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庸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中庸》一书于礼崩乐坏之后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前人优秀文化传统，解决了“道统”问题，也就是我们倡导怎样的价值观，想要建设怎样的社会的问题(李效东，202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学习和了解儒家文化，就是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根源，探索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过程。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从心理学视角了解中庸，描述、解释、预测、干预(改善)人们的心理现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 什么是中庸
2.1. 理想中庸
中庸是我国传统哲学概念，其历史源远流长。中庸一词来源早于《中庸》一书。有学者指出，早在西周就出现了“尚中尚和”的思想，此时，“中”字代表不偏不倚，“德”字代表从心从直，“中德”一词统治阶级专用(李平，2014)。中庸演变自中德含义，“庸”通“用”，“中庸”即“用中”。汉代郑玄也将中庸解释为“记中和之为用”。孔子论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中庸之所以是“至高无上的德行”不仅是“用中”而是能够时时用中，持续用中。从个人维度理解，中庸可视为一种个人修养的追求，其思维方式具有多方考虑、顾全大局等特性(李启明，陈志霞，2014)。其目的是使人的情感抒发、行为表现恰当，达到自我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般用书中“执两端而允中”作为其定义，即处事适度，能够正确处理“过”与“不及”(苏永利，2022)。中庸作为高级品德被视为君子才具备的品格，从传统儒家经典中解析出的中庸被称为“理想中庸”(高志强，2021)。
2.2. 现实中庸
理想中庸的实现是困难的，加之中庸文化在大众中不断的传播演变等诸多因素，目前大众对中庸的理解与其原意有较大出入。“中庸”一词，“中”字可以指事物除了两极之外还有中点，而“庸”则与庸俗、平庸等含义联系起来。见到这个词人们的反应是内隐记忆，内因记忆反应了时代观念的在个体身上的沉淀(刘昌，2019)。
当下人们所理解、践行的中庸更多是一种折中主义，与妥协、随大流、尚和畏争等含义息息相关(刘昌，2019)。这一中庸现象在近现代曾被激烈批评，鲁迅评论中国人的这一特质：“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现实中庸内涵不仅包括折中、妥协，也与二元对立关系的转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及阴阳思想有深刻的关联。例如“一件事情总有好的和坏的方面，就看你怎么看”，“做事情要以维持大局为重，不要只考虑自己”(黄金兰，林以正，杨中芳，2012)。这一套中庸行事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理特点。这种中庸被认为是理想中庸实现过程中的扭曲与异化，称为“现实中庸”。理想中庸对当代社会来说是智慧与自信的养料，而现实中庸则是解析民族心理的途径(高志强，2021)。
3. 中庸的理论建构
3.1. 中庸构念化
中庸的心理学研究与其他本土心理学研究(如面子、孝道)相比开展较晚，实证研究也更加困难，原因之一在于中庸的传统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的不同。理想中庸的践行是困难的，且缺乏操作定义，因此心理学实证研究多采用现实中庸视角。杨中芳、赵志裕等人是最早进行中庸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在面临理想中庸与现实中庸的冲突问题时，杨中芳提出中庸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为解释当代中国人做人处事的文化特点，因此应从大众观念入手，不拘泥于《中庸》一书的论述(杨中芳，2010)。
对中庸进行研究首先需要进行构念化与测量，早期研究中将中庸视为一种实践思维，包括静观其变、以和为贵、两级思维、大局为重、合情合理、以退为进、注重后果与不走极端八个方面，后期简缩为处理具体事件的层面。此后对中庸的构念有了新的观点，即从“和”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庸是整合分歧、处理冲突的思考模式与行动方式。中庸思考模式涵盖多面性、整合性、和谐性；中庸行动则表现为圆滑性、克己性与自我性(杨中芳，2010)。
中庸构念存在较多分歧，为重新构念中庸的内涵，杨中芳将中庸构建为一个包括集体文化思维层面世界观和个体思维层面的思维体系。其中个人层面还划分为个人思维活动层面，包括三个部分生活哲学、个别事件处理、事后反思，以及个人心理健康层面。这一构念搭建起了中庸心理学研究框架，此后的中庸心理学研究大多围绕这一框架展开(杨中芳，2009)。
3.2. 阴阳辩证思维
