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继“伤痕–反思–改革”浪潮之后兴起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白鹿原》称得上是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讲述了白鹿原上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书写了社会变迁下中国广大农民的缩影，也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在故事的讲述中书写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存留问题。
学术界对陈忠实及《白鹿原》的研究十分丰富，这些作品对陈忠实及其作品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人文特色、艺术手法、角色塑造、历史阐释、女性悲剧及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较等。本文以儒家文化为切入点，对白鹿原上所呈现的儒家文化的内涵进行分析，找寻其在新时代难以为继的缘由。儒学的传承需要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并与当下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明跨越千年时空后依旧熠熠生辉。
2. 乡村社会中的儒家文化观念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自春秋时期孔孟始，历经百年传承，至汉武帝时期被确立为正统，并成为历朝历代当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思想。古代社会中阶级分层情况普遍，门第等级森严，由此导致了儒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分化成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和流传于民间的儒家文化这两部分。在白鹿原上，儒家文化传播依靠的是乡约、族规、家训等方式，因此本文探讨的儒家文化属于后一种。儒家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涉及各个方面，百姓们对儒家文化的自觉遵守是乡村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根本，本节主要探讨白鹿原上最值得当下借鉴的四个儒家文化理念。
2.1. 白鹿原的“和”理念
儒家文化中“和”这一理念含义复杂且影响深远，一直以来它都是儒家治理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维护白鹿原生活稳定安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多处情节都写了白鹿村村民的和谐理念，如对白鹿精灵的刻画、对朱先生理想化的描写等。在白鹿原乡民的心中，白鹿精灵能够消除灾难带来美好和谐，这体现的正是村民对于“和”的追求。饥馑年代他们难以生存时盼望着白鹿精灵降世，消弭一切苦难；在朱先生去世后又把朱先生当作白鹿精魂的寄托，作为儒家文化化身的朱先生如先知一般在坟墓中刻“人作孽不可活”正体现了儒家“以和为贵”、反对暴力的观念。“和”之理念的弥足珍贵及影响深远是在冲突中体现的，在陈忠实描写的这段时期内，白鹿原上最集中的矛盾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代表情节是白灵对白嘉轩的反抗。受到了新时代影响的白灵以死抗争，坚持要在城里读书，后又积极投身革命，拒绝家中安排的婚姻，毫无疑问她是新文化的代表；与之相对的是白嘉轩对白灵这些有悖于儒家伦理行为的坚决反对，但是他对此又无可奈何，白嘉轩只能把白灵反锁在屋中，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逼迫她回心转意。封建家长制的威严难以制服白灵，白灵逃脱后白嘉轩彻底失望，此后闭口不提女儿任何事。父女之间难以调解的矛盾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中新旧文明之间的矛盾之后，矛盾冲突的难以调和也正说明了传承儒家“和”之理念的必要性。
此外，儒家文化中“和”的理念一直以来都是和其他核心思想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仁义”思想的互相渗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投射到白鹿原中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石，通过教化人们，最终实现以“天下大同”为目标的和谐美好的乡村社会，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乡风文明、生活富足”的现代乡村有着借鉴意义。
2.2. 白鹿原的仁义观念
