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的关联性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于1986年出版的语用学家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on)一书。由此衍生出的关联翻译理论强调理解并准确传达说话人意图，作为解释翻译活动的方法之一，认知语用学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文本”的研究转移到“思维过程”的研究，即“思维推理”的研究[1]。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虽然对翻译过程中的语用推理作了详尽的阐述，但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特别是缺乏汉英互译实践的佐证[2]。
笔者曾参与Elsevier出版的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A Clinical Guide一书的汉译工作，笔者认为，就该类医学文本翻译活动而言，“准确”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这与上文提及的关联翻译理论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契合，可见该理论具有可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因此，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读者积累了医学文本汉译实例，以期与读者分享翻译活动活动过程中的真实思维过程，探讨关联翻译理论对医学文本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聚焦“儿童肝移植”这一单一主题，可尽可能地对翻译实践进行深度挖掘，但同时该书涵盖儿童肝移植相关的药物及成分、手术及管理、疾病(即并发症)、医学实验、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等诸多医学相关领域，可作为医学文本的一个缩影，以期将本研究发现外推至更广泛的医学领域。
2. 关联翻译理论
为了基于关联翻译理论的医学文本翻译实践达到最佳效果，译者需根据该理论的各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对于原文本中暗含或未明示的内容，需结合语境寻找关联，从该话语的多种理解中推理出作者的真实意图。王笑菊和常相荣的研究也表明：“译者充当两个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一是对原文意思的解读，二是向目的语读者传递解读的信息”[3]。其次，需要关注文本内的语境，语境是文本存在的根本，二者的风格应相适宜，以医学文本为例，医学科普文本与医学前沿论文为实现不同的语用功能而存在与不同的语境中，其文本风格也应顺势转变。同时，医学文本专业性极强，文本外的语境，即“认知环境”也不可忽视，在必要情况下，可能采用增译弥补读者与作者的认知差异，即是通过关联理论来实现和原文作者认知语境共鸣的最大化[4]。同时，对于一般的医学文本，文本的表现形式应避免过于复杂的句式、过于晦涩难懂的用词、过于隐晦模糊的表达等，否则读者将为理解文本付出额外更多不必要的努力，在帮助读者获取同等体量信息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完善表现形式，减少读者“付出”。还需注重观点传递而非情绪表达。即翻译是其他人所想或所说的陈述，只是用自己的翻译方法取得关联[1]。最后，医学文本翻译的第一要义是准确传达信息，而不拘泥于文本格式，这与“意译”秉持的观念一致，因此译者可采取任何可行的方式对原文加以调整。本文通过以下阐述与例句从关联翻译理论各个角度对其进行逐一分析。
3. 关联翻译理论在医学文本汉译中的应用
3.1. 推理与关联
Gutt提出“推理是一种认知活动，被认为是任何交流行为的核心，因此在任何阅读或翻译行为中都至关重要”。推理必然涉及语境[5]。不同的语境会赋予相同语言以不同的内涵，根据语境与文本信息的关联才得以推理、传达出原文作者真实的意图。
例(1)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is usually present before which the child becomes too high risk.
译文(1)：在机会窗之前，患儿易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从语境的角度，需明确：
1) “high risk”意指为何？
2) “a window of opportunity”在该文本中是否存在关联？其内涵是什么？在该翻译活动的推理中有何意义？
从翻译关联理论的角度，该文本语境表明：在某一时间点前，患者将因某医学症状而威胁生命，在该医学文本的语境中可推理出：
1) “a window of opportunity”为“时间窗”，意为对疾病发展干预的最佳时期，而非意为企业实际进入新市场的时间期限的“时间窗口”；
根据关联理论，需将表层结构不完整的语句转换成完整的深层结构，以消除歧义和误解，这就是“明说”的推导过程，也是一种编码－解码过程[2]，在例(1)中即需明确说明患者处于何种健康风险之中，避免读者产生疑惑和误解，通过其所在章节“急性肝衰竭”以及其中提及的“急性肝衰竭可迅速发展为肿瘤器官衰竭”等信息推理出：
2) 在时间窗之前，患者时常或易于发生各个器官衰竭，即多器官衰竭。
3.2. 语境与关联
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认为“语境效应的概念对于相关性的表征是必不可少的。即语境效应是相关性的必要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语境效应越大，相关性就越强”[6]。关联理论所指的语境，既指语言特色和包括社会文化规范在内的环境特色，也指语言使用者接受客观世界的一系列前提假设，即“认知环境”[1]。
例(2) For this reason,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living donor and split liver transplantation, reduced size liver transplantations(LT) rarely considered and should only be considered for large children and small adults who require a whole left lobe and full right-left split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not feasible.