阴阳辩证思维是杨中芳引领的中庸构念之外具有诸多成果的另一中庸研究视角。Peng和Nisbett (2000)在研究中外文化差异时提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质，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较大区别，其表现形式与中庸有一定的关联。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三个原理：变化论，即万物处在不断变化中；矛盾论，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及中和论，事物存在适度的合理性。辩证思想是否可以归于中庸思想的研究范畴仍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辩证思想为中庸的心理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除辩证思想外，阴阳思想与中庸的关系也十分紧密，成为中庸研究的另一重点。阴阳是中国哲学中描述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观念。受源远流长的哲学精神影响，阴阳已成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之一。心理学研究者通常将中庸概念与阴阳思想相结合。杨中芳的中庸实践思维构念框架中，阴阳转换思维是中庸生活智慧中的重要概念。但关于中庸与阴阳思想的关系仍存在部分争议，李平(2014)提及，中庸世界观扎根于阴阳思想当中，如何处理对立统一关系，寻求适度与平衡是中庸思想的核心。应将中庸概念的理解置于阴阳哲学框架下，从阴阳思想的角度进行中庸研究。
3.3. 中庸与西方心理学概念范畴
进行中庸构念与研究的过程中将面临对西方心理学概念与中庸的对比与选取的问题。杨中芳与赵志裕将中庸视为一种“元认知”。元认知的实质是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调节。将中庸视为一种元认知即认为中庸是一种涉及如何理解和认知事物并做出决策的思维方式，个体在动机、信念、价值观等心理层面的各种特点都与中庸元认知相关(许燕，杨宜音，2022)。中庸中的阴阳感知方式涉及最基本的对世界的理解，满足了阴阳感知中庸元认知的特征则具有了意义(林升栋，2020)。
中庸思维与西方智慧研究体系进行对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张仁和，林以正，黄金兰，2014)。杨中芳(2014)智慧实践思维体系所包含的阴阳转换、顾全大局、内外和谐、多面性、整合性等特点与智慧研究定义非常相似，呼应智慧六向度：妥协性、对知识限制的认可、灵活性、观点取替、对改变的认可。西方智慧理论模型的构建同样关注道德与自我元认知，将其视为组成智慧的重要内容，认为具有道德基础的元认知思维是智慧的核心(Glück, 2020)。
除内容结构的相似外，西方智慧理论模型的探讨过程与中庸思维构念的过程也具有相似之处。目前关于智慧的看法存在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将智慧视为人的特质，如智慧原型模型、智慧示例模型等，将智慧视为一个人的功能；第二种观点将智慧视为情境属性，人的智慧取决于情境状况，在某种情境下具备智慧并不意味这在另一情境下同样具备智慧；第三种观点认为智慧不存在于人与情境，而存在于人与情境的互动之中，这种互动的观点考虑了智慧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智慧是行动的属性，不应过度关注个人，智慧体现在行动中(Sternberg, 2019)。在中庸的心理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中庸自我、中庸思维、中庸行为等不同维度的探讨，并经由智慧实践思维体系统一起来。
3.4. 理论中庸研究现状
与现实中庸相比，提取自传统经典的理想中庸具备塑造品格，增长智慧，修炼心性的作用。《中庸》探讨了人之天性与后天教化的关系，树立了君子应当具备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同时中庸也超越具体生活，在天地宇宙之大格局中探索自我。中庸企图建立的并非“儒家之道”，而是希望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李效东，2022)。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研究者们逐渐不再满足基于文化角度揭示民族心理，而渴望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解决现代心理问题。基于传统经典的理想中庸开始受到关注。但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理想中庸理论研究尚有不足。受限于研究内容，理想中庸的研究更适合采纳基于传统文本的质性研究方式(刘昌，2019)。
儒家思想中君子、中庸、仁等概念互相关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儒家思想中“中庸”为至高无上的德行，而君子则为理想中的人格。中庸可视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而君子也必然具备中庸特质，二者密不可分。目前基于传统文本理论分析展开了君子人格相关研究(葛枭语，李小明，侯玉波，2021)。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心理健康、幸福感等积极心理要素呈正相关(葛枭语，侯玉波，2021)。启发人们关注经典文化智慧，从经典中获取心理力量。
4. 中庸实证研究进展
4.1. 中庸自我
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思想影响的第一层级即为“自我”。自我是中庸认知、中庸行为的主体。相比西方人，中国人的自我表述更具变异性和矛盾性，更倾向于将“辩证思维词汇”与自我概念联系起来(柏阳，彭凯平，喻丰，2014)。既此又彼、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现在个人概念上，带有中庸特质。中庸自我概念能够容纳矛盾状态的存在，寻找平衡。传统的self-schema忽略了个体自我概念的多面性，中庸自我弥补了这一缺陷。这种多面自我概念更准确地说明了个体自我多样性的存在(林升栋，杨中芳，2007)。
