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接受美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提出，后经姚斯和伊塞尔的共同发展，该理论成为了影响十分深远的“接受美学流派” [1] 。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读者接受出发研究文艺作品，它赋予读者以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接受过程，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经验。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而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作品的意义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 。接受美学的提出将文艺研究的视阈从以作者和作品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开拓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接受美学的思想逐步从文学理论蔓延至各种哲学社会思潮，作品亦从文学语境逐渐进入影视作品研究语境。王锺陵认为，接受美学有三个重要的概念：文学的历史性、期待视野、文学演变 [3] 。
影视剧《狂飙》播出后大受观众(读者)好评，其重要原因正是姚斯讲到的期待结构问题，即《狂飙》既符合读者的“定向期待”，又超越了读者的“定向期待”，造成了“审美距离”的变化。《狂飙》不仅融合刑侦剧中悬疑推理元素，还融合官场剧中的反腐元素，多元素的叠加增添了整部剧的悬疑感和紧张感，能够成功调动观众持续观看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在正反两派人物的一次次冲突、选择中传递一种坚定的价值观：邪不压正，弘扬正义。在叙事结构上以“三幕式”的时空穿插结构架接起分别发生在2000年“黄翠翠命案”、2006年的“莽村拆迁案”、2021年的“扫黑除恶”案，三个单元相对独立但又互相纠葛，揭开总共长达二十年的时代变革与人性沉浮。它一经播出便大受观众好评，本研究希望利用接受美学理论深度分析《狂飙》获得成功的原因，以达到为相关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与研究贡献理论增量的目的。
2. 空间搭建符合“先在经验”
在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中，最根本的概念便是“文学的历史性”，他在1967年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宣称“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 [4] 。姚斯在接受美学理论中对“文学的历史性”的探讨主要强调读者主体的历史性，但姚斯也并未忽视文学的创作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历史性。他认为文学作品从旧有的文学系统重脱胎而来，而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构成了读者期待视野的一个维度 [5] 。
回到悬疑类影视作品上，许多悬疑作品仅有故事，却没有注入具备真正现实主义内核的内容从而导致故事脱离历史环境，这样就难以达成“文学的历史性”，也就无法邀请读者进入“期待结构”。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狂飙》在故事背景的选择上深深扎根真实的社会环境，具体则体现在生活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维度，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也将故事投射到社会现实中，折射出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2.1. 生活空间的刻画：勾勒烟火图景符合“先在经验”
《狂飙》希望达成的“先在经验”首先体现在以百姓生活的微观视角入手，勾画出具有烟火气息的生活图景，从而符合观众的“先在经验”，在此前提下，作品才能进一步“召唤”观众。《狂飙》通过对“审讯室”“旧厂街”“鱼档”“高启强家”等鲜明建筑空间的描绘，试图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进行影像化的熟悉感处理，从而在这些再造的空间中进行叙事。高启强生活中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场景既有当地的人情世故，也有底层摊贩们彼此往来的人情关系，后厂街及菜市场就是导演着重刻画的重要生活空间。由此可看出，再造建筑空间一方面为整个叙事搭建了中国最为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使得他所生活的地盘成为贫富差距这一严肃社会话题的对比与参照。对创作者而言，“底层”的再现不仅是在居住空间地理布局上的差异，而且还要加入电视剧空间搭建起来的与身份尊严相关的叙事元素，这样才能完整的展现底层的样貌。
黑化前的高启强身份卑微、在唐家兄弟面前没有尊严，低三下四的求他，而弟弟高启盛也因为家庭条件自卑。此时，生活空间在该剧中成为界定身份、财富、地位的重要意向和隐形标签。作品对底层生活空间的刻画能够使观众在观看心理上产生熟悉感，形成一种“不是在拍他们的生活，而是在拍‘我’的生活”的心理镜像，从而达成与观众“先在经验”的契合。
2.2. 社会空间的穿插：复刻真实事件达成“文学的历史性”
