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隔代抚养是我国当前家庭结构的形态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变迁发展后，李连友等人(2021)研究发现，隔代抚养成为家庭应对育幼压力的主要途径。针对隔代抚养家庭中被抚育对象出现的多种问题，已有多名学者进行了社会工作的介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效。刘靖(2014)运用小组工作方法设计亲子活动，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联系；班苑纯(2023)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需求分析发现可以用个案工作等社会工作介入方法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问题；曾建平，罗红平(2018)则发现对农村儿童隔代教育的介入有利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局部教育水平。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隔代教育家庭的路径，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少年隔代教育中所产生的问题，也能促进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王莎莎，严云鹤，2021)。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隔代教育都普遍存在并逐渐成为家庭教育中的一种主要方式。隔代教育背景下，儿童的行为、心理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并对其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而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隔代教育问题(艾媛，2020)。在隔代抚养模式下，祖辈承担起抚养责任，为孙辈提供生活保障和情感支持，孙辈祖辈之间的隔代抚养冲突，不仅对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正常生活、家庭关系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杨康，2022)。张海东(2020)提出隔代抚养对代际交换产生了实质性的挑战和影响，他采用结构式家庭疗法对隔代教育双方的互动关系实施干预，改善并重构了不良的家庭结构；由于多数隔代抚养家庭的儿童从小便由祖辈参与抚养，被抚育对象的依恋关系和亲子关系也会受到消极影响，从而影响核心家庭结构的稳定性(郑佳然，2019)。研究发现，我国有48.36%的老年人隔代照料孙辈，只有临时性的低强度照料才有利于代际关系和谐(纪竞垚，2022)。陈传锋等人(2022)的研究结果更是显示隔代教养家庭对幼儿的依赖人格有消极影响。由此可见，隔代抚养家庭对祖辈和孙辈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旨在用精神分析理论对隔代抚养家庭的被抚育对象进行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介入，以解决其存在的社会化障碍问题。

2. 理论内容

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工作理论中属于社会行为范式，是弗洛伊德于在研究精神病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创立，它对西方的心理学及人文科学均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段精神分析的“洪水期”，在那一时期，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咨询师在职业上发生重叠，足以可见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的盛行，随后，功能主义的出现分走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界的“半壁江山”，最后逐渐发展成今天社会工作介入的综融理论视角。

2.1. 核心概念

精神分析理论的假设是社会行为受制于人的本能，其内容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发展完善，核心理论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2.1.1. 本能和心理能量

弗洛伊德认为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本能可以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是与自我保护有关的及性的驱力，其中性驱力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性心理发展阶段论的核心；死本能分为外向的和内向的，外向的死本能表现为对他人的暴力行为等，内向的死本能表现为自虐、自毁等行为。

2.1.2. 意识层次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意识结构可以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潜意识)三个层次，潜意识最不易察觉，与本能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对人行为的影响无处不在，处于决定地位；社会工作者若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就必须挖掘其意识下潜意识部分的内容。

2.1.3. 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若三者失去平衡，则会导致人格发展障碍。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基于个人的本能而产生的欲望，本我是无意识的，不易被个体所觉察。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遵循现实原则，需要平衡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超我遵循道德原则，是由个人成长过程中对于道德规范的不断内化和个人理想、价值观一同组成，超我可以监督、批判及管束个人出于本能但与社会规范不相符的行为。

2.1.4. 性心理发展阶段论

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分为口欲期、肛门期、生殖器期、潜伏期、生殖期五个阶段，口腔期为婴儿期，大约在出生后的0到18个月，此时婴儿的生本能要求吮吸乳汁，婴儿即通过口腔获得性满足，若得不到满足，婴儿成年后可能出现暴饮暴食或抽烟等行为；肛门期为2~3岁，这一阶段排泄成为婴儿性快感的主要目标，此阶段养育者应通过排便训练来培养幼儿的自主能力，这一时期会形成“肛门排泄型”或“肛门滞留型”人格。性蕾欲期是最重要的心理性欲阶段。发生于3~6岁，此阶段儿童可能产生俄狄普斯情结；潜伏期处于6~13岁左右，在这期间没有明显的性发展表现，这阶段的特色是儿童失去对与性相联系的活动兴趣，而把能量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生殖期为成年期，随着生理发育的成熟，个人的兴趣逐渐地从自己的身体刺激的满足转变为异性关系的建立与满足。