“仁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源远流长，“仁”与“义”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贯穿于封建文化体系的始末。儒家思想在白鹿原上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其“仁义白鹿村”之称。白嘉轩向来仁厚，慷慨资助了走投无路的李寡妇，买下了她的田产，然而在此之前李寡妇和鹿子霖进行了抵押，但此事并无文书契约为证，由此白嘉轩鹿子霖展开了一系列冲突，甚至引发了族里白家和鹿家的大规模械斗。最终在冷先生和朱先生的调节下，这场风波才平息。两人都放弃土地的归属权，把土地交还李寡妇，并给予其钱粮助其度过难关。县令亲自做“仁义白鹿村”的石碑送到了白鹿村，此后白鹿村便有“仁义庄”之称。《白鹿原》中对“仁义”的记叙，正是长久以来传统儒学在民间广泛传播后深入人心的证明。孔子对仁做出的定义是“爱人”，孟子把义视作“羞耻荣辱之心”，通过白鹿原抢地一事不难看出，在儒家文化长久的熏陶下，人们都具有一致的荣辱观，也都有着相似的爱人之心。这是儒家传统文化最优秀的品质，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道德理念来建设“美美与共”的文明社会。
其次，体现白鹿原村民对“仁义”理念贯彻的情节还有白嘉轩主持修订《乡约》。基于地缘政治产生对全族乡民起约束作用的《乡约》是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宗族首领在制定《乡约》时均是以儒家传统文化的“仁义”为出发点，因此从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乡约》成了今天研究封建社会文化的绝佳范本。在全村实施后，一段时期内民俗焕然一新，《乡约》成为了白鹿村民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聚众赌博、偷鸡摸狗等一系列恶性事件销声匿迹。在《白鹿原》描述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封建乡村社会，《乡约》是偏安一隅的白鹿村的百姓们赖以解决纷争、规范约束自身道德、乃至保证文明长久绵延的重要标杆，陈忠实也肯定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2.3. 白鹿原的宗族观念
宗法制于远古社会就有萌芽，至西周正式确立，影响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与思想家。到了宋明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等观念的提出代表着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约束愈趋严格。后至明清，在部分儒学思想家的引领下，宗族制度愈趋完善，人们的宗族观念更加浓厚，宗族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农耕社会中乡村百姓的行为准则。
祠堂这一文化意象作为儒家宗法观念的代表在白鹿原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情节推动方面还是人物性格发展方面，都有着祠堂的影响，同时这一意象也是小说开头所言“展示民族秘史”的一个重要例证，“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便是一部民间村落家法组织为文化如何被几十年的政治纷争所侵扰的历史”[2]。白鹿原的祠堂作为儒家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千百年来子子孙孙的精神信仰，更见证着白鹿原的兴衰荣辱。高大恢弘的祠堂是一个宗族光宗耀祖的代表，正因为如此，白鹿原祠堂建筑的规模相较于普通居民住房更加宏大庄严。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得到头胎儿子后终于直起了腰杆，有了族长的底气之后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修祠堂。这个提议的得到了全体村民的响应，各家各户都踊跃捐赠粮食，整个村里都把修祠堂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祠堂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恪守着儒家文化的原则，它只接纳儒家文化认可的人事，一切有悖于儒家伦理的事物都被拒之门外。在封建宗族婚姻制度中，新妇嫁人都要进入祠堂跪拜列祖列宗，这在白鹿原上同样是一项庄严隆重的仪式。白孝文娶亲时，是白嘉轩亲自主持的进祠堂叩拜宗族的仪式，但是与之相对的，违反了儒家文化对女性“妇德”的要求的田小娥就被禁止进入祠堂。根据小说的描述，祠堂在白鹿原上主要承担的功能有四。供奉牌位、敬修族谱这些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对此小说中有最直接的记载：“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祖列宗显考显妣”。其次，祭祖也是祠堂的基本功能。黑娃起义失败后，白鹿原迎来了短暂的安宁。生活回归平静，乡民们开始着手修复祠堂和乡约碑文的工作。一切简略复原之后，白孝文主持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昭示着祠堂功能的恢复。再者，祠堂还承担着教学功能，“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徐先生就在这里为白鹿原上的孩子们授课，教导他们明白事理。除此之外，它还是处理宗族事务、惩戒罪恶的重要活动场所。比如白鹿原上出白狼后，大家集中到祠堂听白嘉轩安排修补围墙的事宜；“交农”事件后《乡约》的约束力度下降，吸鸦片和赌博的行为悄然滋生，为了重振纲纪，白嘉轩召集族人到祠堂中集合，用干枣刷抽打犯事的八个人；白孝文与田小娥通奸被抓后，同样也是在祠堂中接受了惩罚[3]。在封建社会中，宗族的稳定与传承凭借的就是祠堂，因为它是一方土地上血缘关系最直接的呈现，陈忠实想要寻根的思想也在此得到了体现：人要寻得根，祠堂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了祠堂，根植于一方土地的农民才能挖掘出自身生存的意义，才能懂得劳作与繁衍生息的意义，从而达到统一思想的地步。
