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与增速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新华社，2021)。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客观上造成了老年照料需求的迅速增长。对于老年人的照料，可以分为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其中正式照料是指由专业化的组织或者机构提供的有偿照料服务，非正式照料，或者说家庭老年照料，则主要由家庭成员来充当照料者，强调照料服务的非市场化(Huls et al., 2015)。受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由子女等家庭成员提供的非正式照料是现阶段我国老年照料的最主要模式(杜鹏，孙鹃娟，张文娟，2016)。为老年父母提供照料不仅会给子女照料者带来各种显性花费、由照料老年父母带来的各种机会成本，还会给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Carmichael & Charles, 1998)。与此同时，家庭照料者的身心健康状况会反过来影响照料效果。因此，许多发达国家为减轻家庭照料者的照料负担以及进一步发挥家庭照料的长期效益，纷纷出台家庭支持政策，对参与家庭照料活动的照料者予以支持。

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子女照料老年父母的行为会对其自身的身心健康产生何种影响，以此作为对现有家庭照料领域以及中老年人身心健康领域的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并为接下来我国构建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照料历程是一段漫长的过程，照料提供者如果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很容易给照料者造成压力，当压力增大到影响照料进程的时候，如果照料者无法适当地缓解压力，那么照料者的身心就会受到损伤。美国众议院老龄化委员会于1987年就提出，家庭照料者的健康状况相比同龄的非照料者而言要更差。已有研究明确指出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差(Vitaliano, Zhang, & Scanlan, 2003)。家庭照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对身体健康造成负向影响：第一，照料往往需要长时间的体力消耗，这可能会造成肌肉骨骼损伤，关节炎和其他慢性病的恶化；第二，照料者往往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饮食和运动)；第三，照料会增加压力，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从而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发病几率(Pinquart & Sörensen, 2007)。但也有学者认为，照料者与非照料者在健康方面并不存在差异，甚至照料者的自评健康好于非照料者。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国外大量研究聚焦于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Vlachantoni, Evandrou, Falkingham, & Robard, 2013)。有学者指出，照料配偶主要来自内部的照料动机，照料父母则主要来自外部责任，因此照料老年父母更容易面临心理压力(Robison, Moen, & Dempster-McClain, 1995)。进一步地，有研究指出，子女承担的照料负担与其自身的抑郁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面临着众多相互冲突的压力，如养育年幼子女的压力、工作压力等(Wang, Shyu, & Chen, 2008)。此外，照料老年父母会提高子女照料者的抑郁程度，且其自评健康水平会有所下降(Coe & Van Houtven, 2009)，还会对家庭照料者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Van den Berg, Fiebig, & Hall, 2014)。

尽管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在我国较为普遍，但国内研究照料活动对家庭照料者健康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前期更多的是关注被照料老人的健康状况，近年来才开始关注到照料活动对家庭照料者自身健康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指出，家庭照料使我国农村女性地区的已婚女性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及“好”的概率显著降低7.4% (顾和军，刘云平，2012)。也有学者基于CHNS 1991~2009年共7期面板数据，探讨已婚女性照料父母(公婆)对自身健康状况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为父母提供照料会使女性过去一个月的患病率显著提升5%~17%，其自评健康状况等级中“差”与“一般”的概率也分别增加0.1%和0.24% (陈璐，范红丽，2016)。还有学者利用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老年照料对女性家庭照料者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老年照料活动显著提高了女性照料者的门诊就医率，且存在年龄上的异质性(余央央，邹文玮，李华，2017)。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有学者利用CHARLS 2011年数据发现，照料老年父母会对子女照料者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其抑郁指数相比于非照料者增加了2.6个单位，且存在性别异质性(袁笛，陈滔，2019)。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就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子女照料着身心健康的影响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在照料活动会提高上达成了照料者抑郁程度、导致照料者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国内学界对家庭照料者健康的相关研究较少，关注子女照料者健康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照料活动对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很少关注到照料对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而把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放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的研究更为少见，且忽略了不同的照料强度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CHARLS 2018数据，探讨照料老年父母与自身健康之间的关系，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并为缓解家庭照料者身心压力提供政策建议。

3. 我国家庭照料者支持性政策分析

我国针对家庭照料者的支持方式较为单一，目前已有的能够减轻家庭照料者压力的支持只有喘息服务这一方式，主要通过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让他们能够有暂时的喘息机会，间接地缓解照料老年父母的照料压力，从而减少家庭照料者心理上的压力。目前，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对家庭照料者进行支持的政策，但是从地方层面来看，部分省市先后出台了缓解家庭照料者压力的喘息服务政策。201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率先推出喘息服务政策，强调要重视对家庭照料者的支持，使其在劳动密集型的照料活动中能够获得暂时的休息机会，这也是我国在地方政策里首次使用“喘息服务”一词。此后，各个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喘息服务政策，帮助家庭照料者实现短暂休息，从而减轻家庭照料者的照料压力。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已经实施喘息服务来支持家庭照料者，如表1所示。服务内容包括为被照料的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不仅能够使被照料的老人享受到更专业的照料服务，更能有效缓解家庭照料者的心理压力。尽管喘息服务不是专门针对家庭照料者的支持政策，但是可以通过对被照料老人提供照料服务，使子女照料者可以得到暂时的休息和放松，可以有效缓解其心理压力。因此，喘息服务作为一项针对家庭照料者的重要支持政策，在缓解子女照料者身心压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模型设定

