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1927)收录于海明威(Ernest·Miller·Hemingway, 1899~1961)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Men Without Women, 1927)，是海明威于197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火车站，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等待去往巴塞罗那的火车。在火车到来前的等待中，故事便围绕这对男女关于是否去做人流手术的聊天展开。他们喝着啤酒畅谈，却各自心怀它事。女孩因怀孕不知如何是好，心事重重，男人希望女孩去做人流手术，彼此轻松。这一争论持续到火车即将到来时，女孩语气突然松快下来，男人闭口不再谈论，故事在诡异的平静中戛然而止。
《白象似的群山》这部名篇最惹人遐想之处便在于它极强的可解释性。作品中，海明威的客观叙述将焦点落在了男女对话上，这种客观性给读者留下了极强的想象空间。在讨论海明威这部著作时，评论界对此普遍带有先入为主的性别保护主义和浓厚的道德主义审判，即潜意识地将女性放置在顺从的、被剥削的、被支配的弱势境地，在对弱势抱有本能同理之心与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将女性遐想成被害者和被支配者，并因此对文中男性角色进行道德上的揣测与批判。
譬如《白象似的群山》的法文译本则将篇名译作《失去的天堂》，暗指女孩的人流事件是对过去天堂般生活的告别，也是对曾经天真烂漫的自我的失去。而贝茨曾在对海明威的研究中称，这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写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但《白象似的群山》是一个可以有多种可能性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补充它，阐释它。眼光毒辣的米兰昆德拉则在这则“没头没尾”的故事中极具洞见地窥见了无数种可能。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阐述道，从这部简短的作品中只看到了人物的对话，却带来无数想象的故事内容。
以往诸多批评家对小说所做的单纯道德评价实际上削弱了作品的审美空间，而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海明威的女性情结，借鉴福柯话语理论的借鉴，在不涉及对文中男女二人具体关系和道德优劣的基础上，基于《白象似的群山》话语权视角解读稀缺的现状，运用文本细读的模式，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非传统可能性进行了补充性探讨。
2. 海明威的女性情结
文本内涵的背后是作者的个人倾向，而作者的个人倾向也透露着其作为全知视角的拥有者，在叙述上的绝对权力。在海明威的诸多作品中，女性是被用来凸显他男性意识与大男子主义的客体，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有被妖魔化的倾向。正如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辛福生活》中，威尔逊便被塑造成海明威男性意识的代言人，将女性形容成“最是冷酷狠毒”、“最是掠夺成性”，指出女性既渴望男子汉般的威猛男性，又恐惧控制欲的丧失与反噬。而《永别了，武器》中的吉格则是取悦男性的附属品，是被建构的第二性，是为了衬托男性形象的陪衬品。正如郭元波和唐爽所言，女性形象是海明威的审美客体，也是他男性意识的载体[1]。隋燕也提到，海明威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男性意识，其中的女性形象在男性角色的阴影中失去了其本该拥有的话语权[2]。
而海明威对女性的复杂情结，也来源于其原生家庭的影响。对母亲的恨与逃纠缠着海明威终生，他的一生都在逃离母亲的控制和影响，而由原生家庭中带来的不安与无能又使他处处陷于母亲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敏感脆弱，逃避成性，既是自我的，也是自卑的。而对母亲的厌恶也使得他对女性的视角是不健全的，甚至是病态的。正如陈小燕所言：“他将这种病态投射到了作品中的女性身上，歪曲丑化女性形象，渲染女性的危险与不详，把女性当做男性的灾难”[3]。
在这种厌女情结的驱动下，海明威在《白象似的群山》中刻画的女性形象是否如我们浅显所见是“受害的”、“纯粹的”、“天真的”，便更加耐人寻味。
3. 福柯的话语理论
1970年，权力被引入话语分析领域。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4]。
