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河南地”是秦汉时期和我国北部边疆联系紧密的一个地理名词，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东部地区。自古以来，“河南地”就是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区域交流互动重要地域之一。由于缺乏确切史料记载，我们无法探寻这种交流互动自何时起，该地区真正出现在史家笔下，是始于西汉司马迁对秦朝和匈奴在此地区展开对抗性互动——即秦始皇派遣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设县四十四，这是“河南地”第一次完全被纳入中原行政体制。学界对此有不少看法，但近年随着考古资料不断被发现，特别是秦长城和秦直道等相关遗址遗迹问世，我们有必要结合相关史料，重新探讨梳理秦朝“河南地”相关问题。
2. 匈奴兴起自“河南地”与南下骚扰中原边郡
匈奴之族，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近人王国维最早使用现代历史学方法对该民族进行研究，指出该民族“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1] , pp. 377-392)1。但这种审音勘同方法的使用并不严密，且从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中，也很难就匈奴族源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林幹认为匈奴应是商周时期“鬼方”“獯鬻”“玁狁”，春秋时的各“戎”“狄”这些互不统辖的氏族和部落经过长期发展，逐渐聚集、融合形成的新的民族，以其中最为强大的匈奴作为新民族的名称( [2] , p. 2)，此观点仍是当今学界主流观点。关于“匈奴”族名最新的进展是姚大力在《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的演化——早期北亚史札记》一文中，以音韵学方法对王国维“‘獯’(*xǐwən)2音为‘玁狁’(*hǐam-ʎiwən)之二合音”观点提出商榷。姚大力指出王氏以“玁狁”合音为“獯”，实际上是通过东汉以来出现的“反切”原理，强行将“獯”和“玁狁”勘定为同名异译是由于“王国维时代普遍认为‘獯’、‘玁’两字的上古音声母相同的见解，现在已被很多古汉语专家看做是不正确的”。“獯”经过还原，在上古应是单声母字，“玁”“狁”二字则是声母后都带有一个流音，合音后较难与“Hun”之音相谐，进而难以通过语音将匈奴名称上溯至“玁狁” [3] 。
林幹提出，匈奴发祥地是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 [2] , p. 5)，即“河南地”范围内。战国时期，匈奴在该地区逐步发展，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游牧军事政权，同时实行左右翼及十进位的行政军事制度。其政权机构可分为三部分，即单于庭，辖匈奴中部地区；左贤王庭，辖匈奴东部地区；右贤王庭，辖匈奴西部地区。单于是匈奴最高首领，据班固记载，匈奴单于姓挛鞮氏(一作“虚连题氏”)，总揽一切军政大权，有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外姓担任，一般是匈奴三大贵氏，即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根据惯例，呼衍氏居左位，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管匈奴中一切纠纷诉讼。单于以下为左右贤王，是匈奴最高地方长官，因匈奴尚左，故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多由太子担任，地位高于右贤王。左右贤王之下设左右谷蠡王，于各自驻牧地建庭，匈奴政权中，除单于外，以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最为尊贵，被称为“四角”。之后还设有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和左右大当户等高级职官。这里各官职均分左右，就是匈奴左右翼制度的体现。这种政治集团，早期是由一个在血缘上接近封闭，即由单于所出的王族挛鞮氏和其他匈奴“贵种”组成部族集团相互通婚构成。王族中单于亲属掌握匈奴核心权力，成为各驻牧地首领；其他贵种则起到辅佐作用，既不别统部落，也无封地，仅是对单于和各驻牧地首领起到辅佐作用 [4] 。
