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尝试对国民经济学体系作出批判的理论成果，它因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1]，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文本。在这一文本中，私有财产批判成为见证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探索形成自己学术思想的关键环节，显示出重要的学术地位，这仅从该书框架的标题对“私有财产”一词的高频使用就可见一斑。然而问题是，一方面由于包括卢卡奇、马尔库塞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物化”“异化”“劳动”等问题的过多关注，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同时完成的《神圣家族》，以及之后《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著作中都鲜见使用“私有财产”这一术语，围绕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境遇就产生了诸种理论分歧，一是过多关注该书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而较少关注甚至低估“私有财产”概念的作用和意义；二是一些学者依据“私有财产”概念原属于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马克思此时尚处在经济学研究初始阶段而片面地判断马克思思想的不成熟性，三是对于私有财产的研究角度过于单一，大部分学者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或者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对私有财产进行研究。
2. 劳动是私有财产主体本质
马克思在分析国民经济事实中发现他们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了前提，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往往将私有财产当做既定的前提，而没有深入探究私有财产的起源与本质。国民经济学家未能深入到经济事实中去了解劳动与财产的关系，从而就忽略了现实社会中劳动者悲惨处境，以及私有财产剥削本质。也许正是因为发现了国民经济学理论隐藏下的真相，马克思才在《手稿》中强调“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上述财产运动的本质”[2]。虽然马克思在《手稿》划掉了这句话，但是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目的就是，从社会的经济现象出发，去揭示社会变成这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马克思正是在分析国民经济学现象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反而开始压迫劳动着的人了，马克思在《手稿》中也解释了这种现象的表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异己的力量就越大。其实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人越劳动，反而人就越感觉不想劳动，越感觉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属于自己，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的异化现象。而劳动是怎么异化的呢？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自此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概念产生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包括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活动异 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四个方面，都是围绕着私有财产展开的，都是为了说明 “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都是为了追溯私有财产产生的本源。
在笔记Ⅲ“私有财产与劳动”一节的开篇马克思就指明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私有财产的主体属性，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2]。根据历史发展角度看待，首先是重商主义，他们认为货币就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因此，增加国家的货币储备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增加货币的储备，重商主义强调维持贸易顺差，即通过出口超过进口来增加金银流入。国家应该尽量多出口商品，少进口商品。因此重商主义主张国家通过干预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的产业，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以减少外汇流出。这就能够看出重商主义对于货币的重视，所以他们狭隘的认为，货币就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他们仅仅从物的角度去理解私有财产，就会导致出现对于财富崇拜的现象。国民经济学家，相较于重商主义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的对财富的盲目崇拜，国民经济学家还是有其进步性的，至少他们脱离了物的桎梏开始将人视为私有财产的本质，也将人的劳动视为国民经济学的原则，也就是说劳动首次被明确为创造财富和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只是表面承认人的劳动创造价值，实质上是在否定人，国民经济学家的逻辑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私有财产是财富的表现形式，因此就要实行保护私有财产自由发展的经济政策，在这种观点下，人与私有财产就高度的绑定在一起了，那么人的高低贵贱就和私有财产的多少联系在一起，私有财产占比多的人就等于是成功的人优秀的人，在这个视角下就是对人的类本质的剥离，他忽略了人的社会性、精神性的需求，从而就不会去关注人的全面的发展，在这种理论框架下，人似乎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存在，人的其他价值就被边缘化，我们都知道，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体现在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个价值取向。就比如如果拜金主义在社会中盛行，那么就容易养成唯利是图的价值观，长此以往采取人的本质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因此，国民经济学家表面上承认人的劳动活动的自主性，实际上却将人物化成私有财产。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充分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局限性和矛盾性。最后，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同时，还对以魁奈医生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进行批判，这一派别认为农业是唯一能够创造财富的劳动，马克思认为他们已经把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到劳动中了，但是他们的视角过于狭隘，只是从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去认识劳动，那么把狭隘的农业劳动扩展为人类的一般劳动，可以得出劳动就能够使社会财富增加，这也显示了马克思对于重农主义观点深化与思考。总之不管私有财产的形式如何变化，其产生和增殖都离不开人类劳动本质，也就是马克思在本节最开始表达的劳动就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观点。
3. 资本实质上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2]这就表明私有财产与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的国民经济学，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把“资本”和“私有财产”抽象为一般的生产资料，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生产的结果，即他们从生产的一般性出发来解释私有财产的存在，却没有看到生产的前提条件。这种解释无法深入理解任何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马克思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形而上学认识，他揭示了统治现代世界的抽象主体——资本。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提供了一把钥匙，并揭示了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纯粹经济关系。因此要对私有财产进行彻底的批判，必须深入到对资本关系的批判中。
