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花城》杂志在“花城关注”栏目定义了关键词“新海外华语文学”，大陆新移民作家的海外华文写作成为新的关注点。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与从前的海外华文书写相比，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再离散”成为移民群体的新趋势，多元文化背景以及网络时代的信息碰撞使得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带有更多新奇的观点和新鲜的角度，曾经的“离散”、“乡愁”和“身份认同”主题已经不再是新移民作家的写作中心，海外华人的创作主题已经进入了更加国际化、更世界主义的境界，他们在世界性的历史伤痕中寻找题材，他们的眼光开始由小我展开，触及更大的世界性问题，海外华文创作主题则由此丰富起来。

王梆的《贫穷的质感》则是这类创作的代表，这是王梆为《单读》杂志撰写的非虚构系列“英国观察”作品。以作者本人旅居英国十二年的生活体验，记录了英国真实的社会面貌，从一个移民者的角度出发，讨论英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异、政治制度、育儿养老等切近现实的话题，并且由自身体验延伸至对历史遗留问题、政治斗争状况以及医疗体系混乱等更高层面的社会议题，以一个异国移民者的独特视角，用细腻的人生体会和冷静的历史分析，揭示了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背后发达国家的复杂真相。王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创作动机包括《单读》杂志对她的写作支持、作为一个作家思考和记录生活的自觉等等，其中以何平的专访点评最为全面和深刻，他指出了思想者走向“看世界”的自觉，王梆的这一记录，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精神图谱”[1]。多元文化语境的海外华文文学跨族裔书写，为从不同维度重新审视世界动向、推进中国与海外经验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推动。

2. 英国真相的社会观察

“贫穷依然是一颗砂砾，住在我的眼睛里，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细”([2]: pp. 1-2)。

王梆从广州飞往英国，空降进入英国的贫困群体，开启了为了“生存”而非“生活”的努力，也深入到了英国社会细微的血脉跳动之中去，记录了她的“英国观察”。“首先是一个在英生活的memori (回忆录)，其次才是我对英国社会政治，民生和文化的observation(观察)。”当王梆进入英国社会成为住民，首先面对的问题即如何生存。在这里，王梆从自身生活体验出发，切近现实地记述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真实的社会状况，关注那些对底层民众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面的贫穷众生相、养老体系问题、社会观念及经济政策对穷人的施压、种族歧视等等，乃至今天我们最关注的疫情所产生的新时代问题。

英国的贫穷是什么样的？刚到英国的王梆，将自己的生活描述为“朝不保夕、一贫如洗”，无论是衣、食、住，都可以说是最低标准。衣服是从慈善店淘来，或是从回收产业中用几英镑买来；房子是租来的廉租房，每隔几秒钟就有轰隆的波音飞机从头顶飞过；为了节省食品开销，买便宜的素面条搭配老干妈和学生榨菜，在夏天碰上伦敦的各个工作室展览时，装模作样地溜进去吃供应的甜点三明治酒水饮料……为了生存，只能从各种地方尽可能地省钱，从各处尽可能地赚钱，在伦敦还做过上门推拿按摩的工作。除了自己，王梆交往的那些英国本地人也难以逃脱贫困的命运，如“我”工作的食物银行中一位常客安·奎恩，因精神疾病和肢体劳损失去了护工工作，申请不到残疾人救济金又卷入官司，每月领到的微薄的失业补助，还不够在小镇上租一个房间。她只能住在一个破车里，在公厕里洗把脸就当作日常洗漱。“我”向她建议到其他国家去教英语，却没有被采纳，甚至被机构的地区经理称其建议为“有趣”。冬日更甚，冰雪的伦敦让无数有居所和没有居所的人都经受致命的寒冷，因为电费和燃气费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支出。

