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对于历史上的宋王朝，众多治史者和读史者普遍持“积贫积弱”“武备不兴”“屈辱侍外”的印象，并且把这些都归咎于宋初的崇文抑武政策之中。1对于宋代“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右文左武”的政策真实性，是否真的是“抑武”、“轻武”学界有很多讨论 [1]，这里先暂且不谈，2但宋代的“崇文”“右文” [2] [3] [4] [5] [6] 之风却是历来所公认的。3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宋代的右文之风造就了两宋三百余年的太平盛世，其重文政策绝不是造成宋代灭亡及积弱的原因。4宋代崇文政策开始于太祖朝，影响广泛且深远，其中也蕴含着太祖皇帝的众多法制思想 [7]，我们试图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太祖朝的崇文政策。5
2. 太祖朝的崇文方略
唐自安史乱起，李室失政，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光启以来，唐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后五季丧乱，“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6。这一时期群雄割据、武夫专政、天下大乱。宋太祖起于“介冑之中”，“践九五之位”，“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7。起于军伍的宋太祖深切的体会到了天下丧乱，武夫乱政的危害，为了使天下重归太平，在他登上帝位之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文治政策，“创业垂统”，底定两宋三百余载之基业。王夫之盛赞太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弗待后嗣之相踵以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8
2.1. 由五代时期“重武”向赵宋开国后“重文”的转变
在唐末五代时期，“云雷构屯，龙蛇起陆；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 [8] 这种环境之下，社会上追求的首先是势与力，统治方略自然是重武轻文。9
出身行伍，历侍汉周两朝的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的种种弊病。建立宋朝后，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一系列文治举措，开启了宋代崇文的风气。
太祖皇帝本出介冑，却酷爱读书，在他尚为周世宗效力之时，就“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在一次征伐南唐归来后，有人诬陷太祖私自携带好几车珠宝而归，而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10由此观之，太祖尚文由来已久，从自身做起，在即位之后更是把右文之风推广开来。
2.2. 太祖令百官读书与用读书人的政策
太祖建国后，首先推行的是令百官读书的政策。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皇帝曾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1李焘在下面小注中解释：“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可见太祖皇帝希望通过武臣读书来转向文治，改变五代时期遗留下来的风气。
太祖对身边的文吏之臣也要求其读书，如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大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9] 据邓小南的解释 [10]，太祖让百官读书并不单是提高官员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让其懂得“为治之道”。营造一种上下尊卑次序井然的氛围，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君臣秩序体系。12
赵宋开国之臣都出自五代时期，受前代风气影响，不乏能征惯战的大将，精通刀笔的文吏，但是缺少通经史，识礼节的儒生。马上打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太祖建国之后深感自己身边的人才匮乏，缺少能为自己排疑解惑，排忧解难的文儒之臣，自己所依仗的赵普也只是粗通文墨，“少习吏事”、“精吏干”而“寡学术”之人13。乾德四年，太祖灭蜀后，在蜀宫人的奁具中发现了一面旧的镜子，背面有乾德四年铸几个字，太祖大惊，问宰相及众人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14。由此太祖更加坚定的推行文臣治国的政策。
在宋初的历史背景下，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统治秩序，安定赵宋政权，而这项使命的完成，无疑有赖于一批富有实践经验、长于吏干的文职官僚，同时为了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又要从根本处着手“丕变弊俗，崇尚斯文”15这当然又离不开通经史，习礼仪的饱学儒臣。因此太祖着重推行文治政策，令百官读书及用文臣治国。
2.3. 用文臣知州郡，废除节度使支郡制度
太祖受禅后，先后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以及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叛乱，深感藩镇势大，无以制衡，感叹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认为这是“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所造成的，遂与赵普商议，制定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太祖认为“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逐渐任用文臣知州县，并设置通判，转运使以分其权。由是“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遂得以消外权，归公利。
在唐及五代时“节镇皆有支郡”，支郡即节度使所统摄的州县，“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造成民生疲敝，太祖自平定两湖之后“始令潭、朗等州直属京，长吏得自奏事，其后大县屯兵，亦有直属京者，兴元之三泉是也。”，后又“诏邠、宁、……祁等州并直属京，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于是政归于上，下无所专。
2.4. 崇儒遵礼，重视科举，以仁德治天下
上文有言，太祖虽出身武人，却喜读书，重儒生。在太祖即位后，仍“好读书”，尤喜经史16，“晚好读书，尝读二典”17、“每读汉书”18、“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 [11]。在即位后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为孔子作赞文，率群臣幸国子监，拜谒孔庙19。太祖希望作兴士风，从而端正君臣之道，太祖曾对宰相薛居正说“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不若自不为之，使人无异词。又观古之人臣多不终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20，这里委婉的批评了唐太宗，其实是说给自己的臣僚们听的，要求为臣者恪守臣节，遵礼守法，忠正勤国。
