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爆发，它的紧急性、严重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引发了集体的不安和困惑。新型冠状肺炎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人们心理健康的损害也是深远而重大的 [1]。因此，我国民众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下出现的情绪状态值得探讨。疫情对人们的影响远不止情绪层面，在疫情发生时也出现了许多不良的社会行为。这种不良社会行为叠加于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冲击之上，导致人们对其更为敏感。即疫情的心理特别是情绪造成重大冲击，这种冲突可能影响人们对出现在疫情背景下的不道德行为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又继而可能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本研究旨在对此加以深入探讨。
本研究所指的情绪状态的概念指的是心境，心境是一种描述情绪状态的术语。心理学认为，相对于激情，心境是一种持久的、缓慢的心情。心境具有弥漫性，不是针对某一事物的特殊情感，而是指对周围事物具有相同的情感，而它与我们的生活非常相关，当我们拥有某种心境时，都会把这种情感附加在我们身边的人和物上。心境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积极的心境会对人产生积极的作用，帮人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坚苦 [2]。当社会现象或道德事件出现时，不论这个事件是否与自身有关，人们都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在这一道德判断过程中，情绪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甚至比道德理性的作用都更加直接。传统道德哲学与道德心理学主要集中于研究道德判断背后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良知，它们表示个体的道德判断是以理性的思考为基础。可是，当代道德心理学进行研究时却发现个体的直觉、情绪等因素对道德判断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并不是纯粹遵从理性的引导 [3]。也有研究显示，情绪是引发人们道德判断能力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吴永钦的结果表明，处在悲痛、厌恶下的被试道德判断能力要比处在平静或欢乐时要高，并且两种情绪相比，悲痛的被试道德判断能力更高 [4]。
有关道德敏感性和道德判断的研究一直都是道德心理学的研究重点。1982年雷斯德提出道德敏感性一词，他认为道德敏感性是人们对情境中道德内容的觉察和对事件结果的意识能力 [5]。道德判断的概念最早是由皮亚杰提出来的，Kohlberg (1996)在皮亚杰的有关道德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道德判断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阐述。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判断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一种判断和决策。许多认知派学者受到科尔伯格道德判断理论的影响，认为道德判断是人们道德推理的结果 [6]。有研究表明情绪在道德判断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研究显示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周寸飞的研究显示倾向性道德敏感性对道德评价程度有显著影响，倾向性道德敏感性得分高的大学生对道德情境故事不道德程度的评价更加严厉 [7]。杨素真和黄雪梅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影响作用不显著，但非留守儿童的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存在显著的影响，即高敏感性的个体会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8]。周明洁和荆世杰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不公经历对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存在显著影响，道德敏感性的高分者表现出比低分者更严厉的道德判断，社会不公信息的摄入对道德判断存在显著影响 [9]。
本研究选择不同地区的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疫情程度不同地区人们的情绪状态、道德敏感性差异及其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以便厘清人们情绪状态、道德敏感性及道德判断如何受疫情严重程度不同的影响，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本研究被试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大学生，共有750人，剔除无效数据29份，最终有效数据721份，有效回收率为96.13%。年龄平均为22.72，标准差为3.52。男生有281人，占比39%。女生有440人，占比61%。
2.2. 研究方法
2.2.1. 简式简明心境问卷
此问卷是由30个问题或形容词构成，包含抑郁沮丧、紧张焦虑、愤怒敌意、迷惑混乱、疲乏迟钝和精力活力六个维度。前五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情绪状态越差(负性量表)，精力活力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情绪状态越差(正性量表)。六个分量表的分数相加得到总分，总分可以单独使用，是使用很广的指标 [10]。POMS-SF总分在30分以下表明良好的情绪状态，在30~60分之间表明较好的情绪状态，但仍有一些问题，60分以上表明不良的情绪状态，80分以上为情绪状态极度不良。本研究中该量表一致性信度系数α系数为0.83。
2.2.2. 道德敏感性问卷
采用改编自杜飞月编制的《道德敏感性问卷》 [11]。这个问卷包括4个大维度和8个小维度，总共有35个题目，采用的是5点记分法。维度一是责任敏感性，包含宽容和责任归属两个小维度；维度二是规范敏感性，包含社会公德意识和尊重他人的意识两个小维度；维度三是情绪敏感性，包含情感表达和情感理解两个小维度；维度四是人际敏感性，包含处理人际差异和关爱他人两个小维度。改编后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4。
2.2.3. 道德判断情境故事
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自编了5个道德情境故事。例如：在疫情期间，某药店刚好有一批口罩，如果把口罩的价格提高好几倍，刚好够药店老板孩子的治病钱，于是老板高价把口罩卖了给身患重病的孩子治病，请你评价一下药店老板的行为。在编写故事的过程中尽量使故事的道德强度弱化，并且使得故事中的行为看起来没有那么不道德，让被试进入到道德情境，进行道德思考。实验的因变量是道德故事评价程度，即要求被试对每个故事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分，其中道德程度从非常不道德到非常道德，数值越小表示评价越严厉。自编的道德判断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57。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软件为SPSS19.0。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排除数据来源、测量环境等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21.04%，不超过40% [12]，因此，可以判定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情绪状态的人口学特征