译文(2)：因此，继活体供体肝移植和劈裂式肝移植发展后，较少行减体积肝移植，这仅适用于体型较大的儿童和体型较小的成人，其他患者需要移植整个左叶，完全的左右劈裂式肝移植不可行。
仅通读上述文本，难以理解其中的“large children and small adults”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达，但医学文本中应避免模糊表达，将“矛盾”合理化并清楚传达，这便需要借助语境。即在确定话语中模糊语言的内涵意义时，译者需要联系上下文，紧扣语境，充分地利用说话者给出的明示条件，准确地理解原文意义[7]。
1) 从上下文语境可知：“减体积肝移植的过程为：从一个成年尸体捐赠者身上获取整个肝脏，而后在手术台上缩小其大小以匹配受者。这一移植技术主要针对儿童，因为肝脏捐献者一般为成人，儿童难以找到尺寸相当的供肝。但因为要从偌大的供体池中选择合适的器官，所以目前使用频率很低。”其中的关键词“减体积肝移植”、“使用频率低”与该句信息形成呼应，同时传达“儿童接受的供肝可来源于被缩小的成人肝脏”这一概念。
2) 从客观环境因素(或认知环境)可知：肝脏的大小与人的身高、体重、年龄等存在联系，此处的“儿童”与“成人”说明了年龄，则“large”和“small”便可以归结为对体型的形容。
又结合上下文语境：紧接的下一节与劈裂式肝移植相关内容：小儿患者过去完全依赖体型或年龄匹配的捐赠者，这导致了器官的严重短缺和高等候死亡率。且文中提到减体积肝移植发展早于活体供体肝移植和劈裂式肝移植发展，故可以归类为该移植完全依赖体型或年龄匹配的捐赠者。
3.3. “付出–回报”与关联
读者与作者或译者达到最佳关联，即是作者或译者为读者创造出的语境帮助其领会到文本传达的意图。而且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值得听话人去“付出”处理努力，并且能得到足够的“回报”。这些所谓的“回报”就是“积极的语境效果”。从“付出”和“回报”考虑，语言使用者们倾向语境假设达到两个效果：(1) 达到最大的“回报”(最佳的语境效果)；(2) 在信息加工理解过程中付出“最少”。翻译学家Jiri Levy把它归纳为“极小极大原则”[1]。
例(3)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exist for CHLT depending on whether 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 is used for both procedures or whether it is ceased after the cardiac transplant with reversal of anticoagulation, with the LT being performed with or without venous bypass.
