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及其内涵作了系统阐释，就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提出明确指引，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这就赋予了中国学者构建能够解释和指导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研究使命。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蕴。自新质生产力出场以来，学者们就其生态意蕴展开了研究。宁殿霞，王寅将新质生产力置于马克思自然力理论视域下讨论，认为马克思自然力理论，即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理论是探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2]李敦瑞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蕴，认为新质生产力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特质以及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3]李晓华总结出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数字化、绿色化的时代特征。[4]房志敏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辩证关系，从“内在属性”“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式”维度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经济的内在契合与实践结合。[5]张三元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要求。[6]石建勋、徐玲在方法论层面提出要以绿色科技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7]归纳起来，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表征阐释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特征和绿色发展方式，深入学理层面追溯新质生产力的生态蕴意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的关联研究略显薄弱。笔者认为，只有先讲清楚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的契合性，才能为我们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蕴打好理论根基，也才能进一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
2. 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蕴
2.1. 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虽未曾明确提及过生态生产力概念，但他在考察生产劳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构想未来共产主义蓝图中，常将生态问题与生产力联系起来，既认识到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过程中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及其根源，并提出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路径，这表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包含生态生产力理论。
首先，马克思在考察劳动生产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自然生产力之于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总是存在“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8]这种天然存在的且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作用的“物质基质”就是自然生产力，通常以自然资源(如森林、土地、矿产等)、自然环境(如空气、阳光等)、自然力(如风力、水力、地心引力等)以及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变换和信息传递的能力等表现出来。“物质基质”的表述也说明马克思肯定了自然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用。因为作为生产力构成的实体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自然界，而且也始终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9]同时马克思看到“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10]，即是说自然再生产创造的自然资源的丰饶度和自然环境的质量状况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状况。若社会生产在自然再生产能力较强且在良好的自然条件下进行，那么自然再生产将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充裕且品质优良的环境和资源；反之则反。这就明确了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此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0]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自然是人类劳动藉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综上，马克思对自然生产力之于社会生产力作用的客观认识，在强调自然生产力作用的同时，也暗含注重自然生态保护的理念。以上关于自然生产力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问题的显露，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认识更趋深入，进一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初期，人类受制于生产水平的限制从而对自然生产力的开发比较有限，这个时期人与自然在总体上是和谐的。随着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大机器的应用，“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9]资本出于经济利润的最大化的需要，将自然视为可以被无止境地开发和利用的天然资源库，片面地发展生产力损坏了自然生产力发展的天然物质根基，对自然界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正如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提到的那样，由于“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场。”[1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与分离。其中的逻辑在于作为资本人格化对象的资本家，在资本逻辑的策动下，将自然视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无节制地使用、开采自然生产力，破坏了自然根基。对于丧失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恶劣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工人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延续。事实上工人越是努力进行生产，也就是越丧失自身的生活资料、劳动对象，以至于与外在自然处于持续的对立状态。此外，马克思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生态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一方面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换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导致了大量自然资源与能源的过度浪费以及生产废料的大量过剩从而必然造成社会生产发展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断，这注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该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大量销毁的过剩产品也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生态化的痼疾自始至终都是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也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会被另一种更为绿色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生产力观蕴含着生态的一面。
最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相异化的根源，并提出了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两个和解”的路径。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工人越是努力生产就越是失去自己的“无机身体”(外在自然)，越是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异化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异化，而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揭示了这一真相，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对金钱的信仰以及对其疯狂的追逐下，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创造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认识到这种生产力因其本身具有非生态性的局限性必将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生产力，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处于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中”。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中也内含着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理论进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即是说，“真正的共同体”是摆脱了资本逻辑下的异化需要的，在社会生产中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共产主义社会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才最终能够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因而消除私有制、发展生态生产力恰恰构成了通往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逻辑中介和现实道路。
综上可见，马克思在剖析社会生产劳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论述共产主义如何实现中都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的关切。其的生态生产力理论不仅强调自然物的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而且注重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对自然生产力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旨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2.2.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3]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3]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新质生产力为何而生、以何为本、所向为何，这三个方面皆显示了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生态意味。