该理论认为服务对象早期的童年经历和养育方式对服务对象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服务对象的心理或行为问题都可以归因于其童年经验尤其是创伤性经历中。

2.1.5. 焦虑与防御机制

焦虑与防御机制部分是指当个人的人格结构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体会产生焦虑的情绪体验，此时个体会采用心理防御机制来缓解焦虑并消除不适的情绪。主要方法有：否认、替代、认同、投射、合理化、反作用、退化、压抑、升华、防御等，这些机制运用得当，可以减轻痛苦，但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最后，转变中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强调“此时此地”的重要性。

2.2.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分析要点与实际应用

2.2.1. 无意识

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思维和情感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无意识包含我们不容易察觉的欲望、冲突、情感和记忆。

2.2.2. 冲突

精神分析认为人类内部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来自于欲望、道德、内疚感等。解决这些冲突可以有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2.2.3. 童年经验

精神分析强调童年经验对成年人的行为和性格有着深远的影响。童年的早期经验、父母关系等会在成年后继续发挥作用。

2.2.4. 转移和反转移

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可能会将他们的情感和情感关系转移到治疗师身上，这被称为转移。反过来，治疗师也可能对患者产生情感反应，这被称为反转移。这些过程可以揭示出患者的内心冲突和问题。

2.2.5. 梦境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无意识思维和欲望的表现。因此，精神分析师经常分析患者的梦境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以上要点在实务操作中被应用到的有“无意识”、“冲突”与“童年经验”，笔者通过对案主基本情况的分析，寻找到其意识中的矛盾之处，然后对其童年经历进行挖掘，找到根植于潜意识中对案主产生影响的童年重要经验，与案主一起，分析当前其内心冲突与现实矛盾的来源。在将案主的现实冲突问题归因于童年经验后，找到这重要的经验对其无意识及人格发展的影响，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鼓励案主克服内心的矛盾与怯懦，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寻求成长与改变。

2.3. 社会化障碍研究的社会重要性

社会化障碍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它关注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群在社交互动、沟通、适应和融入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

2.3.1. 改善个体生活质量

社会化障碍研究帮助了解了这些障碍的性质和原因，有助于为受影响的个体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治疗。通过有效的干预和治疗，个体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减轻焦虑、抑郁和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

2.3.2. 促进心理健康

社会化障碍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社交焦虑症和抑郁症。通过研究这些障碍，可以开发更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有助于改善受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2.3.3. 减少社会排斥和歧视

对社会化障碍的研究可以帮助社会更好地理解这些障碍，减少对受影响人群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创造更包容和理解的社会环境。

2.3.4. 提高教育质量

社会化障碍研究也与教育领域相关，因为在学校和大学中，一些学生可能面临社交和情感障碍，这可能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教育经历。了解这些障碍有助于开发更好的教育策略和支持体系，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

2.3.5. 帮助个体职业发展

社会化障碍可能对个体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过研究和治疗，可以帮助受影响的人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职业机会和成功的可能性。

2.3.6. 节约社会成本

社会化障碍可能导致医疗和社会资源的浪费。通过早期干预和治疗，可以减少社会成本，包括医疗费用和社会支持。

总之，社会化障碍研究对于改善个体生活、促进社会包容、提高心理健康、改进教育和减少社会成本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有助于创造更具同情心和理解的社会环境，使受影响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