译文(3)根据是否使用体外循环(CPB)进行心脏和肝移植手术，以及在心脏移植后是否停止体外循环并逆转抗凝，是否在有静脉旁路的情况下进行LT (Liver Transplantation，肝移植)，CHLT (Combined heart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心肝联合移植)有多种技术可供选择。
基于该小节主题为“手术考虑因素及移植物选择”，在阅读该标题后，读者预期得到手术相关的注意事项以及选择移植物的方法，实现该目的助力创造最佳的语境效果，读者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该类句式，英文语境中注重表达结果，为句首信息焦点，在中文语境中则注重表达原因，为句末信息焦点。在该句中，为了给读者创造积极的语境效果，减少其在进行信息处理时的再加工，即对逻辑关系的再梳理，则译文需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思维逻辑习惯，因此需将“a variety of techniques exist”这一结果的译文置于句末。而对于文本中的“both procedures”这一代词短语是否会增加信息加工理解过程中的付出，我们可根据语境做出以下分析：该句中的两个“whether”句式采取顺序驱动翻译即可，而“both procedures”位于第一个“whether”句式中，在原文本中代指两个具体的手术操作，起指示作用，而英文中通常是在说话者(作者或译者)与听话者(读者)共同熟悉的环境中使用具有指示作用的表达，鉴于上文提及的位置，结合“语境与关联”，可推理并明确两种手术操作具体为心脏移植和肝移植。
3.4. 释义与关联
关于描写性翻译与释义性翻译的定义与区别，关联理论认为：当一个语言语句被视为某个可能世界中某种事态的真实情况时，就可以说它是描述性使用的。当一个语篇意在代表某人所说或所想时，它就被称为解释性使用[5]。由此可看出，描写性翻译主要陈述自身观点与思想，释义性翻译转述他人观点与思想，即强调忠实于原文，与原文保持关联。从关联翻译理论角度，更倾向于释义性翻译。
例(4) CLKT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late diagnosis of MMA with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secondary to chronic kidney disease grade and above.
译文(4)若患者诊断为晚期MMA(methyl-malonic aciduria，甲基丙二酸尿症)伴3级及以上慢性肾病继发慢性肾功能不全，可行CLKT。
对于此处的“reserve”，若仅根据该动词本身的含义，可译为“保留”、“储备”、“预定”等，但这些译文都带有主观色彩，未能准确传达作者意图，削弱了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的关联。读者可能错误地认为CLKT保留给上述症状患者，即CLKT仅针对该类患者，而无论是从认知环境(此处指文本外的相关医理知识)，还是文本环境(文中提及“对于早期发现的PH1表型患者，应尽快进行CLKT治疗，以避免系统性草酸盐血症)来看，这一译文缺乏准确性。而要与原文保持最大程度的关联，便要传达出作者的观点与思想：对于诊断为上述症状的患者，CLKT是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
3.5. 意译与关联
直译是同时保留原文内容和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类似于上文提及的释义性翻译。意译则是只保留原文内容、不保留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类似于上文提及的描写性翻译。关联翻译理论认为，为实现交际目的，通常采用意译得到目标读者更易接受的译文。关联翻译理论同时选择释义性翻译与此处意译似乎相互矛盾。那么针对于医学文本，译者应如何理解与解决这个矛盾呢？试分析：
例(5) Depending on the surgical technique, in CLKT, the kidney is most often positioned intraperitoneally, in contrast to isolated KT(kidney transplantation), where an extraperitoneal approach is usually chosen.
译文(5)根据手术技术的不同，行CLKT中时通常选择腹腔内途径，而单独行KT时通常选择腹腔外途径。
借助读者的认知环境，对于“most often positioned intraperitoneally”(通常位于腹腔内) (后称为格式1)无论是否行CLKT，肾脏通常(正常情况下)都是位于腹腔内的，如果采用直译，则未传达作者意图，读者也难以理解，原文内容未得保留，从而削弱了原文与目标读者的关联。虽然此处不保留格式，但根据后文的“an extraperitoneal approach is usually chosen”(通常选择腹腔外途径) (后称为格式2)，可从其格式中得到启发，同时结合上文所阐述的“语境与关联”，原文中的“in contrast”即意味着CLKT与KT的对比，二者可形成平行。结合相关移植的认知，根据合理的推理可得，可根据格式2对格式1译文进行平行改写，即格式1的真实含义为“an intraperitoneal approach is usually chosen”。
4. 结语
通过上文的例句分析不难看出，关联翻译理论可解释交际中思维层面的信息加工，对医学文本的翻译可起指导性作用。医学文本的语言表达逻辑性强，从句较多，关联翻译理论可在译者进行翻译前处理时进行逻辑梳理，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应用其各理论可解析出较佳翻译策略。但由于关联理论并非语用学专著，在翻译指导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仅浅显地探讨了其在医学文本翻译中的部分局限性，其指导下更深维度、更广领域文本的翻译也值得探讨，以期不断完善。
基金项目
王燕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药品名的翻译原则(X13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