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末期科技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生活，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演进，科技伦理也成为了人们讨论的重点话题。斯坦福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Michal Kosinski于2023年二月发表文章，表示曾经被视为只属于人类的“心智”，如今已在人工智能模式中体现出来。他的研究团队挑选了一些语言模式作为智力开发的测验，在此之前没有给出例子或者进行预先培训。Michal Kosinski发现，在2022年一月公布的ChatGPT-3已经能够完成70%的心理理论任务，“心智程度”相当于7岁的孩子；而Chat GPT-3.5模型(进阶版)则可以完成92.5%的心智理论任务，其“心智”相当于9岁的人类。这一研究发现意味着，曾经仅存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高级人工智能已赫然“降临”。正如美国科幻批评家Hubert W Frank所说：“科幻电影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逐渐模糊，人类由此步入后人类主义时代，人类的中心地位被解构，这一思想体现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其中由1968年菲利普·K·迪克创作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赛博格作为叙事主体映射出人类对于未来自我身份的探索与表达。
2. 赛博格：赛博朋克电影中的新人类
赛博朋克题材的电影在现代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逐渐受到更多人们的关注。除人类外，赛博格也是赛博朋克电影中极具特色的重要艺术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银翼杀手》系列，这些作品呈现了赛博格作为主角的情节。
1948年维纳在其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中提出了“赛博(cybernetics)”一词。在此书中，他模糊了机器与人类的边界，认为小到生命个体的自我调节到整个社会的协同运作都存在相似的信息反馈与通讯系统，将生物系统以及机器系统的反馈机制开始对等，为后人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60年克莱因斯和克莱恩在《赛博与空间》中提出“赛博格”(Cyborg)，确立“人–机”复合体的技术概念，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虚构形象带来了语言能指。赛博格在哲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形象由美国跨学科学者、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进一步完善，她在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文中，将赛博格定义为“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从而解放赛博格的实体形象，使之从实际形象转变为隐喻模糊边界下的意识观念的载体 [1] 。
赛博格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肉体，二是机械。由此对于赛博格基本属性的分类便成了难题：人机合一的赛博格究竟是人类还是机械？有些学者认为，机械是对人体本身的改造，并不能改变其作为人的特性。但反对其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部分认为赛博格模糊了生物与机械之间的界限，很难对其有明晰的定义。与仿生机器人、生物机器人以及仿生系统不同，尽管人们普遍将赛博格认为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哺乳动物，但是他们也可以是其他生物体。但持反对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部分理论家担心赛博格会模糊生物和机械之间的界限，很难对其定义。尽管人们普遍将赛博格视为如同人类般的有机哺乳动物，但是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他种类的有机体。
正是赛博格身份的模糊性与难解性，使得当前科技语境下对于人类的定义也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数码通讯和生物工程的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各方各面之中，从物质、生物以及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人”的定义产生了根本性变化。1988年，斯蒂夫·尼古拉斯在《游戏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后人类的宣言》的文章，他第一次提出了“后人类”的概念，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后人类”的时代，可以通过自己的设计、改造和模拟来创造新的种族。而唐娜·哈拉维更是将赛博格的研究拓展至虚拟世界，把赛博格看作是“后人类”的最佳映射，认为当前社会已发展至“后人类主义”时代。
3. 赛博格的边缘化身份危机
技术改革必将带来思想的转变，赛博格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后人类主义时代，人作为主体的中心地位开始解构。“后人类”指的是与现代科技高度交融的“超越人类自然状态的人”或“具有人类特征的实体” [2] 。它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种思潮，旨在推翻人文主义中人类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是一切普通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后人类主义反对了人本主义中以“以人为本、自我实现”的观念，反而采取“人形去中心化”的理念。后人类主义和赛博格都试图通过一定的手段将生命从传统的自然定义中解放，使其具有更为多元的意义，这是共通之处，但不同的是，后人类主义更加注重人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注重观念上的转变，而赛博格更加注重的是技术方面的变革。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实现了物理层面上的“人形去中心化” [3] 。
