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1062万，相比2020年减少了13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都达到历史较低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实展现的是女性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放开的生育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生育高潮，可见众多女性对生育持保守态度。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为视角切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启迪，分析进入新时代“两种生产”理论的新变化、“两种生产”中社会评价体系失衡问题、女性社会化与女性生育之间存在的矛盾等问题，并尝试提出平衡两种生产失衡状态，消解女性面临的生育困境的对策。
2.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论原理
2.1.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萌芽
《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谈及到女性权益问题，力图将女性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相关联。在《手稿》中，马克思初次提及两种生产。首先，通过列举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 [1] , p. 195)”，马克思指出“人的肉体存在始终要归功于人( [1] , p. 195)”，得出“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 [1] , p. 196)的结论，同时说明“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1] , p. 196)以上都是马克思在说明，人这以类生物的存续，需要人的类行为，即“生”及其之前的自然交互过程，同时需要“育”这一存续“生”的社会交互过程。人类的存续需要自然行为和社会生活共同发挥作用，已经暗含着两种生产的萌芽。
2.2. 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的生存需要一个固定的也是必须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1] , p. 531)。人要生活，必须进行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的活动，保全人的肉体存在。但随之而来的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1] , p. 531)。当自身的“新需求”得到满足后，“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增)殖”( [1] , p. 532)，进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家庭关系”，这种为人的繁殖所组成的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1] , p. 582)。当历史进入这一阶段，马、恩指出，无论是生产还是生育，是为自己生活的生产还是为他人的生活生产，都“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 , p. 532)”。两种生产理论在这里已经呈现呼之欲出的状态。而在此时，为“家庭”这种唯一的社会关系推行的劳动分工对女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1] , p. 534)。女性逐渐在为“家庭私有”关系所搭建的社会中隐去自身，只能投身到“自然关系”即人的生产中去，完全失去自身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别压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阶级压迫的最初形式，女性面临的异化是人异化的原初形态。
2.3. 两种生产理论的趋向成熟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理论中得以对“两种生产”及其关系原理进行再一次科学说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理论中揭示了，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要和劳动者的活劳动结合才会产生剩余价值。但“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 [2] , p. 198)。由于道德和生理的限制，劳动力所有者也不可能无限的提供劳动力，“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 [2] , p. 198)。劳动力问题与人口问题直接挂钩，而人口问题直接女性的生育接连。生育问题不再是私事，生育问题的高度从一家一户的私事变为整个社会调控的“大事”，女性在之中既看到了解放自身的可能的力量，但同时也受到更深的宰制。
2.4. 两种生产理论的成熟发展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阐明了“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种的繁衍。”( [3] , p. 15)。这是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呼之欲出的两种生产理论直接点明。同时，还将《资本论》中，人口对于社会的价值、两种生产之间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必须是两种生产的统一阐述出来。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3] , p. 16)。直接揭示了家庭与社会之间分置的现实。家庭为私领域，而劳动则处于社会公领域。“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3] , p. 68)”。女性只有通过丈夫或者儿子才能与公领域发生联系，建立起一种单薄、脆弱的“社会关系”。
由以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人口生产所体现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关系、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辩证关系原理、女性在私有制下劳动的类本质被剥夺，沦为生育工具，女性严重异化的事实。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进行事实求实的分析、平衡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评价，对于妇女摆脱单纯生育工具，重新获得劳动的权利，重塑女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妇女解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启迪作用。
