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较多使用“工业”和“机器”的字眼，阐述了人在工业生产中的异化，我们可以看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者视作如机器般的生产工具，从肉体与精神层面实现对工人的支配和剥削。迈入数字时代，在资本逻辑下的数字技术也“以一种非理性的、异化的形式来改造人的社会生活。”[1]过去我们向人工智能发出诘问，担忧机器像人那样思考。现在我们意识到机器会遵循人制定的规则，但是当我们回望自身，却发现作为数字技术使用者的人在数字劳动中出现了异化，在劳动过程中还是将劳动者视为工具，在思维层面仍然试图局限劳动者的思考方式，在生活层面以便利的技术替换了劳动者的自主能力。对当前数字劳动中出现的异化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有助于我们人类更加深刻认识异化问题，为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策略。
2. 问题提出：把人变成机器的方式
2.1. 肉体层面：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庸
机器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工具所缺失的“主动性”，是帮助人类克服自然力的有限性的强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人的肌肉成为生产动力的现象从必然转变为偶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者的手，因此，它可以代替进行机械运动的工人，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但是，不论是传统手工生产方式或是现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解放劳动者”只是包裹在机器外的一层糖衣，马克思用“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2]指出了机器与人的竞争。资本家使用机器不是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是将人固定在工作岗位。表面上是劳动者掌控机器，但实际上机器是资本控制人的中介工具，劳动者在人机协作中表现为机器有自我意识的器官，按照机器的频率和要求来发出指令，人在生产实践中退居二线。
2.2. 思维层面：把人的思维变成机器的思维
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即使人容易被宇宙毁灭，但是比宇宙还要伟大，因为人具有认识宇宙的能力。人类的思考是改造世界的火种，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能动作用。马克思以人有意识的、自由的创造对象世界和改造无机界的实践来界定人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的活动推进技术的发展。
但是，当数字技术不断深入人类的社会生活、人对技术的认识不断加深时，我们要警惕人像机器思考的消极趋势。这是因为发达工业社会虽然是一个控制着人的社会，但也是一个令人舒舒服服的社会，资本不断利用社会景观向人重复灌输着观念，试图对人进行规训，当人们情愿顺从而不是批判、质疑，人的思维就会与资本逻辑强加的观念保持一致。人们对“消费”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吗？实际上，物质财富的丰富逐渐让人在现代化和物质化中享受的自由是虚假的，这是因为大众不停接收到传媒对消费的宣传，消费成为了个人被重复施加的需要，这无法证明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说明了人在思想上的单向度。
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和灵活性是人相对于机器的优势，创造性的工作是人类智慧超越人工智能的重要方面。然而，一旦思维出现固化和心理麻木，便可能选择费耶阿本德所说的“怎么都行”法则，虽然节省思考的力气，但也失去灵活的头脑。
3. 现代形式：数字资本时代下的数字劳动者被“机器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在雇佣数字劳动、免费数字劳动和零工数字劳动三种类型中，人在工作、思维和生活三个层面中受到了数字劳动的支配和压榨，肉体和精神世界被固定在数字设备周围，被由外而内“机器化”的趋势还在加强。
3.1. 雇佣数字劳动：人成为数字劳动机器的境地
在互联网中进行专业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是被雇佣的数字劳动者，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方式，从事设计、开发、管理等专业工作而成为数字平台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群劳动者出现异化的状态，成为了数字劳动机器。一方面是劳动过程与人相异化，劳动成为劳动者痛苦和不自由的来源。数字劳动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只要利用网络便能工作的办公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模糊了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在雇佣数字劳动中有远程办公的方式，雇主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更加隐蔽，该方式在资本家口中是劳动者的工作自由与自我赋权，实际上，劳动者的非生产时间就归雇主所有，使劳动者在肉体上成为数字设备的附庸，在精神上则因需要随时待命而引发倦怠综合征带来痛苦。资本家会利用技术监控劳动过程，技术反过来成为异己的力量，帮助平台完成对信息的占有和剥削而束缚劳动者，使他们“成为‘玩劳工’‘产销者合一’的数据化存在。”[3]另一方面是人与人关系相异化。