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斯蒂芬·金一生笔耕不辍，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恐怖小说，他甚至被定型为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但是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一改往日恐怖的题材，以对自由和希望的追求令读者眼前一亮，以崭新的面貌吸引了读者的眼光。现今小说《肖申克的救赎》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论域颇为宽广。无论是小说主题的研究，或是小说中的人物解读，还是小说中的意象分析，都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不过，在现有的诸多研究中，仍有进一步进行研究探讨的空间，小说《肖申克的救赎》在叙事学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故本文结合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内容、叙事主体性、叙事真实性角度，对小说中叙述者瑞德的叙事功能进行分析。当研究者开始重视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作用，会有意识地关注叙述者本人是否会对主角起到参照作用，是否会对故事的主题有影响，是否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等等，由此促进对小说情节、人物、主题更进一步的了解。
2. 由叙述者建构的“安迪故事”与“瑞德故事”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瑞德，不是真实的作者，而是存在于故事层次的叙述者，即同故事叙述者，胡亚敏认为：“同故事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自己的或与自己有关的故事”[1]。叙述者瑞德与安迪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共同经历着肖申克监狱的黑暗压抑，是安迪狱中生活的见证者，这使叙述者讲述故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情节的处理驾轻就熟。他在叙述传奇般的“安迪故事”，展示安迪自我救赎的同时，也在叙述中展示自己心灵的获救，呈现一条潜在的“瑞德故事”发展脉络，以一明一暗双线并进的结构组织、发展故事，体现出叙述者的叙事功能、组织功能。
从人物故事的篇幅占比，故事的主要情节来看，安迪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安迪故事”是整个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一条显在的故事脉络。故事根据叙述者的回忆，整体上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发展，从安迪锒铛入狱开始，经历狱中生活，到成功越狱结束，展示出安迪自我救赎的故事。作者在塑造人物时，以叙述者的视角，从整体、粗略到局部、细致的外貌观察法进行叙述和通过叙述者对安迪的态度转变层层递进地组织故事。安迪初进监狱，叙述者还未与其成为好友时，最合理、最直接的方式是从外部观察来介绍人物。叙述者先从整体上介绍人物形象的概况，如身材、肤色、发色如何，以单纯的笔墨勾勒出的人物的轮廓，给读者留下一个宏观、笼统的印象，然后再深入刻画人物外貌的某一特征，以突出人物形象。叙述者抓住安迪指甲整齐干净这一细微之处，多次进行强调。对安迪刚到监狱来时的描写：“指甲永远剪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最记得的也是那双手。”[2](p. 5)对安迪第一次同“我”买锤子聊天时的描写：“他的手张开约一尺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整齐干净的指甲。”[3](p. 13)对安迪受到姊妹帮欺侮后的描写：“他的手仍然干净得一如往常，指甲也修得整整齐齐的。”[3](p. 16)叙述者从初略的第一印象到近距离接触的观察，通过整体到局部的刻画，着重突出安迪的指甲整齐干净这一微小的信息，以此侧面烘托出人物的束身自好。小说中，安迪从悲惨处境发生转变的关键是安迪在屋顶和哈力周旋时，展示出自身所具有的、能提供的价值。在安迪突让走向哈力的时候，瑞德心想：“我真想上去告诉他识时务点……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他，情况已经够糟了，不要把事请弄得比现在更糟”。[3](p. 25)当安迪取得哈力的信任的时候，瑞德认为：“他当然懂，他懂得比我多，比其它任何人都多。”[3](p. 28)瑞德后来在脑海中不断重复这个画面时：“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角力，而且安迪步步紧逼、强力推进的方式，就好像两个人在比腕力的时候，强者硬把弱者的手腕压在桌上的情形。”[3](p. 28)瑞德的心理变化过程，形成鲜明的前后对比，从对安迪行为的不认可、担忧到佩服、赞赏，安迪一步步打破瑞德墨守成规的习惯和心理预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有勇有谋、善于利用自身优势的主人公形象。他者叙述者无法直接进入故事主人公的内心，展示人物的心理，所以主要通过对安迪的外貌、语言等描写，以及自身的心理活动，来展示出一个身处逆境不愿沉沦，坚守底线也洁身自好的主人公形象。