3. 基于两种生产女性双重身份生成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生育率达到5.7‰，2016年已降至1.6‰，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即使我们调整了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3.1. 进入生产领域中的女性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妇女和儿童被“资本”允许参与到公共劳动之中。妇女解放迎来第一个短暂的高潮。当然，因为种种限制，那是妇女从事的工作极度单一。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致使世界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技术的产生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迅猛调整，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全所未有的变化，数字技术成为生产支撑，知识取代体力成为生产的首要要素。在此基础上，女性进入劳动领域的可能性场域打开，并且在事实层面，大量的女性在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聚合自身除生育之外，弥散日久的另一半“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4] , p. 591)。进入劳动领域，从事物质生产，建构自身的社会关系，解开“女性”的枷锁，谋求自身解放，重塑自身作为人的本质。女性在参与建立社会关系的社会劳动，从家庭的私领域中“出走”，不断认识到两种生产的对立现实，意识到，“私领域”对女性进行的无声的剥削。但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层面上被规训和“割裂”，女性身上的枷锁并没有完全被粉碎。即使女性走出了家庭，参与了社会生产，但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确实最终回归家庭，回到“私领域”之中去，去进行无私的、伟大的生育劳动。女性的从事公共劳动者和社会生产的期盼与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的社会要求发生了冲突。
3.2. 女性双重身份与生育困境
“公领域”建立社会关系的劳动与“私领域”从事生育和家务的劳动塑造出来女性的双重身份。而在两种生产的社会价值评价标准是不对等的社会现实之下，女性具有双重身份就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属性。女性不断被诘问，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似乎家庭只是女性一个人的责任。同时“生育劳动”和“物质劳动”的不对等势必引发女性群体认知与社会规训之间的冲突。女性在家庭中所从事的生育工作没有被肯定，赋予社会价值，家务劳动或家政服务被看作非生产性的，未能纳入价值创造的领域。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统统被当作“影子劳动”，“非生产劳动”习惯性地视而不见，并且对待女性的这种牺牲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即“那个女人不这样”和“女性是无私的”。这两种声音却具有同一种导向——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是“理所应当”。“母亲”的身份被架设在女性的自然身份之上，似乎成为母亲，女性的社会属性再能建立起来。也似乎只有女性要承受两种生产带来的“双重身份”的困扰。
女性的双重身份“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在于，“私领域”中的劳动产生的价值并不被认可。女性并不能在“私领域”的劳动中收获恳切的自身价值认同。因为“私领域”中的劳动没有“价值”。这里的“价值”并不是指代意义，而是社会领域中被承认的“市场价值”。上野千鹤子老师认为，家务劳动成为“非生产劳动”不是因为这种劳动不生产价值，而仅仅是因为这种劳动被市场排除在外。价值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劳动的价值是在交换中得以实现的。由于家庭在私有制下成为私人领域，不被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家务劳动自然没有进行交换的可能，因此，被认为没有“价值”。女性在家庭之中，辛勤劳作，但因为这种劳动不能被一般的市场化等价交换的原则笼罩，女性的劳动就成为“无价”与“无私”的。成为一位母亲，最大的成就成为抚养来成功的后代，“私领域”的劳动成果，即孩子，只有得到“公领域”的认可，为“公领域”的社会劳动创造了价值，母亲才能“沾光”，得到回归私领域之后，长期投入和付出能获得的最高称赞——“真是个好妈妈啊”。但是，这并不是对她自身最恳切的赞扬。
在两种生产贡献的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下，生育变成女性的负担。生育成为女性进行自我解放的阻碍。市场只肯定能够进入它评价体系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对于不在它体系之内，却为它的可持续运作努力的人口生产和家务劳动视而不见，这生产劳动的承担者恰恰就是大量的女性，并不否认偶然的男性个例，但是，用个例去否认“多数”这样的现实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女性已经在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势态下被裹挟着进入了“公领域”的社会生产之中，挣脱了“家庭私有”牢笼的束缚，看到了自身蕴含的可能，保有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期待，“生育”的“伟大”光环已经被现实祛魅，在事实的趋利下，在双重身份的抉择中，放弃“生育”是一种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抉择。女性解放自我需要女性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女性也有参与到社会劳动中解放自我的需要和现实可能，有选择的舍弃生育的责任也就成了价值作用下一种必然。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女性生育意愿低迷，生育制度不是最主要的限制。
4. 缓解我国目前生育愿望低迷现象的路径选择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大厦的基础，两种生产的不平衡状态和平衡发展的实现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女性的解放和两性的平等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除了持续推进生产力发展之外，本部分试图寻找缓解两种生产失衡导致两性不平等以及带来的生育意愿低迷状况的对策。
4.1. 大力推进数字化进程
