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越人歌》是先秦时期越人所唱歌谣，是我国早期的古语翻译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1]。而太安万侣编写的《古事记》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典籍[2]，其中的歌谣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国内对《越人歌》的研究颇丰，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对《越人歌》音乐文本的解读。除音乐价值的研究以外，《越人歌》的翻译、文学、历史、民俗也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例如，马明蓉、戎林海在《〈越人歌〉的审美再现——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一文中阐释了越人歌从古越语到现代诗歌解读的四个语内翻译的阶段，并指出古越语在第一次翻译成古汉语时，也就是刘向《说苑》中记载的现场翻译，打动了鄂君，可见古汉语译文之高超[3]；梁庭望则结合《越人歌》的历史创作背景，在《〈越人歌〉研究辨正》一文中指出，《越人歌》其实是表达越人与楚人的密切关系与民族团结的歌谣，其中的“交欢”并非指男女“性爱”之事[4]。
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典籍，《古事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八千矛神歌》的研究也成果颇丰。如占才成在《〈古事记〉八千矛神神语歌中“阿多々弖”一语辨义》中对《八千矛神歌》的用语进行了词义解读，但并未对其恋歌性质进行解读[5]；孟宪仁在《日本“和文学”探源——春秋吴越六朝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发生、发展》中通过考古与文献稽查指出，《八千矛神歌》属于越人所创作歌谣，可称之为一首越人歌[6]。日本学者对《八千矛神歌》的研究多为对歌谣与神话的解读研究。如驹木敏在《古事记创国神歌谣——八岛国与高志国》1一文中指出八千矛神所在的八岛国与沼河比买所在的高志国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并提出了八千矛神对高志国国土秩序化的观点[7]。
《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二者在文献考古角度被证明具有一定的共性。孟宪仁在《日本“和文学”探源》中认为，中国吴越文学培育了日本的原始文学。因为从《古事记》中能够看到《越人歌》的痕迹，《古事记》中出现的《八千矛神歌》就是一首越人歌：一是从早期出土古物与文献考古中可发现，沼河比买其实是越女；二是《八千矛神歌》与《越人歌》一样为古越人的情歌；三是《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的韵脚相一致[6]。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文学作为最直接的感情抒发，从文学视角探讨诗歌中人物形象、恋爱情感、情节安排传达无疑更显丰满。《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除了孟宪仁从史料考古视域提出的三点共性以外，在文学文本角度同样存在共性，并且还同时具有代表各自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特征。因此，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上进行创新，即补充文学文本分析视角，进而使《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的比较研究视角更加完整。同时，本文还将以这两首恋歌为折射窗口，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以窥探中日古代社会的婚恋思想与政治背景。
2. 人物形象比较
2.1. 人物心理情感
国内学者对《越人歌》的歌谣性质解读较多，如认为《越人歌》是颂歌、恋歌、情歌等，可谓解说纷纭。对此，笔者采取《越人歌》为恋歌的观点，并就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翻译文本来展开解读。
