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墨子》是论载墨子语录的思想杂著，规定中国古代哲学、伦理、逻辑、科技、军事等领域范畴，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基石。其主要篇目《墨经》富蕴哲学、逻辑学、科学、政治伦理学等学科知识，以理性逻辑思维贯穿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与自然科学现象的学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点评《墨经》“勾画出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理论” [1] 。《墨经》是中国文化中与现代科学逻辑与发展线索最接近的本土名目，狭义上容含《经上》《经说上》《经下》和《经说下》四篇。《墨经》代远年湮，书间脱衍讹舛，语流跳脱断缺、辞章文约抽象，以至义理难逮，然其承载的逻辑学思想及科学文化依然指向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横贯交叠而生的语内迁移，古籍外译继而承合阐释之需，以注、疏、译、释交象生发。而且“原文愈难，译文解释性的成分愈多” [2] 。欲将中华经典文化内核有效传递，借助显化(明晰化)这一翻译策略成为必然。《墨经》四章体例独门，《经》文长于诸门科学范畴之于概念表述，诸条皆可与《说》文解释文句相参，铺展学理要义，前经后说相偶构式决定着文本独特的解经模式。本文以汪榕培和王宏的《经上》与《经说上》的翻译(以下简称“汪和王译”)及相应艾乔恩的译文(以下简称“艾译”)为例，借用显化翻译理论，以译文准确性、可读性、内容丰富度与流畅度，在多个维度上对比分析两个译本的显化效果，侧重窥探显化程度更高的汪和王译中运用的多重显化手段。
2. 名典蒙尘终有“译”
墨学发轫于先秦时期，曾与儒学并尊为“世之显学”。尔后几经指摘，光晔式微；六朝以降部分章节流失，现仅存五十三章。魏晋时期，鲁胜为“兴微继绝”，开往“引说就经”的研究范式，独注《墨辩注》，淬炼其中的科学精要。清朝中叶盛行考据学，时彦重操墨学考辨董理之业。乾嘉汉学时期偏重古书校注，毕沅著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墨子》校注全书，他在《墨子注》中阐发经义，对墨学研究发挥决定性作用。摄取清代研墨鸿绩，晚清孙诒让成就《墨子》校勘集大成之作《墨子间诂》，亦是一部引导性著作，相继传世多部经典注疏与译著。明末“西学东渐”之际，梁启超、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出于振兴中华文化的现实关怀“据西释中”，比附西方自然科学与形式逻辑描写墨家名辩学说。晚近经学考辨走向学理性，迈向现代化逻辑与自然科学的诠释路径。以至60年代，研墨撰作弥丰，如有《墨辩发微》《墨经校诠》《墨经训释》等。于《墨经》中，可探照全书经典价值的高度体现，指向墨学乃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最高峰，具有国学千年文化不可磨灭的意识形态。
《墨子》翻译缘起于19世纪艾约瑟首次发现墨子“儒家异端”的身份。186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为传播基督教，借墨抑儒，首开《墨子》翻译之先河。尔后，西方传教士纷纷节译《兼爱》、《节葬》等篇目，高扬基督教教义，促成“墨耶对话”局面( [3] , p. 98)。由此《墨子》译介开往神学化，博得初步的重视与传播。及至一战，西方为拯救民主文化，治墨学人转而探索《墨子》之于哲学基本精神，不再以西方本体居位，深入文本义理的钩汲，以史为鉴，会通中西。此后多部译作付梓，其中1929年美籍华裔学者梅贻宝在英国伦敦出版了《墨子的伦理及政治论著》(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Motse) (以下简称“梅译”)，实属译学经典。译者观照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节译了容蕴政治伦理思想的36个篇目，是《墨子》真正意义上的首部译著。译作面向海外汉学家，整体上趋同于原文风格，注解详备且丰厚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学术追求。尔后1963年，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付梓节译本《墨子菁华》，是《墨子》又一部经典译著。译者以简明轻快的叙事话语风格，致力于向西方普通读者塑造译本的通俗与流畅，届时与梅译先后入选《联合国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系列丛书》，至此《墨子》得到世界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相较于其他篇章，堪称世界三大逻辑学之一的《墨经》，其有关逻辑学与自然科学的描写文约生涩，况且文本训释立场林立，在以往更是鲜有译介。尽管如此，部分学者对《墨经》开展独创性研究模式，并演绎墨家科学思想对外传播的实践价值。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针对《墨辩》六章进行逐字逐句解释，堪比广义上的翻译形态，并辅以注释、评论、词汇表等副文本形式详赡元典。同时他在《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科学》中系统全面地整饬文本逻辑，形塑“经释一体”的文本构式，是后期墨家学说理据重构的重要支撑( [4] p. 31) ( [5] p. 126)。
