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及现实启示
On Marx’s Thought of Labor Freedom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DOI:10.12677/acpp.2024.138254,PDF,HTML,XML,下载: 35浏览: 76
作者:金灵辉: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自由唯物史观全面发展MarxFreedom of LaborHistorical Materialism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为主线,首先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其次,立足唯物史观,论述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阐明劳动是人的本质特性、劳动自由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并表现为人的个性自由。最后,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实践相结合,阐发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现实启示。
Abstract:Based on Marx’s thought on freedom of labor, this paper firs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Marx’s thought on freedom of labor and expounds the inheritance and criticism of Marx’s thought on freedom of labor to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utopian socialism. Secondl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Marx’s thought on freedom of labor. It clarifies that labor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s and that labor freedom is the renunciation of alienated labor and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freedom of human individuality. Finally, this paper combines Marx’s thoughts on labor freedom with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labo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ounds on th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Marx’s thoughts on labor freedom.
文章引用:金灵辉. 论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及现实启示[J]. 哲学进展, 2024, 13(8): 1699-170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8254

1. 引言

马克思坚信,人的自由本质上源自劳动,换言之,人的自由具体体现为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体才能在劳动中的全面展现,而且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充分彰显。然而,当前人们的劳动活动仍属于“谋生手段”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我实现,同时也影响了人的才能与潜力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理想与现实的张望中,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宝库那里,探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路径,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进行深入阐发。

2. 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是在继承已有人类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诞生的,其充分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劳动与自由思想,实现了劳动与自由的内在统一。

2.1.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第一个理论源泉。其重要理论贡献在于阐发了劳动与财富的关系,揭示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

威廉·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然而,他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并未对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区分。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为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思想,将价值更为明确地归结为一般劳动。在斯密的论述中,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是对配第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然而斯密混淆了独立劳动与雇佣劳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界限,使得其理论缺乏普适性。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坚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形成过程,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李嘉图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了庸俗化的道路。

可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洞察劳动实践中的自由意蕴。在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崭露头角的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简单地定义为创造财富的手段。然而,这种定义忽略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多维价值。正如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 p. 125)”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其劳动往往被剥夺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他们被束缚在机械重复的劳动中,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不再是异化的手段,而是成为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的途径。因而劳动与自由将实现内在统一,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劳动方式和内容,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2.2. 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劳动理论

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将劳动从经济学范畴上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劳动深刻的精神内涵,将劳动视为一种精神的外化活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奴隶通过劳动,获得了自为存在的真理,因为他已经在自己那里经验到这个本质”[2]。也就是说,奴隶正是在劳动中感受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了精神的自我觉醒。因此,黑格尔认为,劳动虽然是一种自我限制的活动,它需要人们付出时间和精力,但它又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活动。通过劳动,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的限制,从而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

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与黑格尔精神劳动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精神劳动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外部世界,也确证了人的本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片面的精神劳动观进行了批判,“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 p. 205)。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劳动应该是改造客体的对象性社会活动,它不仅包括精神劳动,更包括物质劳动和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精神劳动思想的基础上,将劳动范畴拓展至社会关系领域,进一步探讨了劳动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劳动是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桥梁,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自由的重要手段。在劳动过程中,人们通过改造客体、创造财富、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实现了自由。同时,劳动也塑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可能性。

2.3. 空想社会主义的劳动自由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的劳动自由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启发,为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和社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坚信,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劳动不仅是必要的,更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这种自由并非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指人们在劳动中能够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中,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19世纪初,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时,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其独特的视角,从生产行为出发,深入剖析了社会劳动形态,设想了理想的社会劳作蓝图。他们各自的理论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困境,并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圣西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并主张建立“实业制度”,生产出充足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他认为“实业制度”是人们享有充分自由的重要保障,同时强调人人都要劳动。傅立叶批判了劳动和享受相分离的劳动现状,主张劳动和享受的结合。因此,他构想了法郎吉的和谐社会制度,在那里,旧的分工将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使劳动成为自由的活动,成为娱乐、消遣。但是,“傅立叶从来只是从生产的改造出发”[3],并未实质性地触及私有制,因而他的理论具有片面性。欧文则通过建立劳动公社,实行“劳动合作制”,即每个成员都要参与劳动,共同创造和分享财富。他认为“每一个具有足够体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都可以用来为公众造福”[4]

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劳动形态的预想,是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直接理论材料,使马克思不仅把自由理解为劳动自由,而且进一步指出劳动自由是人的本质。

3. 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通过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认为劳动作为感性活动的基底样式是人的本质特性,是人的存在方式,劳动突出表现为人的个性自由,即人能根据自身的才能和禀赋进行个性化的劳动生产。然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限制了人的个性与劳动的自由发展。因此,劳动自由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的基础上。

3.1. 劳动是人的本质特性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将人的本质诉诸于自我意识,到将自由自觉活动看成人的本质,最终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在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及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人的本质进行规定。