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克思在《手稿》的笔记本Ⅰ中，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规律，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三种收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阐述，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同时也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局限性，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看成是一种永恒的关系。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关系和奴隶社会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私有财产的概念出来，它的领地就不断扩大，从早期土地、生产工具的私有再到后来生产资料、劳动力的私有，这是汲取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也是因为，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历史概念，正如《手稿》中所说明的“资本与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2]。也就是对于资本、土地等等不同的概念其实本质上都是是私有财产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早期社会，封建地主通过土地所有权控制农奴和农民的劳动，获取经济利益，因此私有财产主要表现为土地私人占有。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私有财产形式。资本能够战胜地产成为私有财产的最主要形式，其实是因为地产具有局限性，地产与资本不同，还带有地域和政治的偏见。马克思认为地产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世界的控制，是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展开来说就是地产作为不动产想要获取利益，还必须局限于土地的自然条件，并且劳动力的变革也使得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而资本家则通过雇佣劳动力来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总之那些妨碍了资本膨胀效率提升的，旧的生产方式和私有财产形式都会得到变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资本更好的更快的膨胀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动产战胜了土地这种不动产，并且资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全面而充分地抽象化，也就是说资本成为了私有财产最高最后的表现形式，并且是私有制的完成和结果，在这个阶段，资本已经脱离了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成为了一种抽象的经济力量，主导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然而这种经济权利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然而这种统治不仅制约着无产阶级，也使得资产阶级成为了维持资本权力的工具。资本体现了私有财产的积累和集中。通过资本的增值和再投资，私有财产得以不断扩展和集中，也就是说资本家还会将所有私有财产形式都变为资本，进而达到私有财产的资本化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资本家通过资本运作实现财富的迅速积累和集中，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规模和影响力，并且资本的本质在于通过剥削劳动获得增值。资本家通过投资获取利润，实现资本的增值和再生产。这种增殖过程反映了资本作为私有财产最主要且最高的形式的特征，因为它不仅是静态的财富占有形式，更是动态的、不断增值的社会关系。
不管资本如何变化，总之资本都需要通过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活动，创造剩余价值。在早期社会资本的客体性主要体现在为劳动者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设备，后来随着资本的不断膨胀，资本的运动会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因此资本的繁殖运动就体现出一种社会属性，并且活劳动与资本生产关系就出现了主客体颠倒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被资本所控制，成为了资本增殖的手段与工具。但是不管资本如何变化，资本都需要通过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活动，创造剩余价值。
4. 资本统治逻辑是劳动与资本矛盾运动过程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的开头部分遵循国民经济学的一般论述体系，将国民财富(收入)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来考察，这种考察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经济学著作相关论点的摘录，那么随着马克思研究的逐渐深入，他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提出自己的异化劳动逻辑并阐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私有财产运动的内在动力实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由此，马克思将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财富来源的“资本、劳动和土地”三分法转化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并指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在这里，私有财产关系被明确地把握为一种必然会被超越的历史性存在。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任何主体发展都是由其内部矛盾运动推动其自身向前发展的，私有财产这个主体也不例外，其内部矛盾就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并且资本逐步实现对劳动的统治，成为私有财产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也是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解为资本和劳动以及二者的对立。“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的表现的相互关系”。作为劳动，私有财产是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作为资本，“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特质”。在私有财产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和资本的对立、劳动和劳动的对立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达到极端。“资本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2]。资本和劳动的分裂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直接结果。私有制的内容不过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关系问题。
在《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资本的前提，然而当私有财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私有财产变成资本改变了劳动关系。那么劳动与资本关系如何变化发展的，马克思在《手稿》中也给出了答案。
(一) 劳动和资本直接间接的统一。
在早期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家庭手工业或简单的农耕社会中，劳动者通常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土地，生产过程是独立自主的。劳动者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劳动的实际执行者，劳动和资本在同一个主体身上统一或者说资本知识潜在的依附于劳动之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劳动和资本开始逐渐分离。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这种分离仍然带有一定的统一性。资本需要劳动者来实现其增值，劳动者也需要资本(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活动，所以两者达到间接的统一。
(二) 劳动和资本相对立。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在追问资本和劳动分离的历史过程中说明私有财产的真实来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加深，资本就逐步了、开始反噬劳动了，这个过程就是资本人格化和劳动异化的过程，资本的人格化其实就是资本自身成为了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一个不断去追求自我增殖和利息收益最大化的存在，总之资本的人格化就是资本的追求无限繁殖的过程，那么这个人格化的资本看似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还是由人的劳动和社会关系构成，正是在资本无限膨胀的过程中，劳动逐步成为了一种商品，劳动者也不当做是人了，而是资本扩展所需要吸血的抽象劳动，总之资本成为了剥离自身人属性的死劳动，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说的“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劳动的人”，但是它的增值又必须通过吸食劳动力的活劳动来进行，因此资本家就会通过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少工人的薪酬等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无外乎剥削劳动者，从而增加资本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运作中，劳动力价值属于生产成本，地租、利润、资本积累属于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是对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并决定了除资本自身之外的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资本家想将所有私有财产形式都变为资本，进而达到私有财产的资本化发展。所以资本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力不仅成为了越来越贫困的活资本，而且劳动者也面临着由“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成为了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非存在”。工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资本家也将工人视为自己的“非存在”，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随着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劳动者同资本家的对立变得愈加明显。
(三) 劳动和资本各自同自身对立。