研究发现，被试在简式简明心境问卷上得分的平均分为35.30分，有48.4%的被试得分在30分以下，得分在30~60分之间的被试比例为39.9%，9.2%的被试得分在60~80分之间，2.5%的被试得分在80分以上。这表明疫情危机下我国民众情绪状态表现较好，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motional state data (n = 721)
表1. 情绪状态数据统计结果(n = 721)
3.3. 情绪状态的性别差异分析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情绪状态得分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s
表2. 情绪状态的性别差异分析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由2可以看出，男女在POMS-SF总分(t = 4.406, p < 0.001)、抑郁沮丧(t = 3.875, p < 0.001)、紧张焦虑(t = 4.681, p < 0.001)、愤怒敌意(t = 2.450, p < 0.05)、迷惑混乱(t = 2.970, p < 2.970)、疲乏迟钝(t = 2.130, p < 0.05)、精力活力(t = 4.220, p < 0.001)分量表上得分均差异显著，男生在总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表明在疫情下女生的情绪状况比男生好。
3.4. 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分析
由于简明心境问卷总分得分在30分以下表明情绪状态良好，在30~60分之间表明情绪状态较好，在60分以上为情绪状态不良，80分以上为情绪极度不良。由此对比不同情绪状态下人们的道德判断差异。结果发现，情绪状态不良的被试的道德判断总分显著低于情绪状态良好的被试(t = 3.192, p < 0.001)。这表明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有显著影响，不良情绪状态对道德情境故事的不道德程度评价更加严厉，见表3。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moral judgment
表3. 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分析
3.5. 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
采用极端分组法，将道德敏感性量表得分最高和最低的27%的被试分别作为高道德敏感组和低道德敏感组。由表4可知高道德敏感组被试的道德判断得分显著低于低道德敏感组被试(t = 5.108, p < 0.001)。这表明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低道德敏感组高道德敏感组对道德情境故事不道德程度的评价更加严厉。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moral sensitivity on moral judgment
表4. 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民众的情绪状态。结果表明，疫情危机下我国民众情绪状态总体表现较好，验证了假设一。这也与陈海勇和王建平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大多数民众在SARS危机下情绪状态也保持良好的情况是一致的 [13]。本研究的结果也与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能力的信赖。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的判断更为理性了，能够比较理智地看待疫情带来的危险和压力。结果也表明在疫情下情绪状态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的情绪总分比女生高。而在陈海勇和王建平的研究中发现，在非典时情绪状态总分性别差异不显著 [13]。本研究还发现疫情严重地区民众情绪状况较疫情程度轻微地区的情况为差，验证了假设一。其原因可能是疫情严重地区的人们需要承担更大的被感染的危险，所以由此引起的恐慌和焦虑也更多。而疫情较轻的地区，人们的焦虑和恐慌大多来自媒体的渲染，他们本身感到的威胁并不大。因此，在疫情非严重区域，新冠疫情对民众所造成的负性情绪影响可能并不大。
研究也通过对比情绪不良和情绪良好状况的人们的对道德判断差异。发现道德判断受情绪状态的影响，情绪状态不良者对道德情境故事的不道德程度评价更加严厉，假设三得到了证实。肖前国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同样一个道德判断问题，当人们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时，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判断 [14]。其原因可能是当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实施者有着愤怒、讨厌等憎恶性情绪情感时，人们就希望该人受到法律的严惩；当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实施者有着同情、可怜等情绪情感时，人们就倾向于对他做出宽松的惩罚。在疫情期间，焦虑和恐慌充斥在生活中。对于拥有不良情绪状态的人来说，他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态度比情绪良好的人更加严苛。他们更希望那些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受到指责与惩罚，从而表现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道德敏感性也是对道德情境的识别和归因解释的能力，道德敏感性得分越高，表明对道德情景的识别和归因解释的能力越强。研究试图将道德敏感性得分分成高低敏感组，从而探讨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结果表明，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低敏感组被试高敏感组被试对道德情境故事不道德程度的评价更加严厉，假设四得到了证实。这与周寸飞的研究结果一致 [7]。其原因可能是高敏感组个体能够经常感受到身边发生的不道德行为，而低敏感组个体很少察觉出不道德事件。高敏感组个体希望实施不道德行为的个体得到相应的惩罚，他们能够想象出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带来的危险。所以高道德敏感性的个体对道德情境故事做出更加严厉的判断。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疫情危机下我国民众情绪状态表现良好；2) 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有显著的影响，表现出不良情绪状的个体对道德情境故事的不道德程度评价更加严厉；3) 道德敏感性对道德判断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低敏感组被试，高敏感组被试对道德情境故事不道德程度的评价更加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