太祖重视科举，不仅录取人数增加，而且开创“特奏名”21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经常性的亲试进士22，希望能够打破世家垄断，开孤寒之路“尽革畴昔之弊”，并且为了取士公正，制定了公卿之子“覆试”23制度。
太祖自身崇礼守法，以仁德治天下。平生节俭朴素，皇后劝谏太祖身为天子，亦可以稍纵享乐，太祖却言天子为百姓表率，更要为天下守财，有“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24之语，可见太祖的仁治之心。
2.5.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太祖即位后，提高文人士大夫地位，“治定功成，制礼作乐”，据王夫之《宋论》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可见太祖仁民爱物之盛德。
太祖优待士大夫，希望依靠文士治理天下，他曾经对左右说过“朕每遣使四方，常谕以谨饬，颇闻鲜克由礼，远人何观焉。左右请齐之以刑，上曰：齐之以刑，岂若其自然耶？要当审择其人耳。”25认为齐之以刑不若择其人耳。一次，在紫云楼亲试进士之后与翰林学士陶谷论前代帝王得失，言“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26，认为武则天虽然刑法枉滥却不失国，是用人得当耳，可见太祖希望与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
3. 太祖文治中的法律思想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即位之后施行了一系列崇文方略，我们认为这些崇文方略中蕴含了太祖丰富的法制思想。一方面这是太祖为了维护赵宋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包含了太祖应天和人的仁德之心。王夫之称赞太祖“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或以文、景当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之所愿见也。太祖其庶几矣！” [12]，在王夫之看来，太祖或许做到了古圣贤人所期望的盛世。
3.1. 刑法所重，政教为先的法律思想
太祖受禅后，所面临的是一个乱世，急切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27即要深救斯弊，五代军人专政，往往轻视法制，上梁不正，下民亦多违法乱制之举，而南北分裂五十三年，法制亦有歧异，故整顿法制是宋初重要要务之一。
太祖认为“刑法之重，政教为先”，先要对百官进行教化，增加对法制的认识，号召武臣及百官读书，学习“为治之道”，这样才能够改善吏治，避免刑狱冤滥。太祖从自身做起，“上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御史、大理官属尤加选择。尝召炳谓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赐金紫以勉之。”28从经史中学习“定国治狱”。为官之人也要通读律典，如建隆三年的一道诏令“吏部流内铨选人，并试判三道，只于正律及疏内出判题，定为上、中、下三等。” [13] 吏部流内铨选拔人才，只在律文及疏议内出题，再依据答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
太祖让百官读书，通为治之道的政策，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即使得百官懂得尊卑上下之礼，从而建立一套严密的君臣秩序体系，并为天下表率，逐步重整唐末五代以来混乱的社会秩序，士农工商各归其位，君臣父子谨守其序，定分止争以致太平。
太祖重用儒臣治理天下，“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29因牧守长官多武人，任意枉法断案，遂重用明法的儒臣以治之，教化百姓，遵礼守法，“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着之。”30，用有文学之士任藩镇的掌书记，“令藩镇无以初官为掌书记，须历两任有文学者乃许奏辟。”31这样州县的才能够上行下效，朝廷制定的法令能够得到遵守。
3.2. 政统于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
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势大，权力倒持，政出多门。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太祖用文臣知州县，并用通判，转运使副之。废除节度使支郡制度，“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这些不知书的武夫悍卒，任用亲吏枉法，太祖遂诏“诸州长吏或须代判，许任宾席公干者，勿得使用元从人”32，这样杜绝了方镇节度滥用亲信枉法之源。
废除“会州”制度。“会州”是五代时期形成的惯例，即县中收税后，州府官吏向县吏索取贿赂，而这些贿赂的钱财最终都由百姓承担，“诏无得追县吏会州。五代以来，收税毕，州符追县吏，谓之‘会州’。县吏厚敛于里胥，以赂州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也。”33废除“会州”规范州县官员的行为，规范州县之间的权力运作，从而肃清吏治，归政于上。
设立大辟以上罪，录案闻奏制度。建隆三年一日，太祖幸开封尹宴射后，对宰相言“上谓宰臣曰：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34从州县手中收回了死刑决定权，进一步政归于上。
复置县尉掌管盗贼斗讼。“十二月癸巳，诏中书门下：每县复置县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35太祖通过增加州县司法人员的数量，进一步掌控司法，从而进一步归政于上。从而使得“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36镇将所主，只有自己郭内而已。
3.3. 仁民爱物、慎刑恤狱的法律思想
对于太祖的仁恕，《宋史》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太祖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37
太祖重儒崇礼，以仁德治天下。太祖临朝谨慎，常常自省，甚至会因朝会上决策失虑而烦扰良久，“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耶？属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38这种治理方略反应到法律上就是慎刑恤狱，太祖在乾德三年诏令有关“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的奏章，可以“许非时诣合上章，不得须候次对。”39可见对刑狱冤滥、百姓疾苦的重视程度。太祖意于刑措，多次“亲录系囚，多所原减”40，在读尧典时感叹“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所以“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己丑，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41从开宝元年到现在八年间，已经赦免死罪四千一百八十八人，可见太祖宽仁之心。
大辟案覆查。太祖心怀仁恕，恢复死刑复核制度。“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42
太祖体恤囚犯，规定监狱内的洒扫制度。“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实时决遣，毋淹滞。”43可见太祖崇文，仁民爱武，自然在法制上体现为慎刑恤狱。
临下以简，务必哀矜。太祖以怜悯百姓作为法令的宗旨或原则，针对窃盗的刑罚过重，建隆三年下诏令说：“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蠧。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44
3.4. 分权制衡，规仪有序的法律思想
