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非常重要甚至说是第一个小说流派，受鲁迅等人的影响，乡土小说创作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蹇先艾(1906~1994)，字萧然，贵州遵义人，他是新文学最大的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他的小说创作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并得到其肯定，是乡土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的小说家，蹇先艾的乡土小说具有极强的启蒙性。他将西方的自我解放意识通过描写家乡风土人情的形式传达给平民阶层，通过对贵州当时社会各个方面原生状态以及自然风物的描写和塑造，勾勒出当时贵州社会真实的发展情景。真实的社会图景引发出作者对于家乡浓厚的感情积淀以及深层次的对于家乡人文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反思，并将更深层次哲学思考融入到作品创作过程当中。但是，当前现代文学史著述中，虽然记载了“关于蹇先艾的文学史书写、研究角度和史学理念的创新和跨越”，但也存在“对蹇先艾的文学史书写进程中存在着雷同、因袭等倾向的编撰现状”[1]等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对其乡土文学的独特地域性文化特质和价值等方面研究。
2. 蹇先艾乡土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从蹇先艾登上文坛开始，相关评价主要着眼于其贵州地域文学的乡土特质和文学价值的。1935年3月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撰写导言时候曾指出蹇先艾小说简朴而幼稚地叙述过“老远的贵州”的“乡土文学”属性，并选编其《到家的晚上》和《水葬》，蹇先艾自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中公认的典型乡土文学作家并拥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鲁迅的评价还影响了此后对蹇先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2]。1927年8月，蹇先艾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朝雾》在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他作家身份定性的标识。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专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多次写到蹇先艾的小说、诗歌等创作成绩，论及其文学史地位[3]。1936年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提到蹇先艾小说的简朴、哀愁和贵州地域特色[4]。1943年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指出蹇先艾的作品属于简朴而真率的乡土文学[5]。1951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认为蹇先艾同情他笔下的苦难人物，对有产者给予一些轻微的讽刺和嘲笑，且文风一贯平淡[6]。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蹇先艾的文学史地位评价更高，尤其关注了他在鲁迅影响下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问题。1984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指出鲁迅曾把蹇先艾和许钦文、王鲁彦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家”，并认为其作品地方色彩浓厚，饶有山城风光，且有国民性批判意识[7]。1987年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指出蹇先艾小说《水葬》是追随鲁迅揭出精神病苦以引起疗治的，写出了闭塞乡村封建习俗下的“乡魂”这种落后的“国民性”，“揭示了闭塞乡村大众灵魂，指出一种国民的精神病苦以引起疗治，是将愤懑压抑着用平静的文字叙述的”[8]。此后的多种现代文学史著述均对蹇先艾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做了大致相似的论定。
3. 蹇先艾乡土小说特质生成的驱动因素
作家创作的内驱力和外界影响来源常常是多维度的，童年的记忆常常会形成深刻的个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习惯。黔北浓郁的地域文化和土风民情，以及家族深刻独特的气质沉浸，塑造了蹇先艾的性格、气质和文化记忆，并外化为他的文学书写和地域叙事。
3.1. 家世和教育经历塑成乡土情怀
蹇先艾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曾经官至道员，并在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初遵义发生的民众庆祝炎帝节与教民发生冲突，导致民众包围教堂并将其捣毁而演变成教案，因办理“遵义教案”有功，赏加布政使衔。其父蹇念恒，举人出身，曾任四川越隽县知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新文化的影响，因此非常重视对子女教育。蹇先艾自幼聪明好学，进入私塾后，在老师和父亲的教导下，能诗会文，十来岁就能吟诗联句。1919年冬，年仅13岁的蹇先艾被父亲送到京城求学并由此拉开了一段长达17年的“北漂”经历，先后进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小、北师大附中学习。1931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在追求新文化的道路上先后受到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影响，由此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
3.2. 寓居北京借创作表达乡愁意识
