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同时，效率优先的发展方式也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警戒线以上。在此背景下，一旦收入水平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传递趋于稳定，那么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固化[1]。由于阶级跃升渠道的堵塞，收入处在低等水平的人们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人们会失去工作的动力，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2]。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般来说，子代和父代的收入水平存在关联，子代收入水平或多或少会受到父代收入水平的影响，学者们普遍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这种影响。代际收入弹性低，表明子代所获得的收入水平更多依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这意味着社会更公平。相反，代际收入弹性高，则表明子代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受父代影响大，同样也意味着社会阶层更趋于固化。目前，关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已经有了不少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进展。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进行评述：1)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财富资本三个方面。2) 中国代际流动的现状及趋势。3) 代际收入流动的性别差异。

2.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财富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陈琳和袁志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解释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大部分，其中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又是最主要的收入传递方式[3]。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的收入影响更高；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小城市，则是父代的社会资本转移对子代的收入影响更高，也越容易造成阶级固化[4]。

2.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健康、智商等内容，与代际间的机会传导有着密切联系，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Chevalier等在研究中用工资和工资涨幅来衡量教育的回报率，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5]。亓寿伟在研究中对教育作用机制进行分解，发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解释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6]。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累积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了其对子代永久收入的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与子代的永久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7]。Becker和Tomes认为子代的收入受自身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代际收入流动的过程中，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8][9]。郭丛斌和闵维方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代际流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袁青青研究表明，教育可以有效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同时也可以减缓代际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11]。李军将父代所受的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得出此二者共同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12]。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可以通过公共教育体制的改革来影响人力资本，从而影响代际收入流动。芬兰通过教育改革促进机会公平，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得到了有效改善[13]。而在我国，伴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代际教育流动性显著提高，且贫困家庭在政策支持下受益更多[14]。父代受教育水平越低，这两项政策的作用就更显著[15]。由于贫困家庭在孩子早期教育时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财富积累，从而父母对子代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少，而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代际收入的不平等，增强代际间收入流动[1]。即存在这样的传导机制，财政教育支出可以缩减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富差距，有效促进社会机会公平，进而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更进一步的，陈琳认为在整个教育阶段中，高等教育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增加幼托和初中教育的公共投入对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更为有效[16]。

2.2. 社会资本

在社会的社交网络中，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着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社会资本。通俗来说，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通过社交网络获得特权的能力，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个体获得更好的机会。社会资本一般用职业、政治身份和行业等来衡量，可以在父母和子女之间进行传递，同样对代际收入流动有着重要影响[17]。陈琳和袁志刚通过研究子女在工作中的身份属性，得出了子代的社会资本变量，结果表明：子代职业身份特性的社会资本可以解释子代代际收入弹性的10%左右[18]。卓玛草和孔祥利运用因素分析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很明显[19]。杨瑞龙等研究表明，权利寻租真实效应存在，父母的政治身份对子代收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20]。

一般来说，出于对孩子的爱护，父母更愿意将自身所掌握的优质社会资源传承给孩子。这种传承可以提高子代获取经济地位的效率，但同时也会导致阶级封闭，扩大公众的不公平感[21]。社会资本会加强父代收入的传递，且对于高收入阶层更为有利[22]。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路径中，人力资本的解释力度较大，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23]。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政策制度逐渐趋于完善，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弱[24]。

2.3. 财富资本

在代际收入流动研究过程中，财富资本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为止，将财富资本作为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路径的研究较少。在子代的婚姻中，父代会通过彩礼嫁妆等形式将财富转移到子代。婚姻匹配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是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途径[25]。另外，拥有企业的家族，通常也会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向子代继承[26]。在中国，一个家庭自身的经济状况，所拥有财富资本的多寡，都会直接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27]。

在我国，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人通过投资房产快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我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扩大，富人们可以通过出借金融资本来获取大量的财富。陈琳和袁志刚研究表明，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解释力远大于其他资产[18]。可以看出，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资本转移是代际收入流动最直接的实现形式[3]。

3.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现状及趋势

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简称IGE)是文献中最常用的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指标。Becker and Tomes[9]最早给出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方程：