姚斯十分强调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脱离其文学系统自身的历史性演变，亦不应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语言，而“应在与社会条件的过程性联系中理解”。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通过映射时代背景，将时代精神通过影像化语言进行传达，从而达成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互动，进而达成“文学的历史性”。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圈，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剧本创作要将人物故事放置在时代背景下，使故事与意识形态话语缝合，最终在其中窥见人物在大环境下命运抉择的艰难。往往一个人背离他原先的信仰以及想要跨越他自己的阶层，都绕不开时代的发展。
《狂飙》是一部凸显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影视作品，剧中涉及的案件大多来自真实的社会事件和社会民生新闻。高启强攀爬上强盛集团后，在接手莽村拆迁项目后，他在执行过程中，采用的恐吓、暴力、绑架等恶劣行为与“四川特大黑社会头目刘汉”案如出一辙；供电局副局长杨建自甘堕落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后，他不仅利用自己职权垄断并控制了京海市的整个供电系统，而且谋取私利收受大额贿赂。此种行为也能在现实中找到真实案件的缩影，那就是哈尔滨“电霸李氏三兄弟”一案，此外“强盛小灵通专卖店”等也勾起了许多观众的回忆。剧中一波一波的案件都能在现实中找到源头，全剧以现实为模本，临摹了真实案件发生的场景，让人观看后触目惊心的同时又能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最终明白国家扫黑除恶的决心以及意义，《狂飙》也由此达成了“文学的历史性”。
3. 群像叙事达成“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接受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尧斯结合了伽达默尔多次提及的“视野”和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多次使用的“视野”，将其重构改造为了“期待视野”。在姚斯看来，期待视野是读者在阅读之前的一种潜在的对作品意义的期待。当读者阅读文本时，这种期待视野能“唤醒对已读过的作品的回忆，把读者带进一定的感情状态，并随着作品的开端引起对‘中间和结尾’的各种期待” [6] 。它既使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成为可能，又要求作品具备一定的欣赏价值。姚斯将“期待视野”的期待满足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
《狂飙》中对于期待视野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及人物行为的刻画上。大多数的刑侦剧和悬疑剧都注重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即正面形象的塑造，并且都秉持着正反两派势不两立的两极营垒。《狂飙》却并没有走类似的路线，反而在剧中大篇幅地铺垫反面人物，并且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没有千篇一律的脸谱化人物形象，而是把每个个体都书写成有血有肉、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立体化的人。哪怕是一闪而过的配角，创作者也在努力挖掘他的特点，结合故事情节让他们有剧中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高光点、名场面。正因如此，观众才不会因为人物群像而混淆人物和理不清人物关系。例如徐江有凶狠的一面但也有幽默的一面。正面人物上也没有遵循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有大量的一线干警的身影。这种正反两派的集体主义和群像叙事，让观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具体人，也能够在多方面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这种人物塑造上的突破一是将本土化价值理念与创作意识进行类型人物的塑造；二是以“祛理想化”的方式将人物拉回现实，从而能让观众真正的认同角色。
3.1. 定向期待：坚守信念的英雄人物
谢林霞认为，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有胡塞尔的现象学、英伽登的美学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7] 。陈玲玲认为接受主体“期待视野”的建构是两极彼此“双向”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认识心理图式中的“同化”与“顺应”彼此更迭，由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不断建构的过程 [8] 。观众在看《狂飙》时会产生期待视野。例如安欣的警察身份，作为正义和公平的守护者和执行者，他一身正气，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面前恪守底线。即便曾经最信任的师傅背离共同的信仰，即便战友也在破案过程中牺牲，但他依旧没有动摇，坚持要将以高启强为代表的犯罪团伙捉拿归案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安欣的角色是符合观众对警察身份以及职责的想象的，他身上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有整个警察群体的共同烙印。安欣的坚守，也让观众的信念与理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寄托之处。
3.2. 创新期待：冲破二元对立的角色安排
