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博物馆是什么？是历史的年轮，既是终点也是起点，链接过去也通向未来，是人类发展的见证者。它的职责就是寻找并保护人类前行路程中的功与过，荣耀与过失都将成为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指向标 [1] 。博物馆是珍藏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涵盖自然与人文两面，同时也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表征而存在，是所在地域不可或缺的珍稀文化传承基地，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更是城市文化意象的“代表作”。在这种富有历史底蕴的文化基础之下，博物馆往往被赋予一种权威性，即叙事话语的“真理”不可置疑。中国丝绸博物馆坐落于素有“丝绸之府”美誉的杭州，是城市意象下丝绸文化的重要组成，链接了古老的中国丝绸传说，不断在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创新、传承等方面对“杭丝”乃至“国丝”文化作出贡献。它依仗着杭州的在地性语境，以“唯我”¹的叙事主体角色在对内传承上充当着丝绸文化载体，进而激活杭州丝韵，营造丝绸文化圈。那么，在后现代思潮的来临之际，当“意象”被解构，当“古老传说”的叙事话语权被替换，博物馆的主体性地位是否会陷入沉思之中？

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独立的、相对的、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它表现出绝对而彻底的批判精神，并以其破坏性的消极思想全面地批判现代性。而博物馆作为知识与权力的文化承载体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叙事话语权威在后现代思潮下应被拉下神坛，人们更应该去重新思考叙事话语重构的问题。这种博物馆的叙事话语权的转变可借用刘东提出的“文化之根”与“文化之果”两个概念进行阐释，所谓的文化之根，就是特定文明的“独特而隐秘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根源”，而所谓的文化之果，“就是从这个根底处生长出来的文明” [2] (p. 185)。新时代下对于文化之根并非全盘接受，只需了解即可，而文化之果则更应被着重关注 [3] 。在笔者看来，文化之根因具备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在脱离原初语境下试图构成当代社会乃至当代人生活的普世因子会存在一种“不平等”状态，而文化之果趋向一种多面向、多元化、容错率高的呈现，在脱离文化语境的同时也能更加适应新时代。因此，在后现代思潮的当下，“文化之根”的恢复趋近“消亡”，人们更应该去思考对“文化之果”的传播。笔者认为，后现代思潮下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应淡化“丝绸文化之根”这个宏大叙事的有力杠杆，以多渠道、多主体、多方位对“丝绸文化之果”进行扩散，从而实现多棱面叙事渠道及叙事主体的转向，进而弱化“唯我”的叙事地位，实现主体与接收者的“平等对话”。因此，笔者将突出叙事主体的转变及叙事主体对受众反馈的诠释两个方面以重新探索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新方向，以接应后现代思潮下瓦解知识与权力作为主宰者的导向。

2. 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叙事的探讨

2.1. 后现代思潮的起源与内涵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文化和艺术思潮，起源于20世纪后期，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颠覆和批判性延续。“后现代”中的“后”并非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表示“超越”的意思，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反馈。它是依据现代主义而产生的独立的且有相对性的一种思想运动，它以摧毁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全面批判“现代性”，因此，“后现代主义”精神即彻底的批判精神。19世纪末，在工业革命的催动下，伴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和大量的工业化，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此时，西方的主流思想认为理性是无所不能且反对传统观念，并认为人类借助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能够追求到唯一的真理。直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开始体会到科技的反噬，并开始重新思考科技是否具有真理的唯一性，也发现了人类在科学理解上的局限性，后现代思潮由此诞生。因此，后现代思潮是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稳定性，反对规划、固定、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权力结构和工业化进程。它强调主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综合性，以及破坏二元对立的观念，例如理性与感性、现代化与传统、中心与边缘等。

2.2. 后现代叙事的诞生

后现代思潮下处于一种间的距离和方位感的确实、线性时间和历史连续性的缺失之中，是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走向上述科技反噬的结果。在这种现代性所赋予的局限性局面之下，后现代叙事就此诞生。后现代叙事是对神权与权威的叛逆，是对宏大叙事这一垄断性的、为统治阶层所控制的话语权的批判。它试图打破这种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寻求突破传统，弱化单一叙事的力量，扩大历史、文化与知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更加多样化、多元化、开放化的方式来应对当代社会现实与当代人生活状态的异变。而顺应这种生活状态的异变之下往往存在一种“他者”的在场叙事以打破宏大叙事的权威，这个“他者”便是新的叙事主体及信息反馈的受众，而“在场”意味着参与者置身于事件当中对所呈现的事物获取的直观经验。因而后现代叙事话语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叙事主体新的认识论所决定的。

