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的信任程度，以及对政府行为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倾向，体现了公众对政府与官员工作的满意度 [1] 。在新冠疫情这一大背景下，政民互动频繁，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更为关注，尤其是各种防疫措施的落实情况 [2] 。由此，基于对地方政府行动能力与执行力的感知与评价，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会产生变化 [3] [4] 。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越高，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越强，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提升地方治理绩效 [5] 。已有许多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寻求更多路径以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从世界范围看，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政府信任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 [6] 。在中国，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7] 。但在疫情时期，地方政府与公众接触日益增多、公众对地方政府执行力要求更高的情况下，高水平的地方政府信任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大，因此，探究中国的地方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信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8] 。在“政民互动”的过程中，与政府本身、社会及政治文化相关的三个层面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 [9] - [14] 。研究表明，公众的自我认知和观念转变是引起政府信任水平高低变化的重要因素 [15] 。由此，个人对自身社会阶层的认知与判断也就有可能影响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16]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人们对所处社会阶层和经济能力的主观感受，继而形成对社会、人生的不同认知层次，最终更直接地影响其社会态度与行动 [17]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多为线性相关关系，两者的集中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18] 。此外，主观幸福感体现了公众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与政府信任可能存在直接联系 [19] [20] 。一方面，已有研究显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21] 。一般来说，公众的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可能就越强。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越强，代表公众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也就越倾向于对政府做出正面评价，由此反映出更高的政府信任水平 [22] 。
巩固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是优化政府公众关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然而，当前学界对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认知仍未明晰，存在线性和U型关系的争议，这制约着地方治理水平的提升与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并确定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走向和影响机制。本文主要使用CFPS2020数据，检验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期望通过实证分析直观呈现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逻辑关联关系，为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和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持与现实支撑。
2.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2.1.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众在与政府互动中形成的，对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实现、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肯定态度和整体信心，是政府落实公共治理职能、达成治理目标的社会心理基础 [23] 。政府信任可以细化为三个维度：对宏观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本身的信任和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 [24] 。地方政府信任是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基本评价和情感取向，反映了公众对政府及其运行的信念和信心 [25] 。地方政府官员作为具体政策和措施的直接执行者，公众对其行为表现的感受与评价便构成了地方政府信任的基础 [26] 。由此，本文在衡量地方政府信任时，将主要关注公众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三个方面分别探究了经济发展 [27] 、政治腐败 [11] 、政府绩效 [28] 、公共服务供给 [29]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30] 、社会公平 [31] 、社会保障公平 [32] 及社会信任 [33] 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然而，上述各个层面均忽视了个人认知角度下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机制，为更好地提高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人关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和个体或家庭基于职业、教育水平和收入等因素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形成的认知，是个体对自身在群体中所处位置的主观判断 [34]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主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两个层面，其中主观社会地位是指个体对目前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和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主观经济地位是指个体对目前自身经济(收入)地位的感知和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 [35] 。有研究者认为，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感知，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反映其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理解，对个体行为具有更好的预测效度 [36] 。根据认知行为理论，主观认知态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尤其是个体对生活、对政府的态度 [37] 。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拥有的物质资源(例如更高的收入、更高的教育程度等)和社会资源(例如朋友、人脉等)就越多 [38] 。在了解政府信息的渠道以及和政府互动的机会相对更多的条件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公众由于掌握和享有更为充分的信息，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可能就会更高 [30] 。
基于以上分析，对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H1)：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
2.2. 主观幸福感与地方政府评价的中介作用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比较现实和理想而产生的对现实生活状态的一种积极评价或肯定态度，包含生活满意度和主观情绪体验两个部分，对个体身心健康、工作社交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39]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当个体感到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高于他人时，就会获得积极情感，从而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即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幸福感就越强 [40] 。此外，由于政治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延伸，公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表明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也就越趋向于形成较强的政治信任，从而提升政府信任水平 [41] ；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也会带来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此促进个体对政府行为的积极预期，形成正面的政府评价 [42] 。
地方政府评价是公众对政府各方面表现、行为及治理水平进行信息处理后的产物 [43]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与网络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呈正相关性 [44]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接触到的政治信息较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获得的政治信息较多，由此造成的信息获取量差异可能会引起公众对政府行动表现的感受与认知的不同，从而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和对政府的评价 [45] 。此外，地方政府评价与公众的政府信任态度在因果链条上距离较近，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表明个体对政府工作越满意，这就会直接提升政府信任 [11] 。政治信任来源于政府的治理绩效以及信任主体对这种绩效的评价 [46] 。因此，可以认为地方政府评价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致性 [47] 。地方政府评价反映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倾向 [9] ，即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政府信任水平就越高。
研究表明，公众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就会更加积极，政府信任水平也会随之增强 [48] 。地方政府评价归结为公众对地方政府提供服务和能力的认可，反映了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49] 。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公众对于日常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显著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由此构成政府满意和信任的重要基础 [11] [20] 。因此，有理由认为公众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较高认知会增强其主观幸福感，从而对政府评价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对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H2)：主观幸福感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3 (H3)：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 (H4)：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即链式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和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个人自答问卷，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通过对CFPS2020个人自答问卷原始数据的筛选和处理，最终共获得了17,794个有效样本。其中包含8604名男性(48.4%)，9190名女性(51.6%)，平均年龄为46.2岁，有50.9%的人来自于城镇，有49.1%的人来自于农村，有31.7%的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有68.3%的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高中阶段及以上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因此以高中学历作为分界点)。
