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老妇与猫》中，有一个骄傲、独立、有性格的老妇人赫蒂。赫蒂有四个成年子女，他们都是有房有车有固定工作的体面人，但他们都对她不闻不问，因为“她这个卖破旧衣裳的老太婆使他们感到难堪”[1] 1。晚年的赫蒂一直和一只叫做蒂贝的猫做伴。为了这只猫，赫蒂曾两次搬家，后又放弃入住养老院的机会，甚至在病重之际放弃求生，以至于孤单一人在一栋无人光顾的危房中冻饿而死。国外有学者借助“游牧”和“空间”这两个概念，通过分析赫蒂的三处住所来研究贫富差异与空间表征之间的关系[2]。这一解读颇令人信服，但无法解释赫蒂为何会为了一只猫而做出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本文将结合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琼·C·特朗托对关怀伦理四要素的阐释，对赫蒂的选择进行分析，探讨独居老人面临的困境。
关怀伦理(care ethics) 2这一概念，虽然从早期的提出到后来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已经远远突破原先的认知框架，“被发展成一种道德理论，不仅和家庭、友谊这些私人领域相关，而且和医疗实践、法律、政治生活、社会组织、战争、国际关系等紧密相连”[3]。关怀伦理学的开创性人物是卡罗尔·吉利根。在1982年的奠基之作《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发展》一书中，吉利根总结了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受“公正伦理”的影响，其出发点是“公平原则，即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同等对待，”[4]其导致的存在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4]。在这一模式中，个体倾向于“将自我定义为独立个体，并利用权利来保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5]；另一种被称为关怀伦理，主张以相互关系和相互责任为着眼点，“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系”[5]，其“背后是一种基于关系的心理逻辑，这与强调外在公平的公正伦理形成了对比”[4]。如果说公正伦理聚焦于人世间的公平问题，关怀伦理着力解决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问题。
吉利根的学说为西方伦理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1993年的论著《道德的边界》中，琼·C·特朗托把关怀分为关心、照顾、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四个阶段，并从中提炼出关怀的四个伦理要素：关注、责任、能力和回应(attentiveness, responsibility, competence, and responsiveness)。其中，“关注”使“我们认识到他人需求的存在”，并对这种需求做出思考和评估；“责任”是指我们意识到他人的这种需求后，采取相应的行为；“能力”考察我们是否能提供各种资源，满足关怀需求；而“回应”则是指“关怀接受者对关怀做出的反应”[6]。这四个伦理要素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关怀关系。
对照吉利根和特朗托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老妇与猫》中的赫蒂之所以做出看似无法理喻的选择，这跟她的生活境遇和关怀感受有很大关系。首先，在公正伦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里，对个体权利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使得孤身一人的赫蒂难以得到关注，而赫蒂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很难让自己被这个歧视老人的社会所接纳；其次，赫蒂对养老院的关怀能力明显不信任，对养老院持排斥态度；最后，多年的与猫共处让她感受到了作为关怀给予者的幸福，而猫的种种行为又让她觉得自己对蒂贝的关怀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种让她感到温暖的关怀关系对她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了她做决定的重要因素。
2. 缺乏关注的独居老妇
特朗托认为，关注是关怀伦理的“第一个道德要素”[6]，是关怀实践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他人有需求，我们才会做出相应的评估，采取恰当的行动。而做到这一点又似乎没那么容易。正如特朗托所言，“关注——只是认识到周围人的需求，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也是一种道德成就”[6]。走出自己的个人空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单单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成了不易迈出的第一步。赫蒂在廉价公寓里住了近30年，周围肯定有人了解她的情况，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她的关怀需求。独居老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公正伦理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
公正伦理强调“道德规则是客观的、公平的、普遍的、和抽象的，道德行为主体也都是平等的、毫无区别的道德共同体成员，这些同等道德地位的成员有着普遍的个人权利”[7]。与关怀伦理重视具体情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同，公正伦理重视规则和权利的普适性，强调人与人之间最大程度的公平。但如果我们把“人作为权利所有者这一概念”作为出发点，处理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这通常会意味着，我们会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置之不理，不加干涉，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会主动关怀他人[8]。在《老妇与猫》这个故事中，或许是出于对赫蒂个人权利的尊重，或许是出于对介入她人生活的忌讳，周围的邻居中没有人过问、关注赫蒂，主动了解她的关怀需求。