《墨子》节译实繁，全译盖寡。改革开放时期，墨学的普世价值得到切实关照，译墨场域大有可观，先后问世三部全译本。《墨子》的首部全译本是由国内著名翻译家汪榕培和王宏教授于2006年执笔，命名为《墨子》(汉英对照) (Mozi I,II)，隶属于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 [4] 。该译本作为墨子思想进一步论证与阐释的基元，形成了中华文化外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2009年，美籍华裔著名心理学家李绍崑(Cyrus Lee)继之发行第二部全译本，即《墨子》全书(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译本主要在文化层面上宣扬墨学核心理念，追求其道德教化意义。随后2010年，澳大利亚汉学家艾乔恩出版译著“The Mozi:A Complete Translation”，是首部由西方译者创制的《墨子》全译本。译者通览名家校勘及考证文献，用以考释词句，并布排序跋、注疏、术语表等副文本类别，是一部典型的学究型译本 [6] 。为使《墨子》从学术推衍走向公共阐释，译者时隔三年在英国最具权威的“企鹅经典丛书”上推出重译本。在《墨经》章节，译者加强段后评注的阐说，援引名家注疏，形成译者重构义理的强有力支撑。
3. 汪与王译的英译特点
3.1. 本色译者的普世之“道”
国内著名翻译家汪榕培教授译苑广茂、译术传神。有始于对道家至理的兴致所在，汪教授颇能体认道家思想与元典语境，在译文中拥覆道家至理，献出《老子》《诗经》《庄子》《墨子》等诸本译学菁品，堪称国之经典的“本色译者”。译者躬耕于典籍英译数十载，基于丰厚赓续的译典经验，进化出典籍翻译思想之“传神达意”。“达意”意为抵达原作思想，需往至语言、修辞及思想意义的多维层面，以阐发深层意涵，并尽量完复表层含义；若达意是基本，传神则是升华。“传神”乃是“达意的传神”，诚如精神实质上的近似，体现在向异域传递元典语言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蕴的向度上，于哲学经典中，是围绕“原著的意思、语气及风格”的真实把握( [7] , p. 47)。“中国传统译论指向译者的主体素养、喜论翻译标准的伦理倾向” [8] 。汪教授的翻译理想是保证原著艺术风采移植的同时，亦当演绎自然理性的接受美学，强调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通过调动读者所熟悉的成分善发先贤思想精髓，真正做到“忠实”于元典。王宏教授常年主讲“汉语典籍英译研究”的相关课程，译作涵盖经典《梦溪笔谈》《墨子智慧故事》《山海经》等，将经验上升为理论性阐释与建构，据以生发“明白、通畅、简洁”的译事门槛，传递典籍英译的重大实践意义 [9] 。
两位教授多年潜泳于中国古代国学经典当中，深谙名著典籍，古文造诣匪浅。同时精通英美文学，能够徜徉在多元文化之间，在文章上把控“传神”“达意”间的张力，在译文中冲切古文微言大义，以地道详实的译入语语汇谛造义理，达到虚实交易有度。在耦耕译作时，译者广泛参详前贤考释校注，涵容《墨子间诂》《墨子全译》《墨子白话今译》等十余部经典注疏本。经比照梅译，汪和王译在语言转换和内容表达上足见时代内涵，成为墨家思想进一步说明、发挥与研究的范式译本，发展了中国典籍译学研究的新局面。
3.2. 本色译者发覆明义之“器”
中国古代史籍辞微精粹，蕴蓄先人的深邃思想与无穷智慧。《墨经》文辞约省，讹误衍脱，出乎其类，几不可读。是以，译者善求取于元典、博考经籍，以彻悟典籍文本要旨，进一步通过文本自证、探照古典文化语境；在实践中通感读者的阅读体验，具体到“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彩”( [7] , p. 36)。译者努力在求真于原旨和务实于读者之间打造平衡，积极引导广大西方读众穿透译本，拥覆墨家理性与科学精神之于西方精神世界的内在感化。至此，显化现象在典籍翻译过程中渐成范式，显化翻译策略也愈发成为译者渗透古典思想内核之“器”。
显化(explicitation)又称明晰化、外显化、明朗化。作为一种翻译共性，显化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显化”最早是由法国学者Vinay and Darbelnet提出的一种“文体翻译技巧”，指在译文中将原文隐含的信息予以明示，这种信息可以通过语境或情境进行推断 [10] 。而最早对显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是Blum-Kulka。她提出的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认为由于显化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阐释的结果，译文势必较比原文更加冗长，故显化是翻译过程本身的固有特征，具体表现在语篇衔接层次上的可见度 [11] 。诚然“显化假说”具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但许多学者仍表置疑。加拿大学者Séguinot认为“显化假说”存在局限性，在译文中弥合原文空缺的信息仅指向部分问题，显化亦有明晰原文隐含的信息或译者通过预设所理解的信息，并借由聚焦、强调、词汇选择等手段凸显原文成分 [12] 。因此，显化转换既有语言与文体差异的成因，也可能是译者通过理解与预设的结果。由此，显化策略便成为译者的广泛选择。在语用维度上，匈牙利学者Klaudy强调在译文中表露原文隐含的文化信息和作者的思想意图。国内学者柯飞应Séguinot之声，提出广义上的显化概念。周红民有感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张力，认为“显化”不全是形式上的补充，还有思维上的显见，发掘语言形式、语义内涵、句法成构、文化背景、译者主观因素等影响显化转换的多方因素 [13] 。本文借用柯飞对显化的界定，认为显化是译者基于自身的翻译主张，关乎读者理解视角，涉及语法结构上的衔接和语义上的显化转换，也包含显示原文隐含的内容(包括文化信息和作者思想意图)，通过添加、变通、阐释等方法，使词句意义更为具体、明确且易懂，逻辑更加清晰 [14] 。