2.4. 白鹿原的教育观念
儒家文化一直以来贯彻的教育目标是把人培养成“君子”。何为君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标准是最好的答案。白鹿原上民众对待教育的态度，对待教育结果的标准，正是儒家文化中对“君子”的要求，也是长久以来儒学浸润人心的体现。白嘉轩继任族长之后，修好祠堂后就着手兴办学堂，充分表明了白鹿原村民对教育一事的重视。朱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魂，对于兴办教育一事的态度自然是赞同不已：“二位贤弟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啊……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靠那些还在吃奶的学步的穿烂档裤的娃儿，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3]朱先生这番话不仅点出了教育在传宗接代中的必要性，也间接证明了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孩子们在学堂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外，还有在白鹿原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乡约》。《乡约》的内容渗透进下一代的思想，形成白鹿原村民共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作为特有的民俗民风在白鹿原上世代相传。
白鹿原上的教育形式不止有集体学堂，也有家庭教育。信奉“耕读传家”的乡绅门户会结合自己的祖训对后辈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白嘉轩对三个孩子的要求就不尽相同。他把白孝文当作下一任的族长来培养，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被传统儒家文化约束；作为儒家宗法制的继承人，白孝文必须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不能沾染上任何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恶习。在白孝文和田小娥厮混在一起之后，他已经被儒家文化所不容，也因此失去了族长的继承权。白嘉轩铁面无私对其动用家法，并将培养的重心转移到了次子白孝武身上。此外白嘉轩也非常注重言传身教，时刻给他们灌输儒家“仁义”的理念。由于发家的原因不同，鹿家有着与白家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从是否让后代接受新式教育这个问题中就能看出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不同。不过，虽然鹿家在教育后代方面信奉的观念是“闯世事”，但祖祖辈辈仍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阶层一跃改变命运有着很深的执念，马勺死前留给后代的遗愿就是：“记住，孙子曾孙子谁中秀才中举人或者进士，就到我坟上放炮响铳子，我就知道鹿家出了人了”[3]。尽管两家对后代实质性的要求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遵循的教育理念都是从儒家文化出发的。
总的来说，白鹿原上的教育理念立足于儒家文化长久以来对人性的要求，同时也融合了白鹿原这一自成体系的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对白鹿原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3. 儒家文化投射下的人物意象
《白鹿原》尤为出彩之处便在于其人物群像的丰满。不同于以往农村革命题材小说中对人物性格扁平化的描写，陈忠实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充满了思辨性。脱离了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形象立体，读者更容易从人物的成长过程中看到其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认识到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3.1. 白嘉轩、朱先生：对儒家文化的坚守与捍卫
作为贯穿全文的主人公，白嘉轩身上的仁义道德是儒家文化的缩影。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他并不懂何谓阶级斗争与压迫剥削，他长久以来的行事原则是儒家文化中为民请命的传统和将心比心的仁义道德，这些是白嘉轩人格中的闪光点。学术界历来对《白鹿原》的研究都绕不开白嘉轩，莫不赞其为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与“奉行者”。对于这些评价，笔者深以为然。在他成为族长前，他的事迹（如把长工鹿三当成一家人，帮助李寡妇买地、送鹿三的儿子黑娃进学堂念书等）已然体现出了他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一代乡绅的特征；在他继任族长之后，他所做的几件大事诸如修祠堂、立《乡约》和办学堂等，是更深一步地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民间儒家文化讲究“耕读传家”，白嘉轩身体力行地践行这一点。