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货币不足，在经济学里一般指的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货币流通量不足，导致钱币缺乏，物价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历史上“钱荒”这一术语产生于北宋时期，但在唐中期货币短缺现象就已经存在，在宋朝表现的尤为突出。在靖康之变后，宋朝统治的华北地区被金朝占领，划分为五京十四路(基本包括了如今甘肃一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金朝灭亡后这一地区又被蒙古人占领。在十三世纪以后，随着金王朝的衰弱和蒙元帝国的兴起，华北地区的纸质货币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而逐渐丧失信用，流通中的铜钱由于中国北方铜矿的缺乏和高昂的铸造成本而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白银在这一时期承担了重要的货币职能。尤其是蒙古灭金之后，随着白银开始纳入科差之中，民间钱荒主要表现为一种“银荒”现象，使华北原有的钱荒形势大幅恶化。现有的研究对于十三世纪金蒙之交这一段时期的货币不足危机形成原因未做深入分析，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13世纪时华北铜钱短缺形成的原因。

2. 金朝铜钱不足的延续

对于金朝的货币短缺现象，有学者认为“有金一代始终存在钱荒的问题”[1]。在金朝立国以来，前期货币主要来源于宋朝，宋朝的铜钱在金政权统治下的华北一度盛行。金朝建国以来四十余年没有铸造钱币，这一时期由于金朝正处于征服掠夺的过程中，货币贮备是比较充足的。一直到贞元二年(1154年)，随着海陵王迁都，建造新都城以及随后的对宋作战花费过大，军饷开支每年就需要一千万贯，国库里面贮藏的铜币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发行适用于金朝的货币制度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口。“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随制交钞，与钱并用”。不同于其他朝代铸造铜钱，金朝是先开始发行交钞而后铸造铜钱，主要由于北方的铜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分量不大[2]。在交钞发行三年后，于正隆三年(1157年)开始铸造铜钱。世宗时，铜钱不足问题已经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大定十年(1170年)，“帝问民间何所苦，使者曰：钱难最苦。”([3]: p. 412)到了大定二十六年还有“民间钱固已艰难”的记载。大定年间金朝中央一方面针对北方铜矿不足的现象。派出工匠在中原搜寻矿脉“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3]: p. 1070)。另一方面为了开采铜矿，鼓励民间参与到矿脉的开发中，不断降低铜矿的税收。随着官府铜矿资源的不断累积，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开始铸钱，大定通宝取得了很大成功，缓解了金朝货币不足危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到了章宗继位之后，由于周边少数民族崛起和国内叛乱不断，军费开支不断加强。军事开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由于铜钱铸造成本过高，只能停铸([3]: p. 1073)。“大定通宝”虽然缓解了金朝钱荒的状况，但这种在政府财政亏损情况下进行补贴发行的钱币，不但浪费了铜矿成本且加剧了铜钱流通量不足的矛盾。章宗时期财政负担的加重与铜钱停铸加剧了铜钱流通量不足现象。“大定间，钱至足，今(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3]: p. 1078)这主要缘于与铜钱同时流通的纸钞发生了贬值造成的，正如彭信威所言：“当时金人上上下下只说铜钱不够，不许官民贮钱，不知这是纸币膨胀的必然结果。”[4]纸币的膨胀主要是废除了七年厘革制度之后造成的滥发现象。章宗上台时厘革制度被废除，为以后纸币的任意发行扫除了制度障碍，但也为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5]。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太多引起的通货膨胀引起了金廷的警觉，早在泰和年间，针对民间钞多，纸钞价值下降的局面。金廷中央为了促进纸钞流通，通过采取征税收取纸钞的方式减少市面上纸钞流通数量。泰和八年(1208年)以“民间钞多，宜收敛。”的名义规定“院务课程及诸案名钱，须要全收钞。”([3]: p. 1082)这是人为加强纸钞的信用度，减少市面上纸钞流通数量，增强民间流通中纸钞的货币购买力。不过这一措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民间商品贸易中更倾向于铜钱，“今(贞祐三年)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3]: p. 1083)“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3]: p. 1086)可见交钞之泛滥，铜钱之稀缺。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铜料缺乏上看出，在贞祐四年(1216年)金朝修复太庙时竟“祭器以瓦代铜”([3]: p. 317)。由于纸钞与铜钱一同发行，这就导致纸钞面值下降，则对应的铜钱面值就会上升。民众开始储藏铜钱，市面上的铜钱进一步减少。金廷为防止铜钱扰乱市场秩序，甚至一度禁止民间使用铜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3]: p. 1083)这反倒促使了金国境内的铜钱外流进入南宋疆域，豪门大户通过走私铜币谋取暴利。铜钱的缺乏导致没有办法承担市场交易的媒介，到了宣宗时期白银开始在民间贸易中承担主要的货币职能。“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毂亦随之。”([3]: p. 1084)纸钞开始被白银从流通领域驱逐。但这一时期民间白银流通数量并不多，这可从当时白银的购买水平看出，在兴定二年(1218年)时，一匹马也才价值五两白银，可见民间白银之贵([4]: p. 428)，钱荒之重。综上可以看出虽然金朝实行的是“钱钞并举”的措施，但一方面面临的是纸钞贬值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后虽使用白银作为铜钱的补充，但金属货币短缺所造成的的货币流通量不足仍然困扰着华北地区。

