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金的“憩园”
巴金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与洞察力的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封建残余有着极深的批判和痛恨，认为“封建家庭里培养不出有用的好人来”[1]，其作品也大多展现了对封建秩序的激烈反抗，比如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但他的作品中也不乏看似恬静实则暗含深刻批判的作品，《憩园》就是这种作品的典型代表，以平缓和煦的笔触勾勒出一个个时代青年的缩影，暗含着巴金对当时所谓的“新式青年”处境的隐忧。
《憩园》创作于1944年，从黎先生回乡开始写起，到他离开“憩园”结束，通过客居在“憩园”的黎先生的视角，叙述了“憩园”新旧两代主人的生活命运。
《现代汉语词典》中“憩”是“休息”，顾名思义“憩园”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憩园”风景秀丽，茶花盛开，的确是一个休养圣地。但是在“憩园”中黎先生观察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生活在“憩园”中的许多人物都离开了或者渴望离开“憩园”，比如卖掉公馆搬出“憩园”的杨家、在“憩园”中深感寂寞的姚太太和沉溺于外祖母宠爱的小虎等。
本文主要选取了姚太太和小虎两个和黎先生有直接接触的人物展开，探讨他们渴望逃离“憩园”的现象，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当时青年们所谓的“反叛”和“逃离”。
2. “园”里的人想出来
2.1. “浪子”的命运轮回
小虎并非《憩园》中以众多笔墨塑造的主要人物，他的形象大多是通过旁人(老文、李老汉)的转述描绘。小虎所谓的“逃离”也并非因为认识到“憩园”对精神的束缚，而是因为“憩园”对他来说暂时不是“憩”居之所。他的“逃离”是虚假的，是被掩饰在了孩童贪玩的表象之下的，他想要逃脱父亲和后母的管教，得以在外祖家“整日赌钱摆阔”，依靠祖辈父辈的财富积累过活。因此小虎的“逃离”是浅层次的、暂时的，只是要摆脱家长的威压，那么如果小虎能够顺利长大，在家庭中掌握话语权之后，“憩园”就成为他的寄居之地，让他得以安心地做“姚少爷”、“姚老爷”。
小虎的人生走向其实和“憩园”旧主人杨梦痴是一致的，同样是少时深受家庭溺爱的少年，成长为游手好闲的“浪子”，依仗家庭财富挥霍无度，没有丝毫安身立命的本领。那么这些“浪子”的最终命运如何呢？杨梦痴的结局是输掉所有家产，被妻儿赶出家门，感染霍乱而死。如果小虎没有溺水夭折，那么他也将步杨梦痴的后尘，前半生阔绰，后半生潦倒。可见小虎和杨梦痴可以作为少年“浪子”和成年“浪子”来对照，书中黎先生也早预见了二人命运的相似，提醒姚先生管教小虎，以杨梦痴为戒，但慑于小虎外祖家的权势，姚先生仍然主要采取顺其自然的办法，小虎的最终命运也不容乐观。
杨梦痴和小虎体现出了“浪子”命运轮回，他们只知享乐，尚未真正“开化”。二人背后其实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大家族青年的境遇，这些封建家庭的“遗老遗少”们，终其一生没有接受任何新式进步的思想观念，结局也只能是被时代裹挟，潦倒收场。书中的“黎先生”，或者说巴金本人，虽然洞察预见了这种命运，但由于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所以黎先生无法拯救杨梦痴和小虎，巴金也无法唤醒乱世中纸醉金迷的“浪子”，让他们觉醒并“逃离”封建的牢笼。
因此，《憩园》虽然对“浪子”采取否定和批判态度，但字里行间依旧透露出对他们命运走向的忧虑和深深的无奈之感，这也反映出巴金本人面对凋敝时代的无力和惋惜。
2.2. “新青年”的困境
和小虎、杨梦痴的“浪子”形象不同，姚太太是当时“新青年”们的代表。姚太太在“憩园”中的形象很特殊，她是个十足的“新派人物”，喜欢看外国电影、新式小说，和客居者黎先生有着强烈的心灵共鸣。然而她是唯一一个想要离开“憩园”却最终被困于“憩园”中的悲剧性人物。
在黎先生到来前，姚太太处于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状态”。虽然姚氏夫妇生活和谐平静，感情融洽，但是姚先生却一直不能真正理解姚太太的内心。诚然姚先生也受过新式教育，还留过洋、当过教授，但是从姚先生的生活状态来看，他还是一个缺乏新思想的“旧式人物”，“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喜好陪长辈听京戏、买来线装书“当作摆设”……一个“新派人物”和这样一个潜藏着旧思想的人共同生活，姚太太内心的孤独和复杂，可想而知。