他对不善于劳作的白孝文颇有微词，对善于劳作的白孝武多加赞赏。“社会处于农耕文明的浸润，农耕文明是儒家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更进一步协助并参与到儒家文化体系及这一文化内涵的形成与构建的整个过程中”[4]，可见劳作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次于劳作的便是读书，白嘉轩虽然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把“仁、义、礼、智、信”完全地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和对后代的教育中，引领白鹿原的村民们实践着长久以来早已与儒家文化所融合的民间乡绅文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白鹿原上的万千村民树起了一个标杆。
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朱先生在白鹿原上起到的是“身为世范”的作用。陈忠实对他的塑造体现的是自身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肯定。朱先生是小说《白鹿原》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5]，其生活原型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牛兆濂”[6]。在小说中，他是多年深居简出钻研程朱关中学派的大儒，是未卜先知守护白鹿原平安的智者，更是白鹿精神的现实化身。他有着传统儒家文化中“圣人”最本质的特点：本性纯朴、崇尚自然，“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双手，棉花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 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怀义”“怀仁”充分表现出他对儒家道德的坚守。他独具远见卓识，不因与白嘉轩有亲而包庇，奉县令指示毅然禁烟毁罂粟，是儒家文化中“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的体现；他给迷途知返的白孝文写下慎独二字，是对儒家文化中君子立世治身齐家的体现；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强敌当前只身一人劝退二十万大军，是对儒家文化中“仁爱”的坚守；他放粮赈灾、不求回报编撰县志，在国家危难之际又托着残躯携八位老先生弃笔从文，是儒家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3]……朱先生这一近乎“圣人”的形象，体现的是传统儒家文化中进可居庙堂之高建功立业，退则处江湖之远著书立说的忧国忧民的精神，这种精神震撼着整个民族，历久弥新。在给朱先生的挽联中，黑娃写的是：“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3]，笔者认为这两句话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概括。朱先生是《白鹿原》中最理想化的人物，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寄寓之所。在变幻的年代，这样的文化精髓滋润着白鹿原的一方黎民，影响着整个华夏大地。
3.2. 白灵、田小娥：对儒家文化的抗争
《白鹿原》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白赵氏、仙草为代表的恪守封建礼教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是千百年来对封建压迫逆来顺受的广大女性的代表，儒家文化里对女性要求的“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道”是她们自幼接受的理念，她们对此深信不疑并奉为圭臬；第二类是以田小娥、白灵为代表的具有反叛行为的女性，她们敢于反抗命运的压迫，勇于打破传统礼教的藩篱，但二人的反抗意识、动机乃至举止都不尽相同，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两种形式的反抗。
陈忠实谈到，田小娥是整部《白鹿原》中构思出来的第一个角色，可以说，她的“人设”是陈忠实反抗封建礼教逆反心理的真实体现。田小娥是一个符号，她是中国千百年来所有在传统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被觊觎、被仇视、被污名化的“尤物型”女性的代表。她出场的身份是大财主郭举人的小妾，虽然锦衣玉食但没有半点作为人的尊严。田小娥并没有麻木不仁甘心于此，而是十分具有反抗精神。与其说黑娃的到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倒不如说是黑娃给了她逃出生天的契机。“质朴老实的黑娃使处于绝望境地的田小娥看到了希望，所以田小娥不顾封建势力的压迫，与黑娃私奔，这一不被世人所认可的大胆行为正体现了田小娥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意识”[7]。黑娃出逃后，她孤苦无依，为了黑娃的安危求助鹿子霖，鹿子霖却以性事作为交换的条件，田小娥为了生存只能委身于他。