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农学派理论
重农学派出现于重商主义时代后期的法国。1756年魁奈在《百科全书》第六卷发表了他的《明证论》和第一篇经济论文《租地农场主论》标志着重农学派的产生，此后以魁奈和杜尔阁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和倡导的政策主张深刻影响了法国的经济，直至1776年杜尔阁法国财政部长一职被罢免，同年斯密出版了《国富论》，重农学派宣告结束，但重农学派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的时代。
1.1. 产生的背景
法国重农学派的产生与十七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封建经济己经开始衰落，资本主义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在两种经济形态的交替期间出现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斗争。十七世纪的法国处于路易十四的政治统治之下，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君王和贵族利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过着奢侈荒淫的腐朽生活。时为了彰显君王神威，政府还组建了庞大的军队，不断的进行对外侵略战争，但国库中有限的钱财并不能满足统治阶层巨大的支出和军事费用，于是这种负担自上而下的转嫁到劳苦大众的肩上。法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的农民面临沉重的贡赋和租税。“据统计学者的计算，农民们从田间所收获的每四束谷物中间有一束是领主的，另一束是僧侣或者近邻的修道院的，第三束是用于支付捐税的，第四束是用于补偿生产费用的。”在这样残酷的盘剥压榨下，农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日益贫困。
为了解决棘手的财政匾乏问题，国家采用了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策略，企图从发展工商业的角度拉动国家经济的好转填补国库的亏空。于是，柯尔贝尔一方面组织舰队进行直接的对外掠夺，一方面建立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重视法国奢侈的工艺品的制造和出口，使得法国工艺品在当时具有绝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是，他同时规定禁止谷物和原料的出口，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低廉的劳力和原料，以牺牲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沉重代价的重商主义并没有挽救脆弱的法国经济，反而纵容了统治阶级更强烈的贪欲和挥霍上演了更为激烈的对外扩张的战争，严重挫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伤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感情，于是就有了柯尔贝尔任职期间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重商主义的流产进一步加重了法国经济的衰弱，这时鼓吹“信用创造资本”的约翰·罗成为法国政府危机时刻的一根救命草。但是由于流通货币量严重超出了银行当时的真正财产，1719年12月的一次挤兑风暴彻底摧毁了“信用创造资本”的神话。宣告约翰·罗变种重商政策的倒台，法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农业更加萧条，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爆发 [1] 。
面对两次所谓重商主义改革的破产，经济学家纷纷提出反对重商主义，希望通过恢复和发展农业来解决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顺应这时的社会需求，重农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2. 理论基础–自然秩序理论
杜邦·德·奈木尔指出重农学派就是关于自然秩序的学说，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理论作为其最高信仰。自然秩序理论是重农学派的哲学基础，也是重农学派倡导的经济思想及其主张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自然秩序理论的提出源于重农学者对法国启蒙学派自然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提倡和平、自由、民主、平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提出了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秩序学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合理的秩序，而封建主义制度是反自然的不合理的制度，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
重农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如同自然界存在着客观的规律一样，人类社会的内部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这种秩序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秩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改变的。第二个特点是普遍存在和永恒不变的，是一个指导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如果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能遵守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将会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如果人们违背了规律，社会经济将会面临着衰退甚至崩溃。这时就需要开明君主等重要人物来力挽狂澜，把经济活动导引至合乎经济规律的轨道之中。魁奈研究经济问题始于生产环节，他把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经济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过程，经济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生产领域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是处于支配、制约的重要作用，而且比起流通领域，生产领域不容易受到混乱动荡的市场的影响于分析其中的自然秩序。
1.3. 剩余价值理论——“纯产品”学说
由于法国当时的工商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工商业者在繁重的劳动过后得不到丰富的补偿，而农业劳动者却能安稳的获得剩余。重农学派根据这一现象，认为重视和发展农业经济才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同时，根据重农学派的财富思想，财富就是物质，物质就是财富，所以能生产出财富的生产部门才是具有生产性的，而农业生产过程既能补偿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消耗，还能有所节余，农业部门就是创造财富的部门，农业部门生产的这种节余就是“纯产品”。魁奈对“纯产品”的定义是：“扣除用于耕作的劳动费用和其他必需支出后，多余的土地生产物是纯产品，它构成国家的收入和获得或购买地产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2]
根据纯产品理论，重农学派主张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模式但是重农学派的初衷是为稳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可以说重农学派是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倡导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显示出一些戏剧性也昭示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势不可挡。
1.4. 社会阶级结构学说
如上所述，“纯产品”理论是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根据“纯产品”的生产、占有、既不生产也不占有这个标准，同时也结合法国当时的社会阶级状况，魁奈认为社会由三个阶级构成：1) 生产阶级，包括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逐年再生产国民财富的阶级，他们预付农业劳动上的开支，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他们要负责产品出卖以前的一切支出和劳动。要知道一国国民财富再生产的价值，就要看那些年产品的出卖情况。”2) 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官吏、国王、教会。3) 不生产阶级，即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 [3] 。
