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1] 。荆楚非遗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荆楚文化是指湖北地区的传统文化，荆楚非遗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至2022年8月，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集的非遗项目已达444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5项 [2] ，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如湖北民歌、潜江花鼓，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与曲艺如黄梅戏、汉剧、楚剧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如雕花剪纸、汉绣、木雕，传统技艺如楚式漆器、棉纺织技艺、织造技艺等，传统医药、民俗如七夕、嫘祖庙会、端午节等。荆楚非遗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荆楚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和工艺技术，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与荆楚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荆楚非遗文化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于了解当地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和传承荆楚非遗文化，不仅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更是弘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需要。2023年2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了15个独具荆楚文化特色的“荆楚文化外译词条”，旨在深入挖掘荆楚文化价值内涵，促进荆楚文化标识的提炼与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需求，对外传播荆楚非遗文化已经成为保护和传承荆楚文化的重要手段。

本文根据实践团队对荆楚非遗外译现状的调研，总结荆楚非遗外译现状，分析楚非遗外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提炼荆楚非遗的内涵与底蕴与提升荆楚非遗文化外译质量、培养外译人才，进而加强荆楚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 荆楚非遗外译现状与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荆楚非遗外译的现状，本文采用文献研究、访谈、问卷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荆楚非遗文化外译宣传和研究材料及从事荆楚非遗外译的工作者和目标语言读者分别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荆楚非遗外译中主要呈现出研究受限、非遗文化翻译难度大、外宣力度不足、专业外译人才缺乏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文献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关于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研究和资源较为受限。在文献检索方面，在CNKI中国知网上输入主题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检索到文章为01篇(截至2023年8月4日)，其中关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相关研究的文章仅有2篇，这两篇文章都指出了湖北省非遗英译现存的问题，如专业非遗语料库的匮乏 [3] ，翻译资料配备不全 [4] ，专业翻译人才不足 [3] [4] ，跨文化交际意识不强 [3] [4] 等。对此，上述两文提出的解决办法有：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扩大宣传 [3] [4] ，重视专业译者培养 [3] [4] ，建设非遗翻译语料库 [3] 等，但没有在翻译层面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本研究调查中发现上述两文所提问题仍存在，如非遗文化英译资料显示，当前关于湖北省非遗文化的英语资料相当匮乏，除湖北省博物馆网站对于藏品的英文介绍之外，没有荆楚非遗文化的英文资料，也缺少专门的双语语料库。

其次，基于“荆楚文化外译词条”接受度、满意度进行的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结果反映的最主要问题是非遗文化翻译难度大与外宣力度不足。毋庸置疑，荆楚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其中很多文化元素和语言符号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同时，由于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不同，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在武汉高校的外籍留学生和在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学生主要来自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多所高校，受访游客中的外籍游客多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汉时间从几天到几年不等。其中，随机采访外籍留学生和外籍游客共65人，中文问卷调查1388人，英文问卷调查119人，外籍人士回答问卷共191人。通过随机采访发现，有的受访者对“荆楚文化外译词条”(以下简称“词条”)的认可度非常高，认为词条的发布有利于深入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民，也有助于外国人民深入了解中国。有的外籍受访者对于词条所呈现的意义和内涵基本表示认同，但是也有受访者表示由于不懂中国文化，或者是中文不好，无法通过英文翻译理解其内涵意义，建议增补词条相关解释或添加图片或者视频。荆楚文化外译相关专家也表示，对于非遗文化的翻译不能只是字面意义的忠实，更应该体现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内涵。然而，在采访之前，接触过词条的信息的受访者为0，67.4%的受访者表示对荆楚文化不了解，19.6%的受访者表示了解程度为一点点，仅有2.2%的受访者表示了解一些但不多，如图1所示。同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对荆楚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够广泛。通过知名视频网站Bilibili搜寻，关于湖北省非遗文化的介绍基本都是中文语言，有少量的对于湖北特色文化代表的介绍，如黄鹤楼、曾侯乙编钟，但属于中国文化介绍系列，并没有系统的湖北省文化尤其是非遗文化介绍英文视频介绍。受访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荆楚文化代表为：黄鹤楼、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主要信息获取途径是通过博物馆参观。

最后，通过实地调研，走访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及相关翻译专家共10人，发现关于荆楚非遗文化译介的专业外译人才极度缺乏。本研究走访的荆楚文化翻译相关专家和荆楚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指出，当前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问题主要在于传承和宣传。目前，非遗传承人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5] ，代表性传承人总体年龄层偏大，新生代传承人培养不足，如图2所示。以刺绣为例，红安绣活的主要受众群体年龄在40岁左右，畲族刺绣传承主要依赖家族传承，传承人在专业翻译方面的能力不足，语言学习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外译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方式是传承人之间的口头交流，需要传承人与传承人之间充足的沟通 [5] ，也需要传承人与译者之间充分的沟通。采访中，非遗传承人表示希望非遗文化的翻译能与时代元素接轨同时能体现其文化底蕴。比如，汉绣传承人表示，国外也有刺绣，但技艺相对比较简单，汉绣与其他种类的刺绣针法虽类似，但文化底蕴不同。荆楚非遗文化外译是让中国特色的美、工艺手法和精神内涵被全世界所认识，这对译者的语言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综上，当前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主要困难在于对译者在非遗文化和专业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译者需对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和语境有深入的了解，具备广泛的文化知识并熟悉原文所在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同时还需要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及时了解目标语言和文化的变化，正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和情感。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语言和文化的动态变化，往往会导致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准确表达。尤其是在非遗文化翻译中，历史悠久的非遗文化概念或词汇可能无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对应表达。因此，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来看，当前荆楚非遗文化外译的困难可以归结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能达成源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的翻译生态平衡。