3. 后现代思潮下博物馆叙事话语重构的理论探讨

3.1. 后现代思潮下传统博物馆叙事话语的瓦解

在西方文化中，博物馆是一个纯艺术和高雅艺术的载体及象征，因此博物馆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一种文化现象。博物馆现象一直是精英文化的代表，其源自人们对精神财富的占有，统治阶级及上层社会的愿望和要求 [4] 。因此，传统博物馆一直略脱节于大众文化生活至20世纪初博物馆学的产生，这也符合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F. Pareto)所述：“精英是无论好坏的最有权力、活力、能力的人……人类的历史就是精英不断更迭的历史 [5] 。”而作为18世纪高雅文化的一部分，贵族绅士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科学 [6] 。被知识与权力“赋能”的科学充满着阶级色彩，历史也总是在告诉我们，高雅文化联系的是精英、贵族阶级，由财富、地位和权力来堆叠与支撑，从而把握了世界知识面的权力，也是权威的象征。此时的博物馆形态被依莲·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称之为“现代主义博物馆”(Modernism Museum) [7] (p. 151)。

直至后现代思潮出现的新博物馆学，这是一种批判绝对真理的认识论给予传统博物馆学的巨大冲击。这种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被依莲·胡珀–格林希尔定义为“后博物馆”(Post-Museum) [7] (p. 152)。在后博物馆中，当人们开始不再相信博物馆是所在城市中的知识与权力的唯一性时，博物馆也就开始走向宏大叙事的消亡，这意味着，博物馆开始趋向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这是走向德里达解构主义中对结构主义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反馈，它偏向一种去中心化的手段进行对二元对立的破坏。但随着如今思潮的更迭，对解构主义认识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扩散，开始偏向一种破坏一切的看法，即对任何解构、组织、整体甚至权威的破坏与分解。因此，博物馆作为一座城市中的某种文化的权威性代表载体，一向与现代主义中赋予的权威、神权、唯一的地位相一致，而在后现代思潮中则应该试图突破这种至高无上的唯一性、知识与权力所带来的权威性、历史文脉积累的神权赋职，并非瓦解它所承载的知识与权力，而是瓦解传统博物馆下叙事主体以“唯我”进行叙事的框架。进一步地，德里达在解构主义中提出了“延异”(differance)与“播撒”(dissemination)观点，即文字并不具备表达完整且准确的含义的能力，同时，文字的意义是存在于其自身的，是动态的，是主观的。而传统博物馆也正是基于文字做出叙事判断，从而对所在城市文化的一种主观判断的表达，这个讲故事的叙事主体是博物馆“自己”，因此，在后现代思潮之下它并非具有唯一真理、客观、科学性的存在。基于上述的理论探讨可得知在后现代思潮之下博物馆作为叙事主体时不再承担表达城市某种文化真实观点的责任，于是，对城市某种文化的解读便没有了真理性、客观性、唯一性，也就消解了博物馆承载的客观意义。