“安迪的自我救赎线”不负众望抓住读者的眼球，向读者传递希望和自由精神力量。不过，若隐若现的“瑞德的灵魂获救线”，也别具一格魅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大的精神感召力。叙述者组织的明暗两条路线在整个故事中齐头并进。安迪在底线坚守和自我救赎的同时，其精神也影响到瑞德，读者可以从叙述者心态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中感受到另一场更为艰巨的救赎的完成。叙述者在故事开头说：“不过，我真正想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安迪·杜弗尼的故事。”[3](p. 3)但是在故事尾声说：“我听到有人说，你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故事，你写的是安迪的故事，你在自己的故事中，只是个小角色。但是你知道，其实并非如此，里面的字字句句，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写照。”[3](p. 69)这一叙述前后略有矛盾，不禁引人思考，在小说中，除了“安迪故事”，是否还存在“瑞德故事”？在“安迪故事”和“瑞德故事”中，对于安迪和瑞德而言，究竟谁受到了更深、更真切的救赎？
安迪在监狱中始终洁身自好，坚守人性，满怀希望爱自由，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出狱之路，最终他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救赎——身心自由。安迪救赎了自己，与此同时，也救赎了瑞德。瑞德在安迪影响下，进行自我心灵反省，完成了更为艰巨、更为深沉的救赎。但瑞德的故事并不是故事的主体，小说中也甚少涉及到瑞德在监狱中发生过的事，就算谈及，所费笔墨也比较有限。不过由于瑞德以同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在故事中存在，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融入了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心态变化。故本文将故事时间和叙述者心态的变化串联成一条潜在的瑞德故事线。
瑞德在二十岁就进到肖申克监狱，五十八岁才获准假释申请离开肖申克监狱，时间之久足以让一个青春洋溢的青年成为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从一个自由人逐渐变成体制化的人。他已经习惯了监狱中各种限制囚犯的要求，他对外界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都随着时间逐渐沉寂。监狱的囚犯“遭受权力的不断监控与奴役”，“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被体制化了，心灵被彻底奴役”[3]。叙述者亲眼看见，波顿养了8年的鸽子“杰克”，被放飞一个星期后，又回到了监狱的运动场，瘫在地上。被圈养、投喂了8年，鸽子已经忘记该如何觅食，展翅高飞了。叙述者亲耳听见，经历几十年牢狱生活的布鲁克，面对墙外世界惶恐无助，在外面的世界里坚持不到一年，就死于贫苦老人之家。但是，瑞德从收到打磨精美的石英时“我甚至有点不敢去碰它们”“我内心升起一股暖意”[3](p. 22)，到翻修屋顶借安迪的光喝啤酒时“这二十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3](p. 29)，到安迪扩建图书馆后开始意识到自我“惊恐万分，没有人愿意在监狱中老去”[3](p. 34)，到谈论齐华坦尼荷时主动“忘记我们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终身犯”“想象那一片碧海蓝天和白色沙滩”[3](p. 53)，再到产生抛弃自由的念头时会不禁感到羞愧，然后开始前往巴克斯登小镇，最后动身前往齐华坦尼荷。
瑞德由不敢触碰，到开始意识到监狱内被禁锢的时间和灵魂，开始幻想外面的世界，再到破坏假释出走齐华坦尼荷，一步一步从接受束缚，无意识形成体制化，到追求自由，反抗体制化，走出了动物和人都会死于体制化的悲剧命运。瑞德在安迪一次次影响下和自我教育下，追求自由，摆脱束缚，完成了灵魂的救赎，完成了故事发展更具深层意义的呈现。整个故事情节主要是服务于对安迪形象的塑造，讲述一个越狱的传奇故事，但是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所流露出角色内心状态发生的变化，灵魂获得的解放，也是故事中一条潜在的发展脉络，构成一个“瑞德故事”，亦具有独特的价值。
3. 叙述者主体意识的介入