杜尔阁在此基础上深化了这一理论，认为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中存在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生产阶级中存在着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的对立，不生产阶级中存在着工商业资本家和工商业工人的对立。
1.5. 资本理论
重农学派对资本定义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农业资本 = 生产资本 = 资本，即农业资本是唯一的生产资本，而生产资本是唯一的资本形式，因此对于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必须重视农业资本的投入，因为这是增加国民财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正如魁奈所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准备好耕作所必要的资金，使土地取得丰收，那么无论在耕作上使用多少人仍然是不生产的，相反的，在富裕的耕作者很多的王国就常能保证土地的收入。” [4] 据此，重农学派认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都是不具有生产性的。正如马克思解释的：“重农主义学派的见解，工业不创造什么，只会把农业所与于它的价值转变成别种形态，因为工业不会把新的价值加到这种价值中去，不过在别的形态上，把所与于它的价值当作等价来奉还。所以，当然顶好这种转形过程能够不受侵扰，按照最便宜的方法去进行；但要做到这些，那只有实行自由竞争，对资本主义生产放任。商业只是一种交换行为，在这种行为的发生过程中是不存在财富的生产和增殖的。”
2.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评价
重农学派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贡献，主要表现在寻找剩余价值的起源，由流通过程转向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基础，以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研究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在肯定重农学派对经济学方法论作出科学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忽视劳动二重性，以反历史的考察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局限。
2.1. 重农学派的科学贡献
2.1.1. 寻找剩余价值的起源，由流通过程转向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基础
重农学派产生于18世纪当时农业占有绝对优势的法国。彼时的法国，因发展工商业而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农业发展，农业不仅遭到严重破坏，并呈现极度衰落的趋势。重农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在重农学派产生之前，资产阶级学术理论界普遍从流通过程中寻求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从而无法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相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劳动能力是属于工人的商品，而劳动条件是固定在资本形式上并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商品。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具有任何别的商品都没有的价值规定性。劳动能力的价值等于把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创造出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工人作为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劳动能力的价值和劳动能力的价值增殖之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出现差额。其他任何商品都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的使用可以提高自身的交换价值或者提高从它得到的交换价值。将劳动能力的价值视为某种固定的东西，视为一种已知的量，是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重农学派格外关注最低工资制度，原因在于只有提供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才具有现实可能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劳动产品中包含的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时消费的价值总和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由工人返还给资本家的劳动超过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的余额构成的。重农学派认为价值不是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物质构成的。劳动能力使用者购买劳动能力而获得剩余价值，最为典型的是农业生产部门。在农业生产部门，劳动者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总是大于其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而在制造业生产部门，人们既看不到劳动者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看不到其直接生产超过这个生活资料的余额。所以，在重农学派眼中，农业劳动是惟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惟一的生产劳动，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工人在从事工业活动时，并不增加物质的量，改变的仅仅是物质的形式，工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是地租依以分配的各个不同项目。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重农学派尚没有将价值一般归结为劳动时间或劳动量，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剩余价值起源的领域是物质生产，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理论。因此，将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领域，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起来的第一次质的飞跃，它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2.1.2.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研究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在其杰出代表作《经济表》中，首次尝试以图表形式研究并表述了全国范围内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马克思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魁奈这样一种尝试，实际上是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即原料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联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马克思认为魁奈的这一尝试是在18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幼年时期做出的，因此是一个极具天才式的构想。魁奈在《经济表》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考察对象来看，是社会总资本。魁奈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不是基于某一个阶级的个别资本，而是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三类不同的阶级，即土地所有者、生产阶级以及不生产阶级。马克思据此得出了社会资本是一切个别资本(生产资本、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品资本)总和的思想，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社会资本理论。其二，从研究基点来看，是商品资本。魁奈认为资本运动肇始于农业生产丰收终结以后，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础是社会总产品的流通。马克思据此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各个构成要素，不仅要在价值上进行补偿，还要在实物上进行补偿。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就是商品资本的流通。没有商品资本的流通，就无法实现实物上的补偿，更无从实现价值上的补偿。其三，从交换过程来看，是总的流通行为。魁奈是以社会总资本作为考察对象的，因而其在流通领域中，也是以总的(即土地所有者、生产阶级以及不生产阶级)流通行为，而非个别的流通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马克思采用了魁奈这种高度抽象，且极具综合性和概括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他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别，进而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两大部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规律。
