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文学地理学的思维角度来看，地理与文学这二者存在源流关系，地理因素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基础性与决定性的影响，并在文本内部空间的创建与文学批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轮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的早期代表作，这部小说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在国内引起学者的注意。目前，学界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和涉及此书的学术专著，但是大多研究偏重于分析小说的情节主题和艺术结构，少数研究者对文本展现的黑塞的自然观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切入黑塞作品《在轮下》中地理因素的建构性作用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如我国学者杨义所言，“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1]: p. 8)，在作品《在轮下》中，作者描绘了大量的自然风光，建构了多重地理空间。由此，以地理空间在文本中的表现方式及内容为焦点，对《在轮下》中“地理基因”“地理影像”等地理因子的发掘和对“地理叙事”进行透视，有助于回到赫尔曼·黑塞的“生命现场”，勾连起他生长于斯的地理环境和他对各种地理事象相关的体悟、记忆与文化感受，发现作家蕴含于地理意象中的主观情思与主体性，洞见作者新建构出的文学审美空间，更加深刻地明晰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构成及其成因，理解黑塞是如何实现从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书写到展现普遍人类存在问题的形而上的提升。
2. 黑塞的地理基因与地理影像
邹建军将“地理基因”定义为：“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2]这也就是在强调作家、作品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所有人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时空中生活着的，尽管随着生活、工作的变迁会产生一定地理位置的挪移，但仍然是在某个特定时空中。作家也是如此，他们的生长和成熟也不可能超越某一时空。“基因”作为生物科学术语先天包含着“遗传复制”与“突变”的内涵，被文学地理学借用后仍旧具有上述的特征。“地理基因所‘遗传复制’的对象是作家主体的生命体验、感悟与记忆，而作家创作的成果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基因的影响”[3]，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人格和气质产生不同的影响，当那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以某种特有的方式凝聚在作家身上时，他的思维方式、审美品格乃至人生态度就会在其作品中表露出来。
