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性何以实现自由、国家何以实现善治、社会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公民如何统一自由与责任、民众如何获得幸福……诸如此类，是人类社会中的永恒话题，不仅是哲学家们不断思辨的哲学命题，也成为政治学家们不断用实践反复检验的社会命题。面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人性异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对立等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再学习席勒美学思想中关于人性何以获得自由、政治何以实现自由的深度思考。

本文主要探讨席勒美学思想中的主要论点，即：感性与理性如何实现和谐统一，从而获得人性自由；政治国家与民众如何达致和谐，从而获得政治自由。尽管体现席勒美学思想的著作《审美教育书简》早在1795年问世，但是再度学习他的审美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

2. 席勒美学思想中的人性自由

关于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性是席勒美学思想的关键词。在席勒的理论中，感性“要求绝对的实在性”，“把一切凡只是形式的东西转化成世界，使人的所有潜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要使我们自身之内必然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必须依靠“感性冲动”。理性“要求绝对的形式性”，“把凡只是世界的存在消除在人的自身之内，使人的一切变化处于和谐之中” [1] 。

一直以来，感性与理性被认为是相互对立、水火不容。席勒认为，个体的感性与理性不能分裂、不能对立。当感性与理性对立，个体只是依靠感性能量成为客观世界的主人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贪婪的个人主义，世人看到的将是“与生俱来的粗俗的世俗状态”，“自私自利却没有自我意识，无拘无束而又没有自由”，反之，过度追求理性会导致对感性的忽视。但是，如果没有了外界事物，理性也就没有了可以作用的对象，因此，因为追求理性而完全摈弃感性也是不合理的——理性“必须相信自然的服从意愿，从而更加尊重自然” [1] 。

席勒认为，只有感性与理性相互合作达致和谐统一，人性才能获得自由，而要获得人性自由，审美是唯一途径、是“粗俗的感觉和崇高的理性之间的枢纽”。虽然审美活动并不控制客观世界中作为客体的事物，也不是必然赋予人们理性，但是审美活动使得个体获得对事物的理解、赋予事物以生命。人在审美中被唤起的“游戏冲动”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这两个对立又互为生存的内在冲动调和起来，在游戏冲动的过程中，游戏冲动消减了个体的本能情感和感觉，也努力破除道德强制、法律法规的生硬冷血，审美的心理调节为个体得以将所接收的各种直观表象升华为各种形式的理性铺平了道路，使得理性的自律得以在感性的领域内显示出来，个体通过审美使得本能的感性与专制而生硬的理性在不知不觉中互相弥补各自的缺憾，相得益彰，实现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获得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性自由。

3. 席勒美学思想中的政治自由

席勒认为，人可以通过审美，在“游戏冲动”中调和“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使得理性与感性获得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人性自由 [1] 。其所表达的更深层次的美学思想被后世的哲学家们理解为：席勒隐晦地将人性获得自由的过程暗喻成为“专制国家何以实现政治自由”的路径。因此，其审美思想中“关于人性何以获得自由”的论述在实质上为国家何以建立其应有的领导权、如何实现政治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 [2] 。

在席勒的理论中，“社会民众与统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同构的 [3] ——国家代表理性，社会民众代表感性，民众个体与统治民众的专制国家的混乱关系，如同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关系：理性喜欢同一性，感性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多样性，感性与理性会不统一。现实社会中众多民众个体与统治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就如同人性中感性与理性之间无法避免的冲突，在寻求政治自由的游戏冲动中，社会民众与统治国家会不一致——在统治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一个合理的必然预期是：统治国家须有统一的意志与律令，但是另一个必然性是：社会民众是具有主观且独特个性的个体。相较于统治国家的意志，若社会民众个体千姿百态的感性存在不足惜，那么统治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就始终会存在一条鸿沟，民众不愿跨越，国家不屑顾及。在专制国家中，当民众与国家不一致时，国家会对民众进行压制以寻求一致性——以谋求民众幸福为名义的各种法律制度悄无声息地渗透入各个领域，让社会民众在某种引导下盲从 [4] ，并因此呈现出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表象。但是国家若无法让民众发自内心与国家意志达成一致，却以抑制多样性为代价来实现达致意志的一致性，这样的国家体制是不完善的，这样的国家治理也绝非善治。政治自由的国度应是公共领域内的自由、平等、民主，在公共领域内，人人都是自由的公民，与最高贵者具有同等的权利 [5] ，由阶级斗争和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压抑的社会秩序原则上被废除，社会等级制度走向灭亡，个体之间构建起无私且博爱的关系 [6] ，国家实现具有自律性、普遍性、平等性和同情心的善治，如此，自由的政治统治便形成了——虽然众人都按照一个意志行事，但每个公民都能使自己相信：这个意志反映的是大家的共同诉求。席勒认为，政治国家喜欢统一的意志，民众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多样性，实现两者彼此和谐相处应是意识形态重构的目标，如同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人性自由一样，“协调不同个体并达致和谐才能实现政治自由” [1] 。此时，“审美心理调节”原理为和谐的国家秩序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意识形态重建和国家领导权确立的必然策略 [6] 。

4. 结语

“个体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人性的完美、政治国家与社会民众如何达致和谐并进而实现社会善治”，这些既是永恒话题，也是现代社会必须“破题”的现实问题。席勒的美学思想为当今纯粹的工具理性宰制的世界提供了路径参照，对于民众个体的发展、现代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完美人性的诉求变得尤为重要、对于国家善治的需求也更加迫切，现代人需要从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逃离出来，成为具有完美人性的公民，实现国家与民众的追求达致和谐统一的目标。席勒的审美思想中关于“人在游戏冲动中，通过审美获得自由”的思想为“政治何以实现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体要获得人性自由，须实现感性与理性的一致，同理，国家要实现政治自由，须得使国家意志与民众诉求达成一致，政治自由的国度体现的是共同体的整体意志。审美教育是开启完美人性、实现感性(民众)与理性(国家)达成一致的唯一途径，但是审美教育并非是一个技能性或知识性的传授过程，而是精神层面的教化和升华 [7] 。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