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大量的研究表明，良好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较为客观地表现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当代社会，人们对于幸福不断进行重新定义，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上。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激发个人的潜力，前期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程度高的人，其抑郁水平就越低，消极的情绪越少(万贺凝，2020；赵磊磊，2019；黄慧，2014)。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之一，二者之间存在主效应模型，且经过验证(宋佳萌，范会勇，2013)。而在大学阶段，正是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于成熟的时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会产生量与质的显著变化(刘玉新等，2005)，再加上由于COVID-19新冠肺炎影响，在疫情期间，社会的心理安全风险面临新的挑战与危机，并且社会各方面对医学领域的关注度增加，有着医学背景的在校生感受到的负面冲击可能会更大，因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徐景彩等，2021)，并且有研究之前表明，医学院校的学生抑郁症患病率低于非医学群体(Bacchi & Licinio, 2015)，因此，关注在特殊时期拥有医学背景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感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义。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前期的研究大多是集中于对于普遍在校大学生入手，单独分析或者与其他中间变量联系分析在校生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着手分析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模型，即医学背景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基础
2.1. 主观幸福感概念及测量
主观幸福感曾被公认为是个体积极发展的重要指标(Parks & Schueller, 2014)，是一个人能够积极生活并独立解决生活中出现的突发情况的强大心理力量。随着当前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也在不断更新，因此，主观幸福感不仅包括客观的、物质上的愉悦感，更包括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满足感、成就感。安德鲁斯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是对积极和消极情感水平的一种认知评价(黄慧，2014)。Diener认为，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者对其生活质量以及情绪体验根据自身主观确定的标准进行整体性评估，因此，是否幸福取决于评价者本人的主观评价而非外部的客观标准。这种主观评价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重要成分。本研究采用Diener的定义，认为主观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个体自身而非外在。
在国外，心理学和社会学着重研究的方向是“生活质量”，也就是说，国外的学者更多的是在生活质量这个维度上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调查，更多地强调精神上的生活水平的改变对于人们生长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与意义。
而在国内，逐渐与积极心理学相接轨，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入手，不再强调“无形”，而是利用外在的、可测的指标间接地反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大小(邢占军，2002)，例如调查居民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职业收入水平等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方面，且更多研究偏向于心理健康的方面。而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则研究方向更为综合，更为注重其总体幸福感，从多个方面入手，充分考虑大学生的社交关系丰富、校园生活充实的特点，如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刘天月(2013)。
2.2. 社会支持感概念及测量
社会支持可以在多方面为个体提供在紧急状态下的应激保护，同时还能够有助于个体保持良好的情绪体验，更好地处理认知失调。学者赵玉芳认为，社会支持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的，也可以是物质上的，如社交关系中的实际援助或亲友之间可见的帮助和支持，还有一种是精神上的社会支持，也叫领悟社会支持。两者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存在的性质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梁媛，2020；段海燕，2010)。前者包括各个方面如网络、等社会关系的存在以及个体的参与程度，这种支持与个体的主观感受无关，即单独存在，外界加于个体身上而存在的。后者则是与主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而正是这种主观感受，可以给予个体在危机事件发生时使个体处于应激保护状态中，因为领悟社会支持可以从内而外地使个体对支持进行评估，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积极的心态对支持加以利用。有学者指出，个体通过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减轻自身压力、缓解由于外界以及内部因素带来的焦虑状态，从而提高个体在社会中逐渐适应的能力(朱澄铨等，2021)。在本研究中，将社会支持感定义为大学生主观感受到的，对于来自家人、好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支持和帮助所产生的情绪体验。
社会支持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Cohen和Wills就曾经借助缓冲器这一模型进行解释，认为客观社会支持可通过缓冲器缓冲个体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国内有研究说明大学生的积极情绪会受到社会支持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万贺凝，2020)，且研究个体的社会支持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研究个体应激状态下的心理弹性大小。
2.3. 医学背景
由于COVID-19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心理反应。有研究表明，突发事件发生后，最多可达到50%的人会出现中度或重度心理障碍(刘正奎，吴坎坎，王力，2011；陈苏虹等，2020)。而对于一些医学类院校的在校生，他们比其他综合类高校更多地接触到医学类的知识，受教育经验、处理应激事件能力可能会与无医学背景学生有所不同，并且随着年级的增加对自己的专业认同感增加，会或多或少地在疫情的影响下发生心理上的变化。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随机选取医学院校的被试和非医学院校的被试，探讨在医学背景的影响下个体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讨论在校生的社会支持感、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以及医学背景在二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探讨在特殊时期具有医学背景对于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的影响。