首先，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这表达了新质生产力从根源上说因革命性颠覆性技术而生。“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8]，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要素渗入并改造生产力的诸要素，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即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之中，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群正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突进。其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核心数智化相关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整合和不断创新制造业价值链的各环节，不断催化效应、变革效应、运转效应及人才效应，使得制造业数智化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数智化”及其“数智技术”的发展水平[14]。新质生产力作为数智技术驱动形成的新生产力形态已经取代了前一个技术革命浪潮中形成的信息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的跃迁。相较于以往以依赖“大生产、大消耗、大排放”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技术引导，形成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工具，并实现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从而破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生共荣之路，这充分显现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
其次，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表达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指向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其实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是人们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不同的生产力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物质变换方式。新质生产力推动发明和应用先进绿色技术，与新型绿色生产方式相结合，依靠要素组织、技术等变革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并以此形成产品或服务的产出增量[15]，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16]，在合理的方式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动态平衡。
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表明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和使命。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统一的绿色发展之路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绿色科技革命赋能生产力诸要素，形成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工具，并实现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生共荣之路的先进生产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要素配置组合、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经济实现发展质量变革、生产效率变革、生产动力变革的全方位转变噬待积极推进。新质生产力正式契合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形态。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新质生产力在现阶段经济发展历程中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动能，在促进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减少经济发展消耗、增强经济韧性、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强劲作用。[17]未来，新质生产力将继续为经济发展的绿色变革探索新的赛道、蓄积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关照相统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竞争力。
3. 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的契合之处
3.1. 共同的致思逻辑：以人为中心
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的生发逻辑是围绕人本价值取向推进的。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自然生产力的论述来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站在人类历史存续的高度，在强调自然生产力之于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同时，提醒人类应尊重自然规律，适度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此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存续的前提。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生产消费过程)和人的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生活消费过程)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既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产资料，也把消费后的剩余废物排放到外部自然界。基于自然生态系统自身拥有一定的净化能力和修复能力的作用和规律，社会产品一般都能随自然的作用而回归自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界能够完全吸纳人类社会的一切排泄物。若人类生产生活消费向自然索取和排放废弃物在生态系统能够适应的情况下进行，那么人与自然之间能够进行合理的物质变换，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将顺利进行。若人类生产和生活消费向大自然排放过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严重地污染环境，以至于远远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和修复能力，将造成物质变换的断裂，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将无法顺利进行。由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须合理开发和保护自然生产力，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自然生产力的论述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照。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出于增殖的需要，不断突破自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导致物质变换裂缝。马克思为了找出社会的运动规律，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便用辩证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逻辑的策动下，资本以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基于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必然按照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源、组织生产，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一种异化的方式结合，将自然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无节制地使用、开采自然生产力，最终导致了劳动者处于从属的受盘剥的地位，人与自然置于统治与被统治、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地位，从而造成物质变换的断裂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后来他提出，人类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和谐有序的物质变换。而这种关系就是在消除私有制、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共同劳动、发展生态生产力，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生态性的批判以及发展生态生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真正共同体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其生态生产力理论的人本价值取向。
再看新质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逻辑同样贯穿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应用及其发展的全过程。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我国经济实践推动和回应发展需求的结果[15]，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果。
从“供给”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我党关于现代科技进步对于生产力发展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从而引领生产力实现跃迁。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毛泽东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推动我国进入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生产力形态实现跃迁，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可以说，党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发展科学技术以驱动生产力发展，最终推动生产力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阶段。另一方面，我国立足于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战略制定符合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由此对生产力发展提供驱动力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我国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客观现实推行土地改革到1978年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国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推动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生产力水平站上新起点，由此实现生产力的跃迁。