3. 案主简介与需求评估

3.1. 案例选择背景与基本情况介绍

小兰，女，22岁，笔者朋友，主动求助于笔者；小兰大学毕业已有一年，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目前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不正常，有辞职念头；恋爱不顺，多次在凌晨独自出门或醉酒后独自回家，自述工作不顺心时会去江边待到半夜以寻求平静，常望着江面发呆，有想跳下去的冲动，但总会以江面灯塔比作希望以告诉自己要继续坚持；小兰情绪不稳定，常常感到沮丧和无力。小兰父亲在她幼儿时有酗酒和家暴行为，后父母在她七岁时离婚，小兰即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小兰祖父母文化水平较低，育儿方式较为溺爱且不科学。小兰起初很想念母亲，但小兰的祖母对其父母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常跟小兰说她父母的坏话，小兰父亲一家也常阻挠小兰与其母亲见面，小兰自述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所以选择忘记母亲，后小兰父母各自再婚且育有子女，目前小兰跟父母的关系愈发疏离；小兰目前工资较低，房租较高，个人生活也不够节俭，大部分支出都在餐饮美食和服饰消费上，有时小兰还要靠家里接济；小兰无法减少自己的支出又急于抚养回报祖父母，两者的矛盾让小兰痛恨自己的无能，精神上备受折磨。

案主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单薄，小兰出身县城，家庭普通，父母收入不稳定，祖父母有退休工资；小兰父母因年纪较大而子女尚幼，无暇顾及小兰的生活，双方沟通较少。小兰与祖父母关系亲切，节假日也都与祖父母一起度过，很少与父亲或母亲见面，大学后，小兰父亲收入不佳，小兰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祖父母负担，对此，小兰一直心怀不满且认为是自己给祖父母徒增负担。小兰的朋友多为其高中同窗，但目前都分别在不同城市，小兰在自己所在城市没有好朋友，常常感到孤单。

3.2. 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需求评估

精神分析理论关注潜意识和案主的早期经历，对于童年经历较为复杂的小兰，其成年后的偏差行为常受童年创伤的影响，小兰父母离异多年，各自组建新的家庭，被祖父母抚养长大，与父母较少沟通与见面，自我认知不清晰，超我较强但自我很弱，小兰目前存在的沮丧情绪与亚危险行为都与其童年经历有关，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进行评估、分析和治疗。根据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小兰存在以下三点需求：

3.2.1. 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

小兰早年与父母的亲密关系未能建立，现在与男友的亲密关系也出了问题，朋友也都不在其身边，大学四年小兰未能交到朋友，说明小兰的人际交往能力需要提升，而小兰现在急需修复与父母的亲密关系。

3.2.2. 增强并巩固自我的需求

小兰目前处于自我纠结和矛盾中，是由于其刚毕业工作不顺而又急于回报祖父母，可以看出小兰道德规范较强，超我较强大；而小兰在凌晨出门和在江边独坐的行为说明其有自毁倾向，是本我中的死本能在向内作用；超我和本我出现矛盾而自我未能平衡，人格出现失衡；由于小兰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家长的科学引导，自我同一性较弱，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小兰增强自我，巩固自我，同时应协调环境资源帮助小兰适应目前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3.2.3. 合理运用防御机制的需求

当案主的人格结构失衡并出现冲突时，就会产生焦虑并触发防御机制，合理运用机制可以减轻案主内心的痛苦，但运用不当或运用过度就会伤害案主，小兰在出现矛盾和焦虑时运用了压抑的消极的防御机制，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小兰运用升华等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帮助其宣泄内心压抑的从未消失的消极潜意识。

4. 实务介入过程及分析

4.1. 与案主进行首次会谈并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基础

首先，社会工作者在了解案主的基本情况并确定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其成长后，就可以与案主进行实质性接触并应运用同理、尊重等专业态度，客观中立地分析案主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同时，社会工作者要警惕自我价值的涉入，要尊重案主的自主性和个别性，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案主，价值中立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但是可以通过提升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的敏感度来尽量实现价值无涉。

