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水平，更要满足老年人对于精神赡养方面的需求。对此，学者穆光宗提出了“精神赡养”理论，提出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健康。2012年，我国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首次提出了“精神赡养”的条例。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了精神赡养的保障内容。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流动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七普”数据显示，跨省流动的老年人达710.01万人，省内流动的老年人将近有2617.24万人，合计超过3300万人 [1]。由此可见，当前的老年流动群体的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也是我们所需要正视的。基于此背景，本文将这些随着子女迁入异地的非本地户籍的老年人群体称之为“老漂族”。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老漂族”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往往更需要得到精神方面的慰藉。基于此，本文重点探索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的供给主体研究。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 文献综述

“老漂族”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老年群体，更是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过程中所特有的老年群体。由于西方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距较小以及拥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学界并没有研究过类似“老漂族”的群体，但是有关于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在国外，老年人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更适合养老的地区 [2]。在迁移过程中，老年人会有生理、心理的变化，对此需要进行迁移老年人护理的研究 [3]。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老漂族”的研究也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其进入异地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社会融入的困难 [4]、异地养老的政策瓶颈 [5] 以及城市社会适应缓慢 [6] 等。对此，有学者提出基于“认知–行为”维度将老漂族分为不同类型，从而对其进行精准化治理 [7]。也要学者提出政府需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漂族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从而减少制度方面的不平等 [8]。总而言之，当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老漂族的物质方面的改善，而本文则重点进行老漂族精神赡养方面的研究。

学者穆光宗最早提出了精神赡养的三个维度：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 [9]。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五个层次：尊严需求、情感关怀需求、社会责任和自我价值需求、成就需求以及社会交流需求 [10]。有学者就当前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情况，提出要老年人自身要改变观念，并且以家庭为主要精神赡养的供给主体，社区发挥补充作用，国家则进行制度保障 [11]。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精神赡养的主要聚焦于不同供给主体对于老年人的支持作用，也有进行单独研究某个供给主体的作用，但是较少提出发挥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从而形成多元组合的供给体系。

2.2. 研究框架

福利多元主义是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析范式。罗斯提出了福利三分法的观点，指出国家、市场和家庭是福利的主要供给者 [12]。约翰逊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志愿组织，提出了福利四分法 [13]。国内学者彭华民指出要平衡不同福利供给主体之间的作用和关系，避免出现福利依赖的问题 [14]。林闽钢则主张发挥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福利 [15]。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本文提出建立多元供给主体的精神赡养模型(见图1)。在精神赡养的需求层次，本文借鉴学者穆光宗的理论，将其分为三个维度：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在精神赡养的供给层面，本文认为主要来自于：政府、市场、社区以及家庭，通过探讨这四个供给主体对于老漂族精神赡养的影响，提出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从而满足老漂族精神赡养的需求。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北京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老漂族占据的人口是全国最多的城市。海淀区则是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随子女迁居来京的老年人较为集中的区。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为调研地，采取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法。在问卷调研中，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第二部分为精神赡养需求情况量表；第三部分为精神赡养供给满意度量表。其中，“精神赡养需求情况”和“精神赡养供给满意度”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19、0.900，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两个量表的KMO值分别为0.907、0.926，sig值均为0.000，说明具有良好的效度。

3.2. 样本量和数据描述

在此次调研中，共发布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为96.65%，回收有效问卷共260份。从表1中可看出，老漂族中女性偏多，大多数为60~69岁之间的老年人；大多数的人文化程度并不高，以未上学和小学为主；在北京居住时间较长，半年以上居多；大多数人是养老金的，且多数来自农村。