追踪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显化是翻译过程的普遍规律和重要手段，显化策略已在一众中华文学作品翻译中找到合理性和适用性。贺显斌通过对比短篇小说The Last Leaf中的句段及其译文的明晰化程度，认为导致译文明晰化程度显著提高的主要翻译策略包括增加词量、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重组句段、语言变体标准化、转换形象和辞格等 [15] 。韩孟奇的研究强调明晰化对于汉语典籍英译过程的必要性，集中体现在增补、转换、释义、具体化、归化等显化手段 [16] 。卢晶晶针对小说英译的研究，阐发实现显化的主要方法：直译、增译、归化及信息替代和简化。其中简化有助于通过隐去繁复的信息，直显原文思想核心 [17] 。怀抱典籍文化，黄国文和余娟在功能语篇分析模式下提出显化的常见手段，即添加、说明和重构 [18] 。跟随显化翻译策略研究的发展，学者们的分析既有重叠又有创生。鉴于典籍阐释活动的多元面貌和迭代基因，针对多相典籍样态的英译考察，其可建构、可发挥的内容大为可观，尤其对以《墨经》为标榜的一众哲学专著的解释力可待纵深探研。本研究涉及到的《墨经》文本，推动了显化对解释、传播和翻译典籍文本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典籍翻译研究。
4. 明晰化与译文对比
纵观《墨经》多部译著，不同译本在语篇衔接与义理内涵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外显。译者在与经典架设对话路径的过程中，首先依照自己的翻译目的，在同一时空维度上有针对性地划定意向读者，掌握读者的期待信息。不同读者层次牵动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将翻译目的嫁接于“元译文”进一步调动具体翻译策略 [19] 。根据读者群体的划分，汪榕培和王宏教授认为典籍英译策略分属学术性与普及性。学术型翻译面向治汉学家。译者推举元典的历史文化价值，侧重副文本形式的深度翻译策略。艾乔恩首部译本以注疏详尽为旨归，罗列注疏家语典大成，试图重塑经典语义场；在译文方面推向直译法，效仿原文文言及文化风格，以此竭力托寄元典的精神实质，打通西方汉学界对中华典籍研读的学究式理路。
相比之下，普及型译本志于海外普通读众，归属于西方读者接受心理与诉求的满足。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对于通行的直译加注法和意译法，汪教授认为前者容易阻断译文阅读的流畅体验、消释读者对译文“透释”的热情度、持久度与通透度 [19] 。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冲淡原文概念的文化底蕴。《墨经》尚以简质之语抒发奥衍之旨，如上译法难以企及“传神达意”之妙。鉴于此，汪和王译注重把握概念虚实，在尽可能保证可读性与流畅度的基础之上，确保译文详赡致精，舒展墨家精神。
鉴于两位教授的典籍英译之“道”，译者进而主张“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指出“在英语读者可能接受的基础上，能够‘直译’就尽量直译”，但“在可能出现辞不达意或可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用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在个别场合下，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内涵的时候，则采用了解释性译法，这样做也许比加上大量的注解要好一些，读者不必随时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对“不言之言”和“言下之意”应予以增译，实现文化交际最大化效果，但不能有任何删减回避之行径( [7] , pp. 36-37)。为方便英语读者自然流畅阅读体会和审美知觉，译者不时把握文内解释译法的普世风尚，力求将篇章语境的价值内涵妥实自然地融贯于译文，鼓舞域外读者深入墨辩学理精神层面的互通互识，建立在内容丰富度、可读性与流畅性的基础上，是一种富有创见的译法。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译笔灵活，直译、转换性翻译和解释性译法并举，无论是在重谋原文言说方式或是在完复义理内涵上，都渗透着显化思维。论及此，显化策略方可作为两位译者典籍英译之利“器”，相比于艾译的翻译成分，其系统严谨的显化译法可资借鉴。
4.1. 详尽备至的增译
4.1.1. 言语搭建尽善尽美
语篇对于语际间传递文化典籍的本源性具有统摄作用，其中衔接是缔结整个语篇乃至下属语言项间的语义关联，是生成语篇的必要条件。句子间或一个句子内部的语义关系通常借助照应、省略、代替、连接词和词汇衔接等手段获得观照，实现语篇连贯 [20] 。不同语言以独具的思维方式搭建现实，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立意于象”的直觉体悟式认知进路，语言倾向于具体形象符号的孤立组合，话语呈现文字上的跳跃，语法隐现，语言成分出缺可经由事理逻辑和语篇语境得到预设及推理；英美人的理性抽象思维决定着英语语言表现为形式上严谨连贯的语言整体。鉴于汉英语篇逻辑形式结构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须意识到汉英语篇从隐性连贯到显性连贯的变通实质。
例1：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
枉 & 王译：Debate: When one says that something is an ox and the other says that something is a non-ox, they are offering contending arguments. It is impossible for both of them to win. As it is impossible for both of them to win, one of them will certainly lose. For example, an ox is not a dog.