目前，尚未发现中庸自我的全年龄阶段的变化，但中庸自我很大程度是跟随人的成长发展起来的。在大学生中庸自我水平测量中，高年级学生中庸自我水平明显高于低年级。高中庸自我的个体更能进行适应性的自我调控，在人际冲突中更倾向以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而非妥协退让(徐圆圆，2012；胡舒乐，2014)。中庸思维水平更高时也更能容纳自我矛盾，更能接纳和处理自我不一致评价带来的冲突和矛盾(王飞雪，刘思思，2014)。
4.2. 中庸与心理健康
中庸所追求的“君子”境界修持自身本身包括达到内心和谐的心理健康的含义，中庸思维在情绪调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汪曼颖，林淑菁，叶怡玉，2014)，有助于建立对自己的自认和稳定的自信并宽恕自己的过失，中庸信仰和实践确实可以正向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毕重增，2018)。中庸实践中的多方慎思、沉着克制等指标与临床心理症状有显著负相关，中庸实践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多面思辨、冷静克制等中庸实践指标与临床心理症状呈显著负相关，中庸实践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阳中华，周家秀，周甄会，2014)。
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是人际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文会，黄希庭，2015)。人际交往中体验情感平和与认知平衡符合中庸之道。运用“中庸”哲学治疗方法促进个人心理健康和人际和谐关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能够促提升精神健康程度和幸福感(郭景贤，2013)。中庸思维和实践不仅能够对个人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够对家庭功能产生积极影响，低中庸思维不利于其家庭功能的多个方面(彭敏等，2016)。综上中庸思维能够帮助人们调节自身的心理与行为，达到更加和谐的心理状态。
4.3. 中庸与社会适应
“中庸”与“仁”一脉相承，实现人际和谐是其目的之一，因此中庸思维冲突解决、社会适应等问题息息相关。“外圆内方”型人格不仅在古代备受推崇，其刚健自强、圆融练达的特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周明洁等，2023)。作为一种处事哲学，中庸影响人们的社会感知，并通过心理弹性和情感评价对社会适应起积极影响(李启明，陈志霞，2016)。中庸思想能力强的大学生，孤独感水平更低，也更不容易产生网络成瘾现象(丁倩等，2019)。除此之外，中庸还可理解为理性的行动思维方式(李启明，陈志霞，2014)，具有中庸思维的个体，会审慎考虑到行动后果，更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更愿意考虑他人的回报，在面对决策情境时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策略(叶晓璐，张灵聪，2014)。
通过培养中庸思维或可促进人们的人际适应。中庸思想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感知，并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处事行为。中庸思维能够正向预测人们的宽恕倾向，中庸思维能力强的人不仅更容易宽恕他人，也更容易宽恕自己(吕美祯等，2015)。人们能够通过培养中庸思维降低攻击性水平，增强宽恕倾向(康锦萍，2020；文雨卿，陈友庆，2022)。这为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
4.4. 中庸与创新
近代中国经历了的巨变，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产生质疑，并将儒家文化、中庸思想批判为限制中国发展的拦路石，中庸顾全大局、求和等特点被视为创新的阻力。这一刻板印象已经有了新的转变。
与中庸相关的创造力研究表明中庸思维中的多方思考、整体看待问题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形成(张红坡，李明珠，周治金，2020)。中庸可以增强远程联想思维。在运用中庸思维处理问题时，通过发散思维产生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然后整合信息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李明珠，2017)。中庸的实践者选择进步和创新的方法来改进任务，实现人力努力和缓解之间的平衡(杜旌，冉曼曼，曹平，2014)。中庸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要求，而且与管理和大众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许燕，杨宜音，2022)。
中庸概念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内容不仅是个人修养要求，也是对民众的教化，与管理息息相关(许燕，杨宜音，2022)。目前与中庸相关的创造力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管理领域，研究中通常把中庸思维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能够正面影响创造力(耿紫珍，赵佳佳，丁琳，2020；王佳蕾，2022；吴士健，高文超，权英，2021)。在团体层面中庸思维同样对创造力发挥正面影响，团队的中庸思维通过团队决策的全面性促进团队创造力(Lang, Zhang, & Yin, 2022)。
4.5. 中庸与管理
