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育调查指的是在不施加实验控制或干预下，相关教育主体以组织者身份开展自觉行动，收集有关教育问题或资料，对教育方面有关客观事实进行分析，并将调查结果形成报告的研究过程 [1] ，一般包括确定调查主题、明确调查目标、确定调查内容、选择调查方法、抽取调查样本、规划调查时间、进行预测性调查等步骤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与要求，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变化和完善。学者们以外语教育政策为行动指南和标尺，为提升教育教学和人才质量进行了许多颇具规模的量化调查。教育调查一方面为政府行政部门研制教育政策文件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帮助调查和研究者准确了解现状，及时解决问题，将经验上升为理论，推动教育质量改善。那么，国内外语教育调查的发展阶段如何？调查的主题和内容热点是什么？总体上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目前尚未有学者专门就外语教育调查展开系统全面综述。本研究借助可视化分析回答以上问题，把握外语教育调查发展的总体特征和趋势脉络，思考问题背后的原因，为未来外语教育调查指明方向，进而助推外语教育研究，精准优化外语教学实践。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首先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根据综述主题，确定四个关键词，即“外语教学”，“调查”，“外语”，“教学调查”，“现状”，时间段选取为：1992~2022年。为尽可能涵盖所有核心文献，本研究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AMI”，以及“同义词扩展”选项，并将其组合进行充分文献检索。以上类别期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内主流的研究动态。根据调查的内涵定义，由两位相关领域内的学者认真反复审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保留满足以下条件的文献：1) 调查范式属于实证类研究。2) 调查对象没有被施加实验干预。3) 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国内与外语教学有关的问题和情况。经过逐一筛选，本研究最终得到270篇核心期刊文献。其次，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将所有文献按操作依次导入软件平台，转换数据、新建项目，调整参数，以及设置时间跨度、主题来源和节点类型。最后，生成研究前沿和发展热点的知识图谱，具体包括发文量走势、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以及关键词突现。本研究基于此并结合其中若干文献对调查内容进行针对性分析。

3. 调查内容分析

本研究参考文献可视化图谱结果，着重从调查阶段、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以及关键词突现四个方面，对调查具体内容进行概述和分析。

3.1. 调查阶段分析

当前学者普遍根据发文量趋势走向进行阶段特征划分，文献发文量的变化能够反映一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是衡量研究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因此，本研究以发文量趋势为依据，大体归纳出四个调查阶段。

1992~1997年发文数量不高，为相关研究领域的起步阶段。随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逐步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中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为编写全国英语师范专业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国家教委社科司外语处于1989年6月至1991年7月，先后组织两次全国大范围抽样调查。全国师专英语专业教学调查组(1992)以国内18所师专为对象开展四个教学项目的调查，对《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育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内容和编制进行整体介绍和说明，并呼吁外语同仁根据新问题、新情况适时提出修改建议 [4] [5] 。此后，林祖安(1993)专门对大学新生英语水平展开调查，尤其指出大学新生语音语调不够理想，听说读写实践技能较差 [6] 。李萌涛(1994)和李堂(1995)分别针对科技英语和医学英语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前者强调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后者提出医学英语与专业课程同步进行 [7] [8] 。

1998~2009年发文数量逐步增多，为研究的第二阶段。倪传斌(1998)初次调查分析中学大学英语教学衔接情况 [9] 。束定芳(2003)指出，小学英语教学是近年来外语教育改革值得关注的焦点 [10] 。对此，荆莉(2007)和李玉芳(2007)分别调查小学英语教学评价实施与大学新生语用能力情况 [11] [12] 。此外，这一时期的调查重在关注语言成绩或技能。例如学生词汇发展状况、大学英语学生4级阶段词汇量、非英语专业学生语音等。除此之外，何翼(2007)、覃成强(2007)与南华(2007)等的调查专门聚焦教师教学信念 [13] [14] [15] 。罗晓杰(2004)则调查了中学英语教师职业压力状况，呼吁关注外语教师心理健康 [16] 。然而，关于农村或民族等经济欠发达地域的外语教学调查鲜见。陈莹莹(2004)调查了河南省八所农村初级中学的英语教师和学习情况 [17] 。黄兵(2005)以41位来自湖北西部偏远民族地区的教师为对象开展调查 [18] 。这两项研究体现出对外语教育薄弱地区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调查方向和内容层面的引领作用。

