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到“集体无意识”——《寻至红花》中的动物书写与伦理启示
“Community” to “Collective Unconscious”—Animal Writing and Ethical Revelations in Flower Found
DOI:10.12677/arl.2024.133032,PDF,HTML,XML,下载: 3浏览: 37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朱佳玉,朱雯熙: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辽宁 大连
关键词:《寻至红花》动物书写共同体集体无意识伦理启示Flower FoundAnimal WritingCommunityCollective UnconsciousEthical Revelation
摘要:《寻至红花( Flower Found)》由荷兰导演乔恩·李乌韦林克(Jorn Leeuwerink)制作,于2017年10月18日在阿姆斯特丹动画节上首映,随即于布鲁塞尔国际动画电影节、斯图加特国际动画节等斩获多项大奖。短片讲述了一群动物以“寻找红花”为目标,由共同的道德意识聚集起来形成群体。其本意为行使正义,却在遭遇诸多阻碍后,走向了集体无意识,做起了违背正义之事。短片中动物形象分明且内涵深刻。文章将从故事发展主线——“红花”入手,分析动物的形象书写及其蕴含的隐喻特征,进而体悟“群体”在非理性引导下的现实困境及反思自身的警示意义。
Abstract: Flower Found, produced by Dutch director Jorn Leeuwerink, premiered at the Amsterdam Animation Festival on 18 October 2017, and immediately won several awards at the Brussels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and the Stuttgart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The short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a group of animals, who come together to form a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moral sense, with the goal of “finding the red flower”.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is to exercise justice, but after encountering many obstacles, they go toward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nd do something against justice. The animals in the short film are distinct and profound. The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main story line—“red flower”, analyze the image of animal writing and its metaph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the group’s predica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irrationality and reflect on its own warning significance and the warning significance of reflecting on oneself.
文章引用:朱佳玉, 朱雯熙. “共同体”到“集体无意识”——《寻至红花》中的动物书写与伦理启示[J]. 艺术研究快报, 2024, 13(3): 209-215.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4.133032

1. 引言

短片《寻至红花(Flower Found)》以动物为主题,讲述了一个幽默却引人沉思的悲剧故事。故事以“红花”为主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寻找“红花”、发现“红花”与寻至“红花”。当老鼠宣布丢了一朵红花时,动物们都非常热心。它们纷纷表示要帮助老鼠寻找它的红花,共同的道德意识让他们踏上了寻找红花的旅程。在经历一番寻找后,动物们获得了些许关于红花的线索。于是便宣称发现了所谓的“红花”。通过审判表决,大家皆认为已经帮助老鼠找回了“红花”。但事实却是:这并不是老鼠丢失的那一朵红花。听从群体的意见,还是坚持事实的真相,老鼠应该何去何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独立的个人在群体中往往会丧失其独立性,受群体精神所支配并深陷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1], pp. 45-46)。影片并没有直接从人性中“恶”的方面出发,而是将人的形象赋予了动物,以更易接受的且认为的“善”的形象和手段,获得了看似振奋人心的、“善”的结果。

2. 守护、破坏与沦陷:《寻至红花》中的动物书写

2.1. 道德意识的守护者:老鼠

纵观整个短片,老鼠是自始至终唯一清醒的动物。在发现红花丢失时,它便向鸟描述了红花的来历、遗失的过程以及红花的基本特征。它的描述并未出现丝毫偏差,与真相完全一致。当其他动物早已忘记最初的“红花”时,老鼠仍能记起并清楚地描述出来;当在法庭上被猫头鹰法官质疑时,老鼠仍能冷静客观将陈述整个事件。可见,老鼠始终保持着理性与自主思考,并未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面对其他动物的“结群”,老鼠并非对共同体产生依附性,也未依赖进入共同体而获得自身价值,而是抵抗着数量优势带来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勇敢地站出来,对“鸡冠即红花”的决定提出异议。即使异议的声音被无视、弱小的身体被踩踏,却并未影响老鼠勇敢发声的举动。当动物们失去了自我控制力,丧失了理性亦或不再受理性影响,而一致同意砍下“鸡冠”以拿回“红花”时,老鼠并未因害怕或退缩而默不做声,而是以最基本的动物性与人的生命活力、创造力展现出来,以勇敢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同时也守护了“善”的基本道德意识。