“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个人的社会关系依赖于和其他人的互动，关系性投入与共同经历是人与人在互动中产生情感联结的重要手段，“在现实世界这一场域中，‘此在’的人在与他人、社会、自然、自身的交往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4]数字劳动不仅扭转了劳动者固定的时间观，还消解了劳动者之间的现实连接，这是因为技术压缩了在现实世界的真实体验与付出，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被扭曲为数据而虚化。劳动者通过数字设备进行社会交往，能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交往便利，但这份便利也使劳动者容易产生偷懒的心态而丧失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动力，直接后果是引发社会交往的消解，再恶性循环将自身定格在设备终端营造出来的数字环境。即便人从事低社交工作，但劳动者无法完全孤立地实践，与他人割裂并不是人真正的生活方式，而是机器的工作方式。在资本逻辑下的雇佣数字劳动使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出现技术化和单调性的特点，降格为依附于设备的机械化关系。
3.2. 免费数字劳动：人的思维进入无抵抗状态
在互联网中进行无偿劳动的人是免费数字劳动的劳动者，主要群体则是互联网的使用者。这群劳动者“受雇”于让人愉快的平台中，受现代技术(尤其是算法技术)的影响，在思维层面却出现了异化，即思维的无抵抗状态——甘受愚弄的顺从，人的思维将如机器思维般单一。
从互联网的使用中可以看到免费数字劳动的身影，互联网的使用者在数字平台中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以劳动者产生的流量反哺平台，极具隐匿性地帮助平台所有者宣传和创造剩余价值。大数据、云计算以劳动者产生的数据信息分析用户兴趣，精准规划个性化的信息，不断投喂的内容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夺走人的价值和创造力。在数字平台中会形成如美国学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说的“虚拟串联”，持有共同观念的人会在互联网中聚集并形成一个团体，个体和群体之间双向强化观念。在数字平台中，资本逻辑的统治则会引导人自然地顺应资本主义的法则，成为资本逻辑的顺民。一个典型的行为是在数字媒介中产生的消费。除了低级的需求受先决条件约束，人的其他欲求可以由社会塑造并控制，资本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数字平台上借助图像和广告，引导人类欲望无限膨胀，不仅将互联网的使用者转变为免费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还把人的工作过程由工厂拓展至社会。算法借用劳动者产出的偏好信息而诱导劳动者进行消费，铺天盖地的宣传引发人日益倾向选择在数字平台推荐的商品，假定数字技术推荐的商品即是人的真实欲求，其消费行为生产出资本无偿占有的价值。对互联网的信赖反向使人的头脑更习惯于偷懒，思维“自由地”选择了放弃抵抗，“自我最终淹没于机器大生产、消费等等所产生的各种拟像与迷雾之中。”[5]
免费数字劳动将大众视为数字平台服务的劳动者，数字平台让每个普通人在网络设备中都能尝到生活的甜头。即使意识到压抑，但也是使人安然自得的压抑，让劳动者面临着的日常生活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是一个“自愿被控制的时空”，因此，甘愿进入思维的无抵抗状态，自我意识抽离后的个体思维与统一的机器思维无异。
3.3. 零工数字劳动：人的自主能力的放弃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通过将人的自主能力转变为嵌入机器的程序而提供便利，生产方式日益从固态化转变为弹性化。在数字平台支持下的零工经济，为更多人创造自由的就业机会，以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劳动者为代表。
科技是人发挥本质力量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在零工数字劳动中，劳动者通过导航软件而扩大工作空间，但是，人对科技的依赖反过来使自身降级为辅助的工具性存在。过度依赖导航软件的零工数字劳动者在不自觉间被弱化了空间能力和规划能力，这是因为以导航软件指令作为行动指南来完成驾驶任务，导航中的路线和数字支撑着劳动者的技术能力。一旦抽离则导致劳动者失去了自主能力以主宰自身的劳动过程，也让劳动者认为空间是工作的一部分，覆盖劳动者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化感知。零工数字劳动者在形式上是“自由劳动者”，表面的美好掩盖了平台所有者以去能力化的手段使劳动者依附于数字技术的压迫，以此丧失自觉性并放弃自主能力的提升，沦为等待“被管理”“被提升”的机器。
4. 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
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奴役人身心的怪物，引发出各种伦理问题，人的本质力量仍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看不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无法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要破解数字劳动对人的压迫，就要打破资本逻辑，可以通过观念、精神与教育上的改变促进劳动者的健康发展，以数字技术观念的改变纠正劳动者与数字技术的价值偏颇，以人文精神的重拾建造数字文明正确形态，以教育内容的改变提升未来劳动者的思考能力和自主能力。
4.1. 改变数字技术观念
