什么，不过只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安慰。跳大神的“大神”也明白，自己的可以“闹”到哪一步，若是“闹”过了那就是不懂事儿了，适可而止就行。至于请神的人家里的病人究竟好了没有，这也不是人们关心的，大神都请了，这已经是最后的办法，好得了便好，好不了也是造化，谁让“大神”都请了呢？在这种直白的反讽语言当中倾诉的是萧红对于人们的深深无力感，痛他们的悲惨遭遇，哀他们的灵魂麻木和腐朽。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修辞艺术运用并不是技术手法的堆叠，而是将自己的抒情寓于其中，在语言的艺术化处理当中来表现她的感情，这种艺术化处理也更使得情感的表达相映成趣。

4. 《呼兰河传》散文化的语言风格

“散文化”小说是一种“作家在淡化了情节、人物和背景这三个小说的主要构成要素之后，将散文抒情性的艺术审美特征和创作笔法渗透到小说创作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小说文体”[7]。这一类的小说往往是淡化了情节，结构较为零散，不以戏剧性的冲突来吸引读者的注意，而是笔调平静而克制地进行书写。萧红在叙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避免了传统小说的创作特点，而是忽视了常规小说所需要的连贯而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明而生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定而明确的环境背景，而是以一种忽略小说核心三要素的方式来进行的创作。

《呼兰河传》在情节结构方面淡化了情节散化了结构，故事性不强，没有明显的故事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萧红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予文章“贯穿全文的线索”也“忽视了故事的时间性”[8]。这篇小说全文共有七个章节，前两个章节讲述呼兰河小城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第三章写了“我”与祖父的事儿，后面的几章便是周围人的描写。从结构来看，这篇小说确实没有明确的一条主线，只是零散的故事的拼接，“取消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模式中的因果性和戏剧冲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随意的、散化的小说叙事笔法，是无数的自然环境、生活片段的描写”[7]。如第二章当中描写呼兰河小城的民俗风俗的时候，萧红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摘取出了五个小部分，每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非常硬性的，跳大神、放河灯、唱戏、娘娘庙大会这四部分的联系就并非一成不变。在全文的情节方面亦是如此，没有连贯的情节故事，而是给读者展示出呼兰河的浓郁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画。

《呼兰河传》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也没有刻意追求塑造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人物出来，全文当中出现的人物角色也不少，着墨较多的有“我”的祖父，萧红集中在第三章当中对祖父进行了描写，但也不是全然对祖父的描写，而是从“我”与祖父的相处之间来展现祖父这个形象。第三章第一节的开头就写了“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2]: p. 177)。“我”和祖父俩人经常在后园里，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2]: p. 184)。后面也有对祖母的描写，但都是顺其自然地进行描写，写祖母对“我”的态度行为，写祖母的去世，写“我”与祖父关于“死亡”“离开”的话题。在这一系列的人物塑造中，遵循了淡化情节和结构的原则，似随意选取的记忆中的片段来展现祖父，从看似随意之中透露出“我”对于祖父的怀念与爱。

萧红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她的人生已经处于一种历经种种之后的通透与宁澈，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所以在这部小说当中没有过多叙述整个时代大背景的社会环境，而是叙写呼兰河小城的小环境以及“我”家里的这个小环境，这便使得这里发生的故事宛若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展现呼兰河小城的生活面貌的时候萧红注重于情感的倾流，无论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显示出一种旧式昏黄电影的质感：孤寂而破败的小城，形形色色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很是无聊，任何一点值得人们谈论的事儿早已经在人们嘴里嚼烂吐出再嚼烂，所以有点新鲜的事儿比如卖豆芽菜的女人的独子下河淹死后虽轰动了一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忘却了。这里的任何事儿都是会被人们忘却的，不被忘却就是人们口里谈资。但最终一切的轰动与喜怒哀乐都回归于平静，大家都是平静地活着，麻木而平静地活着。同样，萧红在写“我”家时反复以“我家是荒凉的”“这房子的外表，似乎不坏。但我看它内容空虚”([2]: p. 206)。等来进行描写，这里对于幼时的“我”而言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但是那种寂寥的感觉时不时提醒着自己这是一座内里腐败的宅子，坏掉的破败的或许不是这栋房子，而是住在这里的人。

5. 结语

《呼兰河传》是萧红回忆怀念童年时期的一部小说，在文中她以一种儿童的视角但同时也是审视的视角将自己记忆中的呼兰河小镇物事与人事如水一般流泻出来，在语言的运用上展现了当地的地域色彩，同时兼用艺术化的修辞处理使得她的情感尤为深沉。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突破了范式小说的规格，摒弃注重情节、人物和故事的传统，最终呈现出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带有抒情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