同故事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通常比作者和作品的人物之间的距离更近。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艺术家不应该是他的人物和他们谈话的评判者，而应该是一个无偏见的见证人。”[4]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作者将个人意识隐藏在叙述者的叙述中，通过建构一个狱中囚犯身份的同故事叙述者作为他的代言人，而不显得居高临下，拉近了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叙述者瑞德与故事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叙述肖申克监狱中的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更愿意相信叙述者关于故事中人物的叙事、议论和抒情。《肖申克的救赎》由叙述者回顾过去在肖申克监狱中安迪的入狱和越狱故事，属于回忆性小说。回忆性的作品，往往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表现出叙述者浓烈的主体意识以及与受述者交流的欲望。
在小说中，叙述者瑞德的存在感极其强烈，不仅仅体现在他参与故事，叙述故事，也体现在叙述过程中自身意识的流露。在叙事中，叙述者“拥护正义反对邪恶”的褒贬爱憎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安迪为代表的正义一方，叙述者以真挚的，直白而毫无掩饰的语言表达对安迪的敬重与佩服。在叙述者看来，安迪是不同于习惯了又失去了喂养，只能“像一堆脏床单般软趴趴”地瘫在操场的鸽子“杰克”，他是“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而关不住的鸟儿，是“沙砾中的珍珠”，他拥有“内心的宁静”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对典狱长为代表的邪恶一方，叙述者以赤裸裸的、调侃的语言表达对典狱长等人暴戾恣睢、虚伪贪婪的鄙夷和讽刺。叙述者形容典狱长邓纳海是“装腔作势的傀儡”。在叙述者眼里，史马特在位时，医务室的伤患众多，禁闭室“人满为患”，诺顿在位时，禁闭室“生意兴隆”。诺顿成为肖申克的典狱长后，建立了似乎是狱政感化的“外役监”制度，但其本质是一方面通过这个制度获得好名声，另一方面通过这个制度中饱私囊，名利双收。监狱就是诺顿赚钱的工厂，囚犯就是诺顿廉价的劳动力。打着狱政感化的旗号，掩饰诺顿虚伪贪婪的面貌。叙述者对监狱中的丑态进行议论与评价，在这些议论与评价中，表现出自身的思考，体现出极其强烈的主体批判意识，流露出对悲观、贪婪、凶残、暴躁、冷酷的狱卒的讽刺与嘲谑。
小说中过去的瑞德作为体验主体的视角，和现在的瑞德作为回忆主体的感受，使叙述者的视角和声音的时空错位。安迪的入狱的时间是1948年，越狱时间是1975年3月12日左右，瑞德写作开始于1975年9月15日，正文主体部分写完后于1976年1月14日停笔。1977年5月瑞德出狱后续写。写作时间距离安迪入狱、狱中生活、越狱成功已经过去很久。叙述者讲故事时的视角是当时的瑞德，声音是几十年后现在的瑞德，视角和声音的错位，使得叙述者对往日发生的故事进行重新评判。赵毅衡认为：“第一人称小说，会出现所谓‘二我差’”，“叙述者‘我’出现在后，在‘叙述时刻’；人物‘我’出现在前，在‘被叙述时段’，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的我的故事。”[5]这种错位产生的评判，体现在叙述者在叙述某件事的同时或讲完某一件事之后，又对这件事进行分析、评论，即对过往的重新判断，在叙述过程中插入现时的议论。比如，瑞德决定把锤子卖给安迪，1948年的瑞德看来“用这样一把锤子挖地道逃出去，大约要六百年”，但是在买卖锤子这件事叙述完后，瑞德插入了讲故事时的态度，“此后十九年，我不曾再看过那把锤子，等我再看到它时，那把锤子早已磨损的没法用了”[3](p. 15)。当事者“我”在事件发生时的观察视角，是故事中的人物视角，而回顾者“我”回忆时的视角，是叙述者视角，叙述者从现时的态度远眺当时的情境，对故事悬疑处进行解释说明，在叙述中融入了对安迪持之以恒精神的感叹。正可谓“一方面，作为行为主体的‘经验自我’在虚构的故事世界里行动着，另一方面，作为叙事主体的‘叙事自我’又在描述和评价作为叙事客体的“经验自我”，作品中处处充斥着叙述者的身影和声音，主体意识尤为张扬。”[6]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我猜”“我想”“我相信”“就我所知”等频繁出现，在这些词背后往往接着一些自己过去的或现在的猜测以及看法、评价，展示对未知部分进行推测。安迪挖通道的过程，瑞德当时不可能知道，自然也不可能写实地还原，写故事时只能通过猜测对故事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解释。安迪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计划？安迪是什么时候挖到通道的？安迪挖通道的碎片如何处理的？安迪为什么在1975年才越狱等等这些问题，叙述者只能通过推测来回答。这些推测的声音来自于1975年9月15日之后的叙述者，叙述者将他知道的某些线索联系在一起，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整理分析，然后进行合理的推测，将他的看法传递给读者。叙述者不仅表现出对过往的追忆和叙述，“而且是以自己现在的目光参与叙事，用现在的视角对追忆的事件重新加以判断和整合”[7]。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受述者存在于叙述者的话语中，不是文本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独立的形象。所谓受述者，是叙述者与之对话的人，与叙述者同处于叙述文本的层面。