王梆探究了当代社会两个阶段性的挑战。一方面，她凝视着年轻人在生存的临界点上为未来拼搏的努力；另一方面，她也关注到老年人在应对高昂的养老成本时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在西方国家，面对日渐加剧的少子化和生育率下降的现实，除了那些富有到足以拥有广阔宅邸和众多仆人的富裕阶层之外，大多数老人的日子是在各种养老机构中度过。王梆将录音笔藏在围巾里，记录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英国私营养老机构的费用每周高达近千英镑，老人们不得不出售房产以支付这笔开支。然而，高昂的价格并未换来预期的周到服务，相反，她的调查揭示出了在这些设施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对老年人的虐待和忽视([2]: p. 65)，眼光延伸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房产价格及其浮动变化，职业养老金政策的变动，联系次贷危机、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及财政紧缩、全民医疗服务体系私有化等等现实事件，列举了大量历史事件和客观数据推导当下。在书写英国社会真实状况时，王梆以个人经验向读者讲述自己的经历，以故事性的方式记录生活，以议论的方式表达自我观点与疑问，以陌生化的写作手法使我们在重新认识西方社会的过程中产生震撼与新奇感，口语化的语言叙述使得我们在阅读时更能感同身受作者的处境，而详实的历史回顾与客观数字的罗列使得观点表达更具说服力，两者的相互补充与“互证”、主客观并具的写作特点使得作品产生一种洞察和思想的力量。

王梆在序言里说到，“我希望这本书最远，能触及到那些对现状非常不满，四处寻找假想敌，却从未在西方真正生活过的读者”([2]: p. 4)。面对疫情冲击，我们所面对的状况更为复杂，公民的诉求随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日趋多样复杂。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当居住国的现实无法满足个体要求时，选择移居他国的意愿更加强烈、可能性更高。但离开和逃避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吗？我想，《贫穷的质感》回答了这一“移民时代”的问题，它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符码进行了“祛魅”，深入触及了异质文化背景与异国经济制度下的现实问题，反映在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带来强烈的冲击感与观念的颠覆。

3. 华人在地者的社会参与

如前文所说，《贫穷的质感》实现了对传统海外华文文学视角的根本性转变，而站在一位异国他乡的平等观察者的立场，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社会的种种隐疾。这一叙事视角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视野，一方面寻找了东西文化共通的纪实性国家分析主题，一方面实现了东西方主客体、“看”与“被看”关系的颠覆，让华人成为“看”的主体，去审视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问题。《贫穷的质感》虽然属于社科纪实类作品，但其与政治经济分析类书目不同，它冷静而有温度，王梆关注的不仅仅是遗留的历史、复杂的政治，还有为这一切不完善而买单的具体的人，写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话语、留下他们的声音。时至今日，当国人走出国门，他们记述的已不仅是融入他国的苦难史，文化冲突的孤独感，而是彻底改变了自我姿态和地位，学会去审视他国国情的内在问题，提供了中国看世界的新的切入点，并且以在地者的身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她的华文文学书写不再是内求的传统叙事，超越了华人社群在异国所遭受歧视与苦难记述，王梆主动介入当地政治生活，从旁观者转变为行动的主体，成为第一能动者。

海外华人参与世界的新“图谱”，首先在于由最基本的生活出发，关注具体的、可触可感的人。在《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一章中，王梆以好朋友长颈鹿的生活出发，讲述了一位受国家经济政策所害、又为国家文化政策所救赎的英国公民生活经历。被父亲打坏了身体，因患进食困难而进精神病院，几乎一生都在治愈他瘦得凹陷的身体。为了攀住某种支撑继续生活的信念，长颈鹿从当地图书馆中获得了自我救赎，不得不承认，这得益于英国六十年前的图书馆历史。1964年英国颁布《英国图书馆和博物馆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图书馆服务，这一法律政策或许推动孕育了英国人浓厚的文化观念。虽然地方图书馆期间经历了数次冰封低谷时期，但最终又在民间社团的力量下获得重生。英国人通过各种方式节省地租、赚取管理费，使图书馆永驻，使自我的“心理坐标”永存。长颈鹿便是将自我寄托于这些公共空间之中，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这是英国民间对在地公共空间打造的努力，也是对于每一位在地民众精神世界的保护。王梆作为异乡者，也受到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救赎之助。她在书中直接表达了作为海外移民不可回避的“无乡”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如腊月般袭来，趁我毫无防备，在我那亚热带的躯体上覆上一层寒霜”([2]: p. 208)。“我”主动地期待英国社会、所生活的社区可以如救赎长颈鹿一样，给予我这位异乡人精神上的救赎。英国的民间社团引起了王梆的好奇心，在30英里范围内的生活圈里，王梆探索了村礼堂等众多非营利性民间社团，每一个社团和每一位民众一样，背后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赈贫济乏的传统和“公共意识”精神。民间公共区域成为人类反抗残酷现实的力量，既是化解了在地民众生存困境，也是对于海外华人而言，陌生的个体与在地建立亲密关系的媒介，融入当地、消解隔阂，化解“无乡的焦虑”的宝藏。王梆以“在地的造乡”为题，写下了她加入村庄志愿者队伍的无穷乐趣，这是华人作为一个陌生个体参与在地建设的过程，也是一次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的旅程。王梆通过实地参与，跨越了文化与社区的隔阂，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在异国他乡中寻找并构建了归属感。