2.2. 伦理秩序的破坏者:鸟和猫头鹰

相比于老鼠的理智和勇敢,鸟则可被看作是热心而鲁莽。在勒庞看来,共同体中必然会存在领袖,当一定数量的有生命个体汇聚起来,他们会本能地让自己处于“被领导”“被引领”([1], p. 89)。而在“寻花共同体”中,成为领袖的恰恰是这只鸟。然而,这一领袖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的。开始寻花时,鸟只是想帮助初识的老鼠朋友。它一边安慰老鼠,一边牵着老鼠走在最前端。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了寻花队伍,鸟的“热心激昂”慢慢降低,而心中只剩下“找到红花”这个念头。它对一切细节视而不见,忽视了老鼠作为红花主人的主体地位,甚至将它遗忘在队伍的最后方。作为动物群体的代表,鸟一路上负责追问红花的下落。它的行为本身超越了“个体”的唯一性和绝对性,而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与依赖性,是一种“正义之举”。而动物群体意识到了其行为的“善”,因此纷纷追随它的脚步共同寻找红花,这也为追求集体利益和“共同体的善”提供了可能。然而,鸟对红花的描述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偏差。在它的描述中,红花的茎杆被忽略,叶子和花瓣的数量被削减。随着询问次数的增加,鸟的记忆中只保留了大致的颜色和形状。所谓“红花的特征”几乎完全背离了红花的真实模样。然而,正是上述“无心之举”将共同体引至错误的方向。

不同于鸟的“无心”,猫头鹰的荒唐行为则是有意而为。事实上,猫头鹰的属名源自智慧女神雅典娜。作为其爱鸟,猫头鹰时常作为圣鸟站在女神肩头、陪伴女神出现。《荷马史诗》曾记载,雅典娜派遣的鸮鸟为“夜色迷茫”中的希腊英雄送信,并以猫头鹰的啼鸣带给战士们光明和力量[2]。然而,短片中的猫头鹰则截然相反。当老鼠在法庭上提出异议,作为法官的猫头鹰非旦没有仔细聆听老鼠的陈述,而是表现出对此毫不在意的神色,甚至在严肃的法庭上打起了瞌睡。它的失职行为远非如此。面对老鼠的坚决抗议,它一改往日的同时眨动又眼,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出定论。面对最终的判决,它将手里的电话本倒着翻起,大声对照宣读。上述种种描述使猫头鹰的形象尽显讽刺意味。

“领袖”和“法官”本应通过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的约束机制来实现成员行为的确定性和共同体的“赏罚机制”,它们应在“合理预见、预期基础之上作出恰当的行为选择,以减少或免除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失德行为”[3]。然而,它们并未以“惩恶扬善”的道德判断保证共同体内部的伦理秩序,而是以无心、无视甚至有意而为违反了赏罚机制遵循的行为标准,从而破坏了伦理框架的约束性,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因此,共同体的存在势必无法维系和延续。

2.3. 集体无意识的促成者:动物群体

在勒庞看来,共同体中的成员“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他们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他们丧失了生物本应持有的激情和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再无别的可能”([1], p. 18)。短片中动物群体的诸多行为恰恰体现了上述“无意识的漫游”。在不断的询问中,鸟对红花的特征描述已逐渐背离其原本的模样,本应拥有理性的动物们却从未对错误的出现有所质疑。其行为初衷似乎是正义的,但就其意识而言却是“未经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判断”[4]

它们首先表现出的是“服从性”,这种“服从”并非指令下的服从,而是自愿的服从。无论作为领袖的鸟说什么,动物群体都默认其是正确的。当鸟不顾红花主人老鼠的反对,仅以形状和颜色类似便错将鸡冠当作红花时,动物群体并未反对、质疑甚至发声,它们如同被催眠一般,用盲目代替了思考,将集体幻觉当作了自己的意志决定,“本能的”忽视了鸡冠与红花间的差异。此外,动物群体表现出了“排他性”,即行为开始仅受本能而非理性支配,而变得不受控制、残暴且狂热,进而开始排除“异己”。法庭上面对老鼠的异议,它们以“嘘”的动作予以回应。面对老鼠的坚决抵抗,它们残忍地从其身体上踏过。这种排他性宣告着动物群体的重要性,但也给群体之外的动物施加了压力:若不想被排除于动物群体之外,就不能独立思考,就必然丧失判断,就只能在盲从接受的状态下成为其中的一员。

