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暴力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网络暴力的滋生提供了新的土壤。网络暴力的形成，既与大数据技术的特性密切相关，也与社会心理、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大数据的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形成。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网络平台能够更精准地推送符合用户兴趣的内容，这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越来越同质化，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交流变得愈发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某种观点或信息受到大众的追捧，就很容易形成“网络暴民”群体，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攻击和谩骂。大数据技术的匿名性特点使得网络暴力行为更加难以追责。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受到道德、法律等多重约束，但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匿名性，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随意发表言论，甚至进行恶意攻击。这种匿名性特点使得网络暴力行为更加难以被制止和追责，从而加剧了网络暴力的产生。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也对网络暴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大数据技术的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则加剧了这种情绪化。一旦某种观点或信息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就很容易引发情绪化的反应，进而形成网络暴力。同时，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特点，人们更容易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惩罚，从而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发生。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暴力的现象愈发严重。据统计，近年来网络暴力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涉及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欺凌、恶意评论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网络暴力行为不仅给受害者带来身心伤害，也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健康生态。对于网络暴力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我国最早出现“网络暴力”一词是《每周电脑报》在1993年3月15日的论文《网络暴力来自何方？》，这篇文章翻译自美国ZD实验室主任Peter Coffee的文章。在他的文章中，他认为“网络暴力”影片的劣大于优，会引导一些不好的事件发生(Peter Coffee, 1999)。这与我们现在面对的网络暴力并不是同一概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暴力的内涵与指向已发生了变化。当下的网络暴力，又称作网络舆情暴力，指的是在互联网空间中，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对他人进行恶意攻击、诽谤、侮辱等行为。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暴力，是暴力行为在互联网上的延展，是非理性的行为。周斌认为网络暴力是“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周斌，2008)。李礼认为“网络暴力”是指一部分网民针对特定个体或社会事件，发起非理性言论攻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被攻击对象造成权益损害的网络行为(周斌，2008)。樊祜玺认为网络暴力是暴力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根据网络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以及我国法律特点，将其划分为最广义网络暴力、广义网络暴力、狭义网络暴力和最狭义网络暴力四种类型(樊祜玺，2022)。石经海等认为“网络暴力”并非仅仅局限于“网络”与“暴力”的简单结合，而是具备群体性、欺凌性和煽动性的一种新型暴力行为模式。这种现象发生在虚拟网络空间，表现为有组织或自发形成的群体性言语欺凌，对特定对象造成隐私权和名誉权的损害，进而实施精神折磨(石经海，2020)。

网络暴力是一种具有匿名性、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群体性和情绪化等特点的行为。它对受害者的伤害是巨大的，不仅会造成心理上的创伤，还可能影响到受害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网络暴力的特点之一是匿名性。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虚拟的身份进行交流和互动。这种匿名性使得一些人漠视现实世界的道德要求与法律法规，敢于在网络上发泄情绪、攻击他人，在事后以“并不知情”“后知后觉”等借口逃避现实的惩罚，而不用担心受到现实生活中的惩罚。网络暴力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一条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无数人转发和分享。受害者的信息一旦传播开来，就会迅速扩散到各个平台，各大平台的用户能在第一时间加入到“施暴者”群体当中，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此外，网络暴力还具有群体性和情绪化的特点。网络暴力一旦发生就会成为群体事件，在互联网上，人们往往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形成所谓的“网络暴民”。这些人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对某个事件或某个人进行集体攻击和谩骂。这种群体性和情绪化的特点使得网络暴力更加难以控制和遏制。

2. 网络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透视

深入剖析网络暴力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理解其成因至关重要，进而有助于我们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策略。网络暴力的产生是多种社会心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产物。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网络暴力现象，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加强网络监管、提高公众素质、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文明的网络空间。

(一)极端社会情绪的蔓延

正如法国思想家埃米尔·杜尔凯姆所说：“社会事实不是由个人行为构成的，而是由这些行为所采取的形式构成的。”网络暴力的产生和蔓延，正是社会文化因素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体现。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暴力的产生逻辑与社会文化因素紧密相连。社会文化环境作为网络暴力形成的土壤，其影响不容忽视。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空间成为了人们表达观点、交流情感的重要场所。不同的文化习俗、社会思潮在互联网上交织，一些歪曲的、错误的思潮也乘机而入。例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在互联网上蔓延，导致一些网民对特定群体产生偏见和歧视，进而采取网络暴力行为。这些思潮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情绪对立，为网络暴力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在某些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于某些行为的容忍度较高，而在另一些背景下则可能被视为不可接受。例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行为的容忍度较高，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可能被视为严重的违法行为。这种差异导致了网络暴力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

(二)社会群体的从众心理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暴力的产生逻辑与心理因素紧密相连。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类的行为往往受到潜意识的驱使。”网络暴力的产生也不例外，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因素。在群体环境中，个体对自我行为责任的认识趋于淡化。当社会集体决策出现失误时，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几乎可以忽略。由此导致个体决策倾向极端化，为减轻责任负担和道德压力，个人倾向于遵循主流意见作出决策，进而形成网络从众现象(薛冰心，2024)。

网络空间的低准入性、虚拟性、匿名性和无权威性为网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天然屏障，使得个体在心理层面更容易产生攻击性(赵海磊，刘玉松，冯文波，2024)。根据心理学中的“去个性化”理论，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其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会减弱，从而更容易做出一些平时不会做的行为，包括网络暴力。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转发”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发生。当某个观点或行为得到大量点赞和转发时，会产生一种“群体认同感”，使得更多人加入其中，形成所谓的“网络暴民”。