“当资本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与劳动又达到了统一，这也是两者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此时的资本= 积累起来的劳动 = 劳动”[3]。资本靠利息和利润实现自身不断地繁殖，使得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造成了一些小资本家的“彻底牺牲”，从而沦为工人阶级，此时，资本与资本本身的对立形成了。劳动成为了资本的要素，资本的费用，工人为了获得工资维持自己生存就会相互竞争，此时，劳动也同自身形成了对立。当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尖锐化，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代之以适应人类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制度。
5. 对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批判意味着构建扬弃私有财产的新道路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在于揭示资本统治的实质和逻辑，更重要的是在批判私有财产中完成建构新道路。“私有财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以资本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具有无休无止的膨胀特性，通过购买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资本抹平了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异，也就是消除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规定性，将利润最大化，这种追求的不断放大，一定是以剥夺人性为代价”[4]。
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提，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对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对立的思考了，但是这种思考是不彻底的，必须通过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才能够深层次的考察有产与无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资本是私有财产重要表现形式，所以批判的起始依旧要从私有财产开始。其实不管私有财产的形式如何变化，其产生与增值都离不开人类劳动的本质，彼时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基于历史的认识，他们认为既劳动产生了财富，并导致了私有财产的积累，为了消除有产与无产之间的对立，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压迫，那么就必须设计一种使私有财产关系进行普遍完成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制度就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然而此时的“共产主义”是原始状态的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倾向，将普遍化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理论，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对物质财富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对个人才能的制约上，限制个人才能自由发挥，从而强制的使每个人的生产劳动力达到平均，这就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可以说这种共产主义理解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还未深入其本质，因为虽然他们认识到了人应当实现向自我的复归，即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从而达到人对人自身的真正占有，但是由于尚未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和人性的需求，所以仍然受到私有财产的束缚，总而言之这些所谓的或者说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仍旧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缺乏人道主义和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针对这些弊端，马克思真正的理想的共产主义。
在资本和劳动矛盾运动下，导致了异化劳动的产生，资本自身的剥削特性也逐步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作为一种被规定的社会角色，其本质特征与资本的增值属性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工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由资本的需求和运作决定的。换句话说，在这种异化的劳动过程中，工人不仅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更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他们的劳动过程实际上是资本运作和增值的过程，工人成为了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工人的生产活动不仅是在创造具体的商品，同时也是在生产和再生产资本本身。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生产在这里是一体的，工人的劳动直接为资本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人性也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深层次的人性和精神层面的，使工人难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作为私有财产客体的资本逐步侵占了劳动主体性存在。按照国民经济学家说法，资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形式，更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运作能力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资本不仅被动地积累财富，还主动追求增值和扩展，成为了如同黑格尔笔下“绝对精神”的存在，意味着资本是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自我运动、自我实现的存在，同时资本具有自我运动和自我实现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的无限扩张变得合法化，规律化，资本不仅可以控制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还可以塑造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使自身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合理存在，资本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抽象。
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中，资本也就完成了对劳动逆袭和占有。马克思“首次从哲学上阐明了消灭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进而把人失去的人的关系、人的世界还给人自身一”[5]，意味着在对资本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中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重新获得对生产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异己的对象”转变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即劳动和劳动对象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存在，得到人性的复归。这意味着资本的主体性被扬弃，人的主体性得到恢复和确立，实现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社会关系和人性解放的深刻变革。因为不管私有财产发展到什么形式，或者说资本扩张到什么程度，其产生和增值都离不开人类劳动的本质。
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概念以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及其历史性的扬弃为核心。“在马克思以前，人们普遍将‘私有财产’理解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物的关系，马克思则使‘私有财产’与‘人的本质’关联起来，将私有财产的存在由‘物的关系’推进到‘人的关系’”[6]。这是一种超越了纯粹经济学视域的哲学视野，正是这种哲学视野使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的经济学和哲学研究得以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革命的和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以“私有财产”为切入点对传统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作为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性”成为问题，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来说，这构成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的合法根据。由于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人的本质及其历史的实现在根本上统一起来，经济理论便表现为一种革命理论，同时，革命理论也找到了它的经济的、现实的、物质的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将哲学、经济学和革命理论统一起来，因而马克思的最初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展现出其作为一种“实践的理论”的特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30804081013452)；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一般课题(GH23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