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由过去粗犷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变到追求质量的增长，这不仅仅是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更是要求社会发展思路、发展理念的改变。技术层面，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依托先进科学技术的经济形态，促进其和实体经济深度结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通过新产业催生新模式、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社会层面，凝聚共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全社会形成注重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氛围。

现有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多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展开，具体包括对阐述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内涵(金碚，2018) [1] 、要求和实现方法(张军扩等，2019) [2] 、衡量指标体系构建(李金昌等，2019) [3] 等方面的理论分析，以及金融结构、基建投资(潘雅茹和罗良文，2020) [4] 等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而从微观层面研究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企业层面的文献相对较少。而企业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载体，高质量发展建立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黄速建等，2018) [5] 。因此，深入探究如何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提高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高质量的技术创新。现有文献注意到知识保护对创新的影响。张建忠和刘志彪(2011) [6] 认为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国际技术转移的成本，后发的南国无法承担模仿北国先进技术的成本，能够强化北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但导致社会总体创新率下降；Branstetter et al. (2006) [7] 则认为较为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创新的进行，在南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使得北国创新率加强，增加北国对南国的技术转移并且缩小北国和南国间的工资差异。现有学者鲜有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现有文献多从宏观经济结构研究社会总体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从微观结构出发，聚焦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将二者在一个框架下同时研究；第二，本文细化知识产权保护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为政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提供参考。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氛围是知识产权保护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所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知识产权保护能够维护创新成果真正持有者的权益，为持有者提供法律和道义上的支持增加其进一步创新的信心。

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政府层面为规范企业间技术创新竞争，以及创新成果保护出台的法律法规。一般是指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知识产权保护一般包含以下内容：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保护。然而，不同国家对于该制度的执行程度不同。发达国家偏向贯彻知识产权保护以获取科技带给他们的收益，而发展中国家缺乏较强的创新实力，知识产权制度执行较为宽松，期望通过模仿转移来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然而，我国已步入世界研发投入总量大国前列，科技创新成果逐年丰硕，采取过去较为宽松的保护制度对长期我国科技创新前景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较为宽松的执法力度可能会削弱法制环境，可能引致一种剽窃的氛围，而较强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法制环境的提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进而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氛围是指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过去的发展阶段我们社会出现的了唯结果论的思潮，过度注重能够快速运用于社会生产中的科技，随之产生的是对剽窃、抄袭等不正当竞争的忽视，进而产生打击那些进行实质性创新研发团体的积极性。而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同样有助于法制提升，减少剽窃行为的产生，进而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

H2：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营造良好法制环境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为验证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周泽将 [8] 等(2022)的研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H{D}_{it}={\alpha }_0+{\alpha }_{1}pr{o}_{it}+a_j{C}_{it}+{\eta }_i+{\mu }_t+{\epsilon }_{it}$(1)

$MID={\alpha }_0+{\alpha }_{1}pr{o}_{it}+a_j{C}_{it}+{\eta }_i+{\mu }_t+{\epsilon }_{it}$(2)

$H{D}_{it}={\alpha }_0+{\alpha }_{1}MI{D}_{it}+a_j{C}_{it}+{\eta }_i+{\mu }_t+{\epsilon }_{it}$(3)

其中α_it是待估计系数，C_it是控制变量集合，η_i代表行业固定效应，μ_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_it是随机干扰项。HD_it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数，具体做法是资本投入K以固定资产净额经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滑后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Pro_it是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用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衡量。MID是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4年到2020年所有上市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标记ST、*ST的公司，缺少主要变量的公司。最后确定2342家样本企业，连续七年共11,338个观测值。部分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官网。

4. 实证分析和结果讨论

4.1. 基准回归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或者序列相关问题，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VIF < 10)。接着对回归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chi2(2) = 178.12, p = 0.000 < 0.01)，结果显著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知识产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如下表1所示。

如表1列(1)汇报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我们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验证了前文假说H1。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已从原来后发的技术国家变成较为先进国家，拥有一定的研发实力。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为保障企业创新成果提供制度基础和社会氛围，增加企业进一步创新的信念，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4.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更改被解释变量的衡量以及更改样本容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专利数取对数，回归结果如表1列(2)所示，仍显著为正。剔除2020年数据，这是因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企业无法完全正常运行。回归结果如表2列(1)，显著为正。因此，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4.3. 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定位有差异，一方面非国有企业总体研发投入规模具有“头部效应”，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人才资源方面做到高学历研发人员聚集，拥有大量科研机构作为创新载体的同时，其新型研发活动布局可能较为滞后，不利于其高质量发展。本文将企业高质量发展分为国企和非国企。其回归结果分别如表1列(3)和(4)所示。我们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企的高质量发展影响不显著，对非国企显著正向推动。这可能是因为，资源的分配上，一方面，政府基于所有权关系，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绩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政府的政绩诉求，政府都会对国有企业提供“政治庇护”式帮助，政府的“支持之手”会更多地将资源优先分配给国有企业，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高低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不显著。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自身的创新成果能得到极大保护，对非国有企业进行创新至关重要，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4.4. 传导机制检验

前文机制检验部分，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法制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猜想。本文参考卢馨 [9] 等(2015)采用王小鲁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中的法律分指数来衡量法制环境，记为中介变量MID。检验思路如下，先做中介变量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回归，企业高质量发展应该显著，再做高质量发展与中介变量的回归，中介变量显著，回归结果如表2列(2)和列(3)所示。列(2)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示，当知识产权保护越高时法制环境越好，列(3)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示，当法制环境越好时企业高质量发展越好。因此，证明假设H2是正确的。

5. 结论和建议

本文将采用2014~2020共7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段检验方法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但其作用存在企业股权性质的异质性，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非国有企业显著。同时，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提升法制环境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 政府应该持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优化工作，为愿意进行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企业，营造出能够充分保障其权益的外部环境，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2) 持续推进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应该贯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助力国有企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

北京建筑大学2023年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项目(项目编号：3108102300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