物理层面的变化引发了社科层面的变革，随着机械化改造和虚拟AI的出现，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人”的定义，并思考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和界限。这可能会引起身份危机，但也可能打开新的可能性，例如人类与机器能够更深入地合作和互相补充。在未来，人类需要认真思考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并探索创造一种更加包容和平衡的社会秩序。在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主要的叙事者与剧情推动者皆为仿生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人类接受机械化改造还是虚拟AI的出现，皆说明了不再像从前那样，以人类为中心化，而是发展成为了“人形去中心化”，那在未来，人类以何种身份自处？人类是否会面临身份危机？此类问题在赛博朋克电影中皆有提及。
3.1. 赛博格的身份转向
“身份”(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有几位学者指出过，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的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 [4] 。与此同时，identity在英语中还有“认同”、“同一性”的意思。由此可得，身份具有两方面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客观的，是指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和表达，是对自我的认识，回答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而第二种含义是主观的，是指人类对于身份认同的寻求，回答的是“我属于谁、我像谁、我和谁”的问题。
在影片《银翼杀手2049》中，仿生人K被植入了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的记忆，从而使仿生人K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仿生人瑞秋的后代，这一刻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我是谁？我从哪来？”的问题成为了推动剧情的动力之一，而后复制人组织得到了他可能是仿生人后代的消息时，提出让仿生人K加入他们的建议，“我属于谁？我像谁？我和谁？”的问题又开始困扰着仿生人K。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仿生人K从单纯的仿生人身份转变为仿生人后代的身份，并随着仿生人组织对其寄予的期盼，甚至有可能转变为仿生人组织领导者的身份，但随着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身世的揭晓，仿生人K又回到了其单纯的仿生人身份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影片通过多种手段对其身份进行构建。
3.2. 赛博格的身份建构
影片《银翼杀手2049》中主角仿生人K的身份随着剧情发展进行了多次转变，影片开始通过仿生人K与仿生人萨博·莫顿的对话阐述了男主的身份，随着但影片中不仅仅通过台词来展现出主角身份的转变，随后让仿生人K调查仿生人瑞秋尸体的任务过程中，种种线索指向仿生人K：他可能是仿生人的后代，仿生人本是不可以繁衍后代的，而这一事实的出现必将引起整个世界的变革。而使仿生人K产生这样怀疑的主要来源于他幼时的记忆。
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理解是个体认知内部的过程，通过与他人产生同一性与差异性互动而产生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的建构往往是通过记忆而形成的。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创始人约翰•洛克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人在出生时他的意识犹如一块白板，当外界事物作用于这块白板时，白板上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因此，人在年轻时所接受事物的影响比他后来所接受事物的影响更加深远，因为它们是自我的根源，它们是第一波停留在白板上的印迹 [5] 。独立的个体无法纯粹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必须通过记忆来建构身份，通过了解过去的事物来追溯自我，因此记忆成为了过去与现在的链接，成为了了解自我的根源所在。
而在洛克的理论基础上，大卫·休谟更加明确地指出，记忆不但能够建立同一性而且有助于同一性的不断生成。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记忆，我们就无法理清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就失去了因事物之间因果联系而构成的自我人格。当我们有记忆时，我们便可以从记忆中获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个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把这种关系扩展到我们记忆之外的地方。
影片《银翼杀手2049》中，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被植入仿生人K的芯片之中，使它们二者有了共同的记忆，通过这段共同的记忆，让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知道了藏木马这段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使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明确了其作为复制人后代的身份，同时也使仿生人K陷入了对于自我身份的怀疑之中。影片剧情通过这段共同的记忆向观众提供了两个角色的身份线索，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要素之一，同时也向观众提示了影片探寻的主要问题：在未来被科技覆盖的世界中，大家是如何辨别人类与非人类？只有人类才会拥有真实的情感与记忆吗？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逐渐模糊的情况下，人类又该如何自处呢？
3.3. 赛博格的身份焦虑与认同需求