《博士论文》时期是马克思哲学的唯心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以思辨的唯心主义视角深入探讨了人的本质,将人的本质限定在理性范围之内,并规定为纯粹的自我意识。他运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反驳了宗教神学对于神的存在的证明,从而彰显了自我意识的崇高地位。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将人的本质规定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认为人是类存在物,这个“类”不仅仅指人类与其他物种在生物学上的区别,更在于人类所独有的自觉性和意识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类的存在物”。然而,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对人本质的理解尚处于不完善阶段,仍然将人的本质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在之后的《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人类历史的开端源于现实物质生产活动,真正的人的生活在现实物质世界之中并受到这个世界的制约,因此人的本质不是抽象不变的本质,是随着物质生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基本规定,认为人的本质是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超越了以往将意识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局限。马克思认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换言之,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本质,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始终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这种生产关系不仅影响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在此,马克思形成了对人的本质与劳动的科学认识,即人的本质是物质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3.2. 劳动自由表现为人的个性自由

所谓“个性自由”就是个人能够自己选择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能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自然禀赋去发挥自己的潜能。马克思认为,“个性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人应该成为自己的国王,只有在自己管辖的领地中才能获得独立与自由,才能完全按照人的意愿与兴趣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也就是自由劳动。同样也只有在自由的劳动中,才能实现人的个性和自由。在自由劳动中,人按照自身的才能和自然禀赋进行劳动生产,并在自己劳动产品中确认、实现自身的价值。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贴上商品的标签,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整体过程被拆分,劳动者、劳动对象及劳动工具相分离,劳动者被贴上劳动力的标签。资本家们鼓吹工人是自由劳动者,因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但这种自由并不是劳动自由,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所吹嘘的自由,在资本家眼中,劳动者只是挣钱的机器,是有肉体需要的动物。他们只考虑资本的增殖,却从不考虑工人的境遇与发展。马克思指出,“劳动本身,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6], p. 168)。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异化,尽管工人是劳动的主人,但最终沦为劳动的奴隶。资本家通过手中的生产资料来掌控工人的命运,也就是说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充当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劳动者的一切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无法充分发展自身的个性与潜力。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争取劳动者的个性和独立性,是实现劳动自由的必要前提。

3.3. 劳动自由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

劳动是人的本质特性,是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方式,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采取的雇佣劳动形式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异化劳动。人在异化劳动中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丧失,人在异化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否定自己,劳动作为人生命的实现堕落为生命的流逝,人们像是躲避洪水猛兽一般谈“劳”色变。而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的逐利行为往往导致生产的盲目性与商品的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造成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的作用下,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人的劳动和才能受到异化,人仅仅为了生存需要进行劳动,雇佣劳动成了劳动者的唯一谋生手段。

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是一个记录人类劳动、生产的过程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异化劳动是因何出现的,马克思总结到“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6], p. 64)。异化劳动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产生以及异化劳动的扬弃都是由劳动自身的发展来决定。劳动的发展不会停滞不前,只有劳动的发展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劳动自由才有可能实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劳动异化的现象,其根源被明确指向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一社会制度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劳动发展的产物,因此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随着劳动的演进与发展,共产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必然取代异化劳动。因此,异化劳动可视为劳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与揭露,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4. 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当代,我国尚未完全具备马克思所描述的实现劳动自由的社会条件,并且时代的发展变迁要求我们必须将劳动自由的问题纳入我国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进行深入思考,同时赋予其现实意义。但是,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思想凭借其深邃的洞察力,在当代仍然具有耀眼的光芒,并为我国实现劳动自由提供了理论遵循。

4.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马克思穷其一生,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最终目标,正是源于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深切关怀。这表明,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思想和行动的终极归宿。在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诠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将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确保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强调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根本动力。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而是将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必须要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保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劳动报酬不仅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还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其次,要不断完善就业政策,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帮助劳动者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工作的乐趣,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最后,要建立完善的劳动法规和制度体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通过立法明确劳动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等程序,以及工资支付、福利待遇、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促进广大劳动者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就业环境、更可靠的权益维护,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2. 在美好生活中建立正确的劳动观

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在现实的劳动中才能获得自由,因而在当代我们仍要把劳动放在重要地位。人民的美好生活由劳动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7]。美好生活建立在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的基础上,而劳动是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劳动中创造美好生活,在美好生活中建立正确的劳动观,是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新时代解读。

建立正确的劳动观需要在现实生活中高度重视劳动的价值与作用,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加强劳动教育。劳动教育不仅仅是传授劳动技能的过程,更是塑造人们劳动观念、培养劳动习惯的重要途径。只有将劳动教育有机融入生活和教育的各个环节,才能引导人们树立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劳动观念,形成长效的育人机制。第二,要鼓励勤劳善劳。“以辛勤劳动为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结合标语、宣传栏等传统媒介,做到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媒介载体全覆盖,广泛传播劳模的先进事迹和敬业精神,发挥其榜样引领和示范效应,以激发广大民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第三,要弘扬劳动精神。劳动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结晶,凝聚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民族品质。唯有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5. 结语

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深刻揭示了劳动对于人类自由的本质意义,劳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手段,更是人类实现自我、实现自由与必然之间相互转化的桥梁。在物质生产的必然性面前,人类需要通过劳动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实现对必然性的驾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对劳动的热爱和追求,导致了劳动的不自由,造成了劳动自由的现实困境。因此,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当代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自然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更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自由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2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607.
[4] [英]罗伯特∙欧文. 欧文选集(第1卷) [M]. 柯象峰,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97.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7.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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