由于CFPS2020个人自答问卷数据是个体主观报告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采用统计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前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提取的方差为小于40%，这表明本研究的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测度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信任。在CFPS2020调查问卷中，选取题项“您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打几分？”来测量地方政府信任 [11] [50] [51] 。此题项采用0~10的计分方式，0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分代表非常信任，数值越大代表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
3.2.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CFPS2020调查问卷中，选取题项1“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和题项2“您给自己收入在本地的位置打几分？”来测量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两个题项均采用五分制计分，1代表很低，5代表很高，数值越大表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越高。本研究中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值为两个题项计分总和的平均值。Cronbach’s α系数为0.712，KMO值为0.5，Bartlett球形检验是显著的(p = 0.000)，表明这两个题项适合做因子分析。
3.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中第一个中介变量是主观幸福感。在CFPS2020调查问卷中，选取“你有多幸福”、“对自己生活满意度”和“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三个题项来测量。第一个题项采取十分制的方式来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知程度越强。后两个题项采取五分制的方式来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值为三个题项计分总和的平均值。Cronbach’s α系数为0.628，KMO值为0.668，Bartlett球形检验是显著的(p = 0.000)，表明这三个题项适合做因子分析。
第二个中介变量是地方政府评价。在CFPS2020调查问卷中，选取题项“您对去年本县或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来对地方政府评价进行测量。此题项采用五分制计分，1代表有很大成绩，2代表有一定成绩，3代表没有多大成绩，4代表没有成绩，5代表比之前更糟了。在研究中进行了反向编码，即1代表比之前更糟了，2代表没有成绩，3代表没有多大成绩，4代表有一定成绩，5代表有很大成绩。得分越高，代表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越高。
3.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0 = 女，1 = 男)、年龄、政治面貌(0 = 非党员，1 = 党员)、受教育程度(0 = 高中以下，1 = 高中及以上)、地区(0 = 农村，1 = 城镇)、婚姻状况(0 = 未婚，1 = 已婚，其中离婚和丧偶考虑到无配偶且婚姻关系终止，故在研究中算作未婚状态)。
3.2.5.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7.0和Process V4.0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来说明各个变量数据的总体特征。然后，通过相关性分析来初步验证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强度。最后，采用Process V4.0中的模型6来验证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关系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呈现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结果。地方政府信任的均值为5.677，相对来说处在中等水平。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均值为2.993，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均值基本处在中等偏上水平(M = 3.065和M = 2.921)，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5.195，处于偏低水平。地方政府评价的均值为3.49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001。
从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216, p < 0.001)；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和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均与地方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 = 0.203, p < 0.001; r = 0.177, p < 0.001)。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与地方政府信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265, p < 0.001; r = 0.364, p < 0.001)；主观幸福感与地方政府评价也呈显著正相关(r = 0.153, p < 0.001)。由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和分析。
4.2. 回归分析
4.2.1.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首先，直接探讨了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2结果显示，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为0.216 (p < 0.001)，模型1可以解释地方政府信任4.6%的变异量。模型2仅放入了控制变量，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2可解释地方政府信任0.8%的变异量，其中地区、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年龄对地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在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本文将自变量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纳入模型3中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型可解释地方政府信任5.1%的变异量。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为0.215 (p < 0.001)，表明其对地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2.2.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各维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模型2结果来看，该模型共可解释地方政府信任4.6%的变异量，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回归系数为0.203 (p < 0.001)，因此，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维度对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个人主观经济地位，结果显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维度仍显著，该模型共可解释地方政府信任5.2%的变异量，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回归系数为0.151 (p < 0.001)，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回归系数为0.095 (p < 0.001)；因此，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该模型可解释地方政府信任5.2%的变异量。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s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the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表2.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回归结果
注：***p < 0.001。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s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ubdimension on the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表3.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各维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回归结果
注：***p < 0.001。
4.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图2展示了路径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264, p < 0.001)。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41，说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18，说明主观幸福感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β = 0.184)，置信区间为[0.156, 0.213]，不包括0。
Figure 2.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individual’s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ubjective well-being,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and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after adding the control variables (n = 17,794)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re shown next to the arrows. Adjusted R2 is shown above the explained variable. ***p < 0.001)
图2. 加入控制变量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n = 17,794) (箭头旁边是标准化回归系数，变量上方是调整后的R2，***p < 0.001)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62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地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评价。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822 (p < 0.001)，说明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β = 0.051)，置信区间为[0.028, 0.075]，不包括0。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19 (p < 0.001)，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地方政府评价高度相关。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是显著的(β = 0.043)，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34, 0.052]，不包含0。因此，模型中所有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均通过了检验(p < 0.001)，链式中介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我们更深层次地检验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所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图3展示了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50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产生了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56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20，表明主观幸福感在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β = 0.150)，置信区间为[0.127, 0.173]，不包含0。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与地方政府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50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显著地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评价。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822 (p < 0.001)，说明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β = 0.040)，置信区间为[0.021, 0.061]，不包括0。