探寻黑塞的地理基因，就是回归黑塞文学创作的鲜活的立体文学场景，从而真切领受其间多重的生命意义。黑塞时常注目于他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关注其身处的每一处空间，善于剖析在这一空间内存在的人，探究不同的生命状态，在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书写中构筑新的审美空间，塑造出极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传达自己的精神追求与审美理想。我国学者梅新林将美国斯坦福教授弗朗科·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年》中提出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这一重要概念提炼为“双层空间概念”，即文学地理学的“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分别与前二者相对应[4]。实际上，一位作家的地理基因恰好就体现在这双层空间之中。一方面，作为处于“空间中的文学”，它的创作发生地处于真实的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之中，《在轮下》正是黑塞最后一次在老家德国的卡尔夫(Calw)常居时创作的，卡尔夫小城就是“外层空间”，这是塑造了作者的地理基因的地方；另一方面，文学内部存在“文学中的空间”，文本描绘的小镇和毛尔布隆修道院尽管有真实的现实地理原型，本质也仍旧是由作者虚构的，这就是“内层空间”，是特定的地理基因在文本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1877年7月2日，赫尔曼·黑塞出生于德国南部的符腾堡州黑森林地区的卡尔夫小城中的集市广场。其父原籍俄罗斯，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传教士，其母亲是一个施瓦本人的女儿。1881年黑塞同双亲在瑞士巴塞尔居住，直到1886年才回到卡尔夫上小学。但由于在巴塞尔时很是年幼，他对此并无太多印象，正如黑塞在《罗斯哈尔德》中所说，“人经历的事物，只有在他十分敏锐和精力充沛的年轻时期，也就是说在13、14岁以前经历的适合于他的事物，才能让他在一生中回味无穷”([5]: p. 31)。因此，在卡尔夫成长的孩提时代与青少年时期里感受到的暂时尚未受到外界污染的风光人情成为了黑塞永远的精神故乡。
卡尔夫市坐落于纳高尔德河畔，依靠经营纺织业自给自足，人们的生活平静舒适。整座卡尔夫市成了黑塞创作的地理背景，在1902年创作的《摩尔勒》中，黑塞这样写道：“对我来说，这个父亲的城市永远是一个城市的榜样和原型，而那些街巷、房屋、人和历史，也是人的故乡和命运的榜样及原型。”([5]: p. 37)《在轮下》中出现的许多建筑和景观确实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痕迹。例如学校的办公楼就在上市场大街上，办公楼右边一座外号为“小台阶”的房子就是打钟人奥尔普(参见《在轮下》)的房子，而巴德大街、梅茨格巷都也在黑塞别的小说中出现过。更重要的是卡尔夫的自然风光。卡尔夫就在黑森林旁边，草木葱郁，风景秀丽，激发了黑塞的诗意天性，黑塞曾说：“我很幸运，早在学生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学到对于生活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我熟悉我们的家园故土，熟悉那些果园、树林、鸡舍以及手工业作坊，我认识树木、鸟类和蝴蝶……”([6]: p. 1)年少的黑塞把自己融入自然，倾听着树木、草地、山坡、河流、湖泊的故事，自得其所地生活着，万物不同的姿态留给黑塞深刻的印象。“童年信仰的魔力在我周围保护着我，花园和小河、天空和动物世界都在和小弟弟亲切交谈，树林沙沙响，喷泉哗哗流说着方言，唱着圣歌……亲爱的故乡、可爱的动物世界包围着我”([5]: p. 10)。卡尔夫的风景成为了作家心中涌动的乡土情结，也正是自然风物的熏陶使他开始思考人在自然宇宙中的意义，人与自然风景的关系以及人的自然天性的问题。