在资本主义应用之下的数字劳动对人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控制十分常见，但是数字技术本身不是怪物，也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者。马克思认为“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6]，因此，大众应该转变观念，认识到真正压迫人的是资本，而不是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
完全抵抗现代技术等同在开历史的倒车，人们面对数字技术需要具备主体理性，在社会实践语境中审视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才能客观地认识数字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利与弊，避免“数字化生存”的劳动者再度陷入资本逻辑的陷阱。大众可以将数字技术当作劳动助手，而不是视其为人的主宰，这是因为人类拥有的创造力和自我意识是数字技术不具备的本性，当劳动者使用数字技术作为个人进步的工具，便是理想的人与数字技术关系。人要在现实生活中享受数字技术发展的成果，就必须转变观念，让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防止个人过分依赖数字技术。
4.2. 重拾人文精神
立足于现实中具体的人，才能解决数字时代中数字劳动对人的异化问题。雇佣数字劳动、免费数字劳动和零工数字劳动在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作为主体的人，不仅要思考如何应对数字技术的冲击，还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提升他人适应或参与数字劳动的能力。人文精神的消解与重现“要看我们是否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采取行动，是进行谴责还是宣告无罪，是去提供帮助、排忧解难、作出补偿，还是直接掉头走开。”[7]一方面，针对因个人能力较低而被排斥于数字劳动之外的劳动者，如不擅长使用数字劳动而下岗的文化程度低的人或老年人，社会应该伸出援手，向这类劳动者提供理论与技术的培训，以提升劳动者参与数字劳动的能力，使劳动者的主体性力量在数字社会中得以发挥。另一方面，针对在数字劳动中出现异化的劳动者，数字平台要始终坚持人是技术的“牧羊人”的观点，以劳动者为本而不是以资本逻辑为行动指南，在数字技术中融入人文精神，破除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
人在数字劳动的“机器化”趋势不是某个国家单独面临的问题，数字技术日益发展并逐渐影响全球劳动力发展及资源分配，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问题事关各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克服数字劳动异化，数字平台必须超越工具理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以人的价值理性对应用价值理性进行补充，让人的本质力量复归。
4.3. 关注教育内容
青少年是推动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教育体系的的脚步仍落后于数字时代，以“服从式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模式凸显了当前教育内容存在的固化与过时缺点，保守而单一的模式将学生的思维约束在条条框框之内，不仅限制了技能的发展，还在思维上对未来的劳动者进行规训，不满足数字时代对劳动者提出的素质要求，极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无批判性的经验主义而囿于与机器相适应的困境。
为了适应发展要求，教育体系要更新培养计划，将发展的理念贯穿教育过程，将终身学习的意识渗透教育各个环节，力图培育具有创造力并且勇于挑战权威的青少年。当前教育模式的核心“服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青少年学生创新思维的显著威胁，但不是必然的阻碍。相较于“听话或不听话”的选择题，更为关键的是“青少年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和创造力”的是非题。创造性思维需要后天的训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创设相关情境以打破教学的时空限制，帮助学生在想象中以“非理性”的方式突破思维的边界。只有重视青少年的创造性教育，才能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质，适应未来的数字发展。
5. 结语
未来是人类与数字技术共存的时代，数字劳动能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赋能，利于公众共享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数字劳动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客观上拓宽劳动者的视野而刺激人的创造力，还丰富了实践的机会，为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是，数字劳动也倒逼人类思考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因为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没有消失，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数字劳动还存在压榨劳动者的现象，从工作、思维和生活层面将劳动者培育成机器以畸形地不断产出剩余价值。因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数字劳动中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并强调人的价值理性，来保障人类的自由时间与宝贵思维，才能让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实现物质和精神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