首先，通过建立数字化教育资源库，降低教育成本。在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前提下，女性进入社会生产的发展道路极其艰难。女性在谋取自身解放时，出现两难兼顾的局面。教育是需要前期投资的事业，因此需要成本。对于教育的成本的承受能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分布和教育机会的平等。数据研究表明，在教育有较为高昂的成本负担时，对于女性受教育的负面影响更大。很多农村家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支出紧缺的情况下，往往会供男孩上学让女孩弃学。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从张桂梅校长创建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事例中，我们就能窥见一二。
其次，数字化时代，非物质劳动的价值与意义更加凸现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粗放型生产方式正在被逐步淘汰，第三产业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上升，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观点、情感、信息与文化产品的生产需求扩大，对于体力的需求低，知识与技术的要求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工厂与家庭之间的壁垒，女性在参与社会生产和家庭事务中寻找到了积极的平衡方法，不过这需要女性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及其相关产品。提供女性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公平，不仅仅是解放女性的生产力，而且是提供女性发展机会平等的重要起点和契机，真正落实发展机会平等。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不仅可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推动生产力发展，还能更好抚育下一代，形成良性循环，女性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4.2. 尊重女性生育贡献
其一，尊重女性的生育权利，将生育的选择权利交还给女性。女性本身就是生育过程的主体和主要承担者，生产过程的巨大风险需要女性来承担、养育过程的也需要女性的更多投入，那么女性应当拥有选择生或者不生育、选择生几个、什么时候进行生育的权利。在两种生产价值不对等的状况下，在生育与女性自身相异化，生育不会让女性体会快乐，生育也没有让女性肯定自己的价值的情况下，应当寻求如何走出这种“生育异化”的危局，而不是强令女性进行服从性生育。女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女性的态度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承担着生育的责任，但是，女性不是生育的工具，女性的生殖权力首先属于女性自己。
其二，肯定女性的生育价值。经济学界经过量化的分析与研究，事实证明确实有女性“生育代价”的存在。“就女性的总体劳动参与率而言，对于全国城镇女性，生育1个孩子将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10个百分点，而生育2个孩子将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22个百分点 [5] ”，人均收入计算也会有相应的收入损失，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所要承受的生育代价就越大。女性在中断职业之后，面领着极其苦难的再融入问题，中断的工作经验和培训、学习机会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弥补的。在生产之后，女性在养育的过程中，也要肩负起更多的事务。这就导致女性在生育之后，更多会选择一些自由、灵活、对母亲身份友好的工作。工资低、离家近的短期兼职成为生育后女性的首选，在必要时，母亲可以快速中止工作，承担回到家庭中照料下一代的责任。这就是凯恩斯说的“自愿失业”。同时，“妇女在生育中承担的大量抚养教育责任是妇女不能进入关键生产领域的关键因素 [6] ”，生育直接影响着女性的就业。
其三，关注生育女性的身心健康。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6.9/10万，其中：城市14.1/10万，农村18.5/10万。女性妊娠带来的非病理性死亡率之高，在人类所有的生理活动中是绝无仅有的。女性在生育前后的心理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产后抑郁是女性生育之后，遇到的最大心理问题。在情绪方面，女性会呈现压抑、沮丧、恐惧、易怒等负面情绪，同时还会伴随出现自我评价降低，自暴自弃、自责、自罪等心理责罚，失去生活的信心。严重的产后抑郁会对妊娠妇女和婴儿的生命产生威胁。肯定女性在生育中的地位，肯定女性在生育中神圣的价值无论其原因是女性的生育确实有社会价值或者女性在生育中要承受如此的磨难，这些都应该使我们对作为“人的再生产”主体的女性保有极大的尊重。
4.3. 完善生育保障体系
首先，充分落实现有法律法规和生育保障制度。落实男性育产假制度，在此基础上探讨延长男性育产假的可能。女性是生育的主体，生育政策的调整会对女性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企业在选择时，会将生育完全看作是女性的职责，将生育造成的生育代价完全转嫁到女性身上。女性在职场竞争过程中就失去了竞争力，企业减少对女性的雇佣。女性单方面的产假制度以及男性不休产假和短产假现实，会加剧女性融入社会性的劳动生产中的难度和女性双重身份的焦虑，迫使女性对生育进行淡化考量。落实男性育儿假，使男性也参与到下一代的养育之中，不仅仅使丈夫真正学习成为一位父亲，参与到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中，担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更是会让育儿的成本在两性之间达成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男性与女性同时在两种生产的不均衡状态之下思考和寻求解放，寻求两种身份的统一人群力量更加磅礴，两性解放的进程应当会更加顺利。
其次，生育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需要全社会发力一起解决。生育的成本应当逐渐社会化，国家、政府与企业等社会化组织应与个人合理分担生育责任。女性的解放不仅仅需要女性自立自强地参与到物质生产中去，由于作为“生产”的承担者，女性解放还要得到社会政策的在生育上的倾斜和扶持。国家和政府应主动承担其责任，分担生育保险费用的主要部分，为进行生育的家庭提供生育保障资金、发放生育津贴、给予生育补助。通过改善对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降低企业雇佣女性的成本，提高女性的入职率，从而提高生育保险的全民覆盖率。提高女性孕产期间的经济补偿，扩大保障的覆盖范围。还可以将生育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增加生育医疗报销科目和比例，在产假期间分阶段进行待遇支付和补贴，在新生儿社会化教育成熟之前，每个年龄段发放的数量不同的补助。建立公共托儿所，仿照和借鉴建国之初的公共托儿所建设经验，由国家和企业同时发力，建立国有的或者是企事业单位所属的托儿所。分散生育家庭极大的养育压力，加快女性，同时包括承担养育责任的男性重新开始职业进程，减轻生育家庭照料幼儿的压力和负担，使其集中精力工作，同时，避免新手爸妈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育儿成本浪费。