《越人歌》中榜枻越人“拥楫而歌”，向鄂君子晳致敬，用越语唱出爱慕之情：“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8]: p. 367)泛舟的越国平民发出了“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8]: p. 367)的感叹，流露出有幸与楚国王子相遇在同一叶小舟的喜悦之情。最后广为流传的名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8]: p. 366)更是流露出越人担心得不到仰慕之人回应的真切情感，将人物形象塑造得饱满鲜活。恋歌中的情感表达体现了越人较为卑微的身份地位，凸显出与王子身份悬殊时产生的心理特点，从而使越人与楚国王子的人物形象出现了低下与高贵的反差。身份卑微的越人以歌声表达对王子的爱慕和拥护，并成功打动了鄂君子晳。随后楚国王子“举绣被而覆之”的举动则是对越人的积极回应。
作为高贵的王子，鄂君子晳面对越人并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而是积极回应，由此可见鄂君子晳礼貌友好的性格特点，并营造了一个礼贤下士的楚国王子形象。据刘向《说苑·善说》所载，楚国大夫庄辛想要拉着襄成君的手过河：“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8]: p. 366)但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8]: p. 366)。遭到拒绝后，庄辛便引《越人歌》来讽谏襄成君，指责襄成君的傲慢姿态：“鄂君子晳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8]: p. 367)襄成君听后深感歉意，并立言改过：“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8]: p. 367)从庄辛对《越人歌》的巧用可知，鄂君子晳确是礼贤下士的典型。
据《八千矛神歌》记载，八千矛神“走遍八岛国找不到妻子”，于是到高志国寻找：“听说在遥远的高志国，有位少女贤惠勤劳，有位姑娘美丽苗条。一再登门来求婚，三番五次来寻好。”[9]但八千矛神在门口求了一夜，始终未能等到沼河比买为自己开门，因而感到心烦不已：“郁郁葱葱的山上枭鸟叫了，原野上的山鸡啼了，庭前的雄鸡鸣了；恨煞人的啼叫的鸟儿呵，真该把这些东西统统杀掉！”[9]此处八千矛神的求爱表现是开门见山且雄浑直接的，特别是他在开头第一句便亮出自己“八千矛神”的身份。八千矛神作为“尊神”，是高贵的存在，这种显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语调，是八千矛神对身份傲慢自豪的心理表现。在一夜的推门与等待之后，八千矛神逐渐失去耐心，并且想要将鸟儿杀死，可见其性格之强势暴戾。但是当天晚上沼河比买并没有开门，直到翌日才妥协说：“我本是一介弱女如纤草，我的心像那河边鸟，尽管现在我仍是河边鸟，可今后总归是你的鸟，但愿你不要心焦而死哟！”[9]在这里，沼河比买被塑造成了在强势求婚之下妥协的柔弱女子。《古事记》本是为维护天皇统治而作：“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9]: p. 7)因此，太安万侣在《八千矛神歌》中塑造了一个高高在上、充满征服欲的八千矛神形象，并借此隐喻天皇权力之大。这无疑对表现天皇的正统性以及对其他豪族的震慑力具有一定的宣传作用。
《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这两首恋歌对主人公心理情感的描写都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越人歌》中越人主动表达爱意与小心翼翼揣测的复杂心理，表现出其自由而含蓄的爱意。同时，在楚国王子与越人的尊卑身份反差下，鄂君子晳作出的积极回应使其礼贤下士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是一名男子尊神的形象，他对柔弱女子沼河比买是有威慑力的，这种强弱分明的人物性格对比使得八千矛神的求婚举动更具征服性。
2.2. 人物身份考究
《古事记》中的八千矛神被称为“大国主神”，管控着八岛国。“八岛国”是日本的别称，“八”在日本是圣数，有多数和繁荣的意思。《古事记》中伊邪那岐、伊邪那美最先产生了八个岛屿，由此产生了“大八岛(洲)国”的称呼，“大”是美称[10]。记纪中的“大八岛(洲)国”是指天皇统治、统治的现实国土的国名。日本学者驹木敏对此提出：“八千矛神所在的八岛国为大国，沼河比买所在的高志国为边缘国，从二者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可推测八千矛神对高志国的国土秩序化目的。”[7]八千矛神一开始就强调“神”的身份与“八岛国”的地位，反映出其权力之大。与之相反，沼河比买所在的高志国是一个边缘小国，且她本身还是边缘国的一名普通女子。由此，作为大国尊神的八千矛神与作为小国平民的沼河买比在身份地位上无疑是差距悬殊的。因此，当沼河买比面对八千矛神的求婚时，她最终表示自己是属于八千矛神的，这反映了高志国女子对八岛国大神的从属以及小国对大国的臣服。