从1886年至1890年，黑塞就读于卡尔夫人民小学和拉丁文实业中学，在这里，黑塞深刻体会到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认知尤其来自于其弟弟汉斯的不幸遭遇：“汉斯是一个十分善良、听话并准备承认权威的孩子，但是他不是一个会学习的学生，有几门功课他感到很困难，由于他既没有天真的迟钝……于是他就成了那样一个学生，总是被老师、特别是那些不好的老师盯住无法脱身，他们永远不让他有片刻安宁，总要折磨他、讽刺他和惩罚他”([5]: p. 38)。这位喜爱沉思的自然之子深刻认识到，万物都在自然界中依据各自的生命规律自由生长着，唯独人类经受着自己所制定规则的约束，被迫屈服于压抑天性的种种条规之下，小说《在轮下》就是对违背自然天性、远离自然的批判与反抗。这种批判和反抗主要由《在轮下》中出现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空间——毛尔布隆修道院来承担。
毛尔布隆(Maulbronn)修道院是阿尔卑斯山脉北侧的一所中世纪修道院，外围是雷山西北面，处于黑森林与欧登森林的交界处。整个修道院群由封闭的防御墙环绕，是一座由房屋围成实质性院落，并非教堂的装饰性廊院。毛尔布隆早期是西多会教士的修行地，宗教改革以后应符腾堡公爵之命转化为一所新教神学院。黑塞与毛尔布隆神学院的缘分很深，他的祖父曾在该修道院就读过，并在那里写了好几个剧本。1891年，黑塞考入毛尔布隆，92年的三月底，他逃学出走，被带回后关了8小时禁闭。他在《传记随笔》中回忆当时的出逃原因：“因为我当时已完全清楚，除了做一个诗人之外我不想干别的。”([5]: p. 47)1892年6月他在巴德鲍尔(Bad Boll)新教学院(疗养院)疗养时自杀未遂后被送进施泰腾(Stetten)精神疗养院。这些事情都被黑塞记录进了《在轮下》之中，并作了艺术化处理。对于黑塞而言，卡尔夫这个施瓦本小城里他看到的风景和经历过的事件都是具有保存价值的，“这里尽管有各种各样小商小贩和庸俗市民的生活，仍然有一种人民的精神的统一，一种具有400年传统的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幻想的饱和。那就是城市创建时期和“威廉”时代开始时期德国和今天已经消失的当时的大量概念和象征”([5]: p. 37)。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以其独特的方式镌刻在了黑塞的灵魂中，形成了他的地理基因，于是小城的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成为了他文学创作不竭的精神源泉，以有意或无意的形式进入了他的文学世界。
作家的地理基因外化后就呈现为文学本体的地理影像。“地理影像”就是指文学作品里的与地理相关的图像与意象，以及与地理相关的物质形态的东西[2]。它包含地理意象、地理形象、地理景观和地理空间，是文学创作的内层空间。这些地理影像构成了一个个文学场景，它们作为故事人物行动的空间情景，也被赋予了不同的隐喻义或象征义。正如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中明确指出，“空间不是叙事的外在因素，而是其内部力量，从内部改变着小说形态。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小说中，发生了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哪里发生”([7]: p. 70)。在《在轮下》中，作者构建了三个地理空间：卡尔夫小城、城市斯图加特、毛尔布隆修道院。
卡尔夫小城作为黑塞本人青少年时期所居住的故乡，总是以一种明朗美好的姿态出现在文本中。“两眼大喷泉淙淙流淌，炫人眼目。不远处的山上，深青的冷杉林越过参差不齐的屋顶望过来……岸边的鞣皮场建筑鳞次栉比，幽深的河水像湖水，碧绿而沉静，尖细的柳枝弯弯地垂到水面上”([8]: p. 15)。黑塞借汉斯之眼描绘着小镇秀美的景色：“群山之上是龙胆草一样湛蓝的天空……林边，一排排大毛蕊开着毛茸茸的黄花，绚丽多姿。……冷杉林下，高大笔直的毛地黄开得正艳，它那长着银色茸毛的宽边儿的根叶、结实的茎和一串串鲜红的铃状花萼奇特而美丽。周围是各式各样的菌菇……森林和草场间大片的荒地上，坚韧的染料木燃烧着耀眼的黄，与绵延的淡紫红石南带相连。