“泛交际主义”的叙述者观，即认为一切叙事都是语言交际行为，都有叙述者和受述者。[8]在小说中，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内聚焦使叙事人与读者靠得很近，“既真切地叙述着人物的内在意识与心理变化，而且还影响到读者的阅读行为及其反应，有效地控制着读者的感情”[9]。并通篇采用第二人称“你”作为叙述者的对话者，在类似于“谈闲天”的交流中表现出受述者的存在。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第二人称受述者“你”的交流中，拉近距离，进行叙述者价值输出。一般说来，普通读者对监狱的故事比较陌生，通过“你”的设置，读者不自觉将自己代入叙述者设置的受述者语境，受叙述者的引导置身于故事发生的时空，拉近与故事和人物距离，更了解人物的行为动机，在情感上容易倾向叙述者的观点。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叙述者看起来在自问自答，其实通过隐含的受述者，推进故事的发展，对于故事发展叙述不充分之处进行补充说明，并且通过叙述者重新解读降低了读者误读的可能性，消除了理解上的歧义，同时也展示了叙述者主体意识的价值倾向。叙述者通过“重复”受述者的诘问、质疑，进行解释、反驳，起到释疑、说明的作用。比如，“你问我，我改过自新了吗？”在发问之后，叙述者引出了入狱原因的介绍，展示个人思想的现状。“你会说，这还真实愚蠢的行为。”在质疑之后，叙述者对此表示理解，但也对个人的立场进行了申明，“有件事做做，让我暂时忘掉出狱后的新生活也好。”叙述者在与受述者的交流中，使读者更了解人物和故事。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叙述者频繁介入文本，与叙述接受者交流，体现出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叙述者如何看待这个故事，在叙述中流露的褒贬爱憎倾向，对未知的推测和对过往的重新判断和故事中“你”的设置，都是叙述者的评论功能、交流功能的体现，通过叙述者的评论、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对读者起到引导的作用。
4. 叙述者叙事的真实性追求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曾探究演讲者或戏剧及史诗作者如何对观众或读者起到“劝服”作用。同故事叙述者在作品中处于支配地位，自由地选取他需要的信息，表达自己的主观看法，安迪的传奇故事在瑞德的叙述下带有一层梦幻色彩。故事以叙述者瑞德的视角出发，各种事物皆以“我”为纲，选用何种素材服务于安迪人物形象和肖申克监狱形象的塑造，都受制于叙述者瑞德的视角、声音。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瑞德的设定，是在监狱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囚犯，他所叙述的故事逃不开他在监狱的见闻。纵使监狱外的世界上存有千奇百怪的事，各色各样的人，但是在这个小说中，那是叙述者不知道的世界，他无法进行叙述，如果强行叙述，便会使得故事失真。其实这个故事带有很强的假设性和传奇性，又是以限知视角展开叙事的通俗传奇故事，如何让读者不觉故事是胡编乱造，如何使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一方面，虽然故事假的，可以不去相信，可是这种积极的精神“却是可以真实存在并且被普通大众极其需要的”[10]。另一方面，表现为叙述者对故事真实性的追求。
叙述者在讲故事时，时常现身说法，强调消息芜杂来源广泛。比如，在介绍安迪为什么会失去希望，陷入绝望长达十个月之久这一章中，叙述者说：“我的消息是在七年中这边弄一点、那边弄一点所拼凑出来的……有些事情我是从六七个不同的消息来源那儿打探来的。”在诺顿和狱卒调查安迪挖出的通道时，瑞德笑得厉害而被关了禁闭，被关禁闭之后，外面发生的事，如通道有多狭小，通道里的环境有多肮脏，他是从六七个人那儿听来的。叙述者之所以能够知晓广泛消息，得益于作者在故事中，给叙述者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身份。在监狱中，瑞德是一名“神通广大”的“商人”。商人的特点是：熟稔于与各种人打交道，拥有庞大的社交网。这一“商人”身份，正为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提供了便利。他认为“干我这一行，如果消息不灵通，就是死路一条”。比如，关于反对安迪假释的投票纪录，瑞德从犯人肯德里克斯处得知；安迪第二次被姊妹帮侵犯，瑞德从在洗衣房当工头的亨利·拜克得知等等。叙述者在故事中的身份，首先是为了与主人公建立起联系提供客观条件，其次正好便利他在后续故事中，信手拈来别的人物所知的消息，打消读者对信息来源的质疑，缝合第一人称叙事限知的裂缝。