太祖重文士，用儒臣治天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分权制衡的手段，实现上下尊卑有序的目的。如在太祖讨平荆湖和西蜀之后，“诏荆湖、西蜀官为郡国长史者，初奉条诏，未能详悉，必资僚属，以佐其治，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命州郡长吏和通判、判官、录事，“事无大小，共同裁处”。又，在太祖平定湖南后，“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长吏举动必为所制。”，通判甚至说出“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这样的话，为了防止通判独大，欺压州郡长吏，太祖只好“诏诸道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连署，文移方许行下。”，“朝廷比设宾佐，兼置掾属，同参郡政，务守诏条”州郡分权，各司所职，仪轨有序。
4. 结语
太祖一朝的崇文政策以及基于文治基础上的法制方略，奠定了后来两宋三百年间的政治基础，决定了继任者的政策走向，太宗即位时对太祖朝做了一个总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45，太祖的思想和方略作为祖宗家法为后世所继承。甚至影响了周边国家以及后世朝代的历史、政策走向，同时期的辽、夏、金、元，以及后世的明清，在不同程度上都延续着太祖创立，宋代其余君臣延续的崇文政策，法制方略，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最后借用元人脱脱所著《宋史》中对太祖的一段评论做结“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46”太祖文治之盛，三代以下无可出其右者，这也是我们今天值得学习的地方。
NOTES
1对于是否是由“重文轻武”导致的宋代积贫积弱的观点，学界也有很多议论，如有学者认为“把北宋的所谓‘积贫积弱’归罪于重文轻武是不够公平的，把宋代尤其是北宋称之为‘弱宋’，是不妥当的。把‘弱宋’的原因归之于重文轻武，更是不妥当的。北宋的重文轻武，有其消极作用。但就总体而论，北宋百多年重文轻武的结果，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这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见顾全芳《重评北宋重文轻武的历史作用》，载《学术月刊》1984年04期，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2对于宋代的文武政策，史学界有诸多议论，以“重文轻武”观为主流。如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收入《学林漫录》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如邓广铭所说：“它(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见邓广铭：《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贫积弱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有的学者认为“重文轻武”这一观点表述不当，持“崇文抑武”的观点，这一观点首创于陈峰，他认为“宋统治者不仅仅是一般的重视文教事业和轻视武略，而是长期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种主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而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之中。本人提出‘崇文抑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改变了个别字眼，而是对‘重文轻武’概念的发展。”见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载张希清等主编《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第350-370页。陈峰认为崇文抑武是宋朝所采用的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思想和方略，源于专制集权主义，反过来又强化了王权，并且它还与“守内虚外”相联系，凭借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邓小南也认同“崇文抑武”这一观点，她认为“文武分途本身，并不说明孰轻孰重。但赵宋的政策，特别是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这一原则，在太宗时期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并且最终成为赵宋‘祖宗家法’之重要内容。”在她看来从太宗朝开始，宋代就逐步走向了崇文抑武的道路，但在太祖朝还是文武兼备的。见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七期。
还有学者认为宋王朝并不是“重文轻武”或“崇文抑武”而是“允文允武”。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柳立言认为：“在生乱之余，有一定比例的武人亦能致治，且为宋人所重视，并无一味轻武。”见柳立言：《五代治乱皆武人》，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2分，2018年。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引《宋史》卷二五五的一段话做结，即《宋史》言“大抵武夫悍卒，不能无过，而亦各有所长；略其过而用其长，皆足以集事”。柳立言认为：“这何轻何抑之有，反是重其所长；既能集事，宜获重视矣。”见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载《历史研究》2018年02期。笔者也颇为赞同这一观点。
综上，关于宋代文武关系的观点，学界多有争议，但对于宋代“重文”，“崇文”，“右文”政策是历来所公认的，因此在本文中不对轻武、抑武政策加以讨论，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本文试就这一崇文政策来阐发论点。
3对于崇文，这是历来为士人所公认的。如《宋史》卷三百五《薛映传》载“论曰：自唐末词气浸敝，讫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庞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振。’宋一海内，文治日起。”又如《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一》载：“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扭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4对此，《宋史》卷二百二《艺文一》总序中有段精彩的论述“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笔者认为这一段总结的非常准确，宋代的衰弱不能归结于重文的弊端，这是功利之言，不是真正的“知道者”之论，宋之文风可与三代相比。
5陈寅恪对此有过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读书通讯》1943年3月。
6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晋高祖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7脱脱，《宋史》卷三《太祖三》。
8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