$\ln y_{1i}=\alpha +\beta \ln y_{0i}+{\epsilon }_i$

其中， $\ln y_{0i}$代表父代的相对收入水平， $\ln y_{1i}$代表子代的相对收入水平，回归系数β即为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流动性用(1 −β)来衡量。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越高，意味着子女收入更多的继承于父辈，代际收入流动趋于固化，即代际流动性更差，社会更不公平。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数据库对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算，大多得到了较高的结果[28]-[30]。这意味着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着较大的改善空间。

大多数学者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研究代际收入流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趋势。Deng等基于CHIP数据计算得出，中国1995年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47，2002年系数提高到0.53[29]；尹恒等研究发现相比于1991年到1995年，在1998年至2002年间，中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性先是有了显著的提升[31]；陈琳认为从1988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呈上升趋势[3]；何石军和王桂田基CHNS数据，研究表明在2000年到2009年之间，中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家庭条件对子女收入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32]。杨沫研究发现，在2004年之前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基本保持稳定，在2004年以后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33]。可以看出，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明显提高。

4. 代际收入流动的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男性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要高于女性[34][35]，这意味着女性相比于男性，其个人的收入部分会更多的继承父辈。前文提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的过程中，父代可以通过自己的见识和社会关系来为子代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又或者是父代通过自身的学习经验，学习方法来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在中国社会，大多数家庭对男性子代的期望要高于女性子代，所以对于男性子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也要多于女性，这可能是造成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两项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做出了研究，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代际职业与代际教育的性别差异来探析代际流动视角下的性别收入差异。

4.1. 职业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职业地位的高低与收入是正相关的，中国家庭受传统的子承父业思想的影响，女性在代际职业传承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女性会自愿或被迫从事无报酬劳动，比如在家照顾长辈，做家庭主妇。同时，女性在职业获得方面也有天然的劣势，在面对同样的一份工作时，男性获得工作的机会相比于女性要大得多，这都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不平等。更进一步，即使男性和女性处在同样等级的工作中，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仍然有性别差异[36]。陈煜婷研究表明，在自致性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中，男性比女性更占优势[37]。尹玉琳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产阶级，认为代际流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容易子承父业，女性则面临更高的代际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当存在代际职业继承时，女性能够利用父辈资源能够改善“地位结构差异”，而子女发生代际职业流动时，女性相比于男性无法有效的整合父辈资源，扭转劣势地位，表现为代际收入差距更加突出[38]。季珽(2020)用父代的职业阶层来解释代际流动的性别差异，处在低阶层的家庭男性子代比女性子代更容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而阶层越高的家庭，男性子代相比女性子代也更容易向下流动[39]。

4.2. 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

父代受教育水平与子代的人力资本息息相关，教育会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子代的收入。杜凤莲等在研究中指出父母自身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性别收入差距[40]。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女性子代更可能获得较低或是与父母相同的教育水平，即向下流动或是不流动,而男性子代则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34]。袁青青和刘泽云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子代，教育可以显著促进女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11]。龚继红和廖梦雪研究表明，教育能够抑制我国居民代际收入向下流动，女性收入更依赖于父代的收入获得，女性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大于男性，意味着对于女性而言教育向上流动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其代际收入流动，减小两性在收入上的差异[41]。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农村的教育性别差距一直在缩小，而随着父母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性别差距也在缩小(Donget al. 2020)[42]。

5. 结论

本文对近年来日益增加的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进行回顾。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大多学者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这三个传导路径来分析代际收入流动。1) 人力资本。在代际收入流动中，人力资本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从微观角度来看，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显著影响子代的永久收入；从宏观角度来看，《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政策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但同时存在有城乡差异。2)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一般用职业、政治身份和行业等来衡量，是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路径。父代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特性直接干预子代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也可以利用其职业特性来影响子代的职业倾向，从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3) 财富资本。财富资本的转移是代际收入流动最直接的方式。我国遗产税尚未征收，这使得父代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代。同时，“选型婚配”中的财富转移也成为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途径。彩礼、房子、车子等所谓的“刚需”也加大了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尽管关于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有着巨大的解释力。

从中国社会整体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上来看，学者们均得到了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普遍认为代际收入流动有着提升空间。从代际收入流动的时间趋势上来看，在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代际流动性呈现出上升趋势。

最后，我们通过梳理文献讨论了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在中国，父母与女性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高于父母与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从职业和教育两个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间存在机会不平等，从而导致代际收入流动存在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