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已接近10%。我国向超低生育率的转变是由结婚和生育行为的重大变化推动的(Atoh et al., 2004; Straughan et al., 2008; Yip & Lee, 2002)：结婚延迟、低出生顺序推迟和高出生顺序下降。结合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低生育率对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青年女性生育行为的研究迫在眉睫(杨菊华等，2008)。
米勒等人创建了TDIB (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生育序列模型(Miller, 1994)，较系统地揭示了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按照TDIB模型，从生育意愿到行为遵循“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生育结果”的发生序列。总体而言，消极生育动机(Nega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NCM)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孕育带来的不适、对为人父母感到恐惧和担忧、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身为父母感到的压力，会阻碍生育(Zeng, et al., 2023; Miller, 1994)。
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大多数其他指标相比，其中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宋健，胡波，2022；Westoff & Ryder, 1977; Schoen et al., 1999)，而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多侧重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及相关政策等宏观因素，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心理层面)仍然非常有限(王天宇，彭晓博，2015)。然而影响人类生育的心理机制有很多，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就与生育的关系复杂(McAllister, et al., 2016)，已有研究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主观变量，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受到个体心理特征和人际间的关系影响。研究表明，内在的心理弹性特征会负向预测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张志浩等，2019)。个体主义的生育动机也会促使个体拥有更低的生育意愿并更晚结婚，独立性和成就动机也会使有些青年女性保持低生育意愿(陈滔，胡安宁，2020；Houseknecht, 1978)。生育动机是多种生育倾向性混合形成的连续体，最终呈现的生育意愿是多种复杂因素触发综合动机推动下的结果(宋健，胡波，2022)。受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影响，Luthans等人提出的心理资本观点认为心理资本指个体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在面对挑战性工作时，有自信心并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以获得成功(自信)；对预定目标锲而不舍，在必要时为取得成功能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希望)；当身处逆境或被问题困扰时，能够坚持，迅速地复原并超越(韧性)；对现今的与未来的成功进行积极归因(乐观) (王雁飞，朱瑜，2007；Harms, et al., 2018)。
本研究旨在基于TDIB模型探究心理资本各维度在消极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路径(温忠麟等，2022)，从而从个体内在心理角度影响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最终达到提高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目的。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将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共有465名青年女性参加问卷调查，剔除没有通过测谎题的被试39份后收回有效问卷426份，问卷有效率为91.61%。有效被试中已经结婚135人(占31.69%)、未生育299人(70.19%)、所有被试年龄在18~35岁，平均年龄为24.15岁(标准差 ± 5.17)。
2.2. 测量
2.2.1. 生育意愿
参考郑真真(2014)年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编制的生育意愿问卷进行测量，共2个条目，分别为“考虑到您自身和家庭情况，您这一生希望要几个孩子？以及“再要一个孩子对您来说是否重要？”分别采用5点和4点量表计分，第一题中1表示“0个孩子”，5表示“4个及以上”，第二题中1表示“不重要”，4表示“非常重要”。采用总均分，分数越高，代表生育意愿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具有较好的信度。
2.2.2. 生育动机
本研究采用米勒1995发表的生育动机测试量表CBQ (Miller, 1995)中的消极生育动机量表，包括怀孕和分娩不适、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忧虑、儿童养育的负面影响和父母压力四个维度，共20个题目，如：“担心我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各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从“不”到“非常”分别记1~4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心理资本
本研究采用心理资本问卷(PCQ) (Harms, et al., 2018)，包括自信、希望、韧性和乐观四个维度，共16个题目，如“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工作/学习中陷入了困境，我能想出很多办法来摆脱出来”。各项目采用Likert 6点量表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6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资本越高。各维度分量表和总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0.86、0.83和0.88，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23.0和Process程序进行数据处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的方法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Process程序检验心理资本四个分维度的中介效应，样本量为5000，检验模型为模型4，设置95%的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本研究中各量表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8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7.87%，未超过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核心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