艾译：Disputation: One says it is “ox”, one says it is “non-ox”; this is contending about “that”(the other). In this case, both are not valid. Where both are not valid, of necessity, one is not valid. Not valid (in this case) is like “dog”.
古汉语与现代英语语系有别，势必牵动彼此民族思维和语言表象的迥异，主要反映在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上。国学文献的精髓通常需要融合整个篇章深入体味，以把握汪教授所言之内在意蕴的“传神”，文章的关联与衔接便是着眼点之一 [21] 。《墨经》言质意显的文言格调，标识出汉语的意合成构。而在英语形合接应的模式下，于典籍英译过程中，合理地添增显性语篇标记、弥合句法结构，在英美群体中与经典对话建构出更为积极的意义。
汪和王译把持英语显性的语篇衔接布局，在译文中顺从汉语衔接机制，深入探测语篇发展脉络，捕捉原文潜在的逻辑意义，进而梳理义理内的层次与重心，以显在的衔接手段分列句内各分属语义层次与逻辑关系。在语义层面上，连词的使用进一步厘清句子内部语义信息的主与次，句子重心通常归位于结果、结论及事实的表述内涵上。汉语句子惯以陈述的重要信息置于句末，英语中连接词引导的主句也满足了这一条件。例如逻辑关系词“When”展开的条件关系旨在增势某种客观事实，将部分语言项设定为一种条件，进而加强表达事理的其他语言项的语义。在此例中，“辩”是对某一客观对象或论题(“彼”)的是非诤讼。为达成“辩”，一方主张论题的正当性，如“谓之牛”，另一方则反驳之，如“谓之非牛”。由此，译者预设“牛之辩”为达成“争彼”的一种前设，用以增强“争彼”这一事实的语义焦点，并以主句形式顺应汉语后重心的语言习惯。同理，“As”引导的主句亦将“争辩”衍生的结果予以顺应。由此可见，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合理地添增显性连接词，一方面符合目标语语篇的构建原则，采用形式手段演绎意合接应下的语篇语义相关，以此照顾到西方读者的认知思维范式，打通受众语言的分析进路；另一方面，英语鲜明的主从句式架构，有助于揭示语义侧重和事理逻辑顺序，引导拥有思辨的西方读者梳理《墨经》微言之中的论辩逻辑。
主语省位是典籍行文的又一大特征，主谓架构又是英语句式的核心。汪和王译根据上下文语境推理出合宜的逻辑主语(“both of them”, “one of them”, “an ox”)，顺势语义上的承前蒙后，对译文产生一种代入感，为读者营造友好的阅读体验。同样，艾译也意识到英汉语言表象性的差异，在译文中相应地补充汉语语言形式上的留白，但译者总体上侧重的直译法却未能深入探及义理逻辑和语言层面上的质实，以致读者在理解过程中仍存有留白。
例2：撄，相得也。
枉 & 王译：Coincidence in place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hardness and whiteness occupy the same position.
艾译：To coincide is both obtaining (occupying the same space).