相似的，《老工党的逆袭和左派的困境》中，王梆讲述了自己真实体验了英国政治生活的混乱后，激发了其看清英国政治党争的好奇心，从而以华人自由记者的身份加入工党，并且记录了与其他英国工党支持者的交往，深入了解英国政党之争下的各类社会状况，包括金融业、医疗民生、工业制造业等等。这类华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题材亦是华文书写的一个新话题，给海外文学触及他国政治的书写提出了新挑战。二十多岁时的王梆，第一次听到了西方的后朋乐队痛斥资本主义，不时从身边的事件中了解到资本主义的隐患，但还不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要受如此痛骂。直到自己真正移居英国，以居民的身份感受到收入与物价之间的鸿沟，才知道残酷的现实真相。在这一现实环境演进愈发恶劣的同时，全球右翼风暴席卷而来，现实正在上演我们以为已经过去了的诡异和阴暗的历史部分。“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右翼政府通过了反堕胎法，女性只有身体严重残疾或在分娩中面临生命危险时才允许堕胎；在土耳其，新的‘宗教’领袖埃尔多安正在把女性逼向一个《使女的故事》的世界，声称不生育的女性就是一种‘残缺’……”([2]: p. 143)信念和理性使王梆开始关注英国政治活动，她把目光投到了右翼对抗力量——工党。她以中国长大的自由记者身份，加入了工党成员举办在乡村社交俱乐部中的会议，并且在工党朋友的感召下加入了食物银行，也是因此，王梆切身感受到了英国极端的贫富差距，开始调查并分析英国慈善机构现状及其背后相关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法规。她不仅巧妙地对英国福利政策进行深刻的推敲，更以较大的篇幅和严密的逻辑进行了细腻的解析。她穿梭于过去与现实，利用历史事件作为参照，逐层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政策对英国社会产生的深远且多层次的负面影响。在王梆精妙的文字中，政策得失和背后的政治哲理被一一揭开，保守党与工党之间激烈的辩驳和政治较量被层层铺排。

除去历史的严谨考证与政策解读中的理性分析，王梆更展现了她对细节的敏感捕捉和个人色彩的注入。相较于宏大历史叙述的那种时代的电闪雷鸣，王梆确立了个人的叙事立场，运用平易流畅的语言、生活故事的切入点，深入英国民间社会面貌，穿插历史叙述和政治分析，使叙述更加真实又深刻。王梆在英国经历了焦虑与交融，在迷失了身份的“无乡”情绪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融入西方文化的经历之中表现自我观察与见解，这种书写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勾连时代的个体体验，体现了中国新移民作家更为坚韧的精神力量和广阔的视野。她通过记录与英国当地居民的实际交流，深入探讨了大众对政治决策的真实反应和考量。以小见大，王梆巧妙地将宏观政治导向与个体生活实感交织，折射出政策背后人性的多维态度和对未来的不同期待。她的笔触深切地触摸了社会脉络，令人在阅读中能感受到政治与人心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结，进一步强化了主题所承载的现实意义。

4. 回望消解与向外开拓

在日趋全球化的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已经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美学气象和精神气质，形成了去国界化的叙事、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和超越性的写作观念。海外文学作家尤其是新移民作家，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少地涉及“乡愁”“离散”等传统的主题，而更多地追求书写的本质：构造一个圆满浑融的作品。