福柯认为，权力无法独立于其他实体基础而单独存在，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包罗万象的权力网络中，而话语则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他将话语同权力勾连，并指出，话语是权力的产物，话语的实践就是权力的运作。福柯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这一著名论断，并指出，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又反过来产生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一切斗争都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话语的争夺本质上是权力的争夺，拥有话语权便意味着权力在话语中的实现。而话语权力通常象征了一个人的对话地位，因此强势方通常会通过争夺话语权加强自身权力，从而达到控制整体谈话，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目的。
权力是在话语中被建构的，权力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以实现，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5]。话语权力内含陈述的权力，宣告着“谁拥有表达的权力”；话语权力限制了言说的内容，约束着“我们应当言说什么”；话语权力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并由此建构其言说者的主体性，譬如“我是谁”的问题要由拥有话语权力的一方定义作答。话语的使用产生了权力场，并且言说者通过话语邀请其他人进入这个权力场域。主体的存在、确认与争夺，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白象似的群山》中，通过男女双方的语言及语言产生的效果，我们看到了其中攻守互搏的话语权力的争夺，其本质上是男女方对自身权力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仅因女性处境和性别“劣势”而片面地认为其破碎、可怜、弱小，一方面是对语篇话语中权力转换的迟钝，另一方面也是受作者男权观刻板印象下对女性潜意识的矮化。
4. 《白象似的群山》语篇分析
4.1. 称谓浅析
4.1.1. “女孩”而非“女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白象似的群山》这篇短文中，海明威称呼文中的美国男人为“男人”(“man”)，称呼调酒师为“女人”(“woman”)，却称呼文中这名怀孕的女子为“女孩”(“girl”)。女孩一词，通常使用在年轻的、天真烂漫的女性身上，而深受厌女情结困扰的海明威，却将一名怀孕的女子称之为“女孩”而非“女人”，这使得文中“女孩”这一称谓听起来意味深长。
其一，厌女畏女的海明威称怀孕的女子为“女孩”，这是反直觉的，不似在褒扬赞美女子的天真纯洁，而更像一种看低。实际上，“女孩”这一称呼与“男人”“女人”并不对等，带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消解。这种消解将文中女子的地位和处境弱势化、边缘化，背后凸显的是海明威大男子主义视域下对女性的傲慢。其二，“女孩”这一称呼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后文的对话表明，怀孕的女子并非像传统观点认为的天真、脆弱、难以自保，而是与文中美国男人一样善于钻营，并积极争夺话语权的主动位。因此，称其为“女孩”表现出海明威对女子善于借势和卖弱来获得话语上的“假顺从，真主导”的讽刺。
4.1.2. “吉格”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称谓便是女孩的名字——吉格(Jig)。字典中解释道，“吉格”可以作为名词“玩笑”、“诡计”，也可以作为动词“用鱼钩钓”。“吉格”不论是释义为“玩笑诡计”还是“鱼钩”，都指向女孩的一个特点——“钓”。
总览全文，大部分时候都是女孩主导了谈话的话题和进程。以关于堕胎的谈话为例，尽管人流手术的话题是在男人表示“只是让空气进来”时被正式提出，但是关于手术的线索可谓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可以追溯到二人谈论茴香酒的口味像甘草时，女孩回复“是啊，样样东西都甜丝丝的像甘草一样，尤其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东西，比如苦艾酒”[6]。此处，女孩将男人对堕胎的期待比作苦艾酒带来的极乐幻觉，暗讽男人不知担当、逃避责任，并等待男人在下一轮对话中“主动”提出堕胎话题。
成功引出话题后，她便变换了话语权争夺的策略，表面顺从，实际占据道德高地，并借此用极端的语言和情绪瓦解男人的想法，促使他放弃堕胎。这种策略也正如女孩的名字一样，颇有猎人玩弄伎俩用鱼钩钓鱼之感。女孩在每次谈话中看似都处于弱势，但她始终是话题的主导者，把握着话题的走向与进度。她看似是“猎物”，实则以“钓系”猎人的姿态步步为营，使用各种谈话策略来削弱男人对堕胎的坚持，争夺自身的话语权，直到男人最终停止谈论这件事。
4.2. 话语权力争夺
4.2.1. 第一轮话语权力争夺
细读原文，不难看出女孩在整段对话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拿捏着话语的主导权。而这种权力的争夺，从一开始便拉开了序幕。