由于是首次正式会谈，案主会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会谈属于无结构式访谈，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做到真诚且有效的倾听，真正听到案主的言外之意，以初步了解小兰的内心矛盾与挣扎；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谈话方式，拉进彼此的距离，适当对其进行肯定或鼓励，对小兰进行积极的暗示，以增强其表达欲望，提升双方的沟通效果。

首次会谈中社会工作者应敏感地捕捉到案主的肢体语言和姿态的变化，做好会谈记录(注意获得案主的知情同意)，由于服务对象小兰目前情绪和精神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社会工作者应避免频繁的眼神交流，只在适当和需要的时候给予其眼神的肯定和鼓励，避免动作的暗示和引导性的会话权力关系；首次会谈应让案主充分表达自己，社会工作者作为协助者只能起辅助作用；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写会谈记录来表达对案主的尊重，表明自己认真倾听的态度，同时缓解案主的紧张情绪；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会谈开始与会谈结束设置关注案主感受的简易常规性问题，如“若用1~5来表达，你感觉现在放松度有多少呢？”，此类答案明确且易测量的问题有利于社会工作者进行基本的前后测对比，可以帮助我们初步测量会谈效果，反思自己在服务中的不足。

会谈结束后，应对会谈记录进行复盘，关注小兰表达中的矛盾之处，透过小兰的肢体语言去寻求小兰内心真实的求助动机和难以言明的内容。将小兰基本情况、需求评估与本次会谈记录结合后，可以建立第二次会谈的大致提纲。

4.2. 与案主进行二次会谈并建立专业关系

二次会谈为半结构式访谈，首要目的是在取得案主信任的基础上与其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会谈提纲以小兰首次会谈中语言的矛盾之处为关键点展开，具体谈话过程中，应在鼓励小兰充分表达的同时，以提纲为基础，适时对小兰进行引导。挖掘小兰在语言矛盾之下被压抑的潜意识，在不伤害案主的前提下鼓励小兰讲述童年早期经历和那些“被迫遗忘”的创伤，让案主透过个人意识去看到自己从未消逝的潜意识及其所引发的焦虑情绪和防御机制，帮助小兰一起面对伤痕累累的自己。

当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同直面其脆弱和矛盾后，就可以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与案主一道协商，制定具体的服务计划，签订服务协议，其中涉及到澄清服务的方法、服务的性质、服务的目标，明确案主、工作者、机构各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

在整个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使案主感受到被支持与安全，这样，她才可能将痛苦经验充分讲述出来，“同理”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最主要特征，这也是建立良好专业关系的重要技巧。社会工作者要时刻注意小兰的感受与情绪变化，根据其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

4.3. 与案主进行治疗性对话

针对小兰的三点需求评估，治疗性对话需要了解小兰亲密关系的缺失、自我同一性未能建立的混乱过程及自我焦虑的表现形式和程度。由于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个人的潜意识与本能、欲望联系密切，所以社会工作者应向案主讲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进行“性驱力”的脱敏训练，鼓励其讲出童年时与性驱力有关的经历，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深入了解小兰潜意识中的冲突之处和现在的矛盾成因。

4.3.1. 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是精神分析理论实务介入的基本方法之一，社会工作者应帮助小兰调整一个舒适的姿态，对其进行放松训练，鼓励小兰完整地说出心中最原始的想法或感受。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些未经理性思维过滤的闪念是潜意识的反映，社会工作者通过“广泛注意”地分析这些闪念中潜存的无意识可以梳理小兰目前问题的成因，再制定对策帮助小兰解决问题。

具体对话时，小兰说出了“酒瓶”、“巴掌”、“椅子”、“痛恨”、“菜刀”、“自私”等词语，这些词语大部分负面指向明显，消极情绪较多，可以看出小兰的童年经历给其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父亲的暴力行为和父母婚姻的破裂使得小兰在消极基础上认识并定义了亲密关系，而这带有灰色的童年经历从未在小兰的潜意识中消失，而是被其压抑在内心深处，如今小兰外界环境的不适应与内心压抑的潜意识一起导致了小兰的消极情绪和偏差行为。