尽管动物群体富有正义感,试图通过共同的努力帮助老鼠寻回红花。但丧失了理性与自主思考的它们变得盲从,对鸡冠与红花之间的事实差异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的红花混为一谈([1], p. 19),加之数量上的优势,动物群体在扩张中逐步产生激愤状态,进而演变为疯狂,并完全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3. 走向“集体无意识”:《寻至红花》中的道德意识流转

3.1. 寻找红花:始于共同体的道德共识

短片的第一幕从老鼠开始。一只老鼠因为丢失了心爱的红花而悲伤至极,它坐在路边伤心大哭,哭声引来了觅食途中的鸟。老鼠向鸟讲述了红花的来历和遗失的过程。鸟听后,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便牵起老鼠去寻找红花。寻找红花之路并非一路平坦,而是布满荆棘。一路上,两个伙伴边走边问,但是其他动物表示都未曾见过老鼠丢失的红花。但得知消息的动物们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纷纷加入到寻找红花的队伍中来,形成了“寻花共同体”。它们有着不同的职业、性别甚至种群,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在寻找红花的路上,它们放弃了自身的工作、个性甚至改变了原有的意识和价值,而将帮忙“寻找红花”作为此刻的道德共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它往往产生于主体在共同体生活中的劳动过程。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中,有了成员之间的彼此合作,才有可能萌生道德。换言之,道德一方面源于“自然”,即通过群体性的劳动,如生产、劳动等,将主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相互连接起来,并以此推动主体的语言、行为和合作能力的发展,从而使主体获得了意识和行为中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在共同体的内部,原本的成员关系也被重新建构,如原本的“亲亲”关系会被技术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所取代,并进一步发展至语言、意识的同向而行,从而形成意识上的道德,即共同体的道德文化[3]。短片中,在“寻花之路”上聚集了诸多动物,尽管它们物种不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和心理诉求——即帮助老鼠找寻红花。尽管没有任何奖赏和惩罚,他们依旧以此“正义之举”作为共同体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确立了对彼此之间的信任,也以此形成了共同体内部基本的伦理秩序和准则。

3.2. 发现红花:源于共同体的伦理秩序

和谐的“寻花之路”并未持续太久。在经历一番探寻后,瓢虫给出了红花的线索,动物们在它的带领下来到了鸡的门前。当看到红色的鸡冠和其类似花朵的形状,动物们便立即认定找到了“红花”。正是这所谓的“红花”打破了寻花共同体原本确立的信任、秩序与准则。

在原本以“亲亲”而形成的“自然”世界中,主体往往以共同生活、相似经历、共同言说与行动构成了日常行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主体有着相互理解与价值共同,有着自己拥有也坚信他者同样拥有的道德自律。然而,当从“自然”世界走向共同体之中,这种自律性会随着行为的不断扩展而逐渐弱化。随着不断的询问,动物们对于红花的描述逐渐偏离了其本质,从七片花瓣、一根茎杆和一片叶子变为六片花瓣。除了花瓣数量的减少,其茎杆、叶子上的特征也被直接忽视[5]。当发现所谓的“红花”时,动物们蜂拥而上,意图将鸡捉住,即使老鼠试图上前阻拦,它们仍一意孤行,甚至从老鼠身上踩踏而过。可见,当每一个社会个体独处的时候,往往能够保持自我的理性与克制;一旦无数个体汇入共同体的洪流之中,个体原本的理性意识会瞬间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盲目的、原始化的、情绪性的心理状态[6]。换言之,此时的动物们已经被盲目与情感冲动冲昏了头脑,而无法以自律保持理性与克制。在狂热情感的驱使下,“共同体”中参与者的数量赋予了动物们行使正义的权力。而它们却放弃“思考”,完全无视鸡头与红花的之间的显著差异,仅凭“满腔热血”便试图让鸡遭受无妄之灾[7]