管理领域的中庸研究同样倾向于将中庸思维视为调节变量，除了能够促进员工及团队的创造力，员工的中庸思维能够帮助员工调节情绪，维护其积极情绪，缓冲消极情绪的产生，适应压力事件以维持主观幸福感(李原，2014)。在消极情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中庸思想还能够调节消极情绪对组织公民行为和绩效的影响，高水平中庸思维者所表现出的消极情绪状态的负面影响较弱(孙旭，严鸣，储小平，2014)。在中庸思想影响下的工作重塑能够激发工作动机减少工作倦怠(胡俏，焦长勇，周美琴，俞金正，2017)。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中，中庸价值取向对员工的变革行为有促进作用，能够帮助维护组织环境的和谐(杜旌，冉曼曼，曹平，2014)。
Zhang和Han (2019)基于中国道家阴阳思想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辩证领导行为是一种动态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能够将稳定性和灵活性联系起来，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整合矛盾，满足竞争性需求。对企业声誉、创造力、市场份额等诸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辨证领导行为这一中国特色领导行为实践运用了传统中国智慧，以阴阳协调整合的方式来对待矛盾与中庸实践密切相关。
5. 不足与展望
5.1. 理论中庸研究不足
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发掘中庸以及儒释道等传统经典中的心理学内涵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选择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探索首先需要理解贯通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使用“心理学”这门语言在现代环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目前心理学研究中对中庸内涵与构念体系仍存在争议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但当下基于传统文化的理想中庸研究尚且不足。未来可深入理想中庸的理论研究，基于优秀文化传统重新构念中庸理论。
消除异化与通俗化演变的理想中庸概念集中体现儒家文化对人性本质的追问与探寻，并代表了一种贯连古今的，被中国人所接纳传承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种极具东方特质的中庸观念或许在还原为本意之后更加接近智慧概念。目前在基于现实中庸的研究中，已发现了中庸研究与西方智慧研究的诸多相似，两者之间相互补充(张仁和，林以正，黄金兰，2014)。在此基础上或可借鉴西方智慧研究方式，重新探索理想中庸，并基于理想中庸探索中庸与智慧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中庸研究体系。
5.2. 中庸实证研究展望
杨中芳为中庸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的心理学构念(杨中芳，2010)，经过多年发展，中庸心理学研究已经展现出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雏形(许燕，杨宜音，2022)。但在知识体系研究方向的创新上，目前略显不足。阴阳转换思维是中庸思维体系内的研究焦点。辩证思维是否属于中庸存在争议，但积极进行不同知识体系与中庸研究的碰撞与对话能够为中庸研究带来新的方向。“辩证领导行为”的研究探讨或许能为中庸研究创新带来灵感。从这一角度，中庸即可看作协调对立统一，平衡“过”与“不及”的策略方法。有矛盾处即有阴阳，需要“中庸”来达到和谐。不仅管理领域中长期利益、短期利益间的矛盾、正式制度与道德间的矛盾等需要应用辩证中庸思维与实践，在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各种情境中都存在类似的矛盾点需要我们去探寻并借由中庸实践解决。转换中庸研究的视角，加强中庸研究与其他知识体系研究的对话，发现新的议题将扩展中庸研究体系，带来研究的创新。
6. 结论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探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价值体系，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关于现实中庸的实证研究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探索了中庸在现代社会的诸多应用。中庸思维与实践能够在自我心理的成长、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组织的管理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甚至延伸到社会的整体治理，指导组织和社会的行为，以达到和谐、平衡和可持续的结果。中庸不是传统的遗留物，需要被淘汰；相反，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现代世界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愈发重要。“择善而固执之”，“君子慎独”(《中庸》)……种种中庸思想千百年来为中国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与操守。未来中庸研究将进一步完善，更多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适用于现代社会，能够给予心灵力量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