一般认为，匈奴上述政治制度在头曼单于时已基本成型，其子冒顿单于将其正式制度化。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匈奴单于头曼为了令小儿子继承其单于之位，将还是长子冒顿派往月氏，并故意与其制造摩擦，以期借月氏之手除掉冒顿。但冒顿十分机智勇武，危机关头抢夺月氏宝马逃回匈奴领地，头曼单于有感其勇武，暂时放弃除掉冒顿的想法，封他做万骑长。暂时安全的冒顿一面韬光养晦，一面训练忠于自己的战士，在时机成熟后上演了一出“鸣镝弑父”的戏码，成功获得匈奴单于之位。其后“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 [5] 卷110《匈奴列传》(PP. 2890-2893)，设置职官。但细考史料发现，司马迁并未确言匈奴职官肇始于冒顿，而是认为：“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5] 卷110《匈奴列传》(p. 2980)。由此可以看出，司马氏仅指出冒顿以前，中原政权对匈奴了解尚浅，“其世传不可得”，冒顿之后，中原政权和匈奴往来日深，“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记”。谢剑亦发现《后汉书·南匈奴传》和《晋书·北狄传·匈奴》传文中对匈奴政治制度描述要远详于《史记》《汉书》 [4] ，除其开列“匈奴王族权力逐渐向‘贵种’转移”原因外，应与匈奴同中原政权交往日益深刻有关。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草原也在匈奴的统治下实现统一局面，这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完成的标志( [6] , p. 11)，这里所说的“汇合”，就肇始于秦朝与匈奴在“河南地”的交锋。
在中原秦国统一六国同时，北方草原也在匈奴兵锋下逐渐统一，此时匈奴虽未完全统一北方草原，但已经控制了南至阴山、北迄贝加尔湖广大地区，其中最南端就是毗邻中原的“河南地”区域。由于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综合经济对北方游牧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具有天然的补充和吸引，加之匈奴天性“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5] 卷110《匈奴列传》(p. 2879)，故时常南下侵扰中原边地，掠夺人口、粮食，对与其相邻的边郡生产生活造成较大破坏 [7]3。
林剑鸣在《秦汉史》中论述：“当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中原战事方酣，匈奴趁各诸侯国无暇外顾，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 [11] , p. 75)。该观点虽点出匈奴在战国末期快速发展的外部因素，但却混淆了匈奴与“河南地”的关系。根据林幹《匈奴通史》中所指出的：“匈奴族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 [2] , p. 4)，前文已述，该区域正是“河南地”范围。经林幹考证，《汉书·地理志》中五原郡下稒阳县西北有头曼城，其认为该城即匈奴头曼单于驻牧中心及以头曼为首的匈奴政治中心所在。此外，另据《史记》中所记战国时期匈奴与中原燕、赵、秦三国毗邻亦可推知，匈奴应发祥于“河南地”一带无疑( [2] , p. 5)。同时，自解放以后，该地区不断出土有先秦时期匈奴墓葬，亦是一个有力证明。
3. 蒙恬“北逐匈奴”与移民实边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战国割据，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此时北方匈奴的威胁成为秦朝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沉迷求仙访道，渴求长生，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遣燕人方士卢生出海访仙。卢生入海而还，向始皇进奏图书谶言，即“亡秦者胡也”，林剑鸣认为该谶言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对匈奴侵扰的忧虑( [8] , p. 70)，我们据此可理解为，这次访仙或是秦始皇为北击匈奴进行的一场政治作秀也不无可能。
所以“笃信”这条谶言的秦始皇遣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关于蒙恬北击匈奴，司马迁描述甚略，仅有“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5] 卷6《秦始皇本纪》(p. 252)一句，但钱穆等人在《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春秋(下)——秦》“北逐匈奴与边防之筹划”一章中复原出蒙恬出击匈奴大体情况。是年夏秋时节，蒙恬率秦军主力自上郡经榆林直入“河南地”北部；另一部则由义渠道(治所在今甘肃西峰市东境)、萧关直插“河南地”南部，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两军对头曼单于所率匈奴骑兵与驻牧部落进行围攻，匈奴不敌，放弃头曼城及“河南地”向北退却700余里。蒙恬将秦军驻于黄河南岸，准备开春继续作战( [9] , p. 256)。
