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马克思1895年提出“莎士比亚化”概念之后，此创作方法被广泛的运用在各类文艺作品之中，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存在创作的共通性。
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作为电视剧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和细致刻画，用真实、细腻的描绘方式，展示出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以及人民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生存困境等。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山海情》《人世间》《大江大河》《装台》等。作为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新实践，这些作品将马克思现实主义理论与文艺创作相结合，在“福斯泰夫式背景”下塑造典型人物，在生动丰富的情节中叩响时代之声，是新时代“莎士比亚化”的创作表现，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下文艺发展的新气象。
2. 莎士比亚化的理论概述
“莎士比亚化”最早见于1895年马克思写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一封信。在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的问题，“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 p. 171)。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看出，“席勒式”主要是指作品中对生活真实性的欠缺，过于追求抽象式的时代精神，人物塑造概念化、抽象化，导致人物成为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此观点不仅揭示出席勒戏剧的不足之处，同时表明了马克思所主张的并不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思想外化的东西，而是从实际出发和从生活出发的基于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准则。
“所谓‘莎士比亚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现实主义艺术基本特征和创作规律的代名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特色的总结和概括”[2]。包括如下的内涵：首先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情节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历史，可以用丰富生动的情节来展示出人物的真实、典型和生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自与拉萨尔谈《济金根》的信中都强调了结构和情节的重要性，恩格斯进而提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的融合……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1], pp. 173-174)这样的命题。其次是“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即马克思所言的“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1], p. 171)，换言之就是指艺术作品当中的典型环境。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强烈的效果”[3]。这说明了环境描写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典型人物形象只有在典型环境中才能够被创作出来。
3. 现实主义电视剧的“莎士比亚化”表达
尽管“莎士比亚化”最初是针对文学作品所提出的，但是这一理论在影视作品中同样适用。在影视作品中运用“莎士比亚化”的创作方法就是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融入其中，在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在生动丰富的情节中体现出时代风貌。
(一)“福斯泰夫式背景”下的环境真实性
恩格斯认为在创作典型环境的时候，首先要力求客观真实并遵循特定的创作要求，这意味着创作者需要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并描绘环境，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场景和情境。其次创作典型环境要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的双重性，并力求在展现环境的同时准确反映时代和社会的特征。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引发观众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和感悟。
在许多作品中，环境的真实性往往通过呈现微小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来展现着广阔的时代背景。这些微妙的文化元素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它们像是碎片般散落在故事情节中，却在不经意间勾勒出时代的面貌和精神风貌。这些小的文化景观可以是特定时期的街头标识、人们日常的语言习惯，甚至是特有的社交礼仪。这些细微之处汇聚成为一个个时代的符号，贯穿在剧情之中，使得观众能够深入感知到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特征。因此，此类作品通过这些微妙而生动的文化景观，将时代的背景与故事情节巧妙地融合，创造出更为真实且引人深思的观影体验。
如电视剧《人世间》，巧妙地利用东北地区的文化元素，将观众瞬间带入上个世纪东北工业重地的真实环境。通过吉春市的街景描绘，观众仿佛穿越时光，老式的照相馆、复古的28自行车、传统的收音机和充满岁月痕迹的房间里棉被、土灶、暖壶等元素，以及有轨电车、蒸汽汽车、集体林场等，共同交织出东北独有的文化记忆。在这部作品中，东北的炕头文化成为一项重要表达，通过多次展现炕头场景，如一边嗑瓜子一边“东北瘫”，穿着大棉袄花毛裤在炕上各种姿势瘫坐的情节，成功引起每个东北人的共鸣。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使得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东北地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值得一提的是，剧组在取景方面多数镜头选择了实地拍摄，如有轨电车在周秉昆身后穿梭的情节取景于吉林省长春市54路有轨电车，这辆电车从1941年运营至今，成为许多老长春人的记忆。同样位于长春的铁北一路和铁北二路是剧中早期光字片的取景地，铁北一带完整的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群：大片的棚户区，破旧的平房，上个世纪的皮鞋厂、饲料厂、老废的食杂店。实景取材使得观众能够更为贴近地感受到东北地区的真实历史面貌，将蒙尘的记忆重新呈现，为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独特的叙事媒介。