2010~2013年发文数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为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调查呈现出特色化与个性化特点，许多调查聚焦于高职院校外语课程以及专业英语课程，例如大学专门用途英语教学、高职院校ESP课程教学、行业英语需求状况、商务英语实践教学、双语教学中的语言技能、英语报刊教学、航海英语教学等。蔡基刚(2010)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定位进行思考，呼吁逐步将基础英语向学术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转移 [19]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专门针对英语专业师范生的调查只有一项，这从侧面印证中国外语专业的培养方向正变得更加多元。其次，调查开始关注偏远少数民族地域及农村地区的外语教学。例如吴雪萍(2013)、梅红英(2014)、文华俊(2013)、付明霞(2010)分别调查蒙古族大学生、青海省少数民族学生、新疆维吾尔族中学生、梁山彝族地区初中生英语教学现状 [14] [20] [21] [22] 。朱晓东(2010)、刘慧(2010)则关注了农村中学英语教学发展与课堂教学状况 [23] [24] 。

2014~2022年，发文量整体下降较快，为研究的第四阶段，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研究者开始倾向将质性数据融入大规模量化调查，形成数据互补。肖德钧(2015)通过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等方法，探讨行业英语课程学生需求情况、教师教学所存在问题 [25] 。刘芹(2020)运用大规模量化调查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中国理工科大学学术英语教学现状 [26] 。其次，这一阶段调查内容总体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特点，同时也更为深入探究外语课堂中的微观情况。郭敏(2014)与李晔(2015)分别调查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设计、教学语速和句法复杂度 [27] [28] 。此外，调查目标基本实现由听说读写技能的单项提高到多元能力发展，包括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翻译实务实践能力等，重心聚焦在高等教育外语人才培养。张文忠(2022)以首批入选国家级外语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25个种专业的167个建设点为例，对其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并就实践教学、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发展给予建议 [29] 。

3.2. 调查关键词共现分析

根据调查关键词共线结果可以快速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其中，“调查”、“师专”、“中学英语教学”、“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等出现时间较早，而最近时期出现的“在线外语教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教学形态重构”、“信息素养”等关键词可能成为未来调查的新方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外语教学的整体生态和关系已然发生新的重构，由此带来教学形态和教学技术的深刻变革(黄立鹤2021) [30] 。在师生层面，高霄(2021)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总结归纳出师生对在线教学5个评价维度，以及教学形态的3种形式表征 [31] ；杨姗姗(2021)基于上海市9343位外语教师展开问卷调查，提出中小学外语信息化教学已经具备一定条件 [32] 。在学生层面，赵婴(2021)则对一所综合性师范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生展开调查，分析影响外语专业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因素，以及考察学生对线上教学满意度 [33] ；应斌(2021)则对疫情期间中学生英语学习焦虑进行大样本调查 [34] 等。

3.3. 调查关键词时区分析

根据调查关键词时区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具有持续性的调查主题。其中，“专业英语教学”，“英语测试”，“应用能力”等关键词持续到现在，例如，颜奕(2022)从国际视角反观我国英语教学与测试，探究国外教育机构对我国学生英语能力及相关测试的评价与需求 [35] 。此外，还包括“学术英语教学、教师隐性课程、三语教育教学”等调查关键词。针对学术英语教学，廖雷朝(2019)着重调查中国大学学术英语学分设置与课程设置情况 [36] 。刘芹(2020)则从学术英语认识、内涵、课程实施等方面对中国理工科大学生的学术英语教学提供了启示 [26] 。针对教师隐性课程。石进芳(2022)通过横截面调查验证大学英语教师影响课程与教学策略的关系 [23] 。针对三语教学，刘承宇(2016)结合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从教育政策、教育模式、师资队伍、教学成效及教学跨语言影响5个方面对贵州侗族地区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 [37] 。另外，在整个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些经典文献起到颇大且持续的引领价值。例如，大学英语教师的外语教育观念、知识、能力、科研现状与进修情况调查结果报告(夏纪梅2002)和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方向(王守仁2011) [38] [39] ，其被引率分别超过800和1000。