在1234年蒙古灭亡金后，在华北地区实行投下分封制度，将原金国统治的华北地区人口和土地分封给蒙古贵族和立有战功的汉人世侯，并没有采取直接的统治方式。对于华北的经济民生并没有放在心上，只要求按时上交王庭足够的赋税和服从蒙古的军事安排，这时候民间贸易仍然使用白银进行。蒙古政府在华北征收的赋税也是以白银为主，“朝廷初平中夏，是时未有钞法，贸易不过丝、银，科差(包银、丝料)以是为准。”[6]但白银的产量并不稳定，且普通底层百姓接触白银的机会不多。为了应付国家的税收和购买生活物资，甚至有人去盗坟掘墓谋取白银[7]。民间贸易中白银不足现象日益严重，华北的经济形势一片灰暗。这种情况下，华北地区的汉人世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增强军事经济力量，加大对华北地区的管理。通过发行交钞吸引民众来定居贸易。“丁亥(1227)……博值兵火后，物货不通，以丝数印制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易之利。”[7]但汉人世侯管理的地区有限，且他们发行的货币也仅仅只能在自己统治的地区实行，不具有普遍性，各个世侯统治地区发行的货币并不能通用，造成了贸易的不便。且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地区，他们加大了对当地经济的掠夺，将当地的居民沦为官私奴隶，经济形势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恶化加剧。导致了华北地区的货币流通量短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白银流通不足的现象在蒙古统治下的华北延续了下来。

3. 白银纳税现象

十三世纪初蒙古国时代，领主将自己手底下的平民都当作自己的财产，平民供养他们，替他们进行经营。蒙古贵族主要征收的是牧民家里的家畜，采取的是实物税的方式，政府主要根据牧民家里家畜的多少而征收不同的税额。到蒙古灭金入主中原之后，太宗皇帝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才的建议开始征收实物税五户丝税制[7]。蒙古政府的税收制度不再是根据民众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征税，而是采取一种户税方式。更符合中原王朝的税收制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大大加剧了底层民众的负担。到了蒙哥汗时期，大蒙古国的税收又发生了变化，“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1255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絹、颜色等物”[7]不再只征收实物税，而是采取实物税加货币税的形式，白银开始纳入税收领域。可知包银之征在乙卯年(1255年)宪宗“始定之”之前就有征收，且负担不轻，到蒙哥汗统治时期，定为四两。实际上在灭金前的庚寅年(1230年)，大蒙古国已经在攻陷的华北北部地区设置了十路课税司，将酒、盐等商品专卖税改为白银交纳，税额规定为每年五十万两。巨额的税收对于经历了金朝末年钱荒的底层百姓，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负担。社会经济没有得到恢复，民间底层民众的白银缺乏。再加上“产银之所，四海无儿，必深口選谷，凿隧籍火，畚矿鼓冶而得焉”[8]白银的开采十分艰难，白银矿脉少不好找，官府和纳税户为了完成汗廷规定的纳税任务，只能找人借贷白银，这时候作为蒙古贵族商业代理的斡脱阶层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获得了蒙古帝国的包税权。

