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症(Depression)也称抑郁障碍，是以显著且持久的心境低落和兴趣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心境低落与其所处环境不相适应，其情绪低落程度可从闷闷不乐至痛不欲生，部分患者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常伴有自卑和消极观念，严重者有自杀企图或行为(Li, Huang, Cheng, & Zhang, 2020)。抑郁也可泛指包括抑郁情绪及症状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会使个体产生虚弱感和压力感，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情绪威胁(Hankin, 2015)。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有超过3.5亿抑郁患者，近十年增速约为18%，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发病率(2022年)上升了28%，抑郁症已成为全球常见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抑郁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22年抑郁患者超过9500万，50%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达15~20%，青年(18~24岁)为抑郁高风险群体，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24.1% (傅小兰，张侃，2023)。
抑郁的病因较为复杂，涉及人格、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多因素及其综合作用。东西方人格心理学都对抑郁相关的人格特征开展过大量研究。研究表明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神经质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程冉，王玉锋，2012)，患者相对于普通个体其人格特征表现为较高的神经质(洪炜等，2004)。中医五态人格研究发现阴性性格(少阴和太阴偏高)是抑郁的危险人格(郑开梅等，2007)，抑郁的发生与少阴型人格成正相关(刘琰等，2015)，抑郁状态与太阴型人格成正相关(杨秋莉等，2010)。相对于西方人格问卷，中医五态人格测验诞生于我国本土，更适合描述和解释我国国民的心理及行为特征(张杰，2017)。
社会支持主要是指以个体为中心，与其有联系的人所提供的全部支持(包括客观、物质的支持和主观、精神的支持)，也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构成的整合系统(郑雅格等，2019)。社会支持对抑郁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个体从童年到青春期，其社交网络不断扩大，可能得到的社会支持也越来越多，朋友、父母和老师所给予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的抑郁程度越低(Rueger, Malecki, & Demaray, 2010)。社会支持水平低会增加个体抑郁或罹患抑郁的风险，但提升社会支持水平可以改善这些问题(Frison & Eggermont, 2015)。
生活事件主要是指个体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发生的对其产生应激压力和重大事件或精神创伤等(辛秀红，姚树桥，2015)。经历较多的生活事件的个体存在更多抑郁等情绪障碍(郝阳等，2022) (Demenech, Oliveira, Neiva-Silva, & Dumith, 2021)，个体在童年期遭遇的生活事件甚至会带来成年后的情绪和行为问题(Saavedra, 2020)，较为常见的是抑郁焦虑。一项有关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大学新生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蒋佩等，2023)。
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一直以来广受关注，其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较为凸显，了解和改善其心理健康问题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程刚，张大均，2018)。大学生的抑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人格、社会支持和生活事件是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理清大学生抑郁与其人格、社会支持和生活事件的关系，探索这些影响因素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评定和干预提供实证的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运用整群抽样法对某省6所高校的1600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468份(有效率91.75%)，其中男生428人，女生1040人；年龄14~26岁，平均(19.4 ± 1.7)岁；本科生995人，专科生473人；独生子女457人，非独生子女1011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791人，城镇360人，城市317人。研究获得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
2.2. 工具
2.2.1.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BDI)
Beck于1974年编制该量表13项版本(戴晓阳，2010)，主要用来评估个体的抑郁症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各项均为0~3分四级评分，无该项症状计0分，轻度计1分，中度计2分，重度计3分，13项总计39分。总分0~4表示(基本上)无抑郁症状，5~7表示轻度抑郁，8~15表示中度抑郁，16及以上表示重度抑郁。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
2.2.2. 五态人格测验(The Five-Pattern Personality Inventory, FPPI)
由薛崇成等根据“阴阳五态人理论”编制，是我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人格测评量表。该测验由103道题组成，每题答“是”计1分，答“否”计0分；有太阳、少阳、阴阳平和、太阴、少阴和掩饰6个分量表，前5个分量表得分反映五态性格中5个维度的阴阳比例，得分高低表示个体在该维度上的性格特点，掩饰分量表低于5分为无效问卷，数据应剔除。该测验信效度良好。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由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可以用来全面评估个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戴晓阳，2010)。第1~4、8~10条为单选，选择①~④项分别计1~4分；第5条有4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选“无任何来源”计0分，选“有下列来源”则累积计分。得分越高个体的社会支持强度越高。该量表的重测信度是0.92。