4.4. 倡导新型生育理念
在生育理念宣传上持续发力，推动新型生育观与两性平等观念的形成。中国“直到2004年为止，出生性别比高达121.78，是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最高的人口大国 [7]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到40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2021年，中国人口性别比为105.07%。现实与理论倡导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要以年轻人为教育对象，以高校为宣传阵地，在生命教育中加入更加积极健康的生育理念教育，积极推进更加文明的生育理念形成，力求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破除陈旧的生育观念。同时，对于青年一代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一代新兴的生育观念及时进行追踪观察、及时地进行反应。不可否认的是，生育除了是个人的事，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全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事。人不仅仅要实现自己个人的价值，还需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要对“丁克”等新兴的生育理念背后映射出的人们对于权利与义务的新认知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反应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落实责任与义务的相关教育。
4.5. 科学看待女性劳动
实现两种生产在价值层面的对等，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实际上应该包含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女性从家务劳动中挣脱出来，少从事或者干脆不从事家务劳动，进而参与到社会公共劳动中去；第二重意思是，女性依旧可以从事家务劳动，但可以将家务劳动社会化，将家务劳动从私领域扩展到公领域，使家务劳动贡献得到社会的价值认可，实现市场评估对家务劳动的覆盖，
第一重意思中，女性要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依托的是生产力，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在家务劳动完全实现全自动化的时候，不光是女性，人类会完全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家务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在现阶段，借由现代科技的进步，一些代替女性进行家务劳动的机器已经出现，女性也因此实现了一定程度上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一定的自由时间。这种解放是在依旧是私有制下的女性解放，私有制下作为女性地位丧失的根源，在私有制下的女性解放势必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女性就沦为劳动力蓄水池中的一部分，当社会需要劳动力时，女性就从家庭中走出，参与到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去，当劳动力饱和时，女性就被要求重新回到私领域——家庭的琐碎劳作中去。
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第二重意思——家务劳动社会化。“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生产部门，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3] , p. 672)。”在生产力足够发展的前提下，将家务劳动从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实现私领域和社会尤其是市场这一公共领域之间的融合。也就是废除私有制，同时废除家庭与社会之间的隔膜，使家务劳动有被社会认可的公共价值。女性要进入到物资生产中去，在既要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又要进行家庭劳动的时候，实际上承受着双重压力，而且家务劳动别认为是私领域的事情，承担着压力，但却没有任何收获，没有被肯定。两种生产的逐渐失衡是因为私有制，女性地位的丧失是因为私有制，两性不平衡的根源是私有制，按照“人的需要必然调节人的生产( [8] , p. 224)”，生育低迷的原因也逃不开私有制的局限性。
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9] , p. 3)。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充足的，极大的发展，旧有的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已经不可挽回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那时旧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生产关系势必会被超越。“妻子在家庭中是无产阶级( [10] , p. 85)”，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因此，女性解放解放事业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阶级能被消灭的时候，女性的解放、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
5. 小结
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论溯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马、恩思想的日趋成熟，对于人口生产的认知不断加深，对于女性解放的论述也不断深化。从两种生产对于不同时期社会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两种生产经常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但是在私有制出现之后，这种不平衡被固定下来，而且这种不平衡是基于天然的生理上的不同和性别上的分工被人为地、强制地固定下来。劳动的异化使得工人躲避劳动就像躲避瘟疫一样，生育对女性的异化也使女性像躲避一种负担一样躲避生育。通过种种手段，缓和现有阶段两种生产的不平衡甚至是对立，积极发展生产力，消除两种生产不平衡的本因——私有制，才是实现女性解放，解决人口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