(三)客观原因导致的信息误差

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因素在网络暴力的产生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过快，导致诸多事件的真相或者权威信息总是滞后的，在权威消息未出现的“真空时间”内，大量的揣摩与猜测容易滋生谣言与误解，而这些谣言与误解极易造成不明真相的网民对于当事人的“网络暴力”。奥尔波特和博斯特曼曾用一则公式描述谣言的形成机理：谣言 = 问题的重要性 × 事实的模糊性，表明权威信息发布的滞后性和模糊性会助推网络谣言的补位(殷慧莎，2024)。

其次，现代社交媒体的算法设计往往倾向于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发生。这种推送形式导致某一信息的受众往往是相同的，大量持有相同观点的群众与持相反意见群体在互联网相遇就容易产生冲突。例如，当某个话题或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关注时，算法会将其推送给更多用户，从而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互动。这种“热门效应”使得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事件被过度放大，甚至引发网络暴力。以国内社交平台“某博”为例，通过将一些明显带有争议型的话题推送到用户界面，通过用户的相互之间的争吵增加话题的点击量，增加平台的活跃数据。

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信息被大规模收集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暴力的风险。现如今，实名制下群众的信息被上传至各个平台的服务器，一旦发生个人隐私泄露，将给用户带来无法预估的伤害。一些恶意用户可以通过分析个人数据，找到他人的弱点或敏感信息，进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攻击。这种“精准打击”不仅增加了网络暴力的伤害性，也使得受害者更难以防范和应对。此外，一些网络暴力事件还涉及到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暴力的恶劣影响。

3. 网络暴力的纠错机制探讨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暴力的纠错机制中，法律法规的完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暴力现象层出不穷，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暴力的打击力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网络空间，尽管虚拟，但其行为举止应受法律制约与道德束缚。我们不可因网络的匿名性与虚拟性而放任自我言行，更不应将网络视为情绪宣泄、攻击他人的渠道。唯有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与道德品质，方能尽享网络带来的便利与乐趣。

首先，法律法规的完善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当前，网络暴力的形式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传统的法律法规已经难以完全应对。网络暴力已成为危害社会的一大毒瘤，但是我们现阶段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关于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法规(刘丹诺，2024)。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研究，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应对网络暴力的新变化。其次，法律法规的完善需要注重实际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避免过于理想化或难以执行的规定。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使法律法规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大数据时代，完善法律法规无疑成为打击网络暴力的核心策略。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深化对网络暴力的研究，迅速制定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框架，以确保其高度的实用性和可执行性。同时，我们还应加大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与安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的蔓延，为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技术手段的改进

技术进步是遏制网络暴力的有效途径，在大数据时代，技术手段的创新对于预防和纠正网络暴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来识别网络暴力的苗头，从而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例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我们可以分析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识别出含有攻击性、侮辱性或煽动性的内容，进而对发布者进行警示或限制。创新的技术方法能够助力我们追踪网络暴力的传播途径，进而中断其蔓延链条。传统的网络暴力主要通过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迅速蔓延，然而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崛起，我们可以凭借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构建一个透明、可追溯的网络空间，使得网络暴力的传播路径变得明确易懂，从而切实有效地阻止其扩散。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对于网络暴力我们不能视若无物，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与其他技术的研发同样重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网络安全防护网络。推进“实名制上网”的同时，做好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世界，这需要我们营造更好的网络环境。

(三)社会教育的引导

社会教育的引导在纠正网络暴力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网络暴力的产生往往源于公众对于某些事件或话题的误解和偏见，而社会教育则能够通过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帮助公众形成理性、客观的判断。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培养网民的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使他们能够识别网络信息的真伪，避免盲目跟风或传播不实信息。以“网络欺凌”为例，一项研究显示，近五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受过网络欺凌。此类暴力行为不仅对受害者造成心理创伤，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教育务必关注此群体，提供心理支持与干预措施。例如，针对青少年开展网络素养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妥善应对网络欺凌，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社会教育可借鉴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通过引导公众自我反思，以降低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概率。认知失调是指个体在认知层面上存在的矛盾或冲突，解决这一失调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行为的改变。因此，社会教育可以通过策划和组织讨论、辩论等活动，促使公众在沟通交流和思想碰撞中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偏见和错误观念，进而调整自身行为与态度。

(四)纠错机制的实践效果

纠错机制的实践效果显著，其成效不仅体现在网络暴力事件的显著减少与公众法律意识的显著提高上，更在于其对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的深远影响。首先，从网络暴力事件的减少来看，纠错机制的不断完善与实施，有效遏制了恶意用户的行为，大幅减少了网络空间中的恶意言论和攻击性信息，为网民提供了一个更为舒适、安全的交流环境，同时也降低了网络暴力对个人和社会的潜在伤害。其次，纠错机制还显著提升了公众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技术手段的改进以及社会教育的引导，公众对网络暴力的认识日益加深，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警惕性也随之提高。这使得网络空间中的用户更加自律，更加注重维护网络秩序和道德风尚。最后，纠错机制在改善网络环境方面亦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网络暴力现象的减少和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网络空间中的正能量和积极因素逐渐增多，网络文化日益繁荣。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纠错机制的实践效果是多维度且深远的。它不仅有助于减少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更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因此，我们应持续完善纠错机制，推动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