“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斡脱(ortaq)这一个词是突厥语的音译，意思是“共同、共有”，在伊朗语系中，又作为“商人”的意思存在[9]。他们大多数来自西域，专指从事商业贸易的色目商人。斡脱们从事商业贸易的本钱来自于蒙古贵族，主要是替蒙古统治者从事商业贸易。蒙古人本身并不善于经商，但蒙古帝国四处征伐，这些贵族手里有大量金银积累，为了扩大自己的财富，拥有丰富理财经验的斡脱群体得到了蒙古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斡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10]，他们是大汗和诸王的专用商人，他们的权力甚至有时候超过地方官府。斡脱在华北地区从事高利贷行业，而当地的政府为了应付中央每年庞大的征税数目，只能以政府的名义向斡脱贷款。这种高利贷利率不断累积，利息达到百分之百，第二年利息会转化成本金继续叠加，依次累推。“或货之民而衍其息，一枕之本，展转十年，其息一千二十四锭”[11]，随着人口税的征收，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开始逃亡他乡或成为世家大族的奴仆，社会经济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斡脱们甚至利用自身特权向当地政府施压，索取羊羔利。“壬辰(1232年)天下大料民户，岁入银四两。民已无所得，州县迫征不休。回鹘利之，为券出母钱代输，岁责赔偿，不足易子为母，不能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8]。斡脱拥有很大的特权，在发现当地百姓还不上高利贷后，直接向当地政府索取，随着百姓流亡，政府也不能搜刮到充足的资金去还上这庞大的利息。蒙古政府派遣的管理华北的当地政府官员被斡脱们逼得放弃官位，逃亡他乡。至于斡脱们在华北地区到底搜刮到多少金银，爱宕孙男在他的文章中分析了在白银纳税法实施后，他们在华北将近搜刮了9000万两白银，斡脱们将很少的一部分利润给予了蒙古领主，大部分的白银被斡脱收入囊中[12]。白银纳税和斡脱阶层进行的高利贷活动必将导致华北地区民众将自己得到的白银窖藏起来，以应付接下来的人口税和土地税的征收，而不是将金银投入到市场上进行流通。斡脱们也只会将自己得到的白银重新作为母钱投入到高利贷市场中，这必然会对日常贸易中的白银流动造成影响。华北地区白银的价值一路上升，这带来的不是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而是百姓流利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地严重破坏，华北地区货币流通不足现象进一步加重。

4. 赐赉制度和金银外流

从成吉思汗与1206年建立蒙古国开始，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思想作为一项草原民族传统继承了下来。蒙元王朝的赐赉制度是一直贯穿始终的，姚大力认为大蒙古建立后，元太祖成吉思汗就将蒙古帝国视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分享这份产业[13]。因此大汗经常将政府的财政作为赏赐的财物而给予诸王勋臣，“除给诸王后妃公主食采封地外，还对王公勋臣集团成员封爵太甚，赐赉太隆，并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的明亲亲之义。”[14]学术界将蒙元时期这种大量赏赐现象称为“滥赐”。蒙元的赐赉范围很大，形式多样，有岁赐、朝会之赐、宗教赏赐、朝贡封赏、赈济之赐等等。一般岁赐的金银主要来自于税收，“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时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7]从税收里收取岁赐费用，是对国家财政的一种侵害，而且赐赉制度多以银、钞为主。例如在元史食货志里面记载的岁赐金额：“金二十三锭一两(一千一百五十一两)；银一千七百三十四锭六两(八万六千七百六两)；钞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六锭；绸缎二万三千四十三匹。”[7]这仅仅只是一年的例行岁赐支出，而其他的赐赉形式赏赐出去的银钞数目也是非常庞大的。当忽里台选汗大会结束后，新任的大汗也会对参与选汗会的诸王贵族进行赏赐，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在1219年窝阔台继承汗位时就“以其父所得亚洲诸国之宝藏散之诸王与将校等”[15]，贵由继承汗位也“取其父所藏之金银财帛，命拖雷之寡妇莎儿合黑帖泥散之众人，视其位之高下而俵散之，先及诸王妃主，次及诸臣诸那颜诸将校等，终及诸藩王及其随从诸人。”[15]历任大汗莫不是如此，前几任大汗继承汗位时还有来自于蒙古西征时掠夺的中亚，西亚地区的金银财宝，但当这些财宝挥霍完之后，赏赐的金银就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了，成宗时因为继位后要进行赏赐，而国库已经没有这么多金银供做赐赉之用，因此下令将“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其余全部运往京师，用作赏赉。”[7]为了取得宗室以及勋贵的支持，蒙古高层甚至不惜动用钞本，加强了对民间的搜刮，元中叶以后，“课税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至十余倍，其取于民者，可谓悉矣，而国用日患其不足。盖糜于佛事与诸王、贵戚之赐赍无岁无之，而滥赐佞赏溢出于岁例之外者尤甚”[16]。这种大规模的对百姓的掠夺以及对钞本的侵害必然会导致民间经济萧条，纸钞信誉受损。百姓被各种课税所逼迫，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贸易，而且随着金银钞本的流失，纸钞的价值发生了缩水。原本中统钞发行时，两贯相当于白银一两，而随后价值就一路下跌，物价上涨，金银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这导致了百姓不愿意将价值不断上涨的金银拿去兑换价值不断下跌的纸钞，甚至民间贸易时“物价腾踊，价逾十倍”[7]，“民间贸易，大多是以物易物”，“京师料钞几同废纸”[17]。可以说赐赉制度的实施加剧了金银向上层阶级的流动，使得民间钱荒现象加剧，也进一步造成了纸钞的贬值。