生活在闲适却寂寞的“憩园”，陪伴着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丈夫，面对着对自己有敌意的继子和前夫人娘家，姚太太的处境是孤独的。她的这种处境通过客居者及叙述者黎先生的一句“这应该是多么深的心的寂寞啊”客观真实地展现出来。
困顿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姚太太渴望离开安适的“憩园”。她曾对黎先生表露这种渴望：“我不学学走路，恐怕将来连路都不会走了”、“我好像一只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了”[2]……想法虽如此，但她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因为她的亲人、丈夫，还有腹中的孩子都是她离开“憩园”路上割舍不掉的牵绊。
如果说“憩园”是一个金制的精巧笼子，姚太太无异于是其中圈养的金丝雀。就像《围城》中所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面对这样被“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漆黑大门”围起来的围城，作为清醒者的姚太太渴望离开[3]，但不得不受困于小小的“憩园”。姚太太的未来，也可以一眼望穿：一生被困在这个“美好”的“憩园”，安静地活着，安静地老去，这也正是姚太太的悲哀所在。
姚太太的悲哀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她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代表那些受过新式教育并且有着一定进步思想的青年。从姚太太身上，可以窥见当时这些青年们的那种复杂的心境和处境，他们渴望摆脱生活的束缚、渴望离开，但是自身的软弱性与现实的复杂性使他们不得不投降于眼前不如意的生活。
如果说巴金对杨梦痴、小虎式的“浪子”采取了明显的批判态度，那么对姚太太式的“新青年”，他有着更为隐晦、更为内敛的批判或者思考，思考他们离开封建牢笼之后又该何去何从，思考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摆脱封建束缚，最终成长为社会的新缔造者。
3. 从“高公馆”走后怎样
与《憩园》类似，巴金的名作《家》，也反映了“新青年”们对原有家庭的一种逃离。
在《家》中，觉慧所逃离的是“高公馆”。“高公馆”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大家庭，高老太爷作为封建家长，是“高公馆”中的绝对权威，对子孙的人生大事有绝对的决定权。接受了新思想的觉慧面对这样专制的长辈和腐朽的家庭，产生了不满并对此进行直接而激烈的控诉“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最终觉慧也如他所愿，逃离了这个“狭的笼”、这个穷途末路的“高公馆”。
觉慧是巴金笔下反抗封建旧家庭的典型代表，在这一人物背后有千千万万个“觉慧们”渴望逃离或逃离了桎梏他们的旧家庭。“觉慧们”逃离“高公馆”和后来“姚太太们”渴望逃离“憩园”，都是对五四出走模式的一种书写和延续[4]。
就像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经问过“娜拉走后怎样”，这里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觉慧们走后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憩园》给出了其中一种回答：“觉慧们”从“高公馆”逃到“憩园”里了。
逃离了“高公馆”之后的“觉慧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一种是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新式思想，从事着新式职业，开始崭新的生活，可能会有物质上的穷困，但总之还是新鲜而生动的，如《憩园》末尾黎先生离开“憩园”去“和好些朋友一块儿做点事情”；另一种就是为生计着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栖身之所，建立所谓的“新家庭”，满足于这一方小天地，被自己骨子里的封建残余渐渐腐蚀。
后一种就是“憩园”中的生活，这种生活又抛给了生活在其中的青年们一个选择题，是沉迷在安适的生活中，放弃曾经的梦想，还是逃离这种生活，去过自己渴望的生活。姚先生选择的是第一种，姚太太则渴望选择第二种。