3.3. 寻回红花:基于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

按照荣格的观点,“集体无意识”源于“人类心灵最深处,它是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所有意识和无意识现象都从集体无意识中生发出来”[8]。可见,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看似毫无联系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提供了解释的义理,也为人类拥有“共同心理”这一客观现实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荣格曾以“岛”为喻,对“集体无意识”概念进行阐释:处于水面之上的小岛是人们所能感知到的意识,由于潮起潮落而时显时隐的部分,即为个人无意识;而隐蔽于海底的部分是作为岛的基床,这便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9]。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人的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存在的”[10],它并非“个人的私事”,而是一种区别于独立个体的、群体性的、普遍性“社会现象”[11]。换言之,“它有着超然于个体之上的共同心理基础,因而适用并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12],通过“人格面具”、“阴影和自性”等方式,集体无意识“从压抑与被遗忘中”走出,汇聚成为显性的力量[12]。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当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趋向同一个方向,而自身自觉的个性消失了的时候,一个“心理群体”就产生了([1], pp. 49-50)。

当动物们将本应无辜的带至法庭,动物们以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将鸡砍头的决议。当老鼠提出异议,明确表示鸡头并非红花时,其余动物仍不愿改变,甚至以“嘘”的动作让老鼠闭嘴。它们以不愿被质疑和不接受异议的偏执与专横,砍下了鸡冠,使老鼠寻回了“红花”。对于法庭上的动物们而言,它们扮演着“共同体中的一员”,这显然是一种对自身有利形象。这种形象保证了它们能够异于“非共同体成员”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它们将自身的个性隐藏于“人格面具”之下,放弃自身的观念去迎合众人。“作为‘真理’的意识形态如同掌控群体心理的魔法一样使个人如同波浪里的水滴,失去了自我控制力,只能随着群体的波涛肆意汹涌”[13]

当判决执行结束之后,动物们鼓掌、握手、拥抱庆祝它们伸张的“正义”。而寻回“红花”的老鼠却满怀失落走在回家的路上。于它而言,这一“鸡冠红花”过于沉重,已然成为它精神上的重负,映照着它沉重、愧疚且悲哀的心。悲剧业已造成,无法挽回,曾经挖走红花而留下的坑成为安葬鸡冠之地。至此,短片的画面从彩色转至灰冷。

4. 回归“道德共同体”:《寻至红花》中的伦理启示

4.1. 始于“理性”的道德自律

对理性的推崇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留给西方哲学的宝贵遗产”[14]。柏拉图曾将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欲望、情感三个部分,并强调理性的主导地位。他强调,三者之中唯有当理性占据主控地位时,灵魂才处于“正义”之中[15]

在“寻找红花”的过程中,无论是热心却鲁莽的鸟,还是荒唐的失职的猫头鹰,抑或正义但无思的诸多动物,它们在无心或有意之中,将“寻找红花”的正确之路引向它处。它们皆因丧失了理性而变得盲从且偏执,冲动且轻信,直至成为扭曲真相、漠视真相的“帮凶”。无论是对于个人而言“做符合德性之事”,还是对于群体而言“各尽其责、互不僭越”都需要理性的主导和规划。理性保证了德性的凸显,也保证了群体行为的内在合法性。那么如何将理性置于灵魂的主导地位?康德认为,柏拉图的“理性”更多停留在感性需求的层次,而更高层次的理性应该是先天的道德法则,是“纯粹实践理性对意志的直接规定,无须考虑爱好或欲求的倾向”[4],是一种仅与自身行为相关的自律。对于动物群体而言,所谓“道德法则”即为人人的“各安其职”。换言之,老鼠应保有勇敢、寻找真实;鸟应保持热心与真诚;猫头鹰应始终严守法律与准则。人人怀有自律之心才能保证动物群体的“秩序井然”,才能维护群体的和谐与正义。

4.2. 源于“明智”的道德实践

“明智”一词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明智的人会对一切都“考虑得好”。明智的行为是基于对实践中可变事物的考量和思虑。面对动物群体在寻找红花的过程中面对的诸多可能性,怎样才能找到道德上的合法性?如何做才是“明智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强调“适度”,即避开两个相对极端的行为;同时,借助快乐与痛苦的经验找到对自身而言易沉溺于其中的事物,并不断将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此外,要警惕能够为人带来快乐感受的事物,克制快乐有助于我们选择适度。可见,明智被理解为“因时因地制宜”,即基于“善”的目的,根据具体情境做出正确的判断。