4.3.2. 治疗性倾听

良好的专业关系是进行治疗性倾听的基础，精神分析理论是对案主深层的潜意识进行分析，要想让潜意识“浮出水面”转化为意识，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专业的素质和能力，还需要案主的配合与倾诉。社会工作者正是通过“冰山一角”的意识即语言部分和“将浮水面”的前意识即肢体语言和口误等来看到案主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在不伤害小兰的前提下，要帮助小兰认识到自己的心理矛盾并与其一道进行当前问题的归因，通过了解和治愈小兰的童年创伤经历来解决其当前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在具体服务的治疗情境中，社会工作者以之前的自由联想为基础，鼓励小兰说出她认为最难以言说但对其影响最深的童年经历后，社会工作者帮助小兰看到童年时期那些积极的回忆和充满爱的正向情绪，让小兰说出自己的感受。小兰说道父母的婚姻失败她幼时就早已理解，对于多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妹妹，小兰也能接受。自己能得到祖父母的照顾已经很幸运，但小兰总无法自处，其祖父母由于观念陈旧，从小便跟小兰讲她的父亲如何不争气，她的母亲自私且抛弃了她，小兰对自己“被抛弃”深信不疑，小兰其实很渴望父母的关爱和陪伴，但小兰的祖母对于小兰与父母亲近会有“吃醋”的行为，如言语上的不满、流泪甚至讲白白养育了小兰，等其身后小兰还是要去孝敬父母，祖父母付出了所有到最后也什么都得不到这种话来影响小兰。小兰自述初中时曾去母亲的家中小住，其祖母知道后生气地奚落小兰不争气，喜欢住楼房，“背叛”了自己的家等，当小兰讲述其继父专程去饭店为她买了爱吃的菜时，小兰祖母说了一段话，其中一句让小兰记忆犹新，“你没志气，是不是人家给你几百块钱扔在地上，你就要捡起来叫爹？”，小兰自述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话自己当时并不能理解祖母背后的情绪动机，但这种“狠话”对当时懵懂的自己很有用。

由于小兰主要由祖父母抚养，在家庭的语言环境中，小兰受到母语言的强烈暗示，在自我同一性未建立的情况下，小兰为“自证清白”，开始频繁地与母亲吵架、对立，对其父亲冷眼、无视，以证明自己与父母关系疏远而对祖母亲近，而这些行为在青春期更甚，那些叛逆行为也惹恼了小兰的父母，其父母虽一再纵容但也有忍不了的时候，而双方发生争执时，小兰更加确定了父母“不爱自己”“不管自己”“不要自己”“不养自己”等想法，由于小兰祖母的节俭和偶尔抱怨小兰父母不给养育费，小兰经常向父母要钱以解除内心“父母生而不养”的怀疑，但其父母重新组建家庭后，确实对小兰顾及不够，从而双方关系更加疏远。

社会工作者首先感谢了小兰对自己的信任，同时肯定并赞扬了小兰的成长，从最开始的迷茫和矛盾到现在面对童年创伤期的自己，是一个很痛苦的蜕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笔者一直与案主站在一起，帮助其缓解悲伤的情绪，协助其看到那些创伤性语言背后的“他人”。

4.4. 诠释过程

诠释过程是社会工作者在真诚地倾听的基础上，引导服务对象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三层次，并协助其重新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含四个步骤，即面质、澄清、诠释和整合。诠释过程是本文基于精神分析理论下个案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帮助案主成长和提升其适应能力的关键一步，诠释过程的顺利完成取决于双方是否具有良好的相互信任的专业关系、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及灵活运用和社会工作者对整个谈话过程的把控程度。

诠释过程通常需要多次会谈才能完成，社会工作者此时要努力进入服务对象的内心世界，与服务对象一道面对其内心的创伤与矛盾，做其暂时的灵魂伴侣，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与帮助。一旦诠释过程完成，服务对象将获得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完整认识，其早期童年创伤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而导致其现在问题的潜意识成因也会被识别，并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将这些潜意识进行合理的宣泄，最终实现服务对象的成长和增能，即助人自助。