逃离“高公馆”并不是“觉慧们”的终点，恰恰是他们真正人生的起点，而步入社会之后所面临的环境可能会给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迎面泼一盆冷水，迫使有些青年人蜷缩在自己建造的“憩园”中，无法向前迈进。久而久之，他们建立的似乎是象征着新式家庭的“憩园”也会逐渐地变成一个披着新式外衣的“高公馆”。虽然这里没有高老太爷一样的封建家长和陈腐的规矩，但是其内核却是受封建思想浸染的，是一种新形式的“高公馆”。在这种新型的“高公馆”中，随后可能又会有人想要逃离。虽然在《憩园》一书中，姚太太并没有逃离“憩园”，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姚太太的孩子们在接受着新式教育长大之后会怎样呢？可能在他们看来，此时的“憩园”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束缚他们的“高公馆”，然后他们会逃离这里，成为了新一代的“觉慧们”，继续面对着不同的人生选择，成为新的“黎先生”或“姚先生”……
4. 对“逃离”的追问与反思
这种“逃离”为什么会延续下去？
姚太太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姚太太心里，她自己“对什么事情只有等待，对什么事情都是空有一番心肠”，到最后“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想飞了”。可见，姚太太认识到了是由于她自身这种“只有等待”的软弱性和家庭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她这种悲哀孤寂的处境，使她始终难以离开“憩园”。
这种软弱性是姚太太这样的新派人物身上是普遍存在的。比如“高公馆”里的觉慧，他也曾软弱，不敢公开反抗高老太爷的威严，只能“找出旧的《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杂志来读……好像他已经报了仇了”，但“觉慧们”最终还是由软弱走向了坚定。在面对完全封建的“高公馆”时，他们能以一种决裂似的姿态逃离这里，冲破旧的牢笼，“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 (我控诉)”[1]。然而当他们面对着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新式“高公馆”——“憩园”时，就产生了复杂多样的情绪，不再是以往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昂扬，而是转向了诗意的感伤和留恋[5]，从激烈地抗争转向了孤寂地倾诉和妥协。
他们的这种妥协不仅仅由于自身的软弱，更是由于所处的封建社会环境。这也就是巴金在《憩园》中重点揭示的“封建家族制度和传统思想意识‘吃人’的罪恶本质”。
“觉慧们”从“高公馆”里逃离之后，可以到“憩园”，但从“憩园”逃离之后，他们又将去哪里呢？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封建的压制之下，哪里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憩园”或“高公馆”，因此他们中的有些人选择不再离去，接受现实的生活。
正如“觉慧们”呐喊的那样“这个社会都是凶手”，正是这种保守的落后的社会和制度依然存在，“心里的辫子”没有剪掉，才使得有些本可以“新”的青年人最终回到了“旧”。
笼罩在巴金的《憩园》中的是他的一种“理想失落和社会批判的情绪”[6]，不仅有对旧社会制度的严厉批判，还有“破家立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新式社会的愿景[7]。巴金通过塑造人物，反映了他自己对于社会现状和青年出路的一种思考：要想结束这种无休止的逃离，唯一的途径就是换一种社会、换一种制度，只有整个社会都抛弃封建的因素，才会终止这种周而复始的逃离。就像巴金说的“倘使她们生活在另一个社会里，活在另一种制度下，她们的青春有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这也体现出了巴金的部分创作理念。
巴金的《憩园》从叙述上“放松了人”，从内涵上“鞭笞的是制度”[8]，这一作品反映了整个社会和时代对于人影响。他依托于时代，将时代特点加工映射到作品中去[9]，通过自己的笔墨映射深刻而宏大的时代问题，其创作反映时代，又通过创作去促使读者了解社会现象、反思社会问题、提出个人方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这也是巴金作品乃至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