赫蒂不被关注，也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老年歧视不无关系。在“以未来为导向、以市场为驱动”[9]的当代社会，老年被视作一种负面隐喻。借用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表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10]，老年也常被看成“生命的阴面”，人生的末路。在这样的认知中，“年轻等同于美丽、健康、创造力，等同于进步”[11]，而衰老则常常和丑陋、病弱、创造力枯竭、不可避免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这种嫌老和恐老心态使人们“谈老色变”，使老年成了谁也不愿进入或尽量延缓进入的状态。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孤老一生，无法得到关注的几率也更高。在英国，从50岁开始，女性人口开始超过男性人口，到89岁时，每四个老人中就有三个女性[12]。这一比率说明，老年女性尤其是高龄女性独居的可能性更大。在这些独居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困窘。在热闹喧嚣的伦敦市区，像赫蒂这样的穷困老妇基本上属于被隐形、被忽视的人群。因为她迥异的个性，赫蒂的处境甚至比大多数老年人更糟，更难获得他人的积极关注。如果说素净的衣着、听从他人安排的随遇而安，或者是在家务琐事中过完余生是社会认可的老年女性生活模式的话，那么在普通人眼中，赫蒂显然是一个另类，她的生活选择是对社会规范的一种挑战。
赫蒂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她一直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到了老年依然如此。在接待前来调研的政府官员时，已经七十岁的赫蒂穿了“一套大红毛料服，头戴一个黑色毛织茶壶保暖套，脚上穿了一双爱德华七世时流行的黑色带扣绊的靴子”。当负责分配住房的官员来贫民窟落实搬家事宜时，她把“一块印着大红和粉红色玫瑰花的提花窗帘”别在身上当裙子穿。另外，赫蒂喜欢丰富多彩的流动生活。年轻的时候，她就常常从家中溜出去，到火车站的月台上消磨个把钟头，因为她喜欢看人来来往往，喜欢“喧闹，充满烟尘和乱哄哄人群的地方”。丈夫去世、孩子们结婚离家之后，她就推着一辆旧的儿童车，走街串户地收购旧衣服，卖掉后补贴家用。在交易过程中，她乐此不疲地与各式人物讨价还价，与遇到的人漫无边际地闲扯。赫蒂很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状态，但这个世界似乎对她没那么宽容。如学者文森特所言，对于日渐增大的老年群体，社会还没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赋予恰当的社会意义[13]。在故事中，因为她这种不合社会规范的生活方式，赫蒂的四个孩子不愿与母亲有任何联系。在他们的眼中，母亲是个古怪、不体面的人。在四个孩子中，有一个女儿曾给母亲寄过圣诞卡，另外三个孩子则直接把母亲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用固定的标准来衡量老人的行为，认为人一旦进入老年阶段后就应该以某种面目出现，按照某种模式来生活，这其实是一种本质化的评判方式。但长期以来，这种在老人身上附加特定行为期许的做法却被视作一种理所当然。因此，一旦老人的行为举止不符合特定的社会现象，子女便不愿理会老人，甚至断绝与老人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可能积极关注老人的各种需求？
如特朗托所言，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他人需要关怀，我们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满足他人的关怀需求。没有关注，不承担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被关心，“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他人接受，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这一内在的需要或者愿望”[14]。不被他人接纳的赫蒂长期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状况直到流浪猫蒂贝出现后，才有了变化。在照顾蒂贝的过程中，赫蒂把对小猫的关怀变成了一种持久的实践行为，变成了她的生活内容之一。
3. 对养老机构关怀能力的质疑
赫蒂曾有过一次入住公办养老院的机会。在贫民窟住了五年后，刚过70岁生日的赫蒂收到了通知，让她和另外四个老太太搬到北郊的一所公办养老院里去。回想起前两个冬天因为屋子冷而导致的浑身酸痛、咳嗽不止，赫蒂在一番犹豫之后便答应了。她知道，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有相当一部分“被子女遗弃的老人得不到由当局照料余年的机会”。安稳的、生活有保障的养老院对赫蒂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在养老院里度完余生。她的选择表现出对公办养老院关怀能力的明显不信任。