汉民族的感性思维表现为语言“意义支点”上的贯通，较少借助语言形态。省略是汉语语言的特有手段，语言的语篇功能驱使缺略的语言成分首先与文本语境发生联系，从而与其他语言项产生意义上的衔接与预设，进而被还原找回。主语省位是古汉语的显著特征，上下文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为语言语境搭建起线性序列 [22] 。因此，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有意识地依托客观文本语境认知主语，在译文中“突显主语”，明示句际间的逻辑关系。
原文中“相得也”是典型的汉语零式指称句用法。仅从此句来看，“相得”关系下的属性与对象在原文中缺省，读者难以通过调动自身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体验去领悟其中的名辩逻辑。建立在以和谐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文化体系上，《墨经》的辩证思维也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文本内部形成严整的“论证”链条。两位译者意识到汉语语篇隐性衔接的特点，感悟条目间义理互彰，通过上文“坚白，不相外也。”及下文“坚白之撄相尽”之说，以墨家“盈坚白”为母题营构整体关联性，在译文中采用明晰化手段，恰当地补充主语(“hardness and whiteness”)，以此联结前后断言信息；主语的明示，又可对抽象义理进行知识概念化重构，增强原作文本在目的语中的辨析力和透释力。相较之下，艾译大体上复刻了古汉语模糊的句调精神，并以圆括号确注“相得”之义；虽略通其谊，但未能探颐墨辩论证的整体协调性，域外读者难以实现合理的类推。
4.1.2. 语义生添圆满调和
《墨经》常作“以例释经”，义例互证、自成一体。不论是事实的描写，还是例说的援引，均指向墨家哲学的辩证思维与自然科学的经验论证。《墨经》条目中的内在义例存在互为牵引的语义逻辑，大量的形象事例折射出对义理的辩证思考。然其文本表达细密凝练，文言之间多有语义断档，义例间更无显性语言成分耦合语义关系。此类语义空缺往往形成在抽象义理与具体事例的通约关系中，接应英语高拟合度的文本语境特征，通过显译语码投射的认知语境效应，以明晰义例之间的正变关系，促成作者引例用意与读者有效理解的认知共现。
例3：止：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
枉 & 王译：To stop: The assumption that anything that has moved for a long time will stop is doubtless, just like the assumption that an ox is not a horse. An instance is an arrow passing two beams, which will stop sooner or later. The assumption that anything that moves for a long time will not stop is doubtful, just like the assumption that a horse is not a horse. An instance is a man walking over a bridge, who will stop sooner or later too.
艾译：Stopping: Not stopping when there is no duration corresponds to “ox is not horse” and is like “an arrow passing a pillar”. Not stopping when there is duration corresponds to “horse is not horse” and is like “a man passing a bridge”.
《说》文中义例互证关系内涵于义理上的阐发。在思维上，以生动的形象或经验事例作为举类，参与经典要义的理性思考。此经引用诸多形象类比论证墨家的运动观。对于静止，《经上》有云：“止，以久也”。对此各家注疏尚且不同，就“久”而言，存在两大分野。一般意义上，“久”属时间范畴；另一种解释投射在与墨学哲理相通的西方思想上，延伸出一种“阻塞、阻力”的意义走向。
这一后期墨家的运动观与西方牛顿第一定律毫无二致。“无久之不止”映照出物理学中的惯性定律，即事物运动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不会改变自身的运动状态，犹如“当牛非马”之合情合理。也如同箭“矢”疾速飞逝，力道极大，宛若无阻隔之力，可在两“楹”之间保持飞速运动的状态。“有久之不止”以“若人过梁”反证其理，即行人走桥时，即使遭遇河水阻隔，仍能缓步前行，可证外力并非是改变事物运动状态的原因，犹言“当马非马”，揭示有悖常理的一面，但尚属事实。而这一事实也体现了墨家对理性思维强调直接经验与观察的科学分析传统。通过正反义例的横向论证，足见墨家对科学命题规定的严谨性，彰显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墨家独特的理性思维。
语言系统本身作为最基本的语境类别，在汉英语际转换中方可借势，呈递出原文言而未明的信息成分。依据此理，汪和王译以精妙的形容词“doubtless”和“doubtful”表现逻辑类比映照在说理上的修辞意义，增进读者对抽象义理的理解。同时译者通过深入探测文本语境，在译文中补充定语从句，阐说出无论何种“不止”，终将处于“止”的状态 [23] 。译者进行创造性地增译，延展义理语义，满足目的语语篇的完整性。此外，译者还将古人射箭常在两楹之间的文化背景嵌入译文。相比之下，艾译基本上保留原文的内容和语言形式，译文逻辑稍显穿凿附会，英语读者仅凭形象符号难以搭建内在义例的印证思考，而止于对墨家科学思想的类推。
4.2. 出神入化的转译
《墨经》堪称一部“界说集”，囊括中国古代逻辑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及自然科学范畴。行文简古玄妙，尚以小量语汇抒意。自古以来，历代名家讲求以文字的锤炼铺展微言大义，致使古书尤为艰涩难懂。然而西方世界固守理性明晰的认知路径。在英译古文经籍时，为达成“等效”传播，译者需要照顾英语读众的思维认知习性，塑造清晰明瞭的解经切面。
格特(Gutt)提出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明示—推理”的交际活动，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读者能否在原语认知语境和目标语认知语境之间实现最佳关联，其反映在读者能够付出有效的认知努力获取充足的语境效果 [24] 。译者通过元典和自身的认知语境，并设想读者的认知假设，以新的能够提供充足语言语境的明示信息描写作者的意图，使读者可以轻松地推置元典意旨。在架设新的最佳关联时，译者势必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扣合元典意旨与读者的认知期待。
4.2.1. 上下求索等效替换
例4：方：矩见攴也。
枉 & 王译：A square is drawn with a ruler to form the shape with four equal sides and four right angles.