《越人歌》中的鄂君子是康王的宠弟，担任令尹一职：“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11]: p. 518)且鄂君子晳始终没有继承楚国王位，而是与初王比双双自杀，最终由弃疾夺得王位：“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11]: p. 520)由此可见，鄂君子晳虽贵为楚国王子，但并无相应的权势。这样的处境使得他没有自视甚高的傲慢，能够谦和对待比自己身份低微的越人。
恋歌中人物的心理特点与其身份关系紧密。通过对《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这两首恋歌的身份考究，可以感受到两组人物心理的微妙差异。《越人歌》中越人向楚国王子表达爱慕拥护，这是身份低微的女性向身份高贵的男性表达含蓄而温婉的爱戴仰慕；与之相反，《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向高志国女子沼河比买求婚，则是身份高贵男性向身份低微女性的直白而粗犷的征服占有。这种心理差异与其各自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梁庭望指出，鄂君子晳参与到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之中，举办舟游盛会不过是想暂时稳固刚刚得来的权益[4]；而《古事记》的编撰也带有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虽然两者同样具有迫切的政治目的，但前者是以拥护者的口吻含蓄表达爱戴之情，进而凸显出被拥护者的礼贤下士形象；而后者则是以征服者的口吻直白表现内心的占有欲。由此可见，《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不同的人物性格心理体现了背后的身份地位差异。
3. 意象比较
3.1. 表达“相遇传情”的意象
《越人歌》以“舟”表达“相遇传情”之意。在《越人歌》“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一句中，越人与鄂君子晳相遇时所乘坐的水上交通工具——“舟”具有超越阻隔之意。如《易·系辞》载曰：“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傅道彬在《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一书中写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楚、宋等南方各国习于用船。当水成为一种阻隔时，船便是对此阻隔的超越，它能载人越过水之阻碍。”([12]: p. 310)《越人歌》中的“舟”超越物理上的水阻隔，将两人连接起来，成为二人相遇的媒介：不同民族的两个人因一叶小舟得以交集，并使得越人有机会向楚国王子表达爱意。此外，越人和鄂君子晳两人身份悬殊，且各自所在的国家实力悬殊，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来看，越人代表越国，鄂君子晳代表楚国，越人对鄂君子晳的个人爱意蕴含了越国对楚国拥护之意。因此，“舟”不仅是跨越物理阻隔的工具，更是超越楚越两国阻隔的连接，可谓跨越了个体、阶级、乃至民族三个层面。
在《八千矛神歌》中，巡回天地之信使——鸟则是传情达意的独特意象，且在诗歌中数次出现。如八千矛神在破晓之际仍等不到沼河比买开门，此时鸟儿啼鸣，心烦不已，想将其全杀掉：“郁郁葱葱的山上枭鸟叫了，原野上的山鸡啼了，庭前的雄鸡鸣了；恨煞人的啼叫的鸟儿呵，真该把这些东西统统杀掉！”[9]此处的译文“枭鸟”在万叶假名原文中为“奴延”，是“哭泣”“单恋”的枕词[13]，衬托出八千矛神在沼河比买门前等待时孤身一人的无奈。周作人的译文虽为“原野上的山鸡啼了，庭前的雄鸡鸣了”，但“山鸡”对应的原文应为“岐藝斯”、“雄鸡”则对应“加祁”，“岐藝斯”与“加祁”在日文中分别对应为“雉”与“鶏”，这两种鸟不同于鸡类，其啼鸣不是宣告黎明，而是在深夜鸣叫引人深思[13]。鸟儿啼鸣时，仿佛是对八千矛神当下处境的写照，因而心烦焦躁，甚至想将鸟儿杀死。从中可知，八千矛神拒绝鸟儿如同镜子般将自己的现状道出，要将其杀死，改变苦苦等待的现状，他期盼沼河比买的应门，期盼沼河比买臣服。
而后沼河比买对八千矛神做出回应，沼河比买的回答中同样出现了“鸟”意象：“我本是一介弱女如纤草，我的心像那河边鸟，尽管现在我仍是河边鸟，可今后总归是你的鸟，但愿你不要心焦而死哟！”[9]八千矛神作为高高在上的神，求婚沼河比买，却如同鸟儿一般在长夜中陷入孤苦等待的处境。沼河比买作为高志国的一名身份卑微的女子，以“鸟”这一意象隐喻自己对八千矛神的归属心意，其中“今后总归是你的鸟”一句明显反映了其对八千矛神爱意的接受。