细数田小娥一生的经历，从她作为小妾进入郭举人家开始，她的人生就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苦难循环，变换的只是施暴者的身份。身份卑贱、失去贞洁的女性向来是传统封建礼教摒弃的对象，因此她被儒家文化拒之祠堂门外，逃离郭举人后依旧不能为世俗所容；她在性事上有着不属于那个年代的开放，这显然也有悖于儒家文化一直以来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被排挤的田小娥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开始了对社会的报复，“她和鹿子霖一起戏弄狗蛋，又引诱了道貌岸然的未来族长白孝文。她终于如愿，使白孝文彻底堕落，让刚强无比的白嘉轩昏死过去。她受到传统文化的歧视，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破坏传统文化”[8]。田小娥作为没有受过教育的旧时代女性，她的抗争是无意识的，是出于反抗压迫的本能。由于时代的局限，田小娥式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走向毁灭，杀死她的不是鹿三，是鹿三所代表的封建礼教。
与田小娥完全不同，白灵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她的反抗也是有意识的。年幼时期的白灵深受父亲的娇宠，如愿到新式学堂学习，也因此造就了她反抗封建礼教、一生追求自由的性格。白灵是乡土气息浓郁的白鹿原中的一抹浪漫主义色彩，代表着当时社会变迁之际突破儒家文化的藩篱、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也象征着新时代文化与封建文化桎梏对抗的开始。白灵的感情经历代表着女性开始拥有“自我”的意识以及拥有突破儒家文化的束缚、迈向自由的勇气。她坚持到城里念书，勇敢地追求爱情、誓死不从家中安排的婚姻，也坚决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人生规划。她一生都在致力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是当时千千万万走向新时代的女性的化身。彼时正逢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这些觉醒的年轻女性也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书写妇女解放史的新篇章。
4. 《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当代审视
《白鹿原》所呈现出的儒家文化内涵不同于一直以来主流思想对传统儒学的彻底否认，如对“朱先生”这一典型形象的刻画，既表明了陈忠实对儒家的肯定，也在启发着读者对新旧文明冲突的思考。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应该如何自处、是否应该全盘颠覆这些问题，陈忠实没有直接作出回答，而是在文本中给予了理性客观的叙述，把文化的选择权交给了读者，也是让渡给了时间。唯有时间跨度够远，才能不受社会环境的蒙蔽、理性客观地研究儒家文化如何存在的问题。今时今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表明了儒家文化长久的生命力，传统儒学中不乏人性道德、教育理念等多方面闪光点，扬弃糟粕、传承精华，找寻其长久以来得以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所在，这才是研究儒学的意义。
4.1. 儒家文化的局限
《白鹿原》时间跨度长远，在作品描述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传统的农耕文明被颠覆，整个社会开始向现代文明转型。这一特殊的过渡期既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了千百年的儒家文化的完整形态，又阐明了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可奈何以后背后的多重原因。其一，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皇权时期皇家赖以维护统治的正统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白鹿原》叙述的故事发生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一个阶段，是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在这段时间里，白鹿原上冲突频发，革命轰轰烈烈，任何人都能抓住机会出头，如田小娥成为农协的妇女主任、白孝文后来成为县长等，读书科举不再是出人头地唯一的选项。缺少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以及约束手段，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自然难以为继。其次，儒家文化与封建社会互为支撑。中国在百年中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转型，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这一时期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儒家文化也因此受到极大冲击，白鹿原上的人伦纲常不再是唯一的准绳，白嘉轩也不再是唯一的领袖。