3.3. 变量设置与分析

3.3.1. 因变量

本文以精神赡养的需求情况作为因变量，利用里克特量表对老漂族精神赡养的需求现状进行测量并一共设置了10个问题。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因子，共提取了三个因子：成就安心、情感慰藉和人格尊严。在效度检验方面，三个因子均通过了检验(KMO = 0.097, p = 0.000)。从表2中，可以看出成就安心因子、情感慰藉因子以及人格尊严因子这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485%，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906、0.832、0.793，说明三个因子皆通过了信度检验。在具体计算精神赡养满意度方面，本文按照成就安心因子、情感慰藉因子以及人格尊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精神赡养满意度得分。当计算出来的分数越高，表明“老漂族”精神赡养的状况越好。

3.3.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政府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市场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社区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以及家庭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通过分析这四个供给主体的精神赡养情况来探索城市“老漂族”的精神赡养满意度。在具体的问卷中，主要是从人格尊严满足程度、成就价值满足程度、情感慰藉满足程度这三个方面来衡量服务供给状况和满意度。

3.3.3. 控制变量

在本文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养老金收入情况以及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他可改变因素对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的影响。

4. 统计结果分析

4.1. 精神赡养需求情况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人格尊严方面，老漂族的想法和意见“总是会”和“经常会”得到尊重的情况占比不超过20%，而他人“总是会”、“经常会”对其提意见、生气或失望的情况远远大于“很少会”和“完全不会”的情况。在成就安心方面，老漂族大多数比较满意儿女的生活现状，但是后两项指标却显示大多数城市老漂族对自我期望、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很低。在情感慰藉方面，三项指标显示老漂族经常会感觉到孤独、不开心以及压力。综上所述，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他们的自主决策的权利很难得到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肯定，并且普遍对当前生活状况不满意，往往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

4.2. 模型及分析

本文主要是采取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以精神赡养需求情况的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四个供给主体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情况作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以及养老金的年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根据分析结果，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Scor{e}_{DSS}={\beta }_0+{\beta }_1\text{GSS}+{\beta }_2\text{MSS}+{\beta }_3\text{CSS}+{\beta }_4\text{FSS}+{\gamma }_2\text{control}+\epsilon$

其中， $Scor{e}_{DSS}$表示精神赡养需求情况的因子得分；GSS、MSS、CSS、FSS分别表示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四个供给主体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情况。Control代表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beta }_1$、 ${\beta }_2$、 ${\beta }_3$、 ${\beta }_4$和 ${\gamma }_1$是主要待估参数；ε表示为残差项。根据上述模型表达式，本文建立了4个模型，旨在分析政府、市场、社区、家庭这四个变量对于“老漂族”精神赡养需求的影响(见表4)。

4.2.1. 政府对于老漂族精神赡养需求的显著性分析

在表1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老漂族的精神赡养情况有显著影响(0.338, p < 0.05)，在模型2中，引入市场变量后，政府的影响仍显著，但是在模型3和模型4中，依次引入社区和家庭这两个变量后，政府的作用就不再显著了。这说明相比于社区和家庭，政府的精神赡养服务并不是非常完善、充足，反映出政府政策主体的精神赡养供给存在较大程度的不足。对于老漂族来说，他们往往会下意识地将自己与本地老年人作比较，其能否平等地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公共设施、政策参与机会等，都是会影响他们精神赡养情况的重要因素，一旦他们觉得差别过大，就很容易感觉到被排斥感和孤独感。因此，如果本地政府并没有就老漂族提供专门的精神赡养服务，那么一旦引入家庭、社区这两个变量后，政府的作用就变得不再显著了。

4.2.2. 市场对于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不具有显著性

在模型2~4中，可以看出市场的作用完全不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市场上并没有为老漂族提供充足和完善的供给服务。实际上，就当前的市场来说，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就并不多，更何况是在异地生活的随迁老年人，这更是一个完全被市场所忽略的群体，再加上老漂族自身在社会上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往往会是被动地、沉默地接受一切，而不是公开地发出呼声建议市场开发、研究专门针对老漂族群体的产品。在这情况下，老漂族作为老年人群体中极为特殊的一部分，很容易被市场所忽略，他们的精神诉求无法被满足，也无人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