2.2.4.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
中文版由刘贤臣等1987年编制，主要适用于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的评定(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为自评问卷，有27项，由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6个因子构成。评定期限按研究目的可设为最近3个月、6个月、9个月或12个月。先确定在限定时间内是否发生某个事件，若发生过再根据当时的心理感受5级评分，无影响计1分，轻度计2分，中度计3分，重度计4分，极重度计5分，累积各事件评分为总应激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5。
2.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26.0进行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大学生的抑郁、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量表得分的差异性检验，各量表之间的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BDI、FPPI、SSRS及ASLEC得分的总体情况
本样本大学生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得分情况如表1所示，总均分为(5.20 ± 4.5)，无抑郁为762人，占51.9%；轻度抑郁为349人，占23.8%；中度抑郁为306人，占20.8%；重度抑郁为51人，占3.5%。抑郁的检出率为48.1%，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3.5%。
Table 1. BDI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表1. 大学生BDI得分情况
注：BDI，贝克抑郁自评量表。
Table 2. Comparison of FPPI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national norm of the same age college (`x ± s)
表2. 大学生FPPI得分与全国高校同龄常模的比较(`x ± s)
注：FPPI，五态人格测验；*P < 0.05，**P < 0.01，***P < 0.001。
FPPI的太阳分量表均分为(9.74 ± 3.6)，少阳分量表均分为(11.60 ± 4.0)，阴阳平和分量表均分为(5.75 ± 2.4)，少阴分量表均分为(11.88 ± 3.7)，太阴分量表均分为(8.44 ± 4.7)，在少阳、阴阳平和、太阴型人格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高校同龄常模(P < 0.05) (见表2)。
SSRS总均分为(37.56 ± 5.3)，其中客观支持维度的总均分为(9.38 ± 2.1)，主观支持维度的总均分为(20.65 ± 3.5)，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的总均分为(7.53 ± 1.6)。
ASLEC总均分为(27.75 ± 17.5)，其中人际关系因子的总均分为(6.55 ± 4.3)，学习压力因子的总均分为(6.49 ± 4.0)，受惩罚因子的总均分为(4.31 ± 4.9)，丧失因子的总均分为(2.54 ± 3.0)，健康适应因子的总均分为(5.02 ± 3.1)，其他因子的总均分为(3.30 ± 3.0)。
3.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BDI、FPPI、SSRS及ASLEC的得分比较
专科生的BDI总分显著高于本科生。FPPI的太阳分量表得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专科生显著高于本科生，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少阳分量表得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专科生显著高于本科生，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城镇大学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阴阳平和分量表得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少阴分量表得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太阴分量表得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本科生的SSRS总分显著高于专科生，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男生的ASLEC总分显著高于女生，专科生显著高于本科生，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BDI, FPPI, SSRS, and ASLEC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x ± s)
表3.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BDI、FPPI、SSRS及ASLEC得分的比较(`x ± s)
注：BDI，贝克抑郁自评量表；FPPI，五态人格测验；SSR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ASLEC，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P < 0.05，**P < 0.01，***P < 0.001。
3.3. 大学生BDI总分与FPPI、SSRS及ASLEC得分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的BDI总分与FPPI的太阳、少阳、阴阳平和3个分量表得分及SSRS总分呈负相关(r = −0.14~−0.33, P < 0.01)，与FPPI的太阴分量表得分及ASLEC总分呈正相关(r = 0.38~0.52, P < 0.01) (见表4)。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BDI total score with the scores of FPPI, SSRS and ASLEC for college students (r)
表4. 大学生BDI总分与FPPI、SSRS及ASLEC得分的相关系数(r)
注：BDI，贝克抑郁自评量表；FPPI，五态人格测验；SSR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ASLEC，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P < 0.05，**P < 0.01，***P < 0.001。