3.2. 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分析可得，个体的积极情绪不仅会受到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支持感的影响，并且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对个体的身心状态产生进一步影响，而当个体存在医学背景时，个体本身接触到的医学知识会比综合类院校多，并且大部分医学院校学生认为有必要并有意愿开设灾害医学相关课程(赵炳强等，201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医学背景对在校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发放问卷，同时向被试充分阐明本次调查的内容和目的，征得其自愿且同意填写该问卷。其中，有过留守经历(指十六周岁及以下长期或间隔一段时间与父母不在一起居住的经历)，剔除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共200份(女性148人74%，男性52人26%；有医学背景100人50%，非医学背景100人50%)。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的是由叶悦妹等人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叶悦妹等，2008)，共17个条目，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其中主观支持5条，客观支持6条，支持利用度6条。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的是由吉楠等人编订的大学生在校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吉楠等，2006)，李克特5点计分法计分一共8个维度，包括自我满意维度、生活满意维度、积极情绪满意维度、消极情绪维度、家庭满意维度、精力维度、社会性行为维度以及人际关系维度，其信效度较高，且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利用软件SPSS22.0对数据进行整理以及分析，采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统计。
4. 结果
4.1. 对各量表的初步分析
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得到，无医学背景的个体的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与有医学背景的个体的得分相比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t = −0.43，p > 0.01 (见表1)。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on the two scales
表1. 不同背景个体两个量表得分差异分析
4.2.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对被试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在校生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r= 0.59，p< 0.01 (见表2)，与之前的假设一致，说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2.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
4.3. 医学背景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Impa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dical background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1. 社会支持与医学背景的交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使用层次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直接与交互作用假设，以此来探讨医学背景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医学背景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正且为显著(见表3)。
验证假设，即医学背景确实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即在高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无医学背景的主观幸福感反而更高(见图1)。
Table 3. Predic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3. 层次回归分析预测主观幸福感
注：N = 200；*p < 0.05，**p < 0.01，***p < 0.001。
5. 讨论
5.1.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
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与前人研究结论相同(梁彦红，2010)。在校大学生能够相较于初中小学能够参与更多的社会生活、社交活动，不同的个体对于社会支持的感受不同，学校以及家庭给予的关注度也应该不同(王田等，2021)。社会支持感高的个体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上都有较好的情绪体验，这会反映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八个维度，即自我满意维度、积极情绪满意维度、消极情绪维度、生活满意维度、家庭满意维度、精力维度、社会性行为维度以及人际关系维度几个维度上都有较好的情绪体验，进而加以整合，从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5.2. 医学背景的调节作用
通过验证医学背景在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医学背景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可能给个体带来不利影响，不能忽视历史因素给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带来的影响(Yamada et al., 2014)，说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间接效应模型确实存在。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医学背景会影响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疫情时期，个体社会支持越高，有医学背景的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反而没有无医学背景的学生得分高。有研究引入“心理弹性”这一因素，并且证实，心理弹性是医学生焦虑症状的保护因素，也就是说，心理弹性越大，医学生的焦虑症状会越轻(郑垠威等，2021)，因此分析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间，外界对医学领域的关注增大，社会关注增多，虽然医学生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但同时他们的压力也随之增大，而这时，医学生所感知到的压力越高，对其心理弹性水平的不良影响越大(徐景彩等，2021)，从而出现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反而没有非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的现象。
一方面对个体而言，有医学背景学生如果不能及时利用、转化自己从外界获得的社会支持，很有可能会造成不良的抗疫心态，导致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刘正奎等，2011)，另一方面，有研究证实，家庭支持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所知觉到的压力(郑垠威等，2021)，当家庭给予的支持越多，个体感受到的压力会越小，说明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5.3. 不足与展望
第一， 从方法上来说，本研究进行的是问卷调查，因为是随机抽样，能够客观地分析统计数据结果，但是也存在局限性。被试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并且不能得出因果关系，只能得出影响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人口学变量上性别这一因素没有很好考虑到，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家庭更可能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儿子(Hannum, Kong, & Zhang, 2009)，这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男性的社会支持感或主观幸福感要比女性的表达程度更高。在未来应该更加注意被试的代表性，扩大样本的采集面，进一步使得研究结果得到验证。
第二，本研究探讨的是医学背景的调节作用，但是正如前文分析，虽然社会支持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间接效应模型存在，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疫情期间)，不定因素会更多(Cassidy et al., 2006)，由于隔离的原因，被试与外界的互动减少，医学背景可能还会在别的方面对被试的抗疫心态、压力感知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不能忽略这之间的抵消作用，且留守经历使得被试的主观幸福感反而更高，是否是由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产生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影响有留守经历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因素，以及个体在非疫情时期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