4.4.1. 面质

社会工作者在双方已建立良好专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面质指出小兰不自觉并且重复的特定行为或话语，引发她思考其背后的含义；小兰自述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抛弃”、“家”和“痛苦”，说明小兰童年的痛苦是由家庭环境和认为自己被抛弃而产生，通过面质，小兰可以进一步思考这种创伤对自己现在的影响。

4.4.2. 澄清

社会工作者要通过澄清挖掘出小兰的过去对现在的心理现象的影响；通过小兰的自述，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她的祖母和父亲，那些“暴力行为”和“狠话”的背后，是小兰父亲和祖母内心的伤痛。由于此次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小兰，而其父亲和祖母都在县城生活，地理上的差距使得笔者无法深入了解其生活环境，而年纪上，其父亲和祖母也不适用精神分析这一服务时间较长、沟通较为深入的理论，因此其具体伤痛的成因，笔者无法分析，在对专业负责的态度上笔者也不能草率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小兰作为此次的服务对象，要帮助她认识到目前自己的内心矛盾与行为问题的成因正是早期不愉快的童年经历，而这童年经历不是小兰的错，也不是其家人的错，只是一些无法解决的伤痛换了一种形式转移到了小兰身上，而小兰无需对此自责，小兰应用积极、客观的态度，在成年后看到亲人对自己的照顾和疼爱；社会工作者在此时是一个协助者和引导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作为旁观者，要用价值中立的态度协助小兰认识到亲情的给予必将带来一些消极的附加，疼爱不能抹去伤痛，但伤痛也不能抵消疼爱，社会工作者只需要与服务对象站在一起面对这些爱与痛，理解其爱的喜悦，分担其痛的忧愁。

4.4.3. 诠释

社会工作者通过诠释帮助小兰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当服务对象在童年时心灵出现创伤的时候，由于自愈能力不强，通常会被转移或压抑，小兰采取了这两种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但那道伤口从未愈合，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成年的小兰愈合伤口，做“给予创可贴的人”。小兰童年被压抑的潜意识是父母恶劣的关系、亲人对自己的侮辱和否定、长期消极的环境暗示，这些都导致小兰目前死本能的向内作用。笔者首先采用放松训练缓解小兰的不适情绪，再促使小兰将压抑的防御机制改为升华，升华就是以符合社会规范的不伤害自己的建设性方式释放被压抑的潜意识，了解到小兰有跳舞、绘画和写作的爱好后，笔者鼓励其运用艺术的形式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并在宣泄的基础上有所建设和改变，给自己带来正面的影响。小兰因童年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不良且与父母关系较差、与祖父母关系存在隔代抚养等问题导致其亲密关系存在缺失，所以她潜意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被抛弃感”，这种潜意识使其产生焦虑、烦躁、消极、抑郁等不良情绪，无法消解，于是成年后，小兰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对伴侣极度依赖、渴望寻求伴侣对自己的宠爱、常常害怕被抛弃等行为，这些行为令小兰感到苦恼，却又无法改变；笔者认为这是小兰避免自己再度“被抛弃”的一种保护机制，要寻求行为上的改变就要先消除潜意识中业已形成的观念。社会工作者通过适度的自我袒露，引导小兰回忆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和帮助，通过实质性的行为瓦解“被抛弃”的观点，小兰从未被父母抛弃，小兰的父母一直都爱着小兰，社会工作者只需协助小兰与其父母修复关系。