而以陕西为背景的现实主义电视剧《装台》，通过对陕西地区的文化表现，搭建了一个真实的城市景观。西安的古建筑与城中村共同呈现了剧中的空间背景，主角刁大顺骑着三轮车穿越古城墙的镜头，将古建筑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使得观众能够感受到城市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底蕴。西安的古建筑在剧中不再只是静态的背景，而是与主人公的生活相互交融，凸显了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的交汇。城中村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得到了精心呈现。电视剧通过对城中村的描绘，展现了一种城市边缘地带的生活氛围。这里的房屋错落有致，狭窄的巷道中弥漫着特有的生活气息，构成了一幅独特而鲜活的城市画卷。同时陕西饮食文化在《装台》中得以充分展现，成为典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肉夹馍、凉皮、坨坨馍、油泼面到特色饮料冰峰，这些传统的陕西美食在剧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生动场景。陕西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贯穿于整部电视剧中。比如“瓷锤”、“麻达”、“蛊人”、“碎松”等方言词汇为陕西文化的深度展现提供了有力的语言支撑。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巧妙运用，电视剧《装台》在表达陕西文化的同时，也为城市环境的刻画提供了丰富的维度，使得观众更深入地了解了陕西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
(二)平民视角下的人物典型性
典型人物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独特又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同时典型人物又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问题。黑格尔认为典型的性格应该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真正自由的个性，如理想所要求的，却不仅要显现为普遍性，而且还要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显现为原来各自独立的这两方面的完整的调解和互相渗透，这就形成完整的性格”[4]。习总书记谈典型人物时强调“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5]。
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对象和源泉。马克思文艺作为人民的文艺，强调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认为文艺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情感和精神追求。
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更多的采用了平民视角来刻画人物，深入揭示人物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以及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平民视角能够使文艺作品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更具有真实感和感染力，同时使得作品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
以改革开放初期为背景的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几位企业家为代表，这些人物在剧中展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拼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比如剧中的主人公宋运辉是一位国有企业工程师，他带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特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宋运辉通过不断努力，从一个底层技术人员逐渐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他的成功彰显了国有经济体制下，通过勤奋努力和专业知识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小雷家村的村支书雷东宝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代表人物，通过带领村民集体致富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在剧中，雷东宝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才能，能够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共同为集体经济的发展而努力。他的成功得益于对集体经济的敏锐洞察和坚定的决心。然而，他的决策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时忽视了经济规律和市场因素，这也揭示了集体经济体制在决策和资源配置上的局限性。杨巡作为个体经济的代表，白手起家，从卖馒头开始逐渐成长为拥有多家店铺的个体户。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抓住了国家政策的机会，勇敢地投身于个体经济的发展中。他敢于冒险，善于抓住机遇，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功地将个体经济发展壮大。
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大西北地区闽宁镇村民脱贫攻坚的故事，生动的塑造了一群在贫瘠土地上顽强生存的普通农民形象。此剧不同于说教意味浓厚的精英视角的剧集，而是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放弃脸谱化、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转而塑造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剧中的马得福、水花姐、永富叔、得宝叔、麦苗等人物形象都是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这些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涵。剧中的主要人物马得福代表了在扶贫政策引导下，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带领村民走向富裕的新一代农村青年；水花姐面对生活苦难从不屈服，而是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此外还有耿直、固执和忠诚的永富叔，有经验、世故和豁达的得宝叔，执着、勇敢和纯真的麦苗，都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示了中国农村青年的优秀品质和中国农村妇女的坚韧与善良，也呈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众生相和社会问题。
(三)叙事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谈及对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概括，马克思曾说道，“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稀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收到莫大的伤害，以至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6]。在艺术创作中，情节作为表现人物命运的重要结构，应当具备独特的创意和深刻的内涵。生动性和丰富性相结合的叙事情节能使作品更具视觉冲击和思想深度，为作品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充分发挥作品的表现力使其更有艺术魅力。