华北地区的金属货币白银大部分都集中于斡脱群体和蒙古贵族手中，这一批白银的流向值得研究和关注，其实蒙古皇室非常喜欢来自西域以西地区的珍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委托来自西域的商人从事东西方之间的长途贸易。他们为蒙古高层们带回来西亚甚至欧洲的名贵皮毛，骏马，象牙以及珍珠财宝等稀有物品，自己在中间赚取高额的中间费用。高桥弘臣在他的研究中说道：“于是西域商人趁蒙古帝国宫廷有这样的需求，强烈要求蒙古统治者以银来支付西亚生产商品的货款，甚至有为求银子而捏造借口，漫天要价者。对于这些商人的要求，积极保护优待他们的大汗常常不顾家臣的反对，不惜以巨额的银作为货款。”[18]窝阔台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对于来自远方的商人们保持了极大地善意，并且对于这些商人很大方“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窝阔台)的宫阙，同时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不管好坏，他会下令一律全价收买。”([19]: p. 172)窝阔台这种宽容大方的态度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前来贸易，他们可以从蒙古这儿获得高额的利润。大汗们对西亚的商品充满了兴趣，生活奢侈到所用生活器皿都用金和银制成，并镶有珠宝，“其中全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镶宝刺绣和地毯”([19]: p. 191)。随着蒙古对广袤土地的征服，他们手里积攒了大量的财宝。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并没有让自己的手工业、商业发展起来。在征服华北地区后，由于常年战争的破坏，华北的经济萧条，工商业也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在与西亚商人的贸易中，蒙古国经常处于贸易入超地位，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白银外流。对于这些来自西域的商人如此渴望白银，可能是跟西亚东部地区缺银有关，西亚地区自古就使用金银作为货币，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八到十三世纪，已经确立了金银为代表的货币制度，但随着西亚东部银矿的不断开采，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商业贸易，银的产量渐渐不足，银在这一地区严重缺乏。而在十三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征服了广袤的土地，也打破了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垄断的亚欧商路。蒙古贵族通过与西域商人的商业贸易，来自中国的白银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大量的商人开始打起了中国白银的主意。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有大量的中国产的白银流入到了这一地区，毕竟蒙古贵族特别优待西域来的商人，这些商人最后发展成为了斡脱群体，在中国华北地区更是搜刮到了数量庞大的金银。

综上所述，十三世纪华北地区钱荒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金朝末年“铜钱流通量短缺”的一种延续。二是蒙元贵族和斡脱阶层对金银的掠夺，金银都存在于上层贵族或者食利者手里。三是大量金银外流到了西方国家。笔者认为随着蒙古与金朝的战争，华北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金朝灭亡后，蒙古贵族并没有将华北地区视为自己国土的核心区域，还是秉承着蒙古族的传统进行，对华北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进行掠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华北的钱荒现象。在忽必烈称汗后，当蒙古国的统治中心由漠北草原转移到华北地区后，由于华北地区贵金属货币的严重缺乏，为了应对华北货币流通量不足问题导致的经济萧条状况，忽必烈政权只能通过发行纸币来控制，调整民间贸易中钱贵物轻的局面。可以说十三世纪华北贵金属货币短缺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统钞的发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