4.4.4. 整合

帮助小兰获得对经验的整体认识。小兰认为自己的童年的不幸源于家庭的不和谐，而自己多年来都给父母和祖父母带来了负担，社会工作者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消极认知，家庭中出现矛盾和伤害并不是小兰的错，小兰不需要为此负责并伤害自己，由于小兰的自我较弱，超我和本我争执之下，小兰呈现出极度的本我化即出现纵容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行为和极度的超我化即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痛苦等，社会工作者在帮助小兰看到她偏差行为的成因后，应协助其将那些被压抑的潜意识运用升华等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来消减其负面影响。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先协助服务对象看到伤口，将其受伤的原因外化，促使其用客观理智的态度面对陈年旧伤，先用“创可贴”止血，再看到自己的“治愈能力”并最终使伤口愈合。

4.5. 帮助案主成长并适应环境

通过以上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小兰的消极情绪已有所缓解，此时社会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应从小兰的过去转移到“此时此地”，降低小兰“人在情景中”的系统功能失调，综合考虑到小兰的心理需求及其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社工应将个案工作与社区工作结合起来，寻求小兰所在社区的帮助，了解国家对毕业大学生的帮助政策等内容，整合各方资源，改善小兰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鼓励小兰与父母沟通并以成熟理智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家庭矛盾，理解亲人的不易；帮助小兰提升人际交往的能力，巩固小兰的旧友、邻里、同事等人际关系，缓解其内心的焦虑和孤独。小兰状况有所好转后，再强化小兰的正向认知，增强小兰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实现感，通过改善环境和提升小兰适应力来解决问题，实现服务目标。

5. 实务介入成效

在介入结束后，小兰的负面情绪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据案主自述，她在最后一次面谈结束时感觉到很轻松，感觉自己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几天后，笔者对小兰进行了回访调查，小兰表示，消极情绪会在其面对暂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卷土重来，而内心的矛盾也会在此时浮现，继而影响个人的精神状态。有时候她还是会感到害怕和无力，但经过治疗性的对话和分析，工作者对小兰内心的剖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与工作者一道分析自我矛盾与现实问题归因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与成长的动力。小兰说：“我知道我的纠结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不是一劳永逸，现在我依然会受其困扰，但已经学会怎么去应付它们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次实务的介入成效较好，心理冲突不会通过几次介入而彻底解决，重点是让案主了解到冲突的成因，找到自信，增强自我认同并鼓励其成长。而案主通过本次治疗，也学会了如何缓解负面情绪和应付内心的冲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次介入虽然稍显稚嫩，但因案主积极成长的动力较强且配合度较高，已实现了助人自助的目标。

6. 对效果的双重评估

个案服务过程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应进行评估，这既有助于检验服务效果，也有助于社会工作者进行自我总结、反思和提高服务质量。本文的个案工作评估从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两个方面展开。过程评估是对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案主和工作者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估，效果评估是对社会工作介入效果的评量，通过对比案主介入前后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判断服务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6.1. 过程评估

6.1.1. 介入前阶段

社会工作者通过首次会谈运用接纳、尊重、平等、个别化等社会工作技巧，缩短了与小兰的距离，加之小兰本身有较强的求助动机，建立了小兰与笔者的信任关系，为后续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打下了基础。

6.1.2. 直接介入阶段

在直接介入阶段，笔者在首次会谈的基础上运用粗略的提纲与小兰展开二次会谈，这次半结构式访谈让小兰关注到其意识中的矛盾之处并透过此看到压抑其中的潜意识。其后社会工作者运用治疗性对话如自由联想、治疗性倾听、诠释过程等技巧协助案主明白自己当前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成因正是因童年创伤经历而压抑的潜意识。在诠释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按照面质、澄清、诠释、整合四步骤促使小兰认识到真实完整的自我，帮助其建立自我同一性并替换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从而有效缓解小兰的焦虑及不适情绪，提升小兰的适应能力，加快解决问题的进程。

6.1.3. 间接介入阶段

间接治疗阶段主要是向小兰所在的社区寻求帮助与支持，通过协调国家政策和社区资源改善小兰的生存环境；同时，鼓励小兰多与父母、爷爷奶奶及昔日好友沟通并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缓解小兰孤独的情绪。