王梆作为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也曾表示，“国外和国内，生活上差异很大。但写作方向上，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差异呢。我关心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想写的，与其说是西方生活带给我的震撼，不如说是我成长中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3]。王梆在创作的过程中已经基本消解了故国回望的主题、海外华人生存困境的书写，而是从内心的异乡感出发，关注在地性，书写异乡生活带给个人的真实体验，并且进一步扩大到在地公民的生活关怀，写英国公民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党争困境、种族歧视、传统观念压迫、资本主义制度现状等等当下的社会问题。

回望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史，这是一部随着世界的前进步伐进行的历史。19世纪初，随着欧美国家废除奴隶制度，大量的中国人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诱骗至欧美国家成为劳工，“卖猪仔”的第一批移民浪潮由此拉开序幕。在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之中，生存与“根”始终是海外华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也就形成了身份焦虑、文化冲突、族裔隔膜、精神流散、生存困境等海外华文文学母题。然而，随着时代进步与发展，海外华人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已产生很大的不同，教育背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条件支撑着观念的转化，东西文化与族裔的对立、二元化的思维模式已在不断消解，国界线也随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模糊，海外华文文学界出现了以张惠雯、陈河、薛忆沩、严歌苓等淡化国域的创作，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已并不紧扣“海外”这一特殊的身份来彰显差异性，而是聚焦于小说创作本身，面向小说创作的世界性和艺术性。张惠雯近年的创作褪去了“异域/故乡”“去国者/还乡者”的对立，在《玫瑰，玫瑰》《朱迪》等作品中探寻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结与互动[4]；陈河从阿尔巴尼亚到加拿大，再到游走东南亚、南美洲，他超越了以往常见的族裔语境，构建出另一种带有他者性感知的世界视野体系[5]。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华文文学作家外，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在海外开启了他们丰富新奇的主题创作，在美国的何袜平发挥身边的资源优势，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还原犯罪案件、分析犯罪心理，人类学社科研究式的书写引起了百万人的关注；在法国的胡葳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创作了极具异国文化背景、独特语言质感的原创小说，充分展现了汉语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在芝加哥的倪湛舸根据所学专业，在史料的框架中重新打造岳飞故事，并且对该传统故事提出了新思考，融入于小说之中，大胆地施展了历史在小说虚构中的“潜能”。新时期海外华人对文化冲突与交融秉持了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正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摆脱二元对立的国别划分，表现出“兼容”两种文化的“世界性”倾向。这种文化的“兼容并包”体现了海外华人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共存与互补的深刻认识。他们通过文字和行动，解构了国籍与文化认同之间传统的壁垒，倡导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共生态度。海外华文作家们的这种“世界性”倾向，不仅打破了文化隔阂，还促进了跨文化对话与理解，为全球多元文化互动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例。在他们笔下，每个人的文化身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标签，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中进行重构和发展。

《贫穷的质感》是王梆脱离本土及文化对比后的异域游记，既是作者在外生活的回忆录，也是作者在文学中对“地方”的再造，这一过程延续了个体与地域之间的情感链接，成为原乡居住者审视全球、想象与现实、现代与传统、坚守与对抗的文本。新移民文学作者在文学地理学层面指向原乡与他乡，连接了无数的地方与不同的文化[6]，这些创作由他乡走回原乡，成为新时代的我们睁眼看世界的文本，在这种双重国度的构造里，探寻更具陌生感和震惊感的叙事张力，正如王梆所说，“我的作品荒诞、苍凉，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色彩”[7]，这种置身事内的震撼感，社科纪实的艺术性呈现，成为“新海外华文文学”的开拓力量，助力开掘华文文学的新质。

以真实的、个体的人捕捉当地社会的贫困群像，深入基底挖掘背后的政治、文化、思想传统，这是王梆对世界的好奇与追问，是华人笔下的“世界观察”，《贫穷的质感》摒弃了传统华文文学中对身份焦虑和文化冲突的聚焦，转而采取一种融化国界、跨越传统二元划分、颠覆以西方为中心叙事的方式。这种全球视野的采纳，彰显了一种更新更广的文化精神和更多元的海外华文文学叙事风貌。在新移民写作的范畴中，这样的创作方向已逐渐成为常态。我们更加期待中国的文学声音能藉由赴海外的步伐，绘制出一个更为宽广的跨文化文学图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