第二年，蒙恬又成功收复得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区，置县四十四，同时恢复九原郡建制。并于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从内地迁徙三万户前往北河、榆中一带进行屯垦。据周振鹤考证，秦朝此次移民范围主要是以秦长城为北界，南界则是在战国时期秦长城一线( [10] , p. 68)。需要指出，这里周振鹤所言战国时期秦长城即秦昭襄王长城，也就是“河南地”南界；北界秦长城则是根据《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文中勘定的“在呼和浩特市东北穿越大青山，逶迤在大青山北面的岗岚之上，经武川县、固阳县而进入乌拉特前旗，分布在狼山南麓的乌拉特中后旗和潮格旗境内，向西伸入乌兰布和沙漠中” [11] 一段。
这次移民对象主要来自“谪”或“谪戍”人群，周振鹤认为对这些人的移民是秦始皇强权意志下随意决定的( [10] , p. 69)。实则不然，首先此处自然环境如周振鹤所言，“河南地”地处北疆，气候较关中地区更加寒冷，而且这里此时还是匈奴游牧的草场，并未进行农业开发，对中原地区移民而言，条件十分艰苦。再者，这里远离秦朝政治中枢，若以六国遗族作为移民对象，那么这些人一旦脱离秦朝监视，那么对秦朝统治是一个巨大隐患。基于此，“谪戍”则成为最佳移民人员，包括有罪的官吏、赘婿(因家贫入赘女方家的男子)、商人，等等。这些人不是有罪在身，就是在秦朝地位、身份低下，所以是较为合适的移民人选，后来汉武帝向“河南地”移民时，最初也是主要以“奸猾吏民”为主。但秦朝“谪戍”人员或许和需要移民人数相差较大，故随后征发移民对象扩大至登记过商人户籍或祖辈、父辈登记过商人户籍之人，和“左闾”的穷人们了。但同时，蒙恬率领的秦军当中，大部分随蒙恬驻扎上郡，还有一小部分应在“河南地”专为屯垦部队，并担负监管移民群体之责。
此次秦朝向“河南地”移民人数，史籍中并未作任何记载，我们难以窥得，但周振鹤以秦朝时其他郡县常驻人数作为参考，对秦朝“河南地”新设四十四县人口进行了合理推算。其认为，若秦朝以移民充实新设44个县，人数势必不能过少，不然无法对这些新设县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按照每县平均500户计算，44县应有2200户，每户平均有5人，则此次移民数量应在11万人左右；若每县以千户计算，则户数应是44,000户，人数则是22万左右( [10] , p. 69)。但考虑到“河南地”范围较大，这次移民数量仍显不足，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5] 卷6《秦始皇本纪》(p. 224)，从“拜爵一级”可以发现，这次移民是以平民为主，政策也是以奖励为主的。
秦朝两次向“河南地”徙民实边，先后共计移民近30万人，这些中原移民主要是从事农业开发。战国时赵武灵王虽也将疆域拓展至“河南地”部分区域，但并未进行大规模移民，所以秦朝向“河南地”移民，是中原地区首次将农业生产方式向北推进，拉开了中原地区开发“河南地”的序幕。但遗憾的是，秦朝仅维持了15年就土崩瓦解，驻守上郡的蒙恬也被秦二世赐死，直接造成“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5] 卷110《匈奴列传》(p. 2887)的局面。周振鹤认为，秦朝徙民并非如司马迁所述，是在“诸侯畔秦”后才开始逃离的，实际上从蒙恬死后至诸侯畔秦间的一、二年间就已经开始陆续逃离。其还根据移民身份推断，首先逃离“河南地”的应是第二批以平民身份迁徙至“河南地”的人群，第一批则需要到秦朝统治彻底瓦解才有可能全面逃亡( [10] , pp. 69-70)。但考虑到秦亡后匈奴又迅速占据“河南地”情况，势必会存在一部分未逃离回中原的人群，这些人大概率成为匈奴各部落中负责手工业和农业的专职人员，并且很快融入到匈奴各部当中。直至东汉末期，社会上还流传有鲜卑人即秦始皇时迁往“河南地”移民后裔的传说，即“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亡依鲜卑山，后遂繁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 [12] , p. 492)可见秦朝向“河南地”移民时间虽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河南地”区域的胡汉交融，起到了开发“河南地”的先锋作用。
4. 修建秦直道与万里长城
据司马迁记述，秦朝在略取“河南地”后，在设置四十四县同时，还沿黄河修筑障塞，并利用战国时秦、赵诸国长城，重新修建横亘北方的长城。此外，蒙恬还“堑山堙谷”，修筑自九原至云阳的秦直道，打通“河南地”至中原的通道，加速其融入中央统治的进程。