3.2. 后现代思潮下“后博物馆”叙事话语的重构

斯蒂芬·威尔(Stephen E. Weil)指出，博物馆从最初以收藏、保存为核心功能，发展到现在以解读为核心，不断激发观众思考，并实现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8] 。直到今天，博物馆的社会效应依旧离不开叙事话语的构建反思问题之上。当下环境在不断的变化，时代也在更迭，后现代思潮的到来印证了叙事话语重构的走向。传统博物馆在叙事研究中关注重点在于“怎么讲故事”和“故事是什么”，尤其在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宣传中，两者的充分条件是博物馆作为故事的主体承载者，因此，叙事主体往往是博物馆及其管理人员本身。而在后现代思潮下所诞生的“后博物馆”不再承担表达的权威性与唯一性，是对传统博物馆下叙事主体“唯我”的瓦解，那是否应在叙事话语中作出重新的思考呢？笔者倾向于“由谁讲故事”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主流，进一步地，是“由主体讲故事”向“由他者讲故事”的转变，偏向于参观者、体验者甚至圈外人以“他者”的身份进行主观解读。同时，以后现代思潮名义而延申出来的融媒体时代则更贴合在时空急速更变的年代，其叙事渠道会获得更多的机会，通信技术及科技的进步也使得文化传播的方式更加多元，以极大程度影响着媒介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胡凯云断言“后博物馆”的诠释策略应具备“多视角”、“多信息层次”和“多参与性” [9] 。因而在对属于地域、文化意义上的“他者”进行传播时，抛开葛瑞斯伍德提出文化菱形中的“社会”所蕴含的文化语境，重在关注“叙述者”(谁讲故事)、“文本”(什么故事)以及“接受者”(谁听故事)三个维度，后两者被框定于输出某种文化以及向某类人群输出，而“叙述者”则成为了对故事延展性的最大变化筹码。那么“由谁讲故事”或成为后现代思潮下开启的叙事主体的转向问题导向，旨在重思博物馆在故事叙事上的局限性及不同叙事主体对故事理解层度并叙述的多面性。

4. 中国丝绸博物馆现代叙事话语的现状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现代叙事话语的走向。一方面，中国丝绸博物馆坐落于历来附有“丝绸之府”、“东方丝国”、“杭州绸都”等称号的杭州，其丝绸文化建设、产品创新、品牌打造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持续领跑 [10] 。它以整体视角观看待丝绸文化圈层，将自身作为“杭丝”乃至“国丝”文化的参与者，在区域内部采取历史性的纵向文化传递，例行收、藏、展三大基本职能外仍探索着新的社会责任导向，如社会教育、文化传承、城市客厅等。另一方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真理”导向具备一种权威性，它担负起现代主义中传统博物馆下叙事主体的“唯我”角色，构建起“由中国丝绸博物馆讲故事”的叙事话语权。因此，中国丝绸博物馆被赋予一种杭州丝绸底蕴承载者的角色以恢复“丝绸文化之根”。具体而言，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举办方，定期举办各式活动以汇聚杭州丝绸文化域内爱好者，同时吸引域外的潜在受众。诸如国丝课堂、经论讲堂、国丝之夜、国丝研学等活动，主题结合了宋韵、“丝路”等元素，交叉培养兴趣，共同作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项目主要以教学的方式来让群众获得参与感，进而传递丝绸文化。以“女红传习”为例，女红传习下设研习班、技巧课、小物件制作教学等新颖活动，实现在系统学习的视角下穿插碎片知识，迎合了受众心理预期，激活传统文化活力。一方面，女红传习作为由中国丝绸博物馆主推的活动，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链接群众，较好地完成了丝绸文化传播的使命；另一方面，主题新颖，形式多样的女红传习以受众自主参与自主学习为主，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传统文化传承的趣味性，拉近技艺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不仅如此，中国丝绸博物馆仍在丝绸解码中从制作工程出发，关注丝绸起源，激活蚕丝文化，关注杭州教育，以辐射长三角地区。中国丝绸博物馆围绕“蚕乡月令”品牌教育，连续20多年为杭州和上海的大部分低龄学生开展一种人人养蚕的活动。该博物馆关联青少年科普实践极富中国特色，从每年3月开始，博物馆分发蚕宝宝以及养蚕器具，到学校开展蚕桑养殖的相关知识培训，开拓学生的视野并增进对蚕丝文化的了解，同时在博物馆网站开设养蚕专栏，在学生养蚕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与观察能力，并使用蚕丝或蚕茧制作手工艺品，最后，优秀作品在博物馆展出 [11] 。

基于上述具体情况可知，所呈现的活动皆围绕中国丝绸博物馆这个叙事主体进行丝绸文化的领跑者，依附其角色定位、地理位置、历史底蕴、空间文化表征的权威性、唯一性试图恢复“丝绸文化之根”的作为，以至于符合现代性导向“由中国丝绸博物馆讲故事”的权威，潜移默化的承担起了丝绸文化叙事话语的主体，是一种传统博物馆“唯我”叙事主体的表现。