表1结果显示：消极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的各维度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生育动机与心理资本四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between research variables
表1. 研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矩阵
注：*P< 0.05，**P< 0.01。
3.3. 消极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中介模型检验
将消极生育动机作为自变量，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心理资本四维度作为中介变量，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设置95%可信区间。结果显示，消极生育动机和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心理资本中的乐观维度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检验的消极生育动机到乐观到生育意愿的路径对应的可信区间未包含0，中介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心理资本各维度对消极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见图1。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negative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表2. 心理资本四维度在消极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P< 0.05，**P< 0.0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图1. 心理资本各维度对消极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4. 讨论
4.1. 青年女性生育序列模型验证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年女性的消极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青年女性消极生育动机越强，即孕育带来的不适、对为人父母感到恐惧和担忧、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身为父母感到的压力越强，越会阻碍生育。这与米勒和曾铁映以往的研究契合(Zeng, et al., 2023; Miller, 1994)。心理资本四个维度分别为自信、希望、韧性和乐观都与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受到个体心理特征影响的研究相一致(陈滔，胡安宁，2020；张志浩，刘满兰，戴必兵，2019；Houseknecht, 1978; McAllister, et al., 2016)。
4.2. 乐观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心理资本中的乐观维度在青年女性的消极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消极生育动机部分通过乐观来影响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这提示我们，在对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行干预时，可以针对具有可塑性的心理资本，特别是心理资本中的乐观维度来进行作用。
因为，James等人(2009)曾证明心理资本(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的积极资源)可能是更好地理解压力感知症状变化的关键。乐观者体验到的消极情绪相比于悲观者会较少一些(McHale, Clark, Tramonte, 2015)，乐观的青年女性会优先注意加工正性信息，摒弃与乐观自我相抵触的负性信息，也会产生更少的负面认知，并且会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的细微差别灵活选择以调节负性情绪或对消极环境进行积极解释，在逆境或困难时期，较高的乐观水平与更好的主观幸福感(王军妮，王勇慧，2023；Carver et al., 2010)。所以乐观的青年女性在面对同样的消极生育动机会体会到更少的消极情绪，产生更少的对生育的负面认知，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并且乐观的青年女性持有积极解释风格，面对压力事件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策略(郝亚楠等，2016)，Carver等人也发现乐观者多采取事先计划、积极重塑及幽默等积极应对策略，不断为预期目标的实现而努力，他们在不断趋近目标的过程中也会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Carver et al., 2010)。所以乐观青年女性能够更好克服消极生育动机的影响以进行生育行为。
乐观能够帮助青年女性们积极主动地面对问题、克服消极生育动机，从挑战和障碍中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机会，有增强青年女性应对消极生育动机的压力和挑战、适应变化和主动寻求发展的能力，使得青年女性们更具有调整和适应的能力(徐秀妮，王怡哲，2023)。乐观的青年女性们在面对孕育带来的不适、对为人父母感到恐惧和担忧、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身为父母感到的压力时，可以很好调节内在状况和一般心理健康的关系(李虹，孙汉银，2010)，用充沛的精力和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应对外界事物，并使个体的心理社会资源得到积累和提升，体验到乐观这种积极情绪的同时也都会体验到更多其他的积极情绪(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2003)，更好地克服消极生育动机给生育意愿带来的负性影响，促进良好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健康人格的发展，实现自我和心灵的成长和强大。
4.3.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心理资本影响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机制，对提高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本研究提示国家社会在鼓励青年女性生育中进行更具体地针对规避消极生育动机带给青年女性的负性影响的政策或宣传，尽可能减少怀孕和分娩的不适、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忧虑、儿童养育的负面影响和父母压力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其次，乐观在消极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可培养其乐观品质来提高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通过乐观的视角和更多正性的情绪体验以及积极的应对策略使青年女性更好克服消极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改进。首先，本研究采取横断模式研究，只能获得消极生育动机、生育意愿、心理资本各维度三者的关系，无法进一步判断因果关系，也无法得出个体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其次，对于翻译的外语问卷和指导语的提示，可能使没有生育经验的青年女性在题目的理解上存在困难，增加其阅读和自我报告难度。
基金项目
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S20231061906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