乡村安定时，村民们没有生存的忧虑，可以很好地耕作休息、严守戒律；但是当封建社会的秩序被破坏，白嘉轩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难以完成自身革命，只能走向衰落。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儒家文化本身的局限性——对人性的压迫使其在新时代裹足不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黑娃的抗争，这代表着一代人觉醒了自我意识后对封建礼教反叛。贯穿黑娃成长始终的一个儒家文化的标志是祠堂。黑娃第一次与祠堂有交集是在入学时，他被白嘉轩拉着送进了祠堂。但是他追求自由的信念，与一板一眼恭谨严肃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儒家的传统哲学给他上的第一课是痛苦而无奈的。第二次与祠堂有关系是他将田小娥带回白鹿原。封建社会对于婚姻有着严格的要求，他与田小娥的结合一没有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则田小娥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守妇德的淫荡贱女，多方面原因都阻碍着他们被儒家文化接受。祠堂在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中有着神圣的象征，他们这种有违儒家伦理的结合注定不能为祠堂所接纳，这也直接导致了黑娃叛出家族。黑娃与祠堂的第三次接触是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怒砸祠堂的行为将反叛精神表现到了顶峰，也是他一直以来深受压抑的苦闷内心的宣泄，鲁迅曾大声疾呼：中国几千年的“礼教”就是吃人！黑娃的行为是一个缩影，代表着社会动荡之际当人们对孔孟思想教导的动摇与怀疑，长年累月的信仰使得他们变得麻木，当陈旧腐朽的传统文化难以与新时代相融合时，他们依旧是软弱的，这时第一个敢于出面反抗、砸烂祖宗牌位的黑娃，便成了唤醒人们麻木心灵的一道惊雷，是对长久以来儒家文化对人性压迫的反叛。
4.2. 儒家文化的传承
在《白鹿原》描述的年代，儒家文化形态的体制化己经土崩瓦解，成了民间百姓共同的无意识心理，说明着儒家文化的底蕴深厚与不可替代性，这也照应着一生叛逆的黑娃在故事的最后，选择向主流社会低头、向传统文化忏悔。陈忠实安排这一情节不无深意，黑娃的回归传达出了陈忠实对传统文明的思考——儒家文化并非全然不可取。在黑娃历经半生风波后，他主动接纳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他跪拜在祠堂灵位前痛哭流涕地忏悔，并与儒家文化意义下的“良家女子”成婚，自此开始反省自身，学为好人等，这些都代表着黑娃对儒家文化体系认可后的回归，代表着儒家文化仍有被借鉴的价值。
今时今日我们在新的时代中重新审视《白鹿原》中涉及的传统儒家文化，既能摆脱特定时间阶段衍生的特定感悟，获得更加客观与理性的看法，也可以从我们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白鹿原》全面地铺陈讲述了儒家文化的过去，陈忠实借此表达了他的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性的肯定性，表达了他强烈回归儒家文化传统的意愿。以白灵为首，鹿兆海、鹿兆鹏这些新生代角色寓含着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他们从儒家文化中走来，接受了新的文化思潮后走向了新时代，这正代表着儒家文化如果想走向新时代，势必要进行革新。这是这部小说的文化本性，也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虽然作为主流思想己经不合时宜，但是仍有许多优良传统值得借鉴统。至于如何由过去走向未来，这是新时代交给我们的问卷。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儒家文化“和”的理念、仁义理念、宗族理念、教育理念这四部分，对我们当下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经过千年的传承与新时代的革新，它在今天仍旧熠熠生辉，也一定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5. 结语
在国家把“文化强国”作为发展战略的当下，对儒家文化的溯源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白鹿原》作为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的文本，在今天同样有着极高的研究意义。作者通过书写白鹿原上的百年风雨，揭示了上世纪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所独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时，在对儒家文化何去何从的追问下着眼于民族精神重建，在对人物悲剧的书写中思考着民族未来。无论是作为儒家文化的化身而存在的朱先生，还是儒家文化坚定的卫道者白嘉轩，亦或者是白灵、黑娃、白孝文、鹿家兄弟这些选择各异人生经历也各异的后辈，都用自己的一生交出了面对时代洪流的答卷。对儒家文化一成不变地坚守会渐渐落后于时代，而彻底反叛出封建传统依然会面临迷茫，儒家文化应如何转型以更加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将如何继承以让民族心理得以持续沉淀和延续，这或许才是《白鹿原》留给我们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