……永不停歇的响亮的蝉鸣在草地上空不断回响”([8]: p. 31)。群山、蓝天、树林、草地、河流、花朵、蘑菇、燕雀、蜥蜴这些自然界的景物和动物被细致地描绘了出来，对景观的工笔画般的描写极为细腻精致，家乡的醉人景色成为《在轮下》的巨幅背景图。至于首府城市斯图加特，这一空间作者并未运用太多笔墨。仅仅以汉斯的视角草草勾勒了一下城市的景观，林立的高楼，喧嚣的人流。毛尔布隆修道院作为文本中两极空间的另一极，黑塞对其地理物质形态的描述也是十分到位的。与卡尔夫的明丽色调不同，整座隐修院都是处于一种外在的清幽与内里的沉闷古旧这种矛盾的氛围之中。“本州西北部，在森林茂密的丘陵与无数幽静的小湖之间，坐落着毛尔布隆西妥教大修道院……建筑内部与外观富丽堂皇，几个世纪以来，与周边静谧而绿意盎然的秀丽风光融为一体，尽显高贵……如画的墙壁、凸窗和挑楼、门洞和庭院，以及一座磨坊和住宅，环绕着巍峨古老的楼宇，放眼望去，令人心情舒畅”([8]: p. 46)，外观上的古建筑群十分高贵古朴，内里的陈设也显示了这一隐修院在当地的重要地位。建筑的方位和围墙而修的植物极为庄严有序，暗示了修道院内森严的等级权力与权威秩序。与此相反的是毛尔布隆修道院外的林中湖，在黑塞的书写下，林中湖宛若世外桃源，这一地理空间的设置恰好呼应了前面的卡尔夫空间，从而将地理叙事与人物成长串联在一起，在其中注入主观情思，将自然地理、人物及情节发展和主题表达连结为一个圆融的整体。
3. 《在轮下》中的地理叙事
地理叙事是指“文学作品艺术传达的一种特有方式”，“是针对文学作品里与地理因素相关的艺术建构问题”[2]。小说中的地理叙事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作者的地理基因的外化，借助地理影像表现出来，同时辅以作者的高超叙事技巧，并注入了主观情思，它关系到文学表达的本质属性，是审美对象化的集中体现。“地理叙事通过多种艺术手法表现地理空间、地方与景观，呈现出空间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布局，凸显个体生存、时代变迁和民族文化的具象情境”[9]。地方建构的过程是将抽象的空间具体化的过程，从而实现文学上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文学作品中，地理叙事是依靠地理影像为中心来进行新的空间建构的，地理意象、景观或某一地理空间的主观性或象征性特点使其成为地理叙事中最活跃且最基本的元素。《在轮下》中蕴含的思想与艺术境界，都是依托自然地理叙事而存在的。文本的地理叙事策略是通过构建具有两级对抗形态以及原生作用与实际效果背反的地理空间来隐喻暗示人物的发展轨迹的，同时将反传统教育制度、追寻自我及自然至上等多重主题附着自然地理叙事之上。
构建具有两级对抗性空间的地理叙事手法。在文本中，黑塞构建了几组对立的地理空间：小镇家园与修道院、修道院与林中湖、硝皮匠巷与鹰巷。小镇家园的风光秀丽迷人，承载的是汉斯关于家园的美好记忆，而毛尔布隆修道院则是昏暗压抑的，修道院作为汉斯刻苦学习通向的终点带给了汉斯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了主人公“碾到轮下”([8]: p. 73)的命运。文本中的“林中湖”地区是独立于修道院的地方，林中湖的环境与修道院的压抑截然不同。深秋的林中湖地区色彩分明、层次清晰，与修道院内部单一色调的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修道院内学生学习的是一些枯燥僵化的知识，而走向林中湖的学生如海尔纳获得的是与修道院内完全不同的体验，思考的也是全新的诸如“生命”“死亡”的问题。