在未来世界中，赛博格占有相当大的“公民比例”，赛博格受到科技公司高度的管理与控制，他们主要负责完成最为辛苦与危险的工作，例如影片《银翼杀手2049》中仿生人K就是一名银翼杀手，负责追杀之前被淘汰的仿生人，可即便如此，他也只能住在破旧的大楼里，穿行在肮脏的地下城之中，与华莱士公司这类资本高度集中的组织所在的简洁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赛博格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每次执行完任务都要回来接受“图灵测试”，以此确认他们是否产生了情感波动，他辛苦工作得来的报酬可以让他为自己的虚拟女友买一个发射器，可是在完成新任务的过程中发射器却被华莱士公司的老板助理拉夫毁灭了发射器，虚拟女友乔伊就此与他永别。
作为赛博格，一方面他们能够借助科技的力量使身体潜能得到最大激发，他们能够快速愈合伤口甚至永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要忍受着边缘化的境遇，接受别人植入其芯片中的虚假记忆，从而造成了断裂的身份认同与严重的意识危机。仿生人K的虚拟女友乔伊因为投射器受毁而永远消失，可在大楼巨型广告牌上，仿生人K看见了科技公司批量生产的乔伊形象的虚拟女友出现，并且也叫乔伊，那一瞬间仿生人K与观众产生了同样的质疑：虚拟女友是否也具有情感？那句“我爱你”是否也只是科技公司设置在机器芯片中的话语？处于边缘化的仿生人K对于虚拟女友的身份产生了质疑从而产生了对其自身身份的迷茫与焦虑，因此他渴望证实自己就是复制人的后代，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同与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真实的人类才能产生真正的情感，才可以真实地拥有女友，不用受到其他人的冷嘲热讽，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实体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有他自身的认知。
4. 后人类主义时代的身份认同：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担忧
人本主义发源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认为人基于理性精神具有先验的自由意志，强调以人为本、自我实现，并自笛卡尔理性主义盛行后，发展为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是人作为主体的独特价值：先验的理性和自由意志 [6] 。赛博格通过技术改造身体，使得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本主义中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后人类时代被解构，从“以人类为中心”的地位转变为“人形去中心化”的地位，基于人类自然本体的身份认同也由此轰然倒塌。当人类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形式的“生命体”，此类“生命体”或许会具有先验的理性和自由的意志，而我们作为人类，也面临着该如何展现人类作为主体独特性的问题。
在影片《银翼杀手2049》中，人类组织华莱士公司在法律明令禁止生产仿生人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研究新型仿生人，从而为人类进行更好地服务，华莱士公司一方面利用仿生人来完成扩张，而另一方面也对仿生人进行着高度控制，通过图灵测试来了解仿生人是否产生了情感波动，是否会具有人类的根本特征。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担忧：人类是否是不可替代的？人类缘何为人类？影片《银翼杀手2049》中华莱士公司制造出了与人类高度相似的仿生人，他们是赛博格的控制者，但与此同时，赛博格对人类地位也产生了威胁。同时影片中也出现了令人类担忧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仿生人领袖馥蕾莎知道仿生人可以自主生育后代时，企图发动起义来消灭人类，让仿生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且仿生人组织的口号也十分具有讽刺意味：比人类更像人类。这类所思所想所为，不正说明了后人类主义时代的赛博格也具有非物质性的存在意义，甚至说明无机体也具有思想性的可能。
影片中仿生人K具有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的记忆，因此这两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比性，影片结尾处，仿生人K带老代仿生人里克·迪卡德去见自己的女儿，仿生人K在后人类废墟之中伸手接住了真实的雪花，而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作为真实人类却只能被隔离在无菌空间中通过虚拟技术看见漫天雪花，此时不仅引观众人深思：仿生人K和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谁更像人类？
5. 总结
仿生人K在影片中的身份成了从复制人到真实的人再到复制人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形成了影片中仿生人与人类组织的之间冲突与危机，而这一危机恰好映射了人类对于其主体地位的担忧与焦虑：当世界不再以人类为中心，我们该如何存在？我们又以何种身份自处？海勒曾经说过：“后人类不意味着反人类，也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意味着某种特定人类的终结 [7] 。”当我们置身于后人类时代之中，人本主义被推翻，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了新的思考，这将会不可避免地让人类产生身份焦虑与认同需求。后人类时代已经来到，这对人类重新认知自我、定位自我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类也面临着重新定义身份和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的挑战。影片《银翼杀手2049》并不简单地只是对未来科技发展进行思考，而其背后的哲学思考与伦理关系更加地引人深思：未来人类如何与科技共生共存。在未来，我们不仅需要探索如何与科技共存，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护我们的人性和尊严。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关于伦理、社会问题等方面的问题，以确保科技的发展不会对人类或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不仅是赛博朋克电影的主题，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