在很多老年人眼中，住进条件有限的公办养老院，在封闭的空间中日复一日地消磨自己的生命，就相当于“到养老院等死”。老人们的这一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公办养老院的尴尬处境。事实上，从20世纪的70到90年代，多位学者经过自己的调查，得出结论：“养老院跟人道不沾边。这种地方常被视作盘剥之所，既压榨员工又欺负住院老人，要么激起道德义愤，要么让人非常反感。”[15]作为一个具有公益属性的政府机构，公办养老院受制于较多的外部因素。在这样的地方，“决定如何满足他人需求的人往往都不是那些实际上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的人，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无法提供非常好的关怀”[6]。公办养老院获得的资助力度有限，这直接影响了养老院的关怀能力，使之难以获得各种资源，满足关怀需求。同时，财力不足使养老院难以招募到充足的、出色的护理人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超负荷的劳动容易导致护理人员丧失工作热情，变得表情麻木、动作机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承担了照料老人的具体事务，但关怀质量已经打了折扣。如果老人不配合，他们会感到委屈、愤怒、甚至情绪失控，用对待不听话儿童的方式来对待老人。在故事中，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住院老人的处境——“在那里面，老人被当作不听话的呆傻儿童对待，直到有幸死去”。这种把老人“当作不听话的呆傻儿童对待”的做法其实是在践行一种管控和服从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权力关系。正如特朗托所分析的那样，关怀实践常涉及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那就是被关怀者的脆弱状态以及双方的不平等关系，因此，这就要求关怀给予者对可能施加在关怀对象身上的权力滥用保持警惕[6]。以家长对待“呆傻儿童”的方式来处理与住院老人的关系，这不仅无法满足老人真正的关怀需求，而且还可能激发老人的负面情绪，对养老院产生更强的排斥心理。
从住院老人尤其是生活无法自理的病患老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这种依附于他人的状态感到愤怒和绝望，因而难以对护理人员的工作报以积极的回应，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之间的关怀关系。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们虽然需要他人的照料，但他们从内心深处抵触他人的帮助，因为接受他人的护理意味着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接受他人对自己身体的摆弄则意味着被迫忍受他人对自己隐私的侵犯。如前所述，在公正伦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里，个体对自我权利和自主状态的追求强化了他们对个人空间的重视。但在公办养老院这样的地方，公共财政难以保证每一位住院老人享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也难以让每一位病患老人受到无微不至的贴心照料。如此一来，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的住院老人便会转向护理人员，在后者身上发泄自己的情绪。用特朗托的话来说，“对于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常感到憎恨，并将对这种帮助的需要转化为对那些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的怨恨。通常，这些人会因为他人为自己做出巨大‘牺牲’而感到愤怒。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之间也适用于团体之间的关怀。对于为我们提供帮助，满足我们需求的个人和社会机构，我们都会表示憎恨”[6]。对于关怀能力本就受限的公办养老院来说，住院老人的抗拒心理更加不利于院方提高关怀质量，满足老人的被关怀需求。在这样一个压力大、工作忙却很可能不被认可甚至遭到刁难的环境中工作，养老院的护理人员需要以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爱心为住院老人提供服务。但在很多时候，最初工作时的热情和耐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慢慢磨蚀，到最后，护理人员与老人之间的关系便成了程式化的例行公事，而负有关怀责任的公办养老院便成了关怀能力遭到诟病的、老人不愿前往的“等死”之地。
赫蒂是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太太，喜欢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虽然她渴望生活中有人陪伴，但是住进养老院，听凭陌生人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失去自我掌控力、接受他人帮助的生活让她心不甘情不愿。在她的理解中，入住养老院就相当于放弃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和独立主体身份。但如果养老院允许她带着养了近10年的老猫一起入住，她就有了寄托感情的对象，她也许会勉强接受。但现实情况是，养老院不允许住院老人携带宠物，所以在一番犹豫之后，赫蒂放弃了养老院。
4. 对回应型关怀关系的渴求
关怀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回应至关重要。在良好的关怀关系中，“关心者全身心地专注于他者，倾听他并感受他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不论她为被关心者做什么都深植于充满了专注和让被关心者感到温暖和舒服的关系之中”[14]。作为母亲，赫蒂曾为四个孩子付出了很多，让作为被关怀者的子女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如果说，孩子们在年少时曾以各种方式回应过母亲的关怀，使这种关怀关系维持在一种完整状态，但他们成年后的表现却不尽如意。
赫蒂虽然没能在人际关系中感受到关怀，与老猫蒂贝的相处却让她感到温暖。最初几年，作为关怀给予者，赫蒂把照顾蒂贝视为自己的责任。她像对待自己年幼的孩子一样照顾这只猫。住在公寓楼时，蒂贝晚上不回家，赫蒂就到处去找它；知道自己的猫被人踢了，她就和踢猫的人大吵大闹；看见蒂贝受伤流血，她就为之包扎伤口，精心护理。在家家户户团圆的节日里，无人陪伴的她会对着蒂贝边唱边说，“你这个讨人嫌的老畜生，你这只老脏猫，谁也不要你，是吧，蒂贝，谁也不要你。你只不过是只没主的野猫，一只偷嘴的老猫，嗨，蒂贝，蒂贝，蒂贝”。在这里，赫蒂或许是“把自我怜悯投射到了这只伤痕累累无家可归的猫身上”[16]，借哀叹小猫的处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赫蒂也因为自己的关怀给予者身份而感到一种满足。她知道，自己的四个子女不接受她，但是这只猫不会拒绝她。蒂贝的陪伴让她感受到些许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温暖，让她看到了老年生活中的一丝亮色。通过照顾一条小生命，她模模糊糊感觉到一种生存的正当性，感受到一种被认可、被接纳的心理安慰。