“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出发点在于将抽象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思想内涵等通过具有戏剧张力、引人入胜的故事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观众，从而达到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的目的”[7]。近年来，不少国产现实主义电视剧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些电视剧以其真实的描绘、丰富的生活细节和深刻的社会问题呈现，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眼球。例如取材于首批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八位获得者的电视剧《勋章》，选取了李延年、于敏、张富清、屠呦呦、袁隆平等八位楷模为对象，用去“标签化”的方式，将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和优秀品格与国家的命运相串联，生动的诠释出他们为祖国辛勤奉献、忠诚为国的崇高精神。
电视剧的核心是塑造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功勋》严格遵守现实主义艺术准则，通过塑造具有个性特征和真实感的人物形象，使观众产生审美共情。以《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为例，在以往的电视剧中塑造的基层政工干部常常成为陪衬，而在这一剧集中则相对整体的诠释出基层政工干部的职责。主人公李延年作为一名部队基层政工干部，职责之一就是领导和管理部队。在剧中，当副连长牺牲后，李延年深受启发，他重组狙击组，专打敌方重要目标，这一举措显著提高了连队的战斗力，显示了他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智慧。其次，他的另一个职责是教育和培养士兵。剧中，李延年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向士兵们传授战斗技能和战术知识，使他们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执行任务。最后，他还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军人荣誉的职责。剧中，李延年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无论在战争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信仰。电视剧从不同维度和深度塑造了他的英雄形象，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感动了无数观众。
其次，《功勋》采用“切片”式创作法，通过单元剧的形式展现英雄与先锋的高光时刻。在讲述每位功勋人物的故事时，都注重展现他们背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感天动地的人生故事。这种独特的人生“切片”，让观众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在《无名英雄于敏》这一单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安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敏的故事单元以他的科研工作为主线，详细描绘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艰辛历程。在此过程中，于敏面临的不仅是学术难题，更有政治压力和生命危险。然而，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以科研为重，为国家的繁荣和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外，于敏的家庭生活也给这个角色增添了更多的人性化色彩。他的妻子孙玉芹对于敏的工作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他们的感情展现了科研工作者背后的默默付出和牺牲。于敏的故事是对所有科研工作者的赞美，也是对全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赞美。通过于敏的故事，我们看到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也看到了科研工作者们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
《功勋》在以情塑人的审美修辞方面，具体表现为浪漫化与纪实性相统一的影像风格。在营造审美空间方面，电视剧精雕细琢地打造了符合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空间场景。同时，电视剧在尊重历史真实环境空间的基础上，探索颇有实验意味的镜头语言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影像画面，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心理空间。在《黄旭华的深潜》这一单元，运用了大量的特写和慢镜头来展示黄旭华及其团队成员下潜时的紧张心情，在叙事手法方面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将黄旭华团队的历史事件与现实情况相互交织，如用回忆和闪回的方式展现黄旭华团队经历的艰辛和困难。黄旭华工作的核潜艇研究所有着严格的安保措施和保密制度，电视剧通过细致入微的场景布置和空间规划，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环境。在表现黄旭华与家人的感情时，通过剪头发、折叠的纸船、布娃娃等象征来表现黄旭华与家人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浪漫化的影像画面不仅使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深度，同时也拓展了审美空间的表现力。当黄旭华在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时，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矛盾。电视剧通过刻画黄旭华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科研工作者背后的辛勤付出和牺牲，同时也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情感世界。
电视剧《功勋》通过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真实的历史背景，成功地展现了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风貌，使其叙事情节生动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四)把握历史脉搏的时代性
文艺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反映出人民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马克思谈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说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8]。这句话放在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上同样适用。
谈及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如果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就不要称其为民间故事书”[9]。这就要求文艺作品要与时代相适应，鼓舞人们敢于反抗和争取自由。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著作中就多次提到托尔斯泰的小说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反映时代特点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10]。在中国，作家的地位同样要放在时代的潮流中审判，文艺作品的价值尺度也要从与时代的关系来衡量。比如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就是放在“五四”之后的时代条件下加以评判，“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1]。鲁迅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传统社会的阴暗面和旧文明的残酷性，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现实，更在思想上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文艺作品需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反映时代的特点，这样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作品才是优秀之作。