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23 (p < 0.001)，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地方政府评价高度相关。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是显著的(β = 0.036)，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29, 0.043]，不包含0。因此，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均通过了检验(p < 0.001)，链式中介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Figure 3.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individual’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ubjective well-being,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and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after adding the control variables (n = 17,794)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re shown next to the arrows. Adjusted R2 is shown above the explained variable. *** p < 0.001)
图3. 加入控制变量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n = 17,794) (箭头旁边是标准化回归系数，变量上方是调整后的R2，***p < 0.001)
图4展示了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46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产生了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22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53，表明主观幸福感在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β = 0.146)，置信区间为[0.126, 0.168]，不包含0。
Figure 4.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individual’s subjective economic status, subjective well-being,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and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after adding the control variables (n = 17,794)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re shown next to the arrows. Adjusted R2 is shown above the explained variable. *** p < 0.001)
图4. 加入控制变量后，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n = 17,794) (箭头旁边是标准化回归系数，变量上方是调整后的R2，***p < 0.001)
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44 (p < 0.001)，说明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显著地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评价。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826 (p < 0.001)，说明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β = 0.036)，置信区间为[0.017, 0.056]，不包括0。
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25 (p < 0.001)，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地方政府评价高度相关。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是显著的(β = 0.033)，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27, 0.040]，不包含0。因此，模型中所有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均通过了检验(p < 0.001)，链式中介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5. 讨论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处于中等水平。地方政府与公众的接触和联系较为频繁、紧密，地方政府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治理水平 [52] 。同时，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均处于中等水平，这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时未能很好地满足公众需要的结果，与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存在一致性。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为：
第一，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而且主观社会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预测作用大于主观经济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跟以往部分研究相一致。已有研究表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密切相关 [19] ，因为处在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公众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获取渠道，接收到的信息资源较多，对政府行为的直接感知程度更大，其政府信任水平就会更高；也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呈“U”型相关关系 [53] 。然而，我们进一步发现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比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预测效应更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比经济的概念外延更广泛，公众在评估自身的社会地位时会考虑更多的因素，由此增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 [19] 。可以看到，个人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可能是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因此，提升公众的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建设，从而增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第二，主观幸福感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阶层认知、生活满意度和对幸福的感知与地方政府信任高度相关 [54] [55] ，我们的研究结论与此相一致。如果公众对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较低，也就越容易感知到更强的社会不公平，降低其主观幸福感，趋向于形成消极的政治、社会心态，从而削弱地方政府信任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地方政府评价是公众基于政府的行政行为和表现对其做出的主观认知和总体判断，与地方政府信任存在一致性 [56] 。因此，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第三，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在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发挥序列中介作用。公众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会影响其心理状态和具体行为 [57] 。处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由于获取的资源和信息不同，对于幸福的感知程度也会存在差异 [58] 。对幸福的感知程度越强，表明公众具有趋于积极的心理状态，也就越倾向于对政府做出正面评价，由此也会更加信任政府 [59] 。因此，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角度出发，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增强公众的主观幸福感，提高公众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高度，从而更好地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
6. 结论
本文采用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考察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和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从而影响地方政府信任水平。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当代背景下，基于此条路径改善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至关重要。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公众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高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致力于提高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知，更加关注保障和改善公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公众获得感的提升可以促进其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 [60] 。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政府不仅要满足公众低层次的基本物质需求，也要重视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发展需求 [61] 。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双重需要都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公众可能会感知到更大的社会公平感，从而更有可能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较高的主观认知，这也是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途径 [62] 。公众的需求和利益得到保障是地方政府满意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键来源 [12] 。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革新治理理念，更加关注和保障民生，有针对性地制定提升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相关政策，有效增进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从而为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致力于质量建设，增强透明度和回应性，提高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提升地方政府信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8] 。要想使得政府的客观绩效和公众的主观认知达到一致水平，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应该首先从客观层面出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时有效地推进相关政策的落实；同时，从主观层面出发，加强主观力量建设，增强公众对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的积极态度与肯定心态；此外，也要注重培养公众的理性精神，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与感知评价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积极评价更好地转化为信任度的提升 [10] 。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CFPS是一项横截面调查，本研究仅验证了2020年度的数据，因此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因果关系。第二，由于CFPS数据库本身的局限性，在保证测量的信效度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评价和地方政府信任分别只选取了一个题项进行测量，这可能会降低研究结论的说服力。第三，测量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时，本文选取了两个概括性的题项来进行测量(一个题项表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另一个题项表示个人主观经济地位)。之后在研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时，对于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应该包括更具体的一些指标和因素，从而使研究更加严谨，结果更加可靠。第四，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于中国，因此需要探究在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同样的关系和规律。只有经过不断的验证，才能确定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升民生三感”的新时代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18BGL2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RK001)；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自主科研项目(GGY201803, GGY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