可知，《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两首恋歌都借助事物意象表达了相遇传情之意：《越人歌》中越人借“舟”传情隐喻对楚国王子鄂君子晳的仰慕与欢喜；《八千矛神歌》中沼河比买借“鸟”传情表达八千矛神强烈恳求下的妥协接受。由于不同恋歌的人物身份地位差异，因而在表达爱意的方式上有着主动与被动、温婉与强势的区别。
3.2. 表达“期待爱情”的意象
纵观《越人歌》全诗，“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运用了起兴的创作手法。起兴是古代诗歌最常见的创作手法，而“兴”与所咏之事情有着必然的联系。“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起兴，运用的三个意象“山”“木”“枝”与所咏之情密切联系。在此不妨将三个意象进行详细解读。
“山”在古人观念当中具有“古老的生殖崇拜象征意味”([12]: p. 30)，是爱情诗的常见意象。《诗经》中以“山有……，隰有……”这一固定格式写成的诗歌都与男女爱情有关，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则是以“山”作为引发男女爱情的媒介。而《越人歌》以“山”起兴也同样以“山”隐喻爱情。同时“山”给人以高俊的印象，“山”之高隐喻越人爱慕的男子——鄂君子晳之高大。“木”本身也同样具有高大的特征：“木”区别于其他低矮的草本植物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高大，因而它具有“高大”的暗示性。此外，“山”“木”“枝”连续出现，呈现出你中有我的意味，犹如高耸的山上有木一般，“山”隐喻楚国王子，“木”隐喻越国平民，这表明楚国王子心中有越国平民[4]；若“木”隐喻楚国，“枝”隐喻越国，高大的树木上有枝叶，则表明越国攀附于楚国。越人由此起兴咏情，并紧接着道出内心之揣测：既然我对王子心怀爱慕，那王子是否也同样喜欢我呢？
《八千矛神歌》中同样出现了“山”意象，此意象出现在八千矛神于门口求了一夜，却未等到沼河比买为自己开门的描写中。“郁郁葱葱的山上枭鸟叫了”，此处“山”的原文为“阿遠夜麻”[13]。此时八千矛神已在夜里等候多时。而在沼河比买的回应中也出现了“山”意象：“太阳落到青山后，黑夜沉沉你来哟。”[9]恋歌两个“青山”意象均出现在夜晚。夜晚男人求婚到访，期待心爱女子为自己开门，是一种期待爱情来临的象征。八千矛神因得不到心爱的女子而心焦气愤，这与其符合野蛮征服的心态相吻合。
两首恋歌都有一个关键的情节描写，即在期待爱情的过程揣测对方是否同样为自己倾心。不同的是，《越人歌》表达对爱情期待的心情是温婉的，而《八千矛神歌》则是直接甚至是粗犷的，如八千矛神在等待沼河比买时是感到心烦不已、心焦，甚至愤怒，乃至于想把那些让人烦心啼叫的鸟统统杀掉。
4. 思想内涵比较
4.1. 婚恋思想
《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作为恋歌，里面出现的婚恋情节描写折射当时的婚恋思想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婚恋观。
《越人歌》中越女向楚国王子表达爱意，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子的性别局限而不敢于向心仪男子主动表达，也没有因为阶级等方面的原因而压抑自己的爱意，因此其表达爱意的方式是自由的。先秦时期，人们受礼制影响而遵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模式，男女爱情也随之体现着温婉含蓄的理性思维。因此，越女的表达方式并非直接粗犷的，而是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样内敛的委婉感慨来曲折道出心中情感。此外，《越人歌》作为女子主动向男子求爱的恋歌，这其中反映着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规范：从越人和鄂君子晳各自的身份差异来看，越女是身份低微的越国平民，而鄂君子晳则是地位尊贵的楚国王子，两者的身份差异与当时婚恋关系中“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相一致。