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中指出，个体的健康不仅会受到医疗服务的影响，还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Grossman, 1972)。Grossman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text{H}=\text{f}\left(\text{M},\text{LS},\text{E},\text{S}\right)$

其中，H表示个人健康水平，M表示购买的医疗保健服务，LS表示是否抽烟、喝酒以及是否经常体育锻炼等生活方式，E表示个人受教育程度，S表示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在现有的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中，加入照料老年父母变量C，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来考察照料老年父母对子女照料者健康水平的影响。

家庭老年照料用C_i表示，i表示子女，如果从事照料活动i就取值为1，不从事照料活动，i取值为0。Hi表示被解释变，表示健康水平，包括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因此，家庭老年照料与子女照料者健康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text{H}}_{\text{i}}={\text{α}}_0+{\text{α}}_{\text{1}}{\text{C}}_{\text{i}}+{\text{X}}_{\text{i}}\text{β}+{\text{ε}}_{\text{i}}$

其中，X_i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等人口学特征，ε_i是随机误差项。

4.2.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对子女照料者的健康水平进行分析，剔除核心变量缺失的无效样本后，最后得到有效样本7386人。

4.3. 变量说明

4.3.1. 被解释变量——子女照料者健康水平

被解释变量为子女照料者的健康水平，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身体健康以自评健康进行衡量，如果自评健康为健康，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心理健康用CHARLS 2018调查问卷中的抑郁量表来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10个问题来考察被调查者的抑郁状况，采用4级评分，得分在10分以上则表明存在抑郁症状。

4.3.2. 核心解释变量——家庭老年照料

如果被调查者对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是否花时间照料父母公婆(老年照料)？”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为“是”，则家庭老年照料取值为1，否则为0。

4.3.3.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的研究照料–健康关系的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教育经历、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变量，子女数、家庭成员数等家庭特征变量。相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2。

5. 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实证分析

5.1. 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照料者健康的影响

表3为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照料者自评健康(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表中可以发现，照料老年父母会对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在模型(1)~(2)中，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92和0.123，边际效应分别为0.037和0.030，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即照料老年父母将导致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的概率下降9.2%，导致其抑郁的概率上升12.3%。从控制变量来看，男性照料者相比于女性照料者其健康的概率要高出4.3%，抑郁的概率要降低8%；与配偶同住的照料者身体健康的概率要比丧偶或者未婚的照料者高出6.7%，同时抑郁的概率降低16.8%；年龄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概率越大。

注：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01。

5.2. 照料老年父母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影响的城乡差异

表4为家庭老年照料对城市和农村的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影响。首先，对于城市的子女照料者而言，照料老年父母会显著增加其抑郁的风险。在模型(1)~(2)中，家庭老年照料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系数为0.234，但不显著，对抑郁的系数为1.242，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老年照料对城镇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没有影响，但是会增加其出现抑郁的概率，从边际效应值来看，照料老年父母会使子女照料者抑郁的概率提高42.3%。从控制变量来看，男性子女照料者要比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与配偶同住的照料者要比离异或者丧偶的照料者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学历越高，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水平也越高；子女数量越多，身心健康的概率也越大。

其次，对于农村的子女照料者而言，照料老年父母会显著降低其身心健康。如模型(3)~(4)所示，家庭老年照料对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12和1.342，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照料老年父母会显著降低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且增加其抑郁的风险。从边际效应值可知，家庭老年照料使农村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的概率下降了18.9%，使其抑郁的风险上升了48.3%。从控制变量来看，在农村子女照料者中，男性的身心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年龄对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均影响显著；与配偶同住的照料者要比离异或者丧偶的照料者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学历越高，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水平也越高；子女数量越多，身心健康的概率也越大。

因此，家庭老年照料会对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于农村的子女照料者而言，家庭老年照料显著降低其身心健康水平；而对于城市子女照料者而言，家庭老年照料仅显著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

注：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5，^***P < 0.001。

5.3. 稳健性检验

对于子女照料者而言，不论是全样本还是城乡样本，估计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从表5模型中的(1)~(2)可知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34和1.237，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会使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水平降低，同时增加其抑郁的风险；在模型(3)~(4)中的系数分别为−0.531和1.343，前者不显著，后者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照料老年父母会使城市子女照料者抑郁的风险升高；模型(5)~(6)中家庭老年照料的系数为−0.650和1.238，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照料老年父母会使农村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的概率降低，抑郁的风险升高。因此，检验结果表明前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注：显著性水平：^**P < 0.05，^***P < 0.001。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CHARLS 2018数据，探讨家庭老年照料与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照料老年父母会损害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于子女照料者而言，照料老年父母将使其身体健康的概率下降9.2%，并使其抑郁的概率上升12.3%。第二，家庭老年照料不利于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且这种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于农村的子女照料者而言，家庭老年照料显著降低其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水平；而对于城镇子女照料者而言，家庭老年照料仅显著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由此来看，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虽然可以满足被照料的老人的照料需求，但是会给长期提供照料服务的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家庭逐步小型化、核心化，照料服务主要由单一家庭提供的局面势必也会有所改变。

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身体健康或者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很可能会导致个体减少劳动供给或提前退休，对照料者自身效用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反过来影响对老年父母的照料质量。政府应该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尽快着手制定公共政策来缓解家庭照料者的照料负担。一方面，政府应充分考虑家庭的照料需求，根据不同照料者的实际情况，制定面向家庭及其成员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以减轻家庭的照料压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家庭照料者的支持，对其进行家庭护理技能的培训，为从事照料活动的家庭照料者提供心理治疗、喘息服务等帮助，来减轻照料活动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