从“需求”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导源于推进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期待的需要。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超出了物质文化范畴而延伸至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素[18]，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痛点所在。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高质量发展既是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展方式，也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新质生产力就其性质而言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和效益，增强经济韧性和活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旧转换，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19]，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综上可见，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在致思逻辑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都体现了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成果由人共享的人本价值取向。
3.2. 共同的支配思想：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是一种与经济理性相对的，在产品需求、生产方式等方面以生产可持续性为导向，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自然生态的需求为目的，在客观层面遵从自然规律，在主观层面实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的思维。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和新质生产力理论在支配思想上，皆以生态理性为导向。
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来看，不论是马克思在对资本生产力进行批判时还是在其建构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中，都显现出了其生态理性的思维导向。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产力批判中，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支配思想——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资本逻辑的策动下，在生产过程中总是以最高的效率获得更多的增殖资本的经济理性所支配。效率最高化本身并非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资本的生产力在经济理性的导向下，投入更多物料，持续产出过剩产品，不断增加工人剩余劳动。这种永远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以及劳动者丧失了主体性而不自知，在资本家营造的虚假消费之中逐步走向自我消解这双重结果。
在马克思建构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中，他进一步强调生产力发展之支配思想是应生态理性。如前文所述，马克思生产力生态理论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在现实层面消除异化与实现和谐以回归“生态中心主义”，让人重回自由，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内在地包含了生产力发展之支配思想是生态理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物质条件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因此资本主义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不会拒斥工业与生产。而这一时期的发展，“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20]“这些生产力”指的正是在生态理性主导下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力。不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坚定不移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给予正确评价，赋予经济增长以生态理性。
从新质生产力理论来看，生态理性的思维导向同样贯穿于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契机、本质特征之中。
当前，我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愈加严重等现实困境，传统的拼资源、拼廉价劳动力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并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革命浪潮的深入推进，以知识、人才、技术为主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作用不断显现。由此，在传统生产力发展面临现实困境和新质要素持续涌现的历史契机下[2]，生产力转型升级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的出场正当其时。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是在生态理性思维导向下提出，契合了准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当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表现出鲜明的绿色特征。从发展理念来看，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化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新质生产力依靠绿色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升促进发展。从作用过程来看，其作用过程是劳动者开展绿色技术革新，在确保零污染、碳中和中实现经济增长。从作用结果来看，新质生产力加速了生态绿色产业集群的产生，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绿色能源产业等绿色低碳产业竞相涌现，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得到了绿色化的变革。可见，生态理性作为支撑思想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作用过程和作用结果中，使新质生产力富有鲜明的生态蕴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3.3. 共同的实现路径：构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新质生产力和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在致思逻辑和支撑思想的契合性决定了二者在实践旨向上也相契合，都以构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路径。
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构建的生产力之生产目的与支配思想的规定，其最终都是为了消除生态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进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因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消灭异化的生产关系，才能使得生产产品回归劳动者本身，取之自然的资源也将合理回归自然。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改良生产关系等方式，才能推动生产方式由资源密集型向尖技术密集型转变。通过抛弃旧式分工，消除异化劳动，使人可以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满足，不必追求过度的物质消费，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由此将生态资源从过度消耗中解放出来，让自然重新成为人类自身存在的基础。同时，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应以生态理性为引导，将重视自然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变量作用，同时，注重发挥社会生产力在推动物质产品的丰富以及对自然生产力的保护作用，在保证生产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总之，当自然生态成为了生产的内生动力，共产主义社会也将迎来了人的本质的真正自觉和自然的真正复活。
新质生产力内嵌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中，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含着加快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要求，须推动发展绿色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首先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必须依靠人的发展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发展结果的受益者，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意见是促进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必须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的不断跃升。其次，要以科技为主导推进数实融合发展。绿色经济是一种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应用于绿色生产、绿色分配、绿色交换和绿色消费全过程的经济，既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也便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须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最后，要推动绿色制度建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只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加强绿色制度建设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经济提供根本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在致思逻辑、支撑思想以及实践旨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立足当前，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日益显现，正处在厚积薄发、大有可为的上升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如全球气候变化等内外部复杂条件的交织、绿色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韧性不足、资源要素供给危机等痛点问题和挑战[21]，绿色发展也正处于负重前行、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说明绿色生产力的培育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久久为功的过程。在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这个过程中，要以马克思生态生产力理论为指导，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生态为依托、绿色为要素支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绘制绿色经济新图景中奏响美美与共、生生不息的交响曲。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生产力思想之创新研究》(项目编号：CX202348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