在谈话最初，女孩便主动提出喝啤酒的想法，并要了两大杯。此处，是女孩拥有了决定权，有权决定喝什么以及喝多大的一瓶酒。另一处则是，当她指出群山“看起来像白象”时，遭到了男人的否认。这时，她强硬地表示男人之所以否认，是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山丘。然而，这次谈话的引导过程并不顺利，男人只是敷衍地回应了她，女孩似乎没能把握住谈话的进程。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女孩意识到由于男人的不合作，她未能按自己的意愿推动对话时，她便使用了情感绑架的沟通伎俩，并带着胁迫的意味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试图重新主导对话。正如上文所提及，当他们品尝茴香酒时，女孩率先发起了关于堕胎的隐性讨论，这暗示了她倾向于诱导男人先开启这个话题，而不是被男人的堕胎言论先发制人。当男人回应女孩对茴香酒的评论时，女孩便故意将他引向堕胎的话题，并借机在情感上对男人进行道德打压。而男人则显得很是不满，要求结束这个话题。
当然，男人也在尝试争夺话语的主导权。最初，他试图通过不合作的冷暴力来打压女孩。但之后女孩在谈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四两拨千斤地破解了男人的冷暴力攻势。在这一轮话语权力的争夺中，女孩获得了胜利。
4.2.2. 第二轮话语权力争夺
第二轮话语权力的争夺聚焦于二人在堕胎问题上的斡旋。男人尝试说服女孩去做人流手术，为此强调“这是一场非常简单的手术”，“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企图强化自身话语权力的权威性[6]。男人指出怀孕是唯一打扰他们幸福的事情，并将人流与未来的快乐幸福捆绑在了一起。而女孩故作弱势，假意听从男人的建议，故作顺从地告诉他，打掉孩子后，他们确实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唯唯诺诺的反应反而让男人感到居心不安，并在堕胎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从建议女孩做手术变为说服女孩照顾好自己，并说明如果女孩真的不想做手术，他也不会强迫她。
而女孩乘胜追击，将手术与爱和幸福捆绑在一起，表露出强烈的自我牺牲，用情感绑架把男人带入主观情绪的陷阱。而同时男人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希望女孩能理解他。可以看出，男女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晓之以情来操纵对方的想法。女孩用爱在情感上绑架男人，企图让他放弃堕胎，而男人则只是表达对幸福未来的虚幻承诺，借此诱导女孩选择手术。由于女孩在道德上占了上风，她的言语策略比男人略显优越，因此女孩在这一轮的话语权力争夺中也略占优势。
4.2.3. 第三轮话语权力争夺
进入第三轮话语权力的争夺，双方的分歧也随之变得白热化。女孩“自暴自弃”，声称她并不在乎自己，只要男人喜欢就好，借此营造出“被害者”和“被亏欠者”的形象。由此开始，女孩彻底把握了两人之间的话语主导权，她将话题从手术本身引申到男人是否关心她，并通过“自我伤害式”的表述在道德上将男人置于“加害者”的困境之中。而男人也彻底陷入了女孩的情绪裹挟之中，开始从劝说手术转变为顺从女孩的意愿。
见男人态度动摇，女孩便趁热打铁，软硬兼施：“我们本可以拥有一切，但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不可能过上好日子了”，暗示男人坚持堕胎会导致他们的生活陷入僵局[6]。在女孩的诱导下，男人开始做出妥协，并安抚女孩的情绪。见状，女孩则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就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不要再讲了，好吗？”[6]她利用自己的非理性情绪彻底约束了男人的堕胎话题，压缩了男人的意志，并要求他停止说话。而男人也最终从劝说转变为沉默，不再提及手术。
在这一轮的话语权力争夺中，女孩利用情感上的倾轧突破了男人的防线，夺下了最终的话语权。
4.2.4. 话语权力争夺的最终结果
海明威并未通过对话直截了当地揭示话语权争夺的输赢。在小说的结尾，海明威通过“火车五分钟内到站”暗示了这段故事即将结束，男人也主动肩负了处理旅行包的责任。海明威描写道，男人拎起沉重的旅行包……顺着铁轨望去，却看不见火车[6]。火车是载人前往目的地的工具，此处“肩负重担”和“看不见火车”是男人内心迷茫与无助的征象，隐喻了男人的话语权力被消解，让女孩堕胎的目的难以达到，未来前路任重道远。而曾经两人共饮的茴香酒只剩他一人在吧台独酌，影射了女孩已经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上风，不再需要借助酒精让自己逃离现实，发泄情绪，只留落败的男人继续沉溺在酒精的短暂欢愉中，麻痹自我。而见男人回来，女孩朝男人投来了一个微笑，男人主动询问女孩“是否好些”，而女孩则表示自己“好极了”。
二人状态悬殊，女孩春风得意，男人借酒消愁，这场话语权争夺胜负已见分晓。至此，全篇话语权力分属已然明确。在女孩策略性、主导性的攻势下，男人最终让渡权力，甘拜在女孩的话势之下。
5. 总结
一直以来，对《白象似的群山》的看法，评论界都倾向于将女孩摆放在弱势地位，将她定位为男性权力下的绝对牺牲品。而本文回顾了海明威对女性的一贯看法，借用福柯的话语权力体系，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称谓和话语权力争夺两个角度入手，说明文中女孩并不一定像传统所认为的是被动的、附庸的、软弱的、不幸的，也可以是主动的、谋算的、抗争的、成功的。期望该篇可以跳脱出男性视角和作者偏见的凝视，提供更加多样的文本分析视角，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