作为寻找红花的发起者和实践者,老鼠应勇敢地再现红花的真实模样,排除万难,坚守自身的群体中的主体地位;作为群体的领袖,鸟应保持最初的热心激昂,用理性判断是非,带领动物群体走向正确的方向;作为法官,猫头鹰应细致耐心地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尽职尽责,做出符合事实的判决。在保持道德的自律的基础上,动物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将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轻信、不盲从,从而圆满完成寻找红花的任务。

4.3. 基于“信任 + 制度”的道德共同体

《寻至红花》的故事亦可看作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寻找红花”一事正如时常暴发的热点事件,动物群体如网民群体一般对其有着狂热的关注。他们并不关注、不了解甚至不知晓“红花”的真实模样,即打着“伸张正义”的幌子进行实质为“网暴”的狂欢。如同鸟一般热心的“领袖”有着较强的煽动性,他的言论和意见可能招致一群志同道合的“群体”,并将不明真相的他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跟动物群体一样,往往未经理性的审慎思考,而仅被激情和欲望驱使,便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

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信任”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16],即“人们的一种理性化的交往态度,它往往基于主体对自身行为结果的预期”[17]。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它不仅消解了主体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限制了基于“预期”的信任机制。例如,群体中的匿名性使个体在交往中无法“透明”和相互承认;以技术作为中介使个体逐步成为虚拟群体中的一份子,而打破了真实性。当每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不计后果甚至违背事实地表达观点和看法时,传统的信任根基会动摇、会改变、会丧失。面对现代社会信任的丧失,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理性,独立思考,三思而后行;另一方面,要将“由外而控”的约束,即完善以“共同的善”为目的的社会制度,与“由内而发”的培育,即加强“信任”与“被信任”德性的培养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相互认同,使人们逐步走出技术世界可能带来的“孤独”,走入满眼尽是红花的美好世界。

5. 结语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寻至红花》的故事屡见不鲜。聚焦时事热点时,网民很容易形成网络群体,他们打着“伸张正义”的幌子进行实质为“网暴”的狂欢,领头者煽动性的言论很容易招来一群志同道合的“乌合之众”。他们可能丧失理智,仅受狂热的情感驱使,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他们并未进行理性的思考,更多的是“正义”之名实施“情绪的狂欢”。对此,我们需要清楚自身所为的真实本质,不盲从、不从众,锻炼批判性思维,不断审视自身,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不做乌合之众。

基金项目

2023年度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近现代德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研究”(项目编号:JYTMS20230534)。

参考文献

[1] (法)勒庞. 乌合之众[M]. 冯克利,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2] 荷马. 荷马史诗·奥德赛[M]. 王焕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3] 金德楠.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共同体与道德——兼及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三重合理性基础[J]. 哲学动态, 2023(8): 34-41.
[4] 朱雯熙. 胡比希对亚里士多德“明智”思想的诠释与重构[D]: [博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8.
[5] 夏建平. 从勒庞《乌合之众》探析网络群体心理及其反思[J]. 学理论, 2018(3): 118-119.
[6] 董丽婷. 群体心理与舆论——从《乌合之众》看网络媒体的受众意识[J]. 新闻研究导刊, 2019, 10(1): 99.
[7] 丛孙悦. 以《乌合之众》分析大众的庸与恶[J].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7, 20(2): 43-44.
[8] 尹立. 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分析心理学心灵结构简述[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2): 62-65.
[9] Jung, C.G. (1976) Psychological Types. Trans. by H. G. Bay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0] 孟秋丽. 人类心灵的深层探索[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07.
[11] 王东美.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1): 197-203.
[12] Ekstrom, S.R. (2004) The Mind beyond Our Immediate Awareness: Freudian, Jungian, and Cognitive Models of the Unconscious.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49, 657-682.
https://doi.org/10.1111/j.0021-8774.2004.00494.x
[13] 郭建宁.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当代思考[J]. 河北学刊, 2008, 28(3): 13-16.
[14] 余纪元.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5]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创立115周年纪念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7] 王欢 陶芝兰.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8(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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