习总书记谈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2], pp. 5-6)。从创作实践来看，近年来文艺工作者不在局限于传统的叙事模式，而是更加注重回应时代的需求，深入挖掘并真实反映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反映使得现实主义电视剧在新时代文化宣传领域的作用愈加重要。
上文中提到的《人世间》就是在三代人的命运起伏中浓缩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在剧中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和生活细节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绘制出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画卷。剧中周秉坤等人物的创业经历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等蓬勃发展和巨大变化，周秉坤下岗后开饭店的情节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市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例证。通过周秉义从农村青年一步步努力拼搏成城市精英的过程，可以从中窥探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二。从周楠的留学经历可以看到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融合。此外剧集还涵盖了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知青返城、棚户区改造等等时代关键词，几乎浓缩了中国这几十年来潮起潮落的现实篇章。
同样以改革开放大潮为背景的《风吹半夏》，作为一部时代群像闯剧，通过描绘女主许半夏在钢铁行业的奋斗历程，展现出90年代中小企业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深刻反映出改革开放中的时代特色和精神风貌。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开放，人们开始敢于尝试和创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利益，在这个背景下，许半夏作为一位敢想敢做的女性，勇于拼搏、不畏艰难险阻，最终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片中多数情节的发展基本吻合了当时真实的时代背景。
在剧中，许半夏于1996年到“北面”进口废钢，据说“北面”的废钢量大便宜。结合历史不难看出这个“北面”其实就是前苏联。90年代初苏联解体，原苏联国家的钢铁行业遭到重创，大量废钢资源闲置，价格十分低廉。而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对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大增，导致国内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飙升。同时又因为亚洲金融风波，当时废钢铁进口的主要国家之一的韩国受到较大影响，而俄罗斯废钢铁仍保持较低的价格。因此，中国企业开始大量从俄罗斯等国进口废钢，以满足国内需求，这也为许半夏这样的企业家提供了商机。“1997年尽管钢产量相较96年增长了700多万吨，但废钢铁的消耗量却并未成比例增加，这主要是因为转炉钢消耗废钢少，电炉钢产量没有多大变化，加之生铁产量高，促使多吃生铁等原因造成”[13]。在剧中也能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钢铁行业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但是在技术革新方面却相对落后。
此外，剧中涉及了省二钢的破产事件，这反映出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包括破产重组、股份制改革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企业债务负担的加重、社会负担的增加等。剧中赵垒警告低价收购会导致巨额亏损，暗示着当时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背负着“三大包袱”(冗员负担、债务负担和福利负担)导致其亏损严重，三方面负担交织在一起，又有赖于企业改革之外的改革进展，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这些因素使得导致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14]。
总的来说，《风吹半夏》成功的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钢铁行业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它不仅是一部娱乐性强的电视剧，更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责任感的电视剧。
4. 结语
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一文中评价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对无产阶级的描述是“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的努力是来自于外面，而不是“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15]。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认为的文艺创作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即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他主张艺术家要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来塑造典型环境以及典型人物，用自己的作品揭示社会的真相，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是“莎士比亚化”所提倡的创作要求。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核心观与灵魂就是“文艺要与时代结合，要在刻画典型人物的同时，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要让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压迫他们的环境所进行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努力，在现实主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6]。在新时代的众多现实主义作品中，这一创作特征已经初步体现出来。在未来，现实主义电视剧乃至所有的文艺创作都应该继续在“莎士比亚化”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艺术创作不仅要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丰富生动的剧情以及时代性的体现，更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需求”，创作出“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12], pp. 7-8)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