3.4. 大学生BDI总分与FPPI、SSRS及ASLEC得分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大学生抑郁与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展开回归分析。
以BDI总分为因变量，将生源地转化为虚拟变量后，与性别、专业、独生子女、FPPI、SSRS及ASLEC得分一起作为预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有6个，多元相关系数为0.617，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0.381，即表3中的这6个变量能联合预测大学生抑郁程度38.1%的变异量。其中，FPPI中“太阴”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27.4%)，其次为ASLEC总分(解释量为5.8%) (见表5)。
标准化回归方程式为：
抑郁程度 = 0.380 × 太阴 + 0.224 × 生活事件 − 0.140 × 阴阳平和 −0.123 × 社会支持 − 0.070 × 太阳 + 0.057 × 学历。
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BDI total score (n = 1468)
表5. BDI总分相关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n = 1468)
注：BDI，贝克抑郁自评量表；FPPI，五态人格测验；SSR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ASLEC，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4. 讨论
4.1. 大学生抑郁、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一般情况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本样本中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48.1%，重度抑郁检出率为3.5%，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傅小兰，张侃，2021；2023)的结果有一致的趋势，该报告指出18~24组的心理健康指数低于其他各年龄段，其抑郁风险检出率为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且大学生的抑郁高风险倾向率为4.2%。有多项研究发现我国在校大学生抑郁比例较高，高海燕，门伯媛(2005)调查发现某高校大学生的抑郁情绪高达45.2%，傅晓荟，李丽萍(2007)发现某高校大学生有44.2%表现出不同程度抑郁状态，屈智勇，张秀兰(2008)在17所本科院校测试发现有37.79%的大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的抑郁检出率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是所用抑郁问卷不同及样本量大小的差别造成的。
五态人格测验中的分量表分别代表个体对事物反应的强度、灵活性、平衡性、持久性和趋近性等特征(郄亚男，吴小勇，2022)。研究发现，本样本中大学生的五态人格测验在少阳、阴阳平和、太阴型人格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高校同龄常模，说明其灵活性、平衡性和趋近性相对高校同龄人较弱，但在对事物反应的强度和持久性上与高校同龄人是一致的，总体上性格既有好胜进取、意气用事的一面，又有冷静节制、谨慎稳健的一面。
在社会支持方面，本样本大学生的总均分为(37.56 ± 5.3)，显著高于该量表总分的理论中值33分，其中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两个维度的总均分都显著高于相应分量表的理论中值，说明在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且在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上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平。
在生活事件方面，本样本大学生的总均分为(27.75 ± 17.5)，显著低于该量表总分的理论中值67.5分，各因子的总均分都显著低于相应因子理论中值，说明其生活较为平顺，发生负性生活事件的概率较低，造成的心理影响较小。
4.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抑郁、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差异比较
本研究发现专科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本科生，但在性别、独生子女、生源地这些人口学变量上没有发现抑郁水平的显著差异。这与一项基于近20万人的大数据调查结果有所不同，该调查显示本科生的抑郁风险和抑郁水平都显著高于专科生，女生相对男生抑郁得分更高，城镇户口的大学生抑郁风险显著高于农村户口(傅小兰，张侃，2023)。本研究结果与该调查不完全一致，可能是由于取样范围的差异造成的。
本研究还发现在五态人格方面，本样本中大学男生在太阳、少阳、阴阳平和、少阴和太阴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大学女生，这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有研究发现高职男生在太阳、阴阳和平、少阴型人格维度得分明显高于高职女生(于蒙等，2015)，也有研究发现男生在太阳、少阳、阴阳平和人格维度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在少阴、太阴人格维度得分上显著低于女生(李琼，丁冲，2013)。本研究中男生在五态人格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女生，有可能是样本中女生比例偏多，受到趋中回归的影响较大；男生人数相对较少，趋中回归影响较小，显得人格特征更加鲜明。本样本中专科生在太阳和少阳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生，表明专科生对事物反应的强度和灵活性上优于本科生，但在平衡性、持久性和趋近性上与本科生没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在少阳和阴阳平和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太阴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说明其在灵活性和平衡性上优于非独生子女，在趋近性上相对较弱。农村生源大学生在太阳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大学生，在少阳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城镇和城市大学生，说明其在对事物反应的强度和灵活性上没有相对优势。
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方面，本科生得分显著高于专科生，这与社会常态是一致的，在以学业为主导的学生时代，学业更优秀的本科生相对于专科生确实能获得来自家庭、社会更多的支持和关注。非独生子女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有可能是两者能够得到的客观支持都不少，但是独生子女主观感受得到的支持较少，且不善于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系统。