3.4. 调查关键词突现分析

根据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可以进一步体现该领域在某个时间段发展的新趋势。其中，“反馈”，“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等突现时间较长。例如，张雪梅(2006)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调查分析了写作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40] 。“大学英语教师”这一关键词不仅突现强度高(Strength=3.54)，而且距离时间近，可以被看作是最新涌现的研究热点。例如，杨旭等(2020)采用目的抽样方式、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贵州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基础教育外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展开深入调研 [41] 。那么，我们进一步对“教学策略”、“教学信念”、“教师语言”、“教学活动”、“教学适应性”，“教学反思”、“教学能动性”、“教学投入”等进行较为细致的调查能够强化外语教师的主体作用，进而促进外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协同发展。还需要关注的是，“需求”(Strength = 2.37)的突现强度也非常高，说明其出现频次大幅变动的情况。在此方面，张文霞等(2022)探讨了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概念内涵，并从5个维度调查了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和发展需求 [42] 。赵雪琴(2017)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非外语专业研究生英语需求现状进行了调查 [43] 。

4. 思考与展望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工具，从发文阶段、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关键词突现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国内近30年有关外语教育调查的内容，揭示国内该领域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当前热点，进而发现有待完善加强的方面，以期为学者们提供启示。

第一，外语教育调查的四个阶段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调查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状态。调查属于时势所趋，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战略需要，调查对象主要为师范类英语专业学生。第二阶段的调查能够从不同方面揭示教学环境与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但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心理成长和职业可持续发展对教与学影响的本质属性。调查对象的学段和专业分布不均较为明显，调查内容虽涵盖比较宽泛，但不够深入。调查地域范围较小，大都属于个案性质的调查。第三阶段的调查主题特色较为鲜明，调查对象涵盖大中小学各学段、偏重职业院校。然而大部分调查依旧考察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资源、教学评价等宏观层面，内容针对性不足。第四阶段的调查主题较为丰富，内容也更为聚焦，有更多调查尝试把握学习者的心理认知、以及课堂教学过程的微观因素。另外，这一时期的调查明显反映教师发挥能动作用，自主地将教学、调查和反思有机结合。在关注教师如何教得好的同时，强调学生多元发展，很大意义上实现了外语教育调查研究反哺教学实践的目的。总体上，外语教育调查立足于中国本土化情景，既回应了每个阶段外语教育教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展现出未来发展愿景和教学规划的前瞻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评估教学质量进而改善教学效果，确保了决策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战略实施框架和行动指南。

第二，外语教育调查契合外语教育政策，内容主题具有时代性，但有待扩展和深化。政策背景服务则于人才培养，往往直接决定外语教育教学领域的实践方向，规定着语言教学与学习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意识(张绍杰2022) [44] 。近30年我国外语教学调查主题大致与外语教育政策契合，实现从突出“师范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到关注学习者“多元能力培养”的逐渐过度，同时调查内容由浅入深，即从外部生态宏观系统到课堂内部微观子系统。针对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本研究认为未来调查可以考虑平衡两者关系，洞察学生自我如何发挥能动性协调其心理认知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因素，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流体验等。随着《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的颁布与试用，当前外语思政教学现状是什么？各方面又存在哪些不足？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东盟等国家关系的深化，非通用语种专业日益兴起，在跨文化人才培养中优势明显。然而，非通用语各方面的教学状况和需求仍然不够明晰。值得一提的是，李向东(2021)对俄语、日语和西班牙语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动机展开调查，揭示出不同外语专业背景学生的动机类型，填补了非通用外语领域的调查盲区 [45] 。新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面临挑战，基础英语与专业英语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专业教学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问题尚待解决；近年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当前大学英语教学带来挑战，以往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正在从根本上发生结构性转变；当前内容语言融合教学方法在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实施效果和教师发展等取得系列进展。因此，我们还有必要以动态的思维，针对上述外语教育的重要主题跟踪调查，以便充分精准地把握其在新背景、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方法条件下的发展样态。

