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启超：新旧之交的国之“新民”
1.1. 从维新失败到海外游学：梁启超的人生转折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在所有人都对梁启超的科举仕途之路大为看好时，他却通过学海堂同学的引荐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的深刻影响，走上维新之路并在后来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中流砥柱。
1898年发起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以后，避居日本，由于无法从事更多的政治运动，从而将精力投入到学习西方思想与学术研究之中，并为史学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向中国的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鞭辟入里，《新史学》的发表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奠定了夯实的基础。戊戌变法失败使得梁启超不得不重新思索和探寻中国前进的新方向，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于在政治上难以施展拳脚，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宣传与学术活动之中。
此外，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接触到西方世界史著作，包含了哥白尼、培根、卢梭、孟德斯鸠等学者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著述，大量接触西方进化论思想。这些著作以及理论使得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学术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地改变。在不断宣传西方思想的同时他也渐渐认识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除了制度的腐朽外，还有国民劣根性这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国家由“民统”胜于“君统”，缔造“新民”的想法在其脑海中翻涌，这些也是其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1.2. 中西观照之下做“新民”著“新史”
《大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提到“亲，当作新” [2] 。可见，新民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加上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如此之多的“新”思想，再加上他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具有深刻理解，在这种中西文化思想的融合碰撞以及在中西国民对比之下使得他开始致力于缔造中国之“新民”。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自号“中国之新民”，发表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新民说”。他说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3] 他在“新民说”中重点阐述了他的新民观。
他在“新民说”中通过阐释国民的“公德”与“私德”、“利群”与“利己”以及“权利”与“义务”等关系，进一步阐明公民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公民的爱国热情与主人翁意识。
在“救民”的同时他提到“救国”，中国之旧民只知天下而不知国家，只有具备国家观念的人民才称得上国民，在此基础之上的国民方组成国家，此前之中国只是在君权统治之下的君统之国，而非国民统治之中国，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欲要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强大，兴民权就显得异常重要，只有大兴民权，使国民自觉地融入到国家之中，国民才会真正的爱国，国家才会走上正轨。
在指出做新民的同时，谈到做新民的两个途径，一为自新，就是要发挥“吾日三省吾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身努力来自成新民；另一途径就是他新，就是从教育、报刊等方面进行国民的“他新”，于是乎他积极开办学堂、筹办报纸，用行动诠释了一位爱国者的担当。
在其创办报纸的同时也在进行新式学堂的筹办活动，他希望借此培养人才、变革旧俗、传播新思想进而提高新国民地位，与此同时，为民著史，建立一个新型的史学体系也成为了他的努力方向。
2. 提倡“新史学”，开清末史学新篇
2.1. 梁启超《新史学》的诞生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陆续刊载，成为晚近中国史界革命的开创之作，严复评价此文为“石破天惊”之作。梁启超《新史学》的撰写及其发表，既是基于他对晚近中国时局的忧患意识，也得益于他吸收西方思想认识之后决心从史学革命入手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梁启超的新思想新认识集中体现于他的“新民说”之中，做新民与著新史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新史学》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建立在新民观的基础上，其最终目的就是以史教人，启发国民思想，“国民教育之精神，莫过于本国历史” [4] 。《新史学》中提到的种种，都是在极力扭转国民的固有思想，改造国民，打破思想桎梏，意图以新史促新民，以新民铸新国，最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弊病，也是梁启超必须要面对的。我国传统史学发展至清代以后考据学派就成为其中一支重要代表，该学派是以文字音韵、校勘辑佚、名物训诂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派，但是该学派拘泥于书面文字、没有结合现实，往往重视对材料的研究而轻视思想文化的重要作用，厚古薄今，忽视历史对于当代人的借鉴意义，有悖于“以史为鉴，以明得失”的史学研究初衷。对当时的史学领域而言，考据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步伐。梁启超通过对国外史学新思想的研究，再加上当时我国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开始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其1902年发表《新史学》就是一份针对传统史学的战书，一场史学革命就此展开。
2.2. 《新史学》的主要内容与主张
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在呼吁史学革命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该篇文章从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书法、论正统、论纪年六个部分对中国旧史学的弊端与原因展开论述，与此同时通过吸收运用西方的先进史学思想和相关的历史理论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阐述并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他在《新史学》中对史学的历史观、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史书编撰进行了阐述与批判。在历史观上，他通过吸收西方进化论思想，提倡历史进化论，批判旧史中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理论，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其进化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叙述历史进化之现象、人群进化之现象以及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与规律，最后真正达到“以史为鉴，以明得失”的境界。
