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辽皇族耶律大石在辽朝覆亡之时，率部西北，转战十余年后重建辽朝，史称西辽，确立了在今新疆西部和中亚的统治。有学者认为，“正像南迁后的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一样，西迁后的西辽也是辽朝的继续”[1]。西辽王朝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确立在西域的统治后，又把中原的制度、文化带到了西域。本文拟在介绍西辽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后，探讨西辽政权的中华文化属性，并从制度、器物、文化等方面介绍西辽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本文所言及的西域，仅指今新疆地区在内的狭义上的西域。
2. 西辽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1124年，在辽朝崩溃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领铁骑二百，向漠北而走，并自立为王。1132年，大石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登基称帝，在入乡随俗称“菊儿汗”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原帝王传统的帝号和年号，正式创建了西辽王朝，史称“西辽”、“哈剌契丹”等。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继续扩展疆域，高昌回鹘王国、东喀喇汗王朝先后归顺。1141年，西部喀喇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同年，耶律大石征服花拉子模，花拉子模投降纳贡。至此，西辽王朝逐渐确立了在中亚的宗主国地位，其疆域也基本确定下来，但在不同时期会稍有变动，魏良弢在《西辽史纲》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全盛时期西辽的疆域[2]。
西辽王朝的中晚期，政治日渐腐败，逐渐破坏了属国自治和轻徭薄赋的原则，随意干预属国内部的事务，附属国渐生不满，社会矛盾激化。西辽的统治者为维护权威，派兵讨伐，致使战争连绵不断。花拉子模虽然臣服西辽，但在暗中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随着国力的强盛，花拉子模国王摩诃末想要摆脱附庸地位，遂起兵反抗西辽，在一次次的战争中，西辽国力逐渐衰落。1208年屈出律投奔西辽，在取得直鲁古的信任后攫取了西辽的政权。屈出律执政期间强迫南疆地区原本信奉回教的居民改信佛教，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适逢蒙古西征，1218年屈出律在蒙古军队的追击下被杀，西辽灭亡。
3. 西辽王朝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
12世纪初，汉化程度很高的耶律大石集团在西域建立了西辽王朝，无论是国家组织机构的设计，还是推行的基本政策都体现了西辽政权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
3.1. 组织结构
辽朝的国家管理制度借鉴于唐，《辽史》记载，“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3]辽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为了更好地统治汉地，官僚制度的设计采用了双轨制，特别是南面官制的设计的确借鉴了唐朝的官僚制度。西辽承袭了辽的管理制度，耶律大石尚未称帝时，官僚组织的架构就是南北面官制，《辽史》中记载“置北、南面官属”[3]。这从金朝的文献史料中，可得到验证，“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4]。这说明耶律大石集团在刚开始建立政权的时候，官僚组织架构借鉴的就是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一般认为耶律大石在北庭大会七州十八部后，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杖”[3]。从一些组织机构的名称，如“汉人枢密院”、“少府监”等来看，西辽的官制继承了辽朝的南面官制度，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
3.2. 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
“从西辽对地方的管理制度来看，在直辖领地，施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在非直辖领地施行的是属国制度。”[5]耶律大石从辽朝的崩溃中汲取了教训，因此即使在直辖领地，皇族和功臣们也没有再被分封，而是采取诸如给予物质上的赏赐等方式来进行安抚。这一政策被伊本·阿西尔记载了下来：“他劝导自己的亲信们要居安思危，战战兢兢，不让异密(将军)们拥有封地，但自己赏赐他们，并说：‘如果得到封地就要肆虐。’”[6]分封制在中亚地区有悠久的历史，自萨曼王朝至西辽时期，伊克塔制度顽强地存在于中亚各国之中，穆斯林史料中称之为伊克塔制。伊克塔制在喀喇汗王朝非常盛行，在这一制度下，各领主势力迅速发展，在各封建领主混战、地方政权反叛等各因素的推动下，喀喇汗王朝最终分裂为两部。辽朝的斡鲁朵宫帐制度和“头下军州”制度，允许诸王、大臣等权贵拥有私兵、分地并收取食邑的赋税，领主权力很大，因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分封制度。在辽朝中后期以后，成为大臣们党争、谋利的工具，种种弊端让他毅然取消了分封制。巴托尔德在其著作中提及：“在谈到第一位古尔汗时还说，他没有向任何人分封采邑，也没有把超过100个以上的人交给任何人来领导。后来我们在古尔汗的国家中没有发现分封制度存在的迹象。”[7]
虽然西辽的统治者们没有施行分封制，但也仅限于直辖地，从前的地方性王朝都继续存在，他们是西辽的附庸。对待归顺的国家，西辽让其本国的贵族作为代理人继续统治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西辽政府前期对附庸国内部事务干涉不大，只是定期派遣官员前往收取赋税，有时还会派兵巡边，以监察属国的情况。从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西辽采取的这种政策：“当哈剌契丹的诸汗控制了河中时，算端(苏丹)乌思蛮(乌斯曼)也受菊儿汗的统治，服从他的敕旨和禁令。菊儿汗那方面让他继续拥有河中的国土，没有把他从那里撵走，满足于征收一小笔年贡和把一名沙黑纳派驻在他那里。”[8]关于“沙黑纳”，汉文文献称“监”，相当于蒙古语中的“达鲁花赤”，志费尼认为“沙黑纳”是征税官。由此可知，沙黑纳是某一地方的镇守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并在地方驻军，同时承担征收赋税的职责，这是中央集权的体现。这也说明西辽的统治者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国家制度在西域的延续。
3.3. 赋税征收