艾译：A square: A carpenter’s square establishes the meeting points.
中国传统思维务求由文字的象形演化抽象的象征意义，而西方实证性思维则强调概念化语言，借助概念，方可在逻辑论证中认识事物的性质 [25] 。
原文中，墨家以具象的“矩”(矩尺)为作“方”(方形)之法，即持矩尺描画一方折线，再画一方折线，两者相“攴”(疑为“交”之误)则成“方”( [26] , p. 71)。艾译循此作业之法，将其直译，译文表达重心稍显偏移，未能精准传达科学命题、提供充足的语境。作为文本周围的关联性实在，文本语境中句段的关联关系为典籍阐释的自洽提供了可能 [27] 。《经上》有云：“方，柱隅四讙也”，即“方”乃楹柱横截面之形，呈四边四角相等之状。依照《经》文，汪和王译鞭辟入里地重塑译文，契合西方读者理性推演的认知范式。译者通过建构文句间的关联关系变通译文，实现译文表义的概念化逻辑，为原语认知语境与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促成关联性，推动义理内涵的有效传递。相比之下，艾译采纳原文所述的作“方”之法，相对于《经》文是从另一种角度诠释定理，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读者的处理努力，有失译文理想化效果。
4.2.2. 丈量墨旨巧化为营
例5：必，不已也。
枉 & 王译：Necessity is what is inevitable and everlasting.
艾译：Necessity is unending (?that to which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古文字尚简，历时久远，且古奥难解。在典籍翻译过程中，即时语境的缺位，难以将其与当下语境建构语境间的同根性与关联性，故此需要对语境进行延伸。早期的经典语境与历代文学阐释者的文化语境产生交替，构成多元的阐释体系，后代可通过先行文本语境的理解对经典文本进行分析。
墨学中的“必”指必定、决然，属于一种逻辑用语。“必”合乎一类事物的全称性、全然性，正如姜宝昌所言：“就某一论域而言，‘必’意味着所有讨论项必定尽然如此，不因某一讨论项而有所改变”( [26] , p. 60)。同时，“必”也包涵全时间性，如《经说上》有云：“必，谓一执也”，孙中原认为“一执”旨在一种横摄过去、现在及未来，永远下去的状态 [28] 。由是推之，“必”兼具必然性与永恒性。
中国古代文论向往简奥玄思，而西方文论善于把握内涵与外延的精确性 [25] 。为契合欧美读者直观明确的思维定势，译者反思旧有文本语境的假设重塑译文，直接抵达“必”的两性特征，旨在以最关联的表述把握事理本质，让读者投入尽可能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佳认知效果，达成读者与元典的有效交际。相比之下，艾译以直译再现古汉语模糊未定的思维模式，译出“不已”(不会结束)的浅表意义，弱化西方思维程式，译文未能深入玄理之中。
4.3. 关怀备至的阐释
中西语言文化间的巨大阻隔与差异，使文化经典难以在跨域交流中采用较为轻松的“迻译”传递元典思想脉络、义理结构和表达形式。此而不济则作“诠释”以助，开展文化间创造性阐释 [29] 。阐释学派主张，翻译即解释。在现代化视域下，阐释是一种描写性行为，意义的解读表现多样化形态 [8] 。在语词层面上，“释义”有“格义”法和“增义”法之分。其中，“格义法通常是由译入语本有的概念去格量、比附和解释原语文化的相关概念” [30] 。
4.3.1. 格义以助文化相宜
例6：鸟折用桐，坚柔也。
枉 & 王译：The bird builds its nest with phoenix-tree twigs because they are both firm and flexible.
艾译：In the case of a bird flying or a beetle moving, there is hard and soft.