4.2.3. 社区对于老漂族精神赡养需求情况的显著性分析

在模型3中，可以看出社区的作用具有显著影响(0.213, p < 0.05)，但是在模型4中，引入家庭这个变量之后，社区提供的作用就不再显著了。这说明社区所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其所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并不充足，以至于无法完全满足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社区作为老漂族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能够给予老漂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地方。对于老漂族来说，能够平等地享用本社区的养老服务，并且可以积极参与到社区和社区组织中，都能够使其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的感觉，充实的社区生活也可以消除孤独寂寞感觉，从而将会极大地满足其精神赡养需求。然而，现实却是社区仍无法提供充足的精神赡养服务，使得大多数老漂族只能将所有的生活重心放在家庭内部，而他们本人的情感诉求却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4.2.4. 家庭对于老漂族精神赡养需求情况的显著性分析

在模型4中，家庭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影响(0.467, p < 0.01)。对于老漂族来说，家庭是他们精神赡养的核心，他们之所以离开家乡前往异地的最关键原因就在于儿女。儿女对老漂族的尊重程度、需要程度以及情感慰藉程度等因素，都是影响随迁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关键。因此，对于老漂族来说，家庭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水平。但是，在表3的精神赡养需求情况描述中，可以发现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并不快乐，他们往往会感觉到孤独、寂寞，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并不满意，而且并不是总能够得到尊重和重视。可见，虽然家庭对于老漂族精神赡养情况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显著，但是却无法仅靠家庭就做到满足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因此，仍需要政府、市场以及社区发挥其相应的作用，从而真正满足了老漂族的精神赡养的需求。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四个供给主体对于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的影响，研究发现：1) 家庭的精神赡养服务对于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具有显著性影响；2) 社区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也存在着显著影响，但是在加入家庭这个变量后就不再具有显著性；3) 政府的精神赡养服务一开始也具有显著影响，但是随着社区和家庭这两个变量的加入，其不再具有显著性；4) 市场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则不再具有显著性，说明其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和产品并不完善。

由此可见，家庭仍是满足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需求的主要供给主体，而社区、政府以及市场所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并不充足、完善。然而，随着家庭结构功能的不断弱化、老漂族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愈加迫切，由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精神赡养服务并不能完全满足城市老漂族的需求，应该逐渐探索政府、市场以及社区的精神赡养功能，从而更好地满足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

5.2. 政策建议

对于城市老漂族来说，他们往往比普通老年人更加迫切地需求来自多方供给主体的精神赡养服务。特别是在进行深度访谈过程中，不少老年人表示“真的很孤独，家里孩子都忙着工作，没时间也不愿意陪我，想找个人说说话都很难”、“跟小区里的人也不熟悉，没有什么朋友”。而且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大多数老漂族过得并不快乐，往往都很寂寞孤独。在异地，他们无法得到当地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也很难融入当地的社区，更是很难通过市场来获取精神赡养服务。

因此，结合访谈结果和定量分析，本文提出建立精神赡养的多元供给体系，而不是仅仅将精神赡养视为家庭内部的责任，政府、市场以及社区都需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通过向社区、市场购买养老资源，搭建起“政府–社区–市场”多方联动的供给主体，从而建立起多元供给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完善关于老漂族的相关制度法律规定，加强城域间、城乡间的社会保障衔接，保障异地老年人基本的养老、医疗需求，同时要将物质服务与精神服务相结合，可以通过购买养老服务为随迁老年人提供精神赡养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社区要加强与政府、市场的联系合作，建立专业的社区养老服务，鼓励老漂族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并定期开展相关心理讲座帮助老漂族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满足其精神赡养方面的需求。市场则需要重点关注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探索社会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发挥市场的力量，为城市老漂族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从而满足老漂族的精神赡养需求。最后在家庭方面，子女不仅要给予父母物质方面的支持，也需要更多地关心父母精神世界的需求，为其提供精神赡养方面的服务，帮助父母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SZKY2022103)，由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