在谈到研究目的时，他讲到撰述史书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记载诸如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满纸填塞之言，使中国之史难读、难抉择、读之无感触，此等言论“无一语有能入脑之价值者”，其所记载者应当在记载的基础之上挖掘更深层次历史规律，以为后人咨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5] ，所以中国史学虽然发达，但却无法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无法使民受益。
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他主张将目光放眼于全人类而非局限于一地一国，在研究时，应当进行跨学科、跨国家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在历史中求得人群进化之真相，从而实现以史促人，以人救国的最终目标。
在研究内容上，梁启超倡导“民史”研究，反对单纯的进行“君史”研究，对于专为君而忽视民的史学内容，他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他讲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6] 。他讲到国民群体始终不立之症结其原因便在于缺乏对该群体的著述，而历史所为者便是能够阐述群体之间交流竞争、团结进化之道，最终能够做到利国利民。
他认为作史应该秉持“史之精神”即史之理想。他讲到如今中国之史，只知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然而问起此事的前因后果、对之后的影响是好是坏，皆不能言，毫无生气，读起来颇为费劲，徒费脑力，中国之旧史，对于提升民智毫无作用甚至与其有损，因此作史者当秉持“史之精神”，在著史中要注意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时代与时代之间的相互接续，这其中的原理作史者应当勘破并书于史书之中与民受益。
梁氏所发表的《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鞭辟入里，在破除旧思想，破除时代樊篱，重新另立新的为国民服务的新史学框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3. 梁启超《新史学》的“破”和“立”
3.1. 开宗明义——“破”传统史学之桎梏
3.1.1. “破”史学正统理论
中国的著史传统自古有之，自《春秋》《尚书》以来，史书的数量可谓浩如烟海，而贯穿于史学数千年历史的主线便是传统史学的正统观，《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便产生了专为统治者著史、专注于上而忽视下的史学观念——正统观。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 [6] , p. 162)梁启超在文中说道：“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3] , p. 218)”中国的史学正统观导致著史内容大多只是专为统治阶级之事迹，史书多为一家之谱牒，对于国民的关注基本没有。也不重视国民的社会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之史不能够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史，继而提出中国之史要一扫君之谬见，否则，中国的史籍数量虽然冠绝天下，然终究是国民的毒药。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政权更迭众多，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传统史学正统观的判定标准自相矛盾。他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提到衡量正统的标准有六点，分别为得地多寡为正、据位之久为正、前代血胤为正、前代旧都之所在为正、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中国种族为正。凡此六点随着政权朝代的更迭已经变得互相矛盾，进退失据。没有办法客观的判断到底谁为正统，而造成这种正统之说的起因大概有两点，一为历朝历代的君臣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保其一姓之私产而作，二为陋儒煽扬奴性，宣扬成王败寇的观念所做。他批判正统观为赌博儿戏，自周秦以来，没有一朝当得起正统之称，只有国家国民可称之为正统。
3.1.2. “破”史学研究方法
关于史学研究方法，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家们对历史的研究颇为狭隘，旧史家们的研究目光总是局限于一地，只是单纯的研究本国的历史，却没有将目光聚焦于世界，未能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也没有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由此他提倡应当以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让中国与世界接轨。他还指出旧史家们研究历史只是单纯的进行单一学科的专门研究，没有跨学科研究的意识与精神，没有建立起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由此他主张在研究史学的同时要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同时通过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哲学等知识，找出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并从中得到启示，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中，进而丰富史学研究的内容。
通过对这些史学桎梏的突破，他在努力改变旧史专为君作史或专为统治阶级作史的现状，史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也不再单一，开始变得丰富完善。
3.2. 破而后立——立新世纪史学之大趋势
梁启超在对旧史“破”的同时也在进行新史的“立”，力求将旧史中的糟粕革除的同时，建立一个新的史学体系，以此来达到救国的最终目的，他的新史学与世界先进史学思想接轨，紧随史学研究大势，为中国史学规划了宏伟蓝图：
3.2.1. 与世界新史学接轨，立史学研究之大势