西辽建立政权之前，人们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伊斯兰教教规规定，土地税需缴纳其收获量的三分之一，还有一些其他的苛捐杂税，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西辽在赋税征收方面采取的是中原王朝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规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4]。因此，巴托尔德说：“哈拉契丹人的国家与一般类型的游牧帝国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哈拉契丹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但与其他游牧征服者不同的是他们更多地接受了中国文明。在他们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税收体系是中国按户征税的体系：每户收取1个第纳尔。”[7]并认为这是“从中国带来的在那里很久以来就盛行的户赋制度”[7]，即中国传统的什一税。西辽王朝在征服战争取得胜利时，没有采取粗暴野蛮的做法，将原来官僚的财产充公，更没有把耕地变为牛羊的牧场，反而采取减轻赋税、维护原有制度的措施，这同耶律大石统治集团的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有很大关系。
3.4. 汉语为官方语言
关于西辽政权的官方语言，巴托尔德推测说“看来是汉语。”[9]如在纪年方面，历任统治者保留了中原王朝的传统，都有自己的帝号和年号，耶律大石称帝时“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3]，而称“菊儿汗”只是为了拉拢人心而入乡随俗，以便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这一点还可以从西辽货币上的铭文来证明。近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四枚西辽时期的钱币，经学者考证，上面的汉字为“续兴元宝”，其中一枚出土地为原西辽都城巴拉沙衮[10]。因此有学者认为“特制的西辽钱币是按中国钱币造型的。”[11]这与耶律大石统治集团的高度中原化以及在直辖地推行汉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
综上，无论是从国家组织机构还是治理的基本政策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西辽政权带有鲜明显的中华文化属性，而带有这一属性的西辽在归并东喀剌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后又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当时新疆地区的传播。
4. 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4.1. 政治制度
西辽在非直辖地施行的是属国制度，向属国派遣少监，施行间接统治。巴托尔德曾这样描述这一制度：“属国内部自治原则得到广泛的应用。喀喇契丹仅仅消灭哈拉汗国在八拉沙衮的统治，古尔汗从这里开始行使其权力，虽然从居民的组成来看，这个城市甚至在后来仍然是伊斯兰城市，但是在其被统治的地区，在可失合尔和河中地方，哈拉汗国仍和以前一样存在着。从前的王朝如西方的花拉子模和东方的回鹘同样存在着。归顺古尔汗的表示是向他纳税。此外，在这一或那一君主的宫廷中有古尔汗的代表。”[12]东部喀喇汗王朝的新汗伊卜拉欣汗深知自己没有能力的抵抗外部的侵略，又逢耶律大石西征花拉子模受挫率军驻扎在其王国的边境上，便派出使臣表示自己愿意归属，主动献上了王国的版图[8]。耶律大石登上“那不费分文的宝座”后，“从谦谦州到巴儿昔罕，从达剌速到牙芬奇(伊犁附近的一个城镇)的各个地方”[8]都派遣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确立了中原政治制度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促进了中华制度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4.2. 器物文化
迁入西域的契丹人和汉人工匠，他们制作的生产工具深受当地人的肯定。长春真人在路过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内)时，看到当地人“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13]。这里的“中原汲器”可能是中原地区打水的辘轳，一般架在水井之上，利用的是杠杆原理。
今新疆地区早在八世纪以前就有了自己的造纸业，造纸技术在西辽时期又有了发展。有学者认为新疆巴楚县“托库玆撒莱出土的这一时期文书所用的纸，是一种经过改进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纸张。”[14]这说明西辽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带到了新疆，促进了当地物质文化的发展。
4.3. 儒释道的传播
西辽王朝保护并弘扬了儒释道文化。契丹贵族在建立辽朝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佛教并兴建佛寺，从而也带动了契丹普通百姓改信佛教。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汉人和契丹人西征，期间又把儒释道文化带到了今新疆地区。长春真人在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州境内)会见当地王公时看到“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13]的场景；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会见回纥王时，也看到了也看到了很多学习汉文化的人，“侍坐者有僧、道、儒”[15]，足见西辽当时对中原文化的弘扬。
4.4. 文学艺术
西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虽是皇族但也是科举出身，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精通契丹文字以及汉字，跟随他的核心成员中也有大量的汉人。西辽王朝建立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他们又将汉文化元素带到了西辽，并将其发扬光大，使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辽王朝修史时，所采用的文字是汉文，有的学者从这一点出发，推测主笔者大概是汉人或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契丹人[16]。此时的一些佛家经典都是从汉文版本翻译过来的，如《华严经》、《法华经》。此外，一些文学和文字学等方面的书籍也是用汉文写成。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托克逊地区发现了大量13世纪的汉文典籍，而此时高昌回鹘王国早已被西辽归并，说明在西辽时期汉语、文字和儒家文化在新疆得到了广泛推广[17]。
5. 结论
西辽政权对维护并延续中华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耶律大石西徙时，带去了大量汉族人口，在和州(今吐鲁番东)，回纥首领的乐工“皆中州人”[15]；蒙古西征时，常德出使西亚，在铁木尔忏察(今新疆霍城城县东北)的关隘上见到了许多汉人士兵，“守关者皆汉民”[13]。汉族人口在与当地人民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景象。常德在阿里麻里城(今新疆霍城县)看到“回纥与汉民同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15]的景象。长春真人路过和州时，询问当地人的风俗，当地人仍倾慕华风，“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13]。西辽王朝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盖由此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