在青少年时期就寓居北京并深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蹇先艾，会用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去审视故乡的贫穷落后，故步自封和野蛮无知。但故乡对于一个漂泊者来说，那就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在审视贵州的同时又不自觉的流露出眷恋之情。1922年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期间，蹇先艾就曾和李健吾、朱大南等人创办文学社团“曦社”，出版刊物《爝或》，发表新诗和小说。民国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和《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小说。蹇先艾小说多以贵州为背景，描写贵州的贫穷落后以及人们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具有较为深刻的批判性和现实性，被鲁迅先生誉为乡土文学家。其中，《到家的晚上》将家族败落的落魄子弟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而《水葬》一文则通过对贵州乡俗的描述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野蛮和无情的人间画面。可以说，第一部小说集《朝雾》洋溢着田园牧歌一般的情调，夹杂着忧郁迷茫、孤独怅惘的情绪，具有极强的乡愁抒情性。《朝雾》的出版和发行更是引起了文学界的震动并一举奠定了蹇先艾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启蒙了其作品创作的新思路。蹇先艾晚年曾对自己早期乡土文学所反映的这种简单烂漫、淳朴自然的乡愁进行了一些反思，反映了他认识到初入文坛的浪漫和幼稚不成熟，但这种浪漫幼稚中透射着淳朴而真挚的家乡情怀。
3.3. 重审贵州故土而萌生故园精神
蹇先艾不满足于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审视贵州，他需要融入其中。但理性认知带来的与故乡的心理距离，迫使他体味和乡土情感的陌生，这是蹇先艾小说创作中的第三类乡土叙述。事实上这种对乡土的“在”和“不属于”关系，也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乡土的一种共性体验和故园精神。1928年蹇先艾返回遵义结婚。在返乡路上，他亲眼目睹了贵州的凋敝落后，也使他对贵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这次经历也扩展了他小说创作的视野和题材范围，同时也促成了他对贵州社会现实真言真情的书写表达。因此，此后十年间蹇先艾先后出版了《朝雾》《还乡集》《酒家》《踌躇集》《乡间的悲剧》以及长篇小说《一位英雄》等。他的这些作品，大多数都以贵州农村生活为题材，关注农村底层人民的苦难命运，展现贵州特有的乡间习俗，因此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与文体特征。此时期的创作集中描写了20世纪上半叶贵州社会的现实状况，作品的社会思想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提高。在文本风格上，也完成了从《朝雾》期的抒情转向了《盐的故事》《乡间的悲剧》期的写实转换。像短篇小说《盐巴客》《贵州道上》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之作，也是能够真正代表他乡土写实风格的佳作。蹇先艾重审贵州故土而萌生故园精神的情形，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那样，“面对传统逝去与现代召唤，乡土作家们作为过渡人在一种动荡与不平衡中进行文学的探索与自我的确认。靠着乡土与记忆，他们了解自己、认同自己，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9]。
4. 蹇先艾乡土小说的地域书写
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常常用批判的态度去审视故乡的遗风陋习，对那些生活在苦难中却又麻木愚昧的乡民既同情哀怜，又怒其不争。创作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地域风俗。蹇先艾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浓郁的乡土气息。
4.1. 以地道方言描摹厚重乡土
蹇先艾的小说不仅深刻地描绘了旧贵州的社会生活现状和风俗人情，还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揭示了农民的悲惨苦难命运的根源。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方言口语运用，使得小说的地域特色尤其突出。其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方言口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显著效果：
1) 塑造旧贵州乡民本色形象
蹇先艾的乡土小说不仅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如滑竿夫、盐巴客、挑夫、马夫、土匪、流氓地痞……，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山地农村最主要的生活群体。他善于运用方言和土语来塑造人物形象，进而体现小说的地方特色以及增强艺术感染力。他的小说除了运用纯熟的黔北方言或口语进行叙述外，几乎每个人物的语言都符合他们的身份特征。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也通过别具特色的个性化方言设计被充分凸显出来。地方方言的运用不仅充分展现出人物个性特点，还增强了文本的地域特色。如“妈，老子算是背了时！偷人没有偷到，偏偏被你们扭住啦！真把老子气死！”原生态语言的使用是蹇先艾乡土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语言的使用去构建特定的人物形象，反映特定情境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天然的方言趣味被巧妙地应用在作品中，读者从中不仅能够清晰的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地区的历史风貌，也能够看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和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的悲苦生活，并由此引发读者对普通民众思想状态的同情以及对当时统治阶层的愤怒之情。“不业嗜好”、“告么二三”等诸如此类语言的使用使读者很容易被带入到黔北地区的山山水水之间，被带入到黔北地区那朴实的、狡猾的、可爱的、悲苦的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之中。
2) 展示黔北地域文化特色