皮匠街与鹰街的对抗性源于在其间生存着的不同群体。“吉本拉特家的房子坐落在古老的石桥附近，在两个差别很大的街巷的夹角处”([8]: p. 91)，也就是皮匠街和鹰街。皮匠街是体面而富庶的，“本城最长、最宽、最体面”([8]: p. 91)，居住者们拥有独立院落，建筑华丽富贵，宽敞明亮。与硝皮匠巷宽敞明亮截然不同，鹰巷十分歪斜昏暗，“在这个空间里什么都在互相争夺与倾轧”([9]: p. 35)，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屋破损不堪，断然无法遮蔽身体。主人公就处在这些具有对抗形态的地理空间的交汇处，忍受着两级分裂带来的巨大痛苦，苦苦探寻着二者的和谐统一。汉斯一方面追求着知识的理性和冷静，追求崇高和克制，另一面又向往感官的放纵，希望品尝生活的欢愉。在这样的地理空间影响下，向左是成为平庸的工人，向右是成为高贵的神学院学生；向左是选择碌碌无为地活着，向右是选择在死亡中获得自由。站立在地理位置的交点上，主人公的性格似乎向哪个方向发展都符合逻辑，因为他自身就是一切矛盾的集合——其人所处的地理时空的所有对立与对抗都将在他的身上汇聚力量、集中爆发。汉斯原本属于安逸世俗的小镇，却向往着进入神圣的毛尔布隆修道院；当他融进了修道院的生活之后，却又逐渐想要挣脱开而走向了院外的林中湖；他原本属于富足的硝皮匠巷，但是他所渴望和逗留的区域却是鹰巷。他始终将自己放置在了错误的地理空间之中，不断追逐又不断沉沦坠落，这种矛盾的环境必将导向悲剧的结局。
地理叙事通过地理空间与其原有作用的背反，暗示了情节走向和人物性格发展。这种背反主要表现在花园、汉斯的小屋、首府斯图加特以及毛尔布隆修道院中。花园应当是美好、神秘的象征，但在这里，它以相反的形象出现，废弃而破败。“空荡荡的棚屋看上去年久失修，墙壁一角的石笋已经坍塌，木制小水车也变了形，破旧不堪地躺在水管边上”([8]: p. 17)。花园里没有鲜花盛开，地理名称已经失去原来所指的含义，地理景象的荒凉显示的是主人公内心的荒芜。承载了童年美好回忆的花园不再有人光顾，象征着快乐已一去不复返，植物的凋敝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疏离，同时暗示了汉斯悲剧的命运。房屋原本是人类栖居之处，如今却已不再是人的心安之处。卡尔夫家中房屋的记忆并非是令人愉悦的，“他曾在这里与疲劳、困倦和头痛做斗争，坚忍、倔犟、充满雄心……度过漫漫长夜，经常处于绝望边缘”([8]: p. 19)。只有偶尔才会品味到成绩带来的自豪与迷醉之感。屋檐之下是被剥夺了孩童天性的幽暗场所，甚至连睡眠都成为身不由己的行动。
城市本身意味着进步、发达，应当带给人的体验是新鲜、舒适的。作为主人公汉斯参加州立考试的地方，尽管作者并未多着笔，但这一空间实际上在结构和内容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斯图加特的城市景观是与卡尔夫的自然景观相对的，少年面对着繁华的都市却感到“城市的景象让他感到压抑：陌生的面孔，奢华过头的、花里胡哨的高楼大厦，漫长的令人疲倦的道路，有轨马车和街上的喧哗，这一切都让他望而生畏，让他痛苦”([8]: p. 19)。压抑和痛苦是脱离了自然地理与自然天性所带来的精神感受。当姑妈提议去散步时，“汉斯眼前浮现出碧绿的草地，仿佛听到森林里树叶的沙沙声”，然而一座工业化的繁荣城市与卡尔夫完全不同，“在城里散步和家乡完全是两码事”，城市的人声是嘈杂的，空气是“燥热的、夹杂着尘土”([8]: p. 20)。从地理方位上看，它与毛尔布隆修道院和卡尔夫小城形成了三角关系，位于二者的中间点并向外延伸之处。作为汉斯通向毛尔布隆修道院的必经之地，斯图加特令他体会到的痛苦成为了后续在修道院感受到的一切痛苦的开端。斯图加特之行成为了人与自然、人与天性背离的分割点。
作为常见的宗教建筑之一，修道院本就具有传教修习的作用，但黑塞为其新增了别的内涵。修道院作为庄严肃穆、封闭压抑的宗教场所，本应当是人的灵魂和精神的安栖之地，但实际上修道院反而成为了灵魂被摧残的地方。修道院“这种空间时时保持着一种扩张型的姿态，在深层意义上是一种扩张型空间”([9]: p. 49)，这种扩张正是修道院内部权威和教育体制向学生人格的倾轧，是暗含在那些十字回廊以及一间间命名为古典城市的宿舍的地理意象中的。修道院功能与实际造成的可怕后果形成一种对比，这种强烈的对比为汉斯的悲剧奠定了基础。
4. 《在轮下》的地理书写与主题表达