9在五季丧乱、重武轻文的这个环境下，文人的地位极低。如《新五代史》卷十八《汉家人传》中所记载的“初，帝与允明等谋诛杨邠、史弘肇等，议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当与宰相议之。’李业从旁对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问书生。’太后深以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谋于闺门！’”从后汉隐帝与大臣李业的对话中可知，五代时期的重武轻文环境以及士人低下的地位，后汉高祖皇帝竟然说过“朝廷大事，勿问书生”这样的话。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条。《长编》载太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世宗曰：‘善！’”。
11《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
12邓小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9-183页。
13《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14《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戊条。
15《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条。
16《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夏四月戊午条。“上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令遽白所取书目，多逊必通夕阅览以待问。”
17《宋史》卷三《太祖三》。“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
18《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五月甲戌条。“上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御史、大理官属尤加选择。尝召炳谓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赐金紫以勉之。”
19《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六月乙未条。“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
20《宋史》卷二四六《薛居正传》。
21《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
22《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二月戊辰条。“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
23《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二月癸巳条。“权知贡举王祜擢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六。翌日，谷入致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覆试，而邴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
24《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七月甲申条。永庆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并认为“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教育她“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这时皇后道“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太祖却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可见太祖之仁心。
25《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九月戊子条。“戊子，遣鞍辔库使梁义如江南吊祭，上召见，面赐约束。因谓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谕以谨饬，颇闻鲜克由礼，远人何观焉。左右请齐之以刑，上曰：齐之以刑，岂若其自然耶？要当审择其人耳。”
26《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庚寅条。“庚寅，上亲试制科举人姜涉等于紫云楼下，从容谓翰林学士承旨陶谷曰：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因论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罢。涉等所试文理簄略，不应策问，并赐酒食遣之。”
27《长编》卷二十九，端拱元年十二月条。
28《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五月甲戌条。
29《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
30《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
31《长编》卷二，乾德二年正月甲辰.
32《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三月乙未条。
33《长编》卷四，乾德元年正月条。
34《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三月丁卯条。
35《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条。
36《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十二月庚子条。
37《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
38《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丁亥条。
39《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甲午条。“甲午，诏：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仍须直书其事，不在广有牵引。事关急切者，许非时诣合上章，不得须候次对。”
40《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八月乙卯条。“上御讲武殿亲录系囚，多所原减。”
41《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三月丁亥条。“上性□(缺)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虱缘食器旁，谓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己丑，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42《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
43《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
44《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
45《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条。
46《宋史》卷三《太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