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不仅不断现身强调自己对于信息的求实态度，自己独立判断的可靠，而且也要求受述者一起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甄别，增强故事情节的可信度，让这个带着传奇色彩的安迪更加真实，让这个传奇的故事更加真实。在介绍翻修屋顶事件前，叙述者与受述者进行了一次对话，表现出自己对于消息可靠性的追求：“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告诉你的许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我已经把这些经过四五手传播后的故事简化了许多……你得懂得怎么去芜存菁，知道怎么从一大堆谎言、谣传和子虚乌有的幻想中，挑出真正有用的消息……但是请相信我：我绝不说谎。”[3]22叙述者就此进行了一次信息真伪的讨论，向读者传递出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态度，试图拉拢读者，努力争取读者的信任。所谓叙事可靠不可靠，就是说叙述者的叙述是否能让人相信它是“真的”，从而接受它，叙述可靠性由此成为与文学真实性密切相关的一种手段。[11]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叙述者极力塑造自身辨别信息真伪的形象和信念，以此来说服读者，增强文本的真实性。这种求实的态度显然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理念一致时，叙述是可靠的。一般说来，叙述可靠性容易提高文学真实性。
小说中瑞德作为“历史见证”式叙述人[12]，对故事中人物的命运遭遇有自己的看法、理解、感情，难免陷入“一言堂”的境地，于是便在文本中体现出模仿第三人称叙事的努力。比如，安迪从汤米处得知入狱真相后，第一次尝试求助典狱长，两人之间进行了一场谈话。但是这场谈话，瑞德不在场，无法亲自得知，也没有从当事人口中得知，而是从他的亲信柴士特处得知。小说此时虽融入叙述者意识，模仿柴士特偷听的情境，但同时切换到柴士特的视角，使用间接引语。叙述者写柴士特因为安迪的声音变得太多了，几乎听不出是安迪的声音了；写柴士特看来安迪谈话时变得语无伦次；写柴士特几乎听不清安迪的声音，但清清楚楚听到典狱长的话；写柴士特听到安迪几乎在尖叫，看到守卫把完全失控的安迪拖走等等。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模仿人物的语言和内心活动，穿插着写出柴士特偷听的经过，安迪和典狱长的对话，安迪的逐渐崩溃和典狱长的冷漠无情。还有一些“肯德里克斯告诉我”“亨利·拜克告诉我”“根据厄尼的说法”“厄尼说”“厄尼描述”“老柴士特后来告诉我们”等等引导词，叙述者将故事中其他人物的话语进行转述，虽然叙述者在转述的过程中很容易融入自己的主见，体现出对人物语言的控制，但是同时叙述者也接受了人物的视角，让读者感受现场的气氛，加强客观性。在这个故事中，无论是上文论述过的叙述者在叙事中努力展现出他所获取的信息来自于狱中存在的各个人物，还是叙述者理性思考、独立判断的求实态度，叙述者都很清醒地表现出对于自己叙事真实性的证实。叙述者努力突破视角的限制，争取全知的效果，频繁现身言说信息来源于多方，强调自身对信息的真伪辨别，发挥叙述者的说服功能，使情节发展更加合情合理，故事更加真挚诚恳，故事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增强叙事文本的真实性，使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可靠。
5. 结论
在叙事学领域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叙述者的叙事功能，并根据自己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叙事功能。如热奈特以叙述者为核心，划分出叙述者的五种功能，分别是：叙述功能、指导功能、交流功能、证明功能、思想功能。[13]金健人在《叙述者的叙事功能》中，结合作者、叙述对象、读者与叙述者，将叙述者的叙事功能分为协调功能、表现功能、构建功能、结构功能。[14]谭君强在《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将叙述者置于“叙述本文”、隐含读者、受述者、人物的联系中，列出叙述者主要具有叙述、交流、证实、说服、干预等五种功能。[15]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根据热奈特的对叙述者功能的限定，稍作调整，将叙述者与小说文本、叙述接受者相联系进行功能划分与论述，列出叙述者的五种功能：叙述功能、组织功能、见证功能、评论功能、交流功能。[1](pp 52-53)学者们对叙述者的功能划分，在叙事学领域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叙述者功能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具体体现。叙事文本中，并不会全部采用以上所列的叙述者功能。小说《肖申克的救赎》的叙述者在文本中不仅发挥其讲故事的“本职”功能，以“安迪故事”和“瑞德故事”双线并进建构故事，呈现不屈不挠、洁身自好的安迪形象，体现自身心理意识的变化和对个人灵魂更为艰巨、深沉的救赎。而且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叙述者，以浓烈的主体意识发挥其评论交流功能，展示了个人“拥护正义反对邪恶”的倾向和对过往的重新判断与对未知的合理推测，并且传递了个人的求实态度，表示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重要性。叙述者展示出丰富的叙事功能，叙事功能与功能之间有交织、有侧重，不同的叙述者，形成的叙述风格不尽相同，《肖申克的救赎》在叙事中大量融入了叙述者个人的解释、议论、抒情，形成“叙事有寓理，有寓情”的文章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