有学者指出，黑塞通过《在轮下》“尽情抨击了当时腐朽的教育制度，为自己的少年苦难默哀，自我重获新生，完成了自我灵魂的一次救赎”[10]。事实上，不论是反旧教育制度主题、自然至上主题还是追寻自我主题，它们的表达都是与文本的自然地理空间建构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脱离开卡尔夫的自然地理空间与毛尔布隆修道院这二重空间，上述的三重主题就无从表达了。
自然地理空间建构与反传统教育体制主题。黑塞创作完《在轮下》不久后，在致卡尔·伊森贝格的信中明确道：“学校是我严肃对待并且有时候使我感到激动的惟一的现代文化问题”([5]: p. 38)。在去往斯图加特参加州立大考前夜，汉斯在小城散步，每日无聊枯燥的学习使一个天性自由活泼的孩子完全忘却了自然本能，连身边最亲近的自然景观都完全忽视了，“几个月来，他每天往返两次经过这里，却从未留意桥边精巧的哥特式教堂，也没注意过桥下的河水、水闸、堤坝和磨坊，甚至没看一眼水草和柳岸”([8]: p. 15)。然而当“终于不用学习了”时，孩子忽然注意到了周围的景色，感到这一切风光“无比秀丽、迷人”，他也忆起了儿时在水边钓鱼的快乐时光。在这里，自然风景是与自然天性一同回归个体的。只有当他考取神学院之后，“终于又能坐在水边，看堤坝下泡沫破灭，眯着眼看鱼线晃动和刚钓的鱼在他身旁的水桶里游泳。生活多美呀”([8]: p. 33)！折磨人的功课让汉斯觉得过去是一场“漫长而无休止地疲于奔命”，自然仍旧是那个自然，风光其实从未有过什么改变，但是在考试的压力下汉斯竟完全忽视了眼前的风景！只有脱离那种重压环境，自然才能重新被人看到。这从侧面体现了教育制度对人的摧残。
自然地理空间建构与追寻自我主题。汉斯·吉本拉特的个体成长史是以地理空间的腾挪和转换完成的，在这种地理位置的转移之中，汉斯完成了个体的成长，呈现了“自我追寻”的命运诉求。黑塞自己这样评价：“我创作的几乎所有散文作品都是心灵的传记，其中没有一部是有关故事、情节和紧张事件的。”[11]的确，《在轮下》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事实上，这部作品几乎完全是依靠自然地理空间的变换来将故事伸展开的。祖国颂指出，“时空性是小说叙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它既是叙述的潜在结构，又是特殊的意义载体，它既被话语所描述，同时又像话语一样具有显示意义的叙事功能”([12]: p. 227)。自然地理空间就是一种特殊的意义载体，正是主人公汉斯思想生长和自我发现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黑塞的创作根源其地理基因，在自然地理中获得的体验和实际经历。黑塞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世人眼中的佼佼者，但也正因此就过分承担着他人的期待。汉斯也是如此，他常常惑于自己的身份，即自己究竟属于他自己还是他知识现行教育下的傀儡。
在从卡尔夫到斯图加特再到毛尔布隆修道院的空间腾挪之中，空间不断地干扰着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这种干扰在毛尔布隆修道院中达到了最大。一方面是空间中存在的悖论，整座隐修院呈现的是来自中世纪的外形，仍发挥着古典时代的遗风，被命名为希腊、雅典、斯巴达之类的学生宿舍本是为了实现文化的经典化和融合互通，现实却是学生是现代性的具有自由精神的人，而整场教育实质上是失败的，完全与原初目的相背离。在这样的悖论空间中，不论是汉斯还是海尔纳，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都选择了出走，离开修道院，奔向外界的林中湖，最后或是如海尔纳的在远方消失，或是如汉斯的归返回卡尔夫的自然之中。诗人海尔曼·海尔纳的全部灵性与林中湖的风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修道院内是孤僻不合群的另类学生，但当他身处自然之中，属于自我的思绪就会主动浮出水面，才能够“用诗行反映自己的心灵，用幻想创造了一个独有的虚幻世界”([8]: p. 57)。而脱离修道院的封闭空间以后，汉斯也只有置身于宁静的、没有外界力量干扰的林中湖地区时，才能够自由思索，找到真正的不被他人掌控的自己。借由自然地理的构建，黑塞表达了这一主题：人只有在真正的自然中才能寻找到人生真谛，追寻自己，发现真我。