在《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作为男性，是尊贵的神，身份地位高；沼河比买作为女性，是普通人间女子，身份地位较低。性别角色看似对应了“男尊女卑”的身份等级观念，但其实不然。其情节设计不似《越人歌》，换言之，《八千矛神歌》并不是沼河比买主动向八千矛神求爱，而是相反，尊贵的八千矛神屈尊，在沼河比买门前苦苦哀求，并且当晚并没有得到沼河比买的开门，而是第二天才得到了该女子的妥协答应。为何不直接将《八千矛神歌》情节设计成沼河比买向八千矛神求爱来凸显八千矛神身份高贵？即便不是女子主动求爱，理应也不该让身份高贵的男子吃闭门羹，苦苦哀求。这应与日本古代社会的婚恋关系有关。在古坟时代、飞鸟时代、奈良时代，日本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母权占优势，盛行访妻婚。《古事记》成书于在奈良时代712年，即元明天皇时代完成，元明天皇作为女天皇，且此时处于访妻婚阶段，因此男子向女子求爱而苦苦等待的情节具有合理性。创作者可能也是在这种婚恋观的影响下，做出了此种情节设计。而这种婚恋观反映了“男女平等”的观念，甚至认为女性可能更占优势。
4.2. 政治背景
《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虽为传递爱情的恋歌，但从人物心理、人物身份、诗歌意象、情节安排和性别设计等方面都可窥见蕴含其中的政治因素。《日本文学的古典》2一书指出：“《古事记》的作者忙于国家理念的构建，导致一些歌谣的意义被矮小化，使歌谣与物语的展开不能有机统一起来。”[14]书中观点批判了《八千矛神歌》的歌谣与其物语叙述的“两张皮”现象，这恰好反映了太安万侣过于急切利用文学宣传政治，从而忽略了故事与歌谣的连贯性，使得政治因素对文学产生反噬作用。因此，恋歌不仅能反映男女之恋，还折射出背后幽深的政治背景。
两首恋歌都以传情表达邦交之意。梁庭望在《〈越人歌〉的研究辨正》中将《越人歌》放置回当时的历史环境：“先秦时期公元前529年，鄂君子皙刚担任令尹一职，为庆祝政变成功，便在鄂州举行了大规模的舟游盛会。当盛会的音乐停止时，榜枻越人第一个上前拥楫而歌，向楚国王子鄂君子晳示以致敬之意。”[4]《越人歌》通过男女之间的相遇传情，即越女向楚国王子表达爱意，隐喻越国与楚国的民族交融之意，同时表明越国对楚国的依存关系。《八千矛神歌》同样通过男女之间相遇传情，即八千矛神向沼河比买求婚，隐喻各自所代表的国家——八岛国与高志国的民族交融之意，同时表明八岛国对高志国的征服。
两首恋歌都以求爱态度反映权势大小。《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中求爱者的态度大相径庭，且被求爱者面对求爱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越人歌》中越女的求爱态度是自由且含蓄的，鄂君子晳接受求爱的态度则是积极主动的。而《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的求婚态度是傲慢、焦躁的，沼河比买接受求婚的态度则是被动妥协的，这使得恋歌反映了较强的大国政治优越感。靳明全在《日本文论史要》中对《八千矛神歌》的政治性也有相关论述：“安万侣的《古事记序》文论政治性很强，企图以文学形式来表现圣帝意识。”[15]当时日本建立起中央统一政权，八岛国相对于沼河比买与其所在的高志国，可谓大国，而八千矛神正是大国掌权者，并且贵为尊神。但在先秦时期，楚国等各个国家割据混战，并未实现大一统，鄂君子晳在此政治背景下，即便担任令尹，在政治权势上，依然难以与统一的大国掌权者持平。
5. 结语
文学作品被视为当时时代的缩影。恋歌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同样折射出当时时代的婚恋思想与政治背景。本文对中日古代早期的两首恋歌——《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进行了文本比较分析，从人物形象与诗歌意象两大方面进行剖析，并分析了恋歌中表现的婚恋性别等级观念以及蕴含的政治因素。剥开恋歌中的“男尊女卑”等级观念与“主动被动”恋爱关系，可窥探其中幽深的政治背景。恋歌以传情暗示邦交之意，通过男女之间的爱慕传情表达各自代表的不同民族的交融；以求爱态度反映权势大小，如《越人歌》中的鄂君子晳以谦和的态度回应越人的求爱，反映出鄂君子晳即便权势不大也能深得民心的特点，而《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强势傲慢的态度，以及迫使沼河比买妥协的行为，都反映其权势之大和以强权取胜的霸道。由此可见，恋歌并非仅限于表达男女爱意，亦可从中窥见中日古代早期的婚恋思想以及政治背景，距今虽然已有上千年历史，但对现今仍具有较大的文学影响与历史价值。
NOTES
1此题目为笔者翻译，原文题目为『古事記国作り神の歌謡 八島国と高志国』。
2此处为笔者翻译，原文参见『日本文学の古典』「古事記の作者は、国家的理念につかえることに忙しく、これら歌謠の意義を矮小化し、したがって、それと物語の展開とを有機的に統一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