在生活事件方面，男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专科生显著高于本科生，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这些结果与社会常态是趋于一致的。由于传统养育方式中性别差异的存在，使得男生相对女生接受更严格的要求，在生活中遭遇更多挑战；专科生在求学过程中相较于本科生更不顺利；独生子女独享家庭资源，非独生子女要与兄弟姐妹争夺资源，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几率会更高；农村生存条件相比城镇要稍差，农村生源大学生面对的挑战比城镇大学生会更多。
4.3. 大学生抑郁、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相关情况分析
相关分析得知，大学生的抑郁总分与五态人格中的太阳、少阳、阴阳平和分量表得分呈负相关，与太阴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说明个体对事物反应的强度、灵活性、平衡性越高，其抑郁的可能性越低；个体的趋近性越高，其抑郁的可能性越高。有研究从五态人格探讨抑郁症的危险人格因素为阴性性格偏高而阳性性格偏低，即抑郁症为阴证(郑开梅等，2007)，也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五态人格特征上表现为少阳多阴，以太阴为主(姜漫莉等，2018)。本研究的结果与上述研究相吻合。
大学生的抑郁总分与社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与生活事件得分呈正相关，说明个体所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其抑郁的可能性越低；个体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抑郁的可能性越高。这与多项研究的结果一致，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日常生活负性事件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罗晴，2012)，有研究表明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出现抑郁的可能性越大(Sontag & Graber, 2010)，有研究发现当社会支持较少，生活事件压力较大时，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更重(李娇等，2022)。
4.4. 大学生抑郁与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的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五态人格的太阴和生活事件总分对抑郁总分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两个变量可以共同预测抑郁33.2%的变异量，其中太阴分量表得分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达27.4%，其次是生活事件总分，其解释量为5.8%。研究发现个体消极心理症状减少时其积极心理素质增多，消极心理症状增多时其积极心理素质减少(胡义秋等，2015)。本研究中太阴和生活事件同时进入了对抑郁的回归方程，对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见太阴人格特质和负性生活事件可能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阴性性格偏高可能是抑郁的高危因素，负性生活事件更容易诱发阴性性格占优势的个体的抑郁症状。此外，五态人格的太阳和阴阳平和及社会支持总分对抑郁总分有负向预测作用，提示我们在抑郁的治疗中振奋阳气、消解阴气、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减轻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都能帮助个体更好地缓解抑郁症状。
本研究是横断研究，没有进行长时程的追踪，不能深入探讨抑郁与五态人格、社会支持及生活事件的动态变化关系，后续研究可以增加随时间变化的纵向数据来继续考察抑郁及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变化，对抑郁大学生进行更全面的了解，配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其进行心理咨询与干预，从人格改变、社会支持效率提升及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消解等方面改善其抑郁症状，为心理健康促进做出贡献。
5. 结论
本研究中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较高，专科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生。
五态人格上，少阳、阴阳平和、太阴型人格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高校同龄常模；男生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生；专科生在太阳和少阳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生；独生子女在少阳和阴阳平和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太阴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农村生源大学生在太阳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大学生，在少阳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城镇和城市大学生。
社会支持上，本科生得分显著高于专科生，非独生子女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生活事件上，男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专科生显著高于本科生，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
大学生的抑郁总分与五态人格中的太阳、少阳、阴阳平和分量表得分及社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与太阴分量表及生活事件得分呈正相关。
五态人格的太阴和生活事件总分对抑郁总分有正向预测作用，太阳和阴阳平和及社会支持总分对抑郁总分有负向预测作用。
基金项目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492)；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编号：XSP22YBZ090)；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1YBA29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编号：16YJC190001)。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