蹇先艾纯熟地运用了贵州山地方言，更增进了他小说的乡土味。《旧侣》中的姐姐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也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姑娘家家，难道同男孩子就不一样吗？在一处就要不得？妈妈的脾气真古怪！”“要不得”、“姑娘家家”都是极具特色的黔北地区方言，经常出现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诸如此类的贵州地方语言的使用在蹇先艾文章中层见迭出的。无论从早期的作品《人力车夫》还是到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在贵州道上》，对于地方方言的使用都充满了地方性的天然趣味。《水葬》中蹇先艾在塑造“骆毛”这一黔北地区农民形象时就采用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和日常化、生活化的口语。虽然读者可能并不熟悉黔北方言的特点和表达方式，但同属汉语和汉字的大文化背景下理解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背了时”就属于典型的口语化、具有地方语言特色的表达形式，虽然相对于普通话的表述而言比较特别，但并不是很难以理解。
3) 增强乡土文学艺术感染力
蹇先艾小说中方言土语的运用，不仅展现了贵州地域文化特色，增强其乡土味。十几岁就离开家乡，但口语俚语还能牢记于心，这就是蹇先艾对故土满含深情。他用这些方言土语描绘贵州人事，既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偷人”一词更是一种颇具乡土特色的表达形式，如果换为“偷窃”的表述就会变得了无生趣了。不得不说，在文学作品中，口语化和地方特色语言的使用能够极大地增强塑造人物的立体感和新鲜感。“扭住”、“老子”等口语化语言的应用也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加贴近乡土生活，人物形象也更富有乡土气息。人物的形象也通过这些方言的使用而变得形象、具体和真实。这些方言虽然在表达上与我们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别扭，但却因为其独特的语言魅力而使读者有着耳目一新的感觉。蹇先艾在进行乡土小说创作的时候，充分注入贵州当地生活中的方言和口语，使得小说所展现出来的文化背景更加富有贵州本地的地道文化特色，从而更加真实地表现作品的思想主题，让读者能够在品读小说的同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2. 沉郁独特的苦难叙事方式
蹇先艾善于通过对人物命运和社会现实的描写，表达其对人生、社会和时代的思考。黔北旧社会乡民的苦难是物质和精神等多重的，恶劣闭塞的山地自然环境、贫苦艰辛的生产劳作，以及粗陋蛮野的信仰风俗、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等，共同构成乡民们的苦难图谱。在苦难叙事中，有两个方面蹇先艾小说有独到之处：
1) 小人物悲剧宿命的反复渲染
苦难时代的小人物宿命的悲剧性和必然性，是小说反复渲染和书写的内容。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指出蹇先艾“作品多以自己童年时在偏僻的贵州乡间所见的农村生活为内容，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小说平淡、简朴、很少文饰，但自有发人深省的力量”[10]。在小说《水葬》中，蹇先艾写道：“招儿媳妇偷偷的跑到那个老妇的门前看一看，只见她还那里，口里发出微弱的听不清楚的声音，仿佛是说：‘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老妇还在等着骆毛归家，难道真的不知道“毛儿”已经葬身在那冰冷的河水中吗？不是！她或是招儿媳妇已经不知道她的未来在哪里了。骆毛临死时的悲鸣还在耳边回荡，招儿媳妇一家甚至全村老少都已经了然，唯独家中的老母被蒙在鼓里。在黑暗的世界里，在她那熟悉的家的空间里，她反反复复地询问、自言自语地问着她的孩儿何时归来。招儿媳妇一家目睹悲剧的人就站在门口，听着瞎眼老婆婆那絮叨的语言，他们会怎么办，隐瞒还是如实相告？乍闻噩耗的老母又会怎样？就此死去还是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在黑暗的世界里挣扎、哭号？无数的假定想象让人物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个失去了独子的瞎眼婆婆的未来又能怎样呢？无非是悲苦、凄凉罢了。骆毛的瞎眼老母、招儿媳妇一家以及文明的桐村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下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这一切的一切必然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深度思考，创作者此等的苦心孤诣令人感慨不已。
2) 结尾设疑对人生价值展开追问
蹇先艾小说的构思精巧独特，尤其体现在他对小说的结尾上。他的小说的结尾可谓是别具匠心，其独特之处就是他几乎都采用疑问句式作为小说结尾。这样的结尾仿佛余音绕梁般留存在读者的心中无法抹去，同时也引发读者对小说中人物未来的思考。这些不确定的疑问句式并不是作者的炫技，也不是作者对于人物的形象有所疑问或怀疑，而是实实在在表达出对于人物未来命运的想象和思考，对于读者而言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想象，引发读者思考并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疑问句式的结尾虽然没有表达出人物的最终命运，但却会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尤其是朱二的踌躇发人深省。生存的重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作为一家之主的他不得不负重前行。不走全家死，走了妻儿的活路也会断，朱二在生存的漩涡中失陷了。在社会的挤压下，如何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问题竟然也成了个难题。朱二是个淳朴且头脑简单的汉子，这样的问题对他而言几乎是无解的。作者在结尾做出这样的留白给读者留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朱二一家人今后何去何从我们并不知道，但却可以想象和反思，去发掘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朱二的踌躇中，读者看到了当时社会人民生活社会环境的恶劣和生存的艰难，而这却是人的最基本需求，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读者面对这样的结尾可以发挥自己充分的想象力，让故事的结尾饱含自己的主观意识，让人物的命运插上想象的翅膀，依照自己的意愿飞翔。
5. 蹇先艾乡土小说的地域人文意蕴