2.2. 重农学派的历史局限
2.2.1. 忽视劳动二重性
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别。重农学派尽管能够从生产领域中寻找剩余价值的起源，但由于其忽视劳动二重性，因此其只能基于资本周转的不同方式，将农业资本区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将农业资本仅仅简单化地区分为年预付与原预付，抑或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辨明资本的形式和特征，但难以认清资本的本质和特性。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将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于购买劳动力。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是不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在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为生产剩余价值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随着自然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价值通过劳动者的劳动逐渐或一次性地转移到新产品中。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只是再现到新产品中去，在量上并未发生变化，其并未发生价值增值。雇佣工人通过具体劳动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的同时，又通过抽象劳动将价值追回到产品中去，形成新的价值。这种新价值不仅补偿了劳动力的价值，还包括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正因为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它不仅再生产出自身的等价物，而且还实现了价值增值，因而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不是产生于全部资本，而是产生于雇佣劳动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只是为可变资本的增值提供物质条件，它本身并不能实现资本增值。重农学派忽视劳动二重性，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有机构成，无法科学说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更无法从价值补偿的角度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
2.2.2. 以反历史的考察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重农学派尽管在全国范围内研究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其却以反历史的考察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不朽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天然合理的自然形式。以社会总资本为考察对象、以商品资本为研究基点、以总的流通行为审视交换过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发展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重农学派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他们将工具、原料等物质存在形式视为脱离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当作资本来理解。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在它们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要素的形式上，均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理解，均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在重农学派看来，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形式，视为社会的生理形式。这种形式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不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国家政策等为转移。重农学派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视为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事实上，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转化为资本。以反历史的方式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致使重农学派体系自身产生了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反历史的考察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错乱，所引发的生产与非生产部门错误划分，无疑是荒诞的 [5] 。
3. 重农学派的现代意义
重农学派通过标举“自然秩序”的经济哲学理念，指出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不是真正的财富，对外贸易并不是强国富民的出路，而工业也只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它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这些观点虽然偏颇，但在当时却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商业虽然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工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工业产品主要用来满足贵族们的奢侈消费。因此，不难理解，在一个农业落后、工业效率低下的国家中为贵族而进行的奢侈品的生产很容易被看成是“非生产的”而加以反对。农业生产水平虽然极低，但毕竟可以获得收成、满足温饱；而且农业收成有时很好，常常可以提供剩余，这样就可以用来储蓄和进行再投资，从而促进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经验，美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在走上工业经济，强国道路之前都曾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其提出了适应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的经济主张，而其哲学意义则在于它成功地探索了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哲学观念是如何参与并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的 [6] 。在当前，我国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情况下，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有效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融入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之中，给经济发展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