早在战国时期，北方三国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扰边，均修建有长城一类障塞城墙的防御设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不难发现，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 [13]4，确实是在北方各诸侯国原有旧长城基础上，所修筑的一条横亘于匈奴进入中原道路上的长城，其中同“河南地”有涉的部分应是原秦、赵长城这一段。林剑鸣《秦汉史》根据当时材料对秦长城进行考证，得出秦始皇所修长城大致可分三段：第一段是自临洮东北至九原，是利用原战国秦长城和赵长城修缮而成，是防御匈奴的前线；第二段是从云中至代郡，有部分燕、赵长城可以利用；第三段林剑鸣采纳了黄盛璋的意见，认为是在代郡至碣石一带，即今河北省蔚县西南到北戴河–秦皇岛金嘴山一带( [8] , pp. 71-72)。
近年随着全国各地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秦长城的走向和遗迹分布也愈加清晰，其中已经证实的“河南地”区域秦长城遗迹主要有鄂尔多斯榆溪塞秦汉长城、乌海–鄂托克旗桌子山秦长城和鄂托克前旗秦长城三段。其中鄂尔多斯秦汉榆溪塞长城可以分为2个段落，分别是哈什拉川水险和新民堡长城；乌海–鄂托克旗桌子山秦长城则分为3个段落，分别是南北向的凤凰岭秦长城、东西向的苏白音沟秦长城和巴音温都尔山秦长城；分布于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的秦长城，则是大致呈东西走向横穿鄂托克前旗东南部。
从目前踏查的秦长城遗迹来看，秦始皇修建长城之举，虽利用了大量战国时期北边三国的旧有长城，但考虑到当时生产工具较为简陋、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确实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建设项目。显然秦朝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工程，是集中了大量劳动力所致( [8] , p. 72)，这些劳动力主要是秦始皇先后两次的移民百姓，即前文提到的“谪戍”和“左闾”之人。如《史记》中明确记有：“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5] 卷6《秦始皇本纪》(p. 253)之语，《史记集解》引如淳语“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 [5] 卷6《秦始皇本纪》(p. 255)，等等。可以说，秦始皇集中大量劳动力在短时间内修筑长城之举，一直以来作为秦始皇暴政证据之一，不但如此，在讨论秦二世而亡时，秦始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也是原因之一。
但张经纬通过梳理“孟姜女”艺术形象形成过程，发现“孟姜女”形象是源自唐朝杂曲歌辞《杞梁妻》，在此之前，并未有人将“筑长城”和“秦无道”联系在一起( [14] , p. 173)。以此为线索，我们回头审视西汉史料，汉初贾谊所著《过秦》一文对此事描述为：“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15] , p. 13)，可以看出，贾谊并不认为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亡秦之迹，反而是用来衬托二世胡亥亡秦的正面例子。实际上，西汉大部分人认为秦亡之迹是秦始皇在北伐匈奴时，没有处理好后勤补给，如“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盖天下始畔秦也。” [5] 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p. 2954)。
所以秦始皇于“河南地”修筑长城，是为了避免匈奴对新设四十四县的南下侵扰，并且可以尽快将这片地区纳入到中央行政体制当中来，即张经纬《四夷居中国》一书中所认为的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为了把东亚大陆中低纬度农产区，同北方游动性更强的匈奴隔离开来，以达到避免“亡秦者胡也”的结果( [14] , p. 174)。
除了修筑长城外，秦朝还修建了自九原至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四十里前头村北)的直道，史称“秦直道”，可以说，秦直道是秦朝在“河南地”修建的第二大国防工程。其为北防匈奴南下侵扰中原边郡，促进华夏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