好的作品不仅能够预测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还能够让受众由定向期待走向创新期待。本剧为观众设下的创新期待体现于倒叙，吸引观众思考为何高启强由一个被人欺负的小鱼贩一步步成为犯罪集团头目。传统警匪剧大多采用单向叙事手法，旨在歌颂一线警察如何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最终将犯罪分子捉拿归案。意在强调警察抓捕的困难、犯罪分子的狡猾，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狂飙》一改过往的叙事结构，通过警察与犯罪集团的双向叙事，一视同仁正反两派角色的篇幅，让警察这一身份脱离了原来这一社会职业所具备的光环，也让反面人物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坏人。《狂飙》由果推因的倒叙方式，以及将“好人如何变成坏人”这一叙事框架结合起来，很好的解决了对真实过程的展现，以及对人物全面立体化的塑造。
法治的前提是对人性败坏的假设，人性的幽暗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制约，还需要内在的德行约束，更需要信念的源力。人性的堕落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外部环境不公正和内心信念的不坚定的情况下，人性发生扭曲，从而走上不归路。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的“海德先生”和一个善的“杰基尔博士”。无论是谁都会遭遇内心的撕扯，每当你想行善时，就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你，让你作恶。
剧中的高启强并不是一开始就恶，而是有一个逐渐“变恶”的过程。当他勤勤奋奋、兢兢业业卖鱼，只想供养弟弟妹妹读书时，他需要面临摊位随时被不公的调换以及卫生费的不定期上交，这些弥漫在他周围的有形和无形暴力是驱使他走向深渊的导火索。所有的不公都会让普通老百姓误以为，普通人要想翻身只能通过不当的手段。而他们一旦有机会能够尝到权力能够谋利，并且实现身份的跳级跃升时，他们向往权力的欲望就会被点燃，并且越燃越大。安欣身份的优势让高启强初尝到权力的好处，而“买凶杀人”后高额的报酬更是让他被钱蒙蔽双眼。其实他是有机会止步深渊的，如果他能在发现并不是自己害死徐雷时及时报案，那么他还能及时回头。但是该剧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人性复杂的铺垫，一切都能找到人物为什么变坏的痕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启强不是穷凶极恶的恶，而是为了生存保护自己伪装起来的恶。
4. 情感叙事完成“体验建构”：破案追踪叩问道德反思
陈长利认为，真正能够将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含义与其他理论区别开来的，是期待视野在“先在结构”与“体验建构”中“互动生成”的思想，“体验建构”将使“先在结构”不断加以现实化，并不断注人新的动力、源泉和质素 [9] 。与近年来可与之媲美的悬疑小说改编《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猎罪图鉴》相比较，《狂飙》依然是一部社会派改编小说，相较于注重对案件推理的本格派小说，社会派小说更倾向于窥探和关照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所以社会派小说更在乎道德层面的反思。
安欣的家世身份与李响和陆杨相比不是普通人，但也没有神化他的形象，而是有柔情的一面。安欣会对高启强的表示有分寸的关心，这种关心尺度把握有当，并没有越界，这保障了两人关系的泾渭分明。整部剧有安欣与高启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友情、有与李响生死过命的战友情、有高家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有安欣的爱情、高启强和陈书婷的爱情。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让整部剧的人物都富有浓郁的人文气息，表明他们都是有爱恨纠缠的普通人。虽然反派人物作恶多端，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情感。高启强在外凶狠手上沾满鲜血，但不会把“脏事”带进家里，对老婆温柔、言听计从。这些表现都让观众对这一人物产生痛恨和怜悯的双重心理，甚至替他惋惜。因为观众对他一路走来的历程太过清晰，也太能同情他在当时的时代境遇下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但这都不能美化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都要清醒的意识到，正义的始终是正义的，违法犯罪没有任何借口。当然，也是这种矛盾的撕扯让观众代入感强烈，产生移情效应，对反派人物在某些层面有共情。毕竟人无完人，都陷入过无数次良知的追问与正义坚持的两难境地。
5. 余论
《狂飙》通过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互动完成对观众“先在经验”的召唤与“文学的历史性”的建设，利用对主角安欣的塑造达成定向期待，对高启强与其他群像的叙事完成创新期待。利用丰富的情感叙事完成体验建构。它以三段式的叙事结构将长达二十年盘踞在京海的犯罪集团如何发家以及如何腐蚀当地公权力的过程娓娓道来，整个故事结构大张大合、起承转落，为观众呈现环环相扣的剧情，并且在针锋相对中掺杂了人性之美的正反角力。从生活细微处和微观普通人物切入，为观众呈上深具现实意义的高品质作品。该剧既有对现实问题的拷问也有对人性的反思。虽然最后的结局被观众赋上“烂尾”的标签，但从整体故事架构和价值理念上来看，能让观众发自内心地为剧中扫黑除恶英雄们的正气所激荡，达到正本清源，还社会以公平正义、浩然正气的创作目的，已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