对孤单的赫蒂来说，多年的与猫共处带来了不一样的感情，使她在不知不觉之间把人际交往中的关怀关系移置到人和动物之间。如果说在收养蒂贝的前几年，赫蒂感受较多的是一种温暖和充盈，那么，随着衰老的加剧和健康的恶化，她对这种关怀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依赖这种关系。从蒂贝身上，她察觉到猫对其付出的一种回应，或者说她把猫的行为理解成对其关怀行为的回应。按照诺丁斯的分析，关怀关系中的回应不仅仅“使得关怀关系变得完整，被关怀者的回应也为关怀者提供了更多关于他自身需要和兴趣的信息，使关怀者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深化或拓宽这种关怀关系。这种回应为建立一种持续的关怀关系提供了基础”[17]。这种回应使赫蒂更加珍视生命中的这段关怀关系，并促使她朝着深化这种关系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带着蒂贝搬到无人居住的废弃大房子里之后，因为体力不支和躯体的病痛，赫蒂大多数时间都埋在毯子和旧衣服下面打盹。她每日像守候家人一样等待蒂贝外出归来，等待着这个毛茸茸的小生命钻进她的怀里，带给她温暖，为她减轻身体的酸痛。即使是生命危在旦夕，她也时刻牵挂着蒂贝的安全。赫蒂对老猫蒂贝的关怀是不言而喻的。而蒂贝愿意和她待在一起，这也是猫的习性使然。但是，莱辛在小说结尾处的描述却让这种关怀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离世前的几天，赫蒂已经没有力气照顾自己，只能在饥饿与混沌中等待死亡的来临。一旁的蒂贝似乎察觉出异常，它先是不安地伸出爪子去碰老太太的脸，然后冒着清晨的严寒外出捕食，为她叼回一只鸽子。看到赫蒂没有像往常一样生火烤鸽子，“它又咪呜咪呜地叫着，把鸽子往她身边推”。感觉到赫蒂需要温暖，蒂贝放弃了夜晚捕食的最佳时机，“陪着老妇人度过三个夜晚”。对于这部分情节，学者弗罗斯特的总结很到位：“在这个故事中，这只猫承担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对于这个身体孱弱的老太太的责任。”[16]蒂贝对关怀的回应让赫蒂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最后一点温暖。
赫蒂和蒂贝之间的这种关怀关系本应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在这种相互回应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到一边，凝神倾听，以便了解被关怀者正在经历的一切。如果被关怀者陷入困境或者感到痛苦，关怀者也会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痛苦”[17]。在小说中，赫蒂一直关注着蒂贝的安危。为了蒂贝，她把可能得到的稳定生活，甚至是自己的生命置于一旁。而老猫蒂贝也似乎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报主人。它不仅为主人捕食，而且善解人意地陪伴左右。这样的关怀关系在赫蒂眼中如此珍贵，以至于她宁愿冻死饿死，也要选择和她的猫待在一起。反过来看，赫蒂的选择也凸显了老人对关怀和温暖的渴望。当这种渴望在亲人或朋友身上得不到满足时，把目光投向小动物便成了一种自然的替代选择。
5. 结语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在英国，“很多人将进入老年阶段，这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其中女性尤甚”[18]。对于日渐增大的老年群体来说，对关怀的渴望成了晚年生活的一大诉求。在无人问津的晚年岁月中，孤单和寂寞如影相随。在这种时候，即使是与小动物间的关怀关系也足以撑起整个情感世界，成为做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如果能把关怀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对于责任和关系的理解也会不同。用诺丁斯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人是需要关怀的有机体”看成道德行为的出发点，我们便会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必不可少[8]。在《老妇与猫》这个故事中，如果赫蒂的子女们能够满足老母亲的关怀需求，老妇与猫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人关注赫蒂的处境，并积极走进老人的生活，她也不至于为了猫而一再搬家；如果负有关怀责任的公办养老院有令人信服的关怀能力，赫蒂也不会因为猫而放弃有保障的晚年生活。赫蒂的几次决定看似不合常理，但其中反映出的关怀缺位问题却足以引起我们对老年群体的关怀需求和生存状态的重视。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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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单词care，除译成“关怀”之外，也译作“关爱”或“关心”，相应地，care ethics或ethics of care，也被译成“关怀伦理”或“关爱伦理”。如肖巍1999年的专著《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陈真2014年的论文《关爱伦理学与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和武云斐2014年的译作《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路径》。本文采用“关怀”或“关怀伦理”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