目前来看，关于秦直道研究尚有“秦直道走向”问题未能达成共识，需进一步探讨。该问题主要存在两说，即“西线说”和“东线说”。前者主要代表人物是史念海，作为秦直道历史研究主要开拓者，其提出的“西线说”一度是学术界主流观点。该观点认为秦直道起自陕西淳化县林光宫，过子午岭，一路北行，到营腰岘出与长城重合，沿长城内侧向西北进入陕西定边县，再折道东北，进入内蒙古境内。支持“东线说”的多是考古学界人士，其中主要以国家文物局秦直道研究课题组、陕西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对此说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史念海构拟的直道路线从南、北起迄点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入陕西定边县后绕了一个大圈，并不符合史籍中“直通之”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踏查结果，重新对秦直道路线进行了构拟。但无论是哪一说，秦直道后半段都是落于当时“河南地”范围内的，充分证明了秦直道对秦朝“河南地”中原同北方草原互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有秦一代，秦朝同匈奴围绕“河南地”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并在取得优势后积极采取经略建设，使“河南地”加速并入中原管理体制内。主要手段就是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和修筑防御匈奴的障塞通道，其中最为著名的障塞即万里长城。但由于“河南地”在先秦时期一直处于游牧经济控制下，短时间内无法令其游牧经济生产模式向农业–手工业综合经济生产模式转变。需要不断向北面输送物资用于建设，故对秦朝经济造成巨大负担，为其二世而亡埋下隐患。秦亡后，匈奴在其首领冒顿单于带领下重新占领“河南地”，同中原界于“河南故塞”，形成“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16] 卷110《匈奴列传》(p. 2902)的局面。
NOTES
1王国维在广泛占有文献材料和考古实物材料前提下，充分使用文献学、音韵学和其提出的“二中证据法”，考证、将匈奴历史上溯至商代鬼方，并认为该民族族名中一直保留有“Hun”音节的名称。参见：王国维《鬼方混夷玁狁考》，载《观堂集林》(《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7~392页。
2本文通篇采用王力拟音系统符号，所引文章所采用别家拟音系统，均进行转换，下文不在赘述。
3亦邻真创见性指出自古以来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靠近和进入内地，是内蒙古高原两千年来的规律性历史现象。这是因为在商朝前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畜牧业逐渐脱离出农业，形成游牧业。随着游牧业的发展，各北方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表现就是与游牧不相适应的农耕、定居生活逐渐被抛弃，游牧单一化、专业化，并形成适应游牧生产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论游牧经济单一性是相对而言的，在游牧经济中，同样存在一些基础手工业，如制皮、制毡、冶金以及一些木、骨手工艺匠人等，来辅助游牧经济进行，但同中原农耕经济下的手工业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在父权封建社会中，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贵族用尽方法榨取本部落牧民的剩余价值，当本部落牧民剩余价值无法满足其需求时，这种剥削就会自然延伸至周边部落，其表现形式就是掠夺和战争，反映到中原地区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扰边的历史事实。参阅：亦邻真撰，包文胜译：《内蒙古古代史中的若干问题》，载《蒙古史研究》(第十辑)，2010年。
4《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侧记》一文指出，经过研究人员实地踏查勘测和历史文献考证计算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是，秦始皇所修筑长城长度应在500公里左右。参阅：《文物》专刊记者：《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侧记》，载《文物》，198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