“同异交得”是墨家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即关于同一论题的正反之辩，两者对立统一，终而“同异交得”。此经面临古音通假、阙笔讳字，行文意旨多有考辨，但尚未确考。有学者考释“折”为“‘逝’的省文，飞往之义”，“用”通“甲”(甲壳动物)，“挏”则通“动”。“同异交得”意味着“同”与“异”在于两个个体之间的特殊矛盾；因此“鸟折”与“甲挏”反映出“鸟儿飞逝属柔性，甲壳动物的行动属坚性” [31] 。艾译顺照此解，浑然自成地进行迻译。也有学者认为“同异”属于一个整体上的对立属性，两者互通有无。如孙中原训释此经，即鸟儿在筑巢时折取的梧桐树枝既坚实又柔软，具体表现为梧桐木质纤软、表皮坚韧的对立属性 [32] 。汪和王译吸舀此理，将其忠实复现于译文中，借用“反向格义”，以西方文学范畴托寓中华历史典故。凤凰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百鸟之王，被赋予神性，象征不朽的复活化身，古人常把凤凰与梧桐树联系在一起，流传着“凤栖梧桐”的民间传说。与之相类，在西方神话中的“phoenix”代表不死神鸟与重生象征意义，托寓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向往。译者在译文中征引西方同样展现神性、昭示重生与永恒之义的象徽文化“phoenix”，透过中西约同的神话图腾，进而捕捉“凤栖梧桐”与英美文化中“phoenix tree”之间的相通性，会通幸福美好的意蕴。译者运用反向格义下的置换手段，重塑意象，以此演绎中西文化意涵的相似性，尽可能实现跨语言文化根脉的融合，进而让理解在文化里融通，最终抵至“传神达意”之境界。
4.3.2. 引经据典别具匠心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造就先贤的致思方式和言辞风格，古汉语讲求要约明畅、玄眇奥赜，体现在意义上的神秘性与未定性。经由时间的淘洗，古籍早已没了当下性，原初形态愈发玄虚模糊，难窥至理本真。《墨经》断篇零简繁多，文章空白与未定性结构俯拾皆是，召唤着每一位肩负时代内涵与个人思想立场的墨学家，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对历史性产物铺展多元的训诂学意义，阐释并增殖墨家思想。
例7：忠，不利弱子亥，足将入，止容。
枉 & 王译：Loyalty: In building irrigation projects, Yu passed his home without entering it though his son was still an infant.
艾译：Loyalty: (It is not beneficial to a young lord to be disloyal. On walking into the prince’s presence one must correct one’s bearing.)
浮沉于沧桑巨变的历史长河，《墨子》遭遇字形讹变、语词脱衍、文句排布存疑等现象。该经讹夺甚多，行文考辨莫衷一是。葛瑞汉独断其为错置成分，应予以刊删；对于“子”“亥”之诂，诸本作“子亥”即“孙”之讹，争而未解，然其所揭要旨基本一致。“忠孝礼义信”乃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墨门下的“忠”糅合传统道德精神与政治理性，以“兼相爱、交相利”为绳墨，“利”实则为“天下公利”。《兼爱中》有云：“君臣相爱则惠忠”，墨家以“臣之忠”为“忠”的第一要义，探照臣忠君报效、甘于献身的精神，以及为民兴利除害的政治诉求。
文本空白所具有的意义潜势推动译者展开能动的联想，进而凝练出思想内核，创生文化新质。谭戒甫在《墨辩发微》中考释此经复照了“大禹治水”的经典典故。姜宝昌也指出“墨子法禹，形劳天下、突不得黔”，“三过其门而不入”，道出墨家的“忠”乃不顾家、义理天下之情状，可备一说( [26] , p. 16) [33] 。汪和王译依循谭说，新放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绘声绘色地阐释“忠”言大义。在交流中，“大禹治水”在西方广受流传，如此一来，译者既消解了文本捍格，又包容了欧美读众的认知向度，使读者产生“同情性的理解”，足资参鉴。艾译参见孙诒让的注释，认为“止”疑为“正”之讹，“正容”需执常礼、守常容，方可尽臣之忠( [26] , p. 16) [34] 。思鉴之，两个译文虽阐释路径殊致，但皆有墨家伦理之义，具有一定的阐释学意义。诚然阐释多元性是文本的存在方式，纷繁多样的解读共同筑造典籍生态。
4.4. 独具一格的具体化
古汉语文字体系贫乏、以单音词为主，常有一字多职、同条假借等语言现象。古代文言素来言约旨盈，文本意义下延伸出多种潜在意义、联想意义和假借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先贤哲思的阐释须落实到字词具体义位的考释上，透过语境进而补衬字词暗含的道义。对于《墨经》这种以概念来思维的古典文献，语境相对静态，主要涉及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后者包含言辞事件发生的宏观社会和微观文化背景 [27] 。《墨经》以其《经》《说》相偶的独特构式及其上下条目互证的文本特点，为单文本语境提供足够的阐释力。在语言单位层面上，《墨子》自身的文本体系在“字”、“词”、“句”、“段”、“章”之间建构内在互联互证的严密整体，而《墨经》中的范畴及原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则更为紧密，文本自证通常为解“经”的内在机制，故可将《墨经》中多相的语词概念转化为不同文句下单一化、具体化内涵。
例8：知，接也。
枉 & 王译：Human intelligence is perceptual knowledge.