5. 后现代思潮下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转变思路

5.1. 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转变机缘

过去，中国丝绸博物馆对内的传承多偏向对“丝绸文化之根”，旨意去恢复或激活“杭丝”乃至“国丝”独特而隐秘的、人类丝绸文化意义上的根源。因此，中国丝绸博物馆往往围绕着传统博物馆“唯我”的叙事思路构建起地方丝绸文化的话语权。诸如上文所述关注女红传习、养蚕技术与文化的教学等，中国丝绸博物馆以知识独有者的面孔作为承载知识的主体，或是局限，抑或是守旧，“故事的根”偏好导向于“丝绸文化之根”。“文化之根”的传递是过去历史的遗留文化与当下之人相互交流的过程，两者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即一种“‘他者’尊，‘我者’卑”的状态；而真正的交流并不存有高下之分，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对话”状态。在刘东看来，根底处生长出来的文明更偏向于一种“平等”的口吻，即关注“文化之果” [2] (p. 186)。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叙事主体传递“丝绸文化之根”显然已形成“灌输式”的文化输出方式，但当我们进入后现代思潮时，无论是对过去历史的敬畏还是对博物馆所历来赋予的权威性象征，皆要重新审视传统博物馆作为叙事主体至高无上、不可否定的真理与唯一性，以打破一种“唯我”状态。因此，打破“由博物馆讲故事”的范式是恢复“文化之根”转向关注“文化之果”的必然趋势，即叙事主体话语权的转变。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丝绸文化的承载者，在顺应后现代思潮时理应作出瓦解“由中国丝绸博物馆讲故事”的范式，并面向新的、多元的叙事主体，以开启一种非卑躬屈膝式下“对话式”的丝绸文化输出。

5.2. 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转变思路探讨

博物馆要适应后现代思潮的进步就要对其叙事话语进行重构，即重新审视叙事主体及叙事主体对受众反馈的诠释。前者在《参与式博物馆》中被提出，博物馆传播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参与性体系结构 [12] ”。那么其叙事主体可以是与其“对话”的参与者、体验者和圈外人员等；后者可从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Melvin Defleur)的观点中看出“传播取得理想效果核心在于传者对反馈的重视程度如何 [13] ”。那么即便博物馆承担起了叙事主体的角色，但良好的诠释受众的反馈也是叙事话语权转变的依据，即中国丝绸博物馆应思考“他者”作为叙事主体及反馈对象的重要地位，两者皆是弱化恢复“丝绸文化之根”的重视度，也是关注“丝绸文化之果”的有效方式。具体而言，中国丝绸博物馆可在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平台上进行宣传，并邀请网络大V及红人探馆、看展。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控制内容优质及展出效果作预设范围之内，由传播的“他者”作为叙事中介，对丝绸文化进行流量提升和舆论良好导向，而接收丝绸文化信息的受众不论其信息是否认同，在一种人类学中社会行为的分享欲基础之上会作出信息的二次加工及传播。分享欲环节并不强调其“丝绸文化之根”的重要性，而是“丝绸文化之果”的趣味性、独特性，并在社会层面上产生口碑效应。无论是从UGC还是PGC的角度出发，皆能实现一种“人传人”的现象，这种叙事主体转向的方式足以弱化“文化之根”，以在数字化技术多维度传播下实现良性循环。而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上述环节之中以一种旁观者的角色接受大众信息下的舆论导向，从而更多面向地了解并诠释丝绸文化的反馈。因此，无论是参观者、传播者、媒介包括圈外人作为叙事主体及反馈的受众介入叙事的过程之中，即便其深度未及文化的意识形态承载者，但其观点、利益导向、不同情绪地带入等将重新对丝绸文化作出延展。这种打破博物馆“唯我”的叙事话语权是对除博物馆以外的各类主体下放自主性、选择权的重要举措，也是宏大叙事破碎、叙事框架升华、叙事内核的外延趋向。

基金项目

杭州文化背景下对杭州丝绸的符号营销研究——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例(22TYDC064)。

NOTES

¹因博物馆是城市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具备其文化之根的权威性，可作为文化之根的阐释者。因此，博物馆往往围绕自身作为文化叙事主体的角色，具有一种统领且不可质疑的权威性而存在的叙事话语权。笔者将这种叙事话语的权威定义为“唯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