6.2. 效果评估

6.2.1. 社会工作者的观察

小兰作为主动求助的服务对象，本身有较强的改变动机，在认可并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后，成功与自己的潜意识对话并不再压抑童年所经受的痛苦，而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一道与其对话并寻求改变，这减缓了小兰的焦虑情绪，促使小兰重新认识并思考自我。现在小兰开始理解父母并主动与其进行日常交流，她对父母亲情缺位的固有印象已有所改善。

6.2.2. 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与改变

由于此次社会工作介入时间较短，工作者仍在继续跟进评估中。让小兰回顾与工作者接触以来的感受与改变，小兰表示虽然直面童年痛苦的经历不太愉快，但是觉得现在自己更加完整，对自我的认识也发生了较为深入的改变，小兰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并更加在意自己的情绪。对于工作，小兰表示打算辞职并回家看看爷爷奶奶。对于家庭，小兰不再充满怨恨和悲伤，用成熟理智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家庭，小兰可以理解一些亲人当时的处境和困难，童年的经历不是阴影，只是一种经历和体验，更重要的是自己在“此时此地”的适应能力和身心健康。

7. 理论反思

精神分析理论由弗洛伊德在研究精神病学的基础上创立，具有自然主义的微观取向，将人的问题归因于其内在的童年经历，认为服务对象的人格存在问题，社会工作者的目标就是帮助其恢复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这实质是一种因果线性的思维，认为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特定原因。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对于性驱力和本能的重视及案主的被动地位存在不足，但转变中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强调“此时此地”的重要性，要求运用人在情境中的分析框架，且案主逐渐在服务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7.1. 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与技巧的反思

本次介入以个案工作为主，社区工作为辅，协调运用多种资源，但是对于小兰公司和小兰的朋友及家庭，社会工作者鞭长莫及，无法有效建立链接。在个案工作中，运用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治疗性对话，由于此工作技巧要求深入服务对象的意识并协助服务对象与其潜意识对话，需时刻保持敏感和警惕，避免对服务对象造成伤害，同时应注意服务对象的移情与社会工作者的反移情。

精神分析理论是因果性的思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时要看到背后的权力关系，避免对案主的剥削和伤害，要真正做到与案主在平等地位下共同成长，尽量将自己置身于小兰的情境中，通过“同理倾听”了解其想法与感受，协助案主认识自己的潜意识并与其内心的矛盾对话，做到与小兰“同频共振”，从而帮助其缓解焦虑，解决问题。

虽然本次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案主的自我消极认知并提升了案主的适应力，但由于服务时间较短且工作者能力有限，服务仍在跟进评估中，且这种成效也可能是“临在的改变”，精神分析理论要求介入的时间长而程度深，需要后续跟进才能进行结案。对于案主的家庭和工作环境，笔者只是给了案主一些重新思考的视角，并未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此外，笔者对理论的学习运用还不够完整和深入，在进行具体的个案操作时缺少从容和对整体进程的把控。

7.2. 理论实践的反思

在实际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中，发现隔代抚养家庭中，祖辈与儿孙之间的互动可能导致代际叛逆和家庭抗争。面对这种情况，老年人通常倾向于默默承受和自我牺牲，以维持家庭的和谐。然而，这种妥协往往会加剧家庭内部的紧张局势。当老年人取代了“父母”的角色时，年轻父母的“孩子”角色也会被加强，这对于父母辈的个人成长和家庭互动模式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被抚养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角色认知的混淆而感到困惑。

此外，隔代抚育家庭中，祖辈和父母辈之间的育儿观念通常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被抚养对象在生活技能和价值观方面出现代际断层，这对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带来了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表明，隔代教育对祖孙两辈人的身心健康均存在“双刃剑”效应(卢富荣等，2020)。在如今三孩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要尽可能减少隔代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隔代照顾家庭社会支持，这对改进老人和儿童的健康有重要意义(李向梅等，2021)，对于维护家庭和谐和促进代际交流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