第三，外语教育调查对象总体上分布较为广泛，但其针对性与均衡性需要加强。调查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发现典型代表性群体，需要不同年龄、出身、职业的调研对象以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周批改2022) [46] 。外语教育调查总体上有普遍性调查和个案性调查，前者研究对象分布较广，而后者则更具针对性。以往调查总体上对不同专业、学段对象均有涵盖。对于调查对象的专业，四个阶分别主要为：英语师范专业学生、大学公共英语学生、高职院校学生、大学英语专业与公共英语学生兼有。对于学段范围，四个阶段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与初高中阶段的学生，但有关后者的调查较少，尤其较为忽视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关于此，束定芳教授曾不断呼吁外语教学研究要扎根于基础外语教育实践。另外，个别调查忽视了调查群体均衡性，这可能由于调查目的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所致。相比实验性研究，调查无法控制研究对象，因此样本代表性较难把握。例如，张文霞(2017)在对我国外语能力测评现状调查时，所选对象仅涉及到本科和高职高专一年级师生 [47] 。就地域而言，四个阶段的调查分布不均，以往调查主要集中于中部以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这可能由于当时农村偏远地区外语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或尚未普及。但是，乡村教育教学整体效果还不够理想 [48] ，尤其大规模线上教学加剧了我国城乡基础教育的“数字鸿沟” [49] 。那么，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外语教育现状如何，与外语教育发达地区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乡村教师自我能动性水平与制约因素等问题，十分有待外语教学研究者深耕中国乡村一线，以更加科学的选样方法，例如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比例抽样等，不断扩充样本群体，深入揭示外语教育教学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外语教学调查问题也需有针对性，以点带面，问题的针对性越强越有利于凸显调查的作用。

第四，外语教育调查有待使用多样的统计学方法、融入更多跨学科理论视角，丰富调查内涵。在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中，使用到的统计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三类，即描述性统计、简单推断性统计、高阶推断统计 [50] 。外语教学会受到教师、学生、环境等个体、社会和文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使用单一的统计学方法不能深入揭示调查内容 [51] 。当前调查的统计学方法日趋创新，部分学者尝试使用更为科学复杂的统计方法。但本研究注意到目前许多调查主要采用百分比、频率频数等描述性统计，例如，崔振华(2019)采用均值方法调查对分课堂模式对英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观念的影响 [52] 。这种统计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情况，但却不够清晰直观，无法获得更加多维深入的调查内容和现状。本研究认为外语教育调查本身的目的不同，使用的统计方法也会有所差异。另外，随着复杂动态系统、积极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理论方法的推广普及，外语教育教学调查开始尝试借鉴跨学科视角，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阐明调查结果。已有学者将教育心理学理论，例如自主学习 [53] ，融入调查结果的阐释。今后外语教育调查仍需进一步借鉴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其它领域的理论和视角，有机整合不同的调查和统计方法，实现调研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从横向到纵向、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不能仅局限于客观实际情况，调查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则是对其的深化，二者相互协同、互为渗透、不可分割。因此，外语教育调查有必要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统计结果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本质规律以及问题解决方法。未来外语教育调查仍需从理论视角、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结果阐释等方面提升其内涵，彰显调查价值。

5. 结语

本研究借助可视化工具对我国近30年的外语教学调查类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详实的梳理。当前的外语教学调查丰富了研究内涵，为其他学者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背景意义，弥合外语教学理论作用于实践的中介纽带。一些调查虽属个案，但却能一定程度反映出共性问题，值得教学实践参考借鉴。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循环往复的过程 [54] 。实证调查对于发现外语教学“真问题”、确定改革抓手、提升外语教学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外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完善，会演化出颇多有价值的调查问题，比如外语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虚拟教研室的共建共享、混合式课程的线上线下衔接、外语类一流学科的设置、新形式下中国外语教材的开发及使用等。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具体详实分析了国内调查的主题内容等现状，国外此领域有何特征有待后续探讨。本研究呼吁外语教育界同仁加强合作，立足新时代，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实证调研，开拓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的调查前景，使其真正作用于外语教学实践，改善外语教学质量，保障外语人才培养规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