自然地理空间的建构与自然至上主题。这二者实际上是二位一体的，自然地理的书写具有本位的意义，它们呈现了作者的思想。“黑塞主张顺从自然，返回自然”[13]，在黑塞的温柔笔触下，是无限的河边景色、汉斯的水上遨游和林中散步、岸边的垂钓、毛尔布隆修道院的夜景、孩子们的嬉戏、天真的友谊……这些都是对大自然的讴歌，对孩子们心灵的颂曲。自然界成为了人获得心理安慰的精神归宿，成为了真正的精神家园。在参加完斯图加特的大考以后，汉斯想起卡尔夫，“家乡的花园，被冷杉映蓝的山峦，河边的钓鱼处，仿佛遥远的、很久以前看到过的图画”([8]: p. 24)。在回家的列车上，当汉斯“终于看到山上深蓝的冷杉林时，才感到一丝快乐和解脱”([8]: p. 25)。当人遭遇挫折与创伤时，自然成了人的慰藉。实际上黑塞构建的三种不同地理空间实际上预示了三种与自然相关的不同命运走向。
如果说卡尔夫象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斯图加特代表着对自然的远离，那么毛尔布隆修道院就是对自然天性的彻底扼杀，而唯一的生机和希望就落在了隐修院外的林中湖上。“大自然在黑塞笔下，是《在轮下》中汉斯逃离神学院桎梏的温柔港湾”([14]: p. 34)。在修道院内部，空间封闭，时间宛若静止，但是在林中湖中，大自然和物理时间客观分明，有着正常的环境应有的生命律动。修道院中的学生海尔纳就是在林中湖里写诗，思考死亡与消逝的问题。林中湖这一自然地理环境成为了人类完善灵魂和深入思考的地方。“树木被剪掉枝干后会在根部滋生出新芽，同样，心灵如果生病或受到伤害，会回归可以春天般无限遐想的童年，在那里重新发现希望，将断裂的生命之线续接起来”([8]: p. 91)。作为自然地理空间而存在的卡尔夫和林中湖向我们展示：只有自然能够救赎人类。在这些地理自然叙事之中，河流作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地理意象，实际上代表着人与自然最紧密的联系。河流贯穿着自然界，滋养着万物生灵。河流就是命运之河。当人的肉体融入河水，人类就与自然界产生了最深的联系。自然也就以无所不包的伟力治愈着一切不安、忧郁和苦痛。考完州立考试回到小城的当晚，汉斯就跑到了镇边上一个叫做“天平”的地方。“那儿河水很深，缓缓流过高大的灌木丛。”“清凉的河水拥抱着他瘦削的身体，他内心重新涌起对美丽家乡的喜爱”([8]: p. 25)。乡野的河流是永远的皈依。汉斯站在小桥上，向前看是家乡，向后遥望是修道院，两处都不是他想要的归宿，在酒精中他逃过了理智的束缚，跃入水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溺水而亡，作为自然的河流成为汉斯最终的永恒归宿，这条悲哀的灵魂在涌动不息的河水中获得了永恒的安宁。
5. 结论
从文学地理学视域对黑塞《在轮下》进行分析，就其作品中的地理基因而言，他这一个体实际上承继了施瓦布地区卡尔夫小城所世代积累与地理物象相关的体悟、记忆与文化。通过对卡尔夫地区一些独特物象的描述和再创造，地理基因符号转换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以地理影像的形式成为组成文本地理空间的一部分。地理空间的建构进一步展现了作家的主观情思和叙事技巧，地理叙事将自然地理空间的呈现同主题思想的表达相贯通，使得自然地理空间成为作者反抗旧教育体制、宣扬自然至上与追求自我的重要依托。运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德国文学作品，有力地证明了文学地理学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能够超越中西文化之差异，在文学理论阐释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