蹇先艾等人的乡土文学富有多元思想文化内涵，不仅仅有贵州等地异样地域风情和民风民俗的再现，还要有乡土中国的普世情怀和共生意识，以及对于传统国民禀赋、人性、思想等方面的挖掘和批评，可见其创作蕴涵着丰富人文内涵，承担重要的时代责任。这既是对当时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艺术主张的回应和实践，也是对民众蒙昧思想和精神的积极启蒙，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也具有鲜明的贵州乡土文学特征。
5.1. 土气息、泥滋味
乡土小说的创作必须将“土气息、泥滋味”透过文字表现出来，充分表现出风土的力量，利用这些充满能量的文字直透人心。“土气息、泥滋味”这六个字既是乡土小说创作所汲取的素材，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方法。通过对特定地区的风俗、风情、风土等三个方面强化小说的现实主义意义，这些理论为当时的乡土小说文学创作活动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环境下，包括蹇先艾在内的乡土流派小说作家纠正了前期小说创作路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转而进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也不单单是以启发民众心智的批判现实主义为唯一主题，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本乡本土等风俗、人文实际进行文学创作而表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主题。蹇先艾的文学作品正是在从五四启蒙运动中走出来的，在经历了丰富的历史变迁和文学理论的大研讨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内心独特的文化意蕴。作为贵州走出来的乡土流派作家之一，他一直秉承着贵州人文精神和文化传承，用一部部作品书写着贵州独特的风俗和人文。
5.2. 启蒙和批判精神
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流派之一的乡土小说流派，包括蹇先艾在内的众多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了大量具有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并引领了当时的创作风潮。这一独特的创作内容一扫当时“思想大于形式”的小说创作形式，将小说的创作回归到小说内容本身，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小说创作路线上偏离的问题得以重新回到正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乡土小说的创作也日趋成熟。从鲁迅先生的《闰土》获得成功开始，以蹇先艾为代表的作家们也对乡土小说的创作充满了兴趣和热情。乡土文学清新、自然、质朴的独特特性和人文意蕴，使其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屹立于文学发展之林。
在新文学的影响下，蹇先艾的文学创作中饱含着深刻的觉醒意识和“启蒙”精神，这一点是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之中。随着思想启蒙运动高潮的平缓发展，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再是以启蒙作为唯一的创作主题，乡土文学的前路究竟在何方是那一时代下文学创作理论研讨的主要方向。在此背景下，批判意识和客观理性精神此起彼伏。鲁迅先生在1921年的时候首先肯定了乡土小说在小说流派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乡土小说的“力量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23年为乡土小说的创作道路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建议。他认为人本身就与土地有着不解之情，人生活在土地上是十分自然的客观现象，文学的创作也要根植于土地和日常生活。因此，蹇先艾的小说创作以其深厚故土之情，真实客观描绘了贵州风土人情及乡野封闭落后、军阀土匪暴虐凶狠、宗法制度残酷无情、村民麻木愚昧以及军匪祸患等社会问题，呈现出了一个多维立体的贵州现实图景，批判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人性的复杂。蹇先艾的乡土小说创作不仅展示了他的创作实力，也丰富了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代表作家的地位。
6. 结语
蹇先艾的小说创作以其独具特色的贵州风格和深厚的乡土情怀，以及浓郁的抒情性，展现了他对乡土文学的深刻理解。作为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崛起的乡土文学作家，他潜心于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探索，为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新的途径，也为推动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做出卓越贡献。他年少离家到新文化策源地北京求学，双亲的过早离世使得身在异乡的他内心充满了忧郁和悲苦，他正是通过回忆家乡生活的美好来遣怀自身的苦闷。但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他的思想逐渐从关注自身命运转移到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上来。他通过乡土小说的创作启蒙民众的思想，通过对故乡风物的描述，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当地、当时人民的生活疾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统治阶级的腐朽与不堪。蹇先艾通过自己对贵州独特的理解以及高深的文学理论修养将一个落后的、贫穷的贵州社会现状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娴熟的文字技法将故乡的一个个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通过深刻的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将对故乡的感情透过纸背映在人们眼前，这一切都为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金项目
本文为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基地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JDPY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