3. 生态翻译理论对荆楚非遗外译问题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借鉴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概念提出的翻译理论 [6]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是翻译研究中一种整体性研究的尝试 [7]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种生态平衡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差异，强调翻译的和谐、适应性和多样性。荆楚非遗文化外译正是这样一种需要考虑到诸多差异的文化翻译过程。以下将讨论生态翻译学理论下荆楚非遗外译问题的相应对策。

3.1. 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高度适应性的活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之一 [6] 。译者的基本能力是对原文本的判断力、翻译环境的适应能力、追求译作良好质量的能力 [8]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适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环境，适应文化、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这种适应性选择不仅包括语言层面，还涉及到文化、认知等层面。

在语言层面上，译者需要适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语用等方面的规则，从而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意思。例如，“汉阳人”一词不能直译为Hanyang Man，这不符合英文的语用习惯，可以译为People from Hanyang或者Hanyang people。“彩陶罐”一词中“罐”的翻译，是使用jar还是pot，需要考虑源语言中“罐”的实际材质、形状和用途。jar指代的是玻璃质的广口瓶，pot指的是陶制的盛装物品的容器，目前常用的译文是pottery jar示意陶制的广口瓶。

除了语言层面，适应性选择还涉及文化和认知层面。在文化层面上，译者需要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例如，“筚路蓝缕”如果翻译为rising from humble并不能精准体现其内涵意义和文化背景。词条对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这样翻译的Driving wretched cart in ragged clothes to clear thorny undergrowth of wild mountains [9] ；“筚路蓝缕”也可以翻译为starting from scratch and with limited means以体现其比喻事情开始时艰苦困难，需要经过艰辛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内涵意义。

在认知层面上，译者需要适应读者的认知习惯和认知背景，从而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被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对于曾侯乙编钟的翻译有两种，Chime bells of Marquis Yi of the Zeng以及Chime-bells of Marquis Yi of the Zeng State，前者对“曾”采用的是音译的方法，没有体现“曾”字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因此读者无法理解“曾”指代的是一个古国，而后者的翻译则更加完整。

总之，生态翻译理论中的适应性选择是一种全面的、多层次的适应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适应各种环境因素，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使得翻译后的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意思、文化内涵以及认知意义。

3.2. 翻译过程中的“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理论强调“三维”，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在选择与适应原则下进行适应性选择性转换 [6] 。

语言维是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生态翻译理论中的语言维度的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的改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以及目标语言的语言特点，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例如，“荆风楚韵”翻译为Jing-Chu，汉语习惯用四字格的表达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而英文相对简洁，这里虽然采用了简单的音译方式，但通过首字母大写来传递出Jin和Chu是被赋予了内涵的专有名词，同时通过连词符号的使用，表达出Jing和Chu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

文化维是生态翻译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文化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翻译理论中的文化维度的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原文中的文化因素，以及目标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例如，“白云黄鹤”一词通过白色的云彩、黄色的鹤鸟鲜明的颜色对比，形容山水景色宜人，也可以用来比喻诗文、音乐等艺术作品优美动人。如果译为Yellow Crane and Cloud则无法呈现其颜色对比的意境。

交际维是生态翻译学的第三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中，翻译被视为一种交际行为。交际是翻译的目的，生态翻译理论中的交际维度的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原文中的交际意图，以及目标语言中的交际特点。例如，“竹帛丹青”本意是指书画艺术。“竹帛”指的是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丝织的帛纸，“丹青”指的是绘画。竹帛代表了书写的媒介，丹青代表了绘画的技艺，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表达文人墨客情感和才华的方式。竹帛丹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描述语言，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文学、艺术和人文精神的追求和热爱，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智慧和审美的传承。如果将竹帛丹青简单地译为Communicative Media，完全无法体现其中国文化内涵特色，也达不到翻译的对外宣传交际作用。再比如词条中对于“楚凤”的翻译是Phoenix in Chu culture [9] 。凤凰在于中西文化中都有特定的文字表述语言，但其内涵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译者没有选择直接译为Phoenix，而是添加了其文化背景，有利用“楚凤”一词的文化交流，实现其跨文化交际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和“三维”转换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翻译中的各种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通过对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尽可能保留源语言的特色和准确性，同时确保目标语言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保持开放的思维和多元文化的态度，尊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尽可能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和谐与平衡。

4. 总结

非遗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独特的形象和传统，承载着历史、价值观和社会认同。通过外宣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本国的独特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提升国家文化形象，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增加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作出贡献。我们应当加强非遗文化的教育推广，增加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和关注，培养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兴趣，以保障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广泛利用多种媒体平台和渠道，如电视、报纸、杂志、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覆盖更多的受众群体，提高传播效果。大力培养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和专业背景的翻译人员，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到非遗文化传承和外译中去，重视非遗外译的研究和实践，尽快建立起相关的双语语料库和视频、音频系列资源，提升非遗外译的影响力，加强荆楚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基金项目

2023年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湖北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文化翻译研究——以恩施、宜昌、孝感为例”研究成果；2023年武汉纺织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外译荆楚非遗赋能非遗传播”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