艾译：Knowing is contacting.
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文本语境的层次性特征意味着语言单位越大，内部制约就越明显，越能实现语词的具体所指 [27] 。通篇而论，墨家论“知”有四个义位，即“知材”、“虑求”、“知接”与“明”。其中“知材”为一种能知物的本能，是知识成立的基本条件；基于这种本能，进而展开求知的过程，即“虑求”(思虑)；“知接”强调感官与客观世界的接触，达成感性认识，是求知的第一阶段；“明”进一步推动理性认识，是求知的第二阶段。覆照《墨经》的整体性思维，统观语篇，可清晰定位“知接”乃为何“知”，缕析“知”之四阶，进一步论证《说》文：“知，知(接知)也者，以其知(知材)过物而能貌之，若见。”，即如同人用眼睛能见物一般，人只有通过自身的认识才可以在看见外物时对其形成能动的积极反映( [26] , pp. 4-6)。两位译者研精此理，深入探测原文文本语境，妥实允当地将“知”升格为人的认识能力(human intelligence)，“接”通感为一种倚重感官属性获取的知识(perceptual knowledge)，以具体化手段延申字词抽象意义，发展文本语境制约下的意涵指向，不至西方读者产生认知错位，故所译甚解。同时译者品味英语的静态理性之美，以名词短语搭建句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而艾译采取直译，致使译文语义逻辑断层、难得要领。
先秦诸子学说纷呈异彩，白简文字向来昭示某种象徵意义，发扬学派主张。
例9：实，荣也。
枉 & 王译：A man’s inner quality is reflected in his outer appearance.
艾译：(Inner) substance equates with the (outer) display.
基于认识论进路，“实”本意上指“实质、蕴含、内容”；“荣”代表“华荣、外观、形式”。诸云“实”内“荣”外，以呈“涵蕴充实必外发为荣华”之意( [26] , p. 14)。“对于文本含意的阐释要结合文本产生时楔入的作者为表述其意图而给出的认知语境要素” [35] 。沿袭墨家一贯的经验主义传统。墨家以“荣”训“实”，旨在将“荣”可经验的标示意义投射在“实”上。附丽《说》文，“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人如己，不若金声玉服。”立于儒墨有别的历史纬度上，墨家之“实”并非儒家礼乐主张的外在华丽，如此名不副实，无法展现人的真正品质。相反，“荣”体现为一个人的神情容貌、言谈举止，以“荣”训“实”意味着观察一个人外在呈现出的志气，便能了解他的内在品质，此解正诠释了墨家一贯的经验主义精神 [36] 。参稽此说，汪和王译融合上下文语境及文化语境，质询于元典、仰赖于学派主张，将“实”具象化为一个人的内在品格修养，“荣”外显于人的音容相貌，开阔了墨家对人之“实”的认识路径，彰显墨家经验主义传统。艾译虽然显现出“实内荣外”之特性，以圆括号标示加注，但直译在整体表意上仍显虚浮；在语词表达上，“display”牵动“炫耀”的语义潜势，颇有“金声玉服”之意味，译文未能投合墨家思想旨趣。
5. 结语
《墨经》自古恢诡谲怪、舛讹百出，难以卒得，以至相关研译尚不为多。显化理论对推动典籍英译研究建构起积极的方法论意义。基于显化研究视角，探讨《墨子》中艰深的“名学”与“科学”思想的英译也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经比勘，汪榕培和王宏教授朝向显化进路，打通原文文本风格空灵诡谲的结界，以达经文思想意旨，传播墨家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钻精译学数十载，汪教授道出典籍英译之绳墨：“传神达意”，王教授参悟出“明白、晓畅、简明”的典籍英译之道。循译道之明，穷万法之器。译者沿袭往世经典，盖古视今，会通本真元典，征召多重显化手段，如增译、转译、解释性翻译和具体化，在遵循文化自洽的意义上，表现出高度明晰化。译文语言整体上集表现、通畅与深度于一体，用词精妙、结构鲜明、章句连通，且表达至理完满。为在异域文化中顺利抵达元典精神，译者揣摩概念虚实交易的手法，会通元典虚隐文法下深邃的哲理及思想真义，复调古汉语修辞性章法张弛有度，投合域外文论思维方式，以西方文论体系的解释范畴自然铺陈元典精义的现代化转换，演绎“传神达意”之精神。汪榕培和王宏的译本彰显着中华典籍“道器”共轭的译介范式，积极引导西方广大读众展开深层次的义理思考，感受墨家深奥独众的科学理性。
在这个崭新发亮又飞速前进的时代，人们渴望文明相融。立足时代的康衢，为弘扬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底蕴，古史册籍的译介乃当代之需，明晰化路径可提高典籍英译质量，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成就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