19世纪末期，德国“新史学”代表人物普勒希特就对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他也是最早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度的桥梁。20世纪初时，“新史学”思潮开始兴起，之后开始对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在二战结束后，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史学流派开始兴起，这些流派就被称为新史学。“就其大势而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新史学派对历史进行了新的定义，他们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以往的所有活动，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群体等各方各面、还提出历史研究已经不能再单纯的研究单一的历史事件和统治阶级的专门史，而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放在普通民众身上，进行跨学科、跨国界的历史研究。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便是结合中国现实状况并融入了西方的新史学思想和进化论思想，倡导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放眼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在很大程度上沿用着他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
3.2.2. “立”民史研究之大势
“统者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 [6] , p. 167)”他在《新史学》中如是说道。历史是要以国民发达、助成国民性为目的，著史也应是以国民为主的“民史”，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理论之中，他认为历史应当是叙述人群之进化，而非一人之进化，所以所著之“民史”亦应是国民群体之史，而非君史。“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 [7]
梁启超认为著立“民史”应当摈弃旧史愚民的弊端，“以要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稻，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 [8] 所以新史家应当把注意力放到国民身上，运用进化论将历史研究的眼光放在整个族群和时代的变迁而非一家一姓之兴衰更迭。在世纪交替的重要阶段，梁启超对“民史”极力宣扬推崇，“民史”研究是顺应当时世界史学研究大势的，至今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2.3. “立”中国通史框架
梁启超在发表《新史学》之前，阅读西方著作，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在改造旧史的同时就致力于构思“中国通史”并打算将其述之于笔下。其在20世纪初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就是中国通史的叙言和根据。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并在其中提出了“中国史”的概念，他的“中国史”不再只是单纯的政治史或是其他，这其中提到的内容极其丰富，他在讲到纪年时，“一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 [6] , p. 141)，融合了古今中西的手法，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中西结合，在其初步拟定的计划中，梁启超吸收借鉴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思想，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为“上世史”，即“中国之中国”；二为“中世史”，即“亚洲之中国”；三为“近世史”，即“世界之中国”，他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以世界史的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而其之所以如此重视这部中国史的写作，盖因“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9] 。
他撰述通史主张将中国历史综合性的叙述出来，例如其中提到的民族、语言文字、美术、商业等体现了其对于多学科、跨学科历史研究的尝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为我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模板。
4. 结语
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发表可以说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新史学》中的史学观念，与当时世界先进的史学理念接轨，具有极高的先进性，倡导以西方进化论史学为基础来研究历史、提倡著立“民史”并扩大史学研究范围，其《新史学》所提倡的史学著述方式在史料选取上丰富多样，在著述内容上容易突出重点并能够提供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些优点使得其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著述方式。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的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潮流接轨，标志着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史学的转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新史学》在破除旧史、树立新史学理念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新史学》在高呼史学改革的同时，过度夸大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无真史家，亦即一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在引入进化论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的吸收了一些进化论中的缺陷，进化论学说所倡导的“物竞天择”的说法影响广泛而深远，但是，其主要强调了生物的竞争，但却忽视生物以及种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状态。这些弊端也反映在《新史学》中，例如在《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提到：“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 [6] , p. 155)他在强调国家、民族竞争的同时，忽略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那一方面。虽然《新史学》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无法否认其对于近代史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他的中国通史构想及其后来付诸于写作的中国通史手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大壮丽的历史图谱，他虽想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直到他去世，他的通史依旧没有完成，不得不说是史学界的一大遗憾，虽然他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他构想中的新史学体系，但是他已经为新史学体系做出了足够的铺垫，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新史学体系能够最终建立，梁启超先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