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止至2021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9亿，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3.5%。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老龄化不断加深的重要关口，与此同时养老支持体系面临严峻挑战，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将会水涨船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各类社会化养老服务将很快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 [1] [2] [3]。
当下学界对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的研究角度多选择为购买主体 [4]，很少关注购买意愿的主要影响者即子女。子女不但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直接的支持，而且还能运用其他方式对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购买行为施加影响，也就是成为他们消费的影响者 [5]。例如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购买能力，进而促进其购买养老服务；而子女的生活照料也可能会降低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购买意愿，所以其中的影响差异与机制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2. 研究假设
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都仅以养老服务的实际使用者——老年人为核心展开研究，而对养老服务购买的潜在影响者——子女却少有问津。在如今的中国家庭中，子女仍然是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中坚力量，并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观念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 [4]。本文的观点为子女可能通过消费观念的“反哺”对父母的养老服务购买行为产生影响 [6]。
在当今的时代，有研究表明“反哺”的特征已经在子代对父辈购买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显现，即老年一代具有向青年一代反向学习的可能，同时吸取他们的消费方面的建议，并可能对他们新型的消费观念产生更大的认同感 [7]。这种现象就称为“文化反哺”——一种传统教育方式的性质性的颠覆，社会的高速变迁下，子女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将远超他们的父母，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 [8] [9]。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后喻文化”在养老服务方式选择中的影响。
从子女的内在属性上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将更有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接受新型的养老服务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初步假设：子女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越倾向于购买养老服务。
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子女文化程度可以对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产生多少的影响，其不仅包括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还包括愿意购买的服务类型。本研究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将养老服务类型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在探究子女文化程度是否会左右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类型选择的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城乡差异，子女关心程度及子女数量等因素在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中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
3.2. 样本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的数据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问卷结果，旨在探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类型的影响，主要变量设定如下：
3.2.1. 因变量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设置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和愿意有偿购买养老服务的类型选择。
第一个因变量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在问卷中老年人愿意购买任意一项服务则归类为“是”，不愿意购买任意一项则归类为“否”。
第二个因变量是愿意有偿购买养老服务的类型选择。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从两个层次上对老年人可购买的养老服务类型做出分类：第一类的养老服务主要是日常生活照料层面上的，本文将其归纳为“基础型服务”。一共包括上门探访、陪同看病、帮助日常购物、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和日托站或托老所六种服务类型。第二类的养老服务主要停留在精神层面上，本文将其概括为“发展型服务”。包括老年人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由此设置第二个因变量为“基础型服务”和“发展型服务”。
3.2.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子女文化程度，其中，我们选取老年人所有子女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的受教育水平来反映子女的文化程度。本文中还加入子女对其是否关心作为另一个自变量，在“您是否觉得这个子女对您不够关心？”这一问题中回答“经常”和“有时”的赋值为1，回答“偶尔”和“从未”的赋值为0。本文通过这一自变量来呈现子女对老年人精神层面上的其他支持。
3.2.3. 控制变量
前倾因素即促使老年人倾向于购买养老服务的个人特征，本研究加入了户籍和子女数量作为前倾因素变量。
3.3. 研究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为老年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和老年人愿意购买养老服务的类型，第一个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第二个因变量为定类变量，因此本文针对第一个因变量建立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应模型1~模型4)，针对第二个因变量建立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应模型5~模型6)，分别讨论其对老年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及愿意购买的养老服务类型所产生的影响。
4. 描述性统计
通过计算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率与具有购买意愿地老年人比例并按照城乡分别比较，能更为直观地了解养老服务的供给与购买情况以及其中的不同(见表1)。
通过服务供给率的计算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是否可以被老年人购买，能有效反映老年人对其的认知处于何种水平。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有一定基础但供给依旧不足，而城市的各项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明显高于农村且类型更加全面。与此同时老年人购买服务的动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购买意愿远低于城市老年人。
Table 1. The supply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
表1. 城乡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及购买意愿情况(%)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choic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type
表2. 子女文化程度等对老年人养老服务类型选择的影响
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虽有进步，但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城乡差异巨大的同时，老年人只对上门类的养老服务产生消费兴趣，供需匹配不均。
5.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控制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的因素，我们根据之前的研究方法，分析的第一部分将老年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作为因变量，模型1~模型4呈现了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模型1和模型2在使用了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将子女文化程度和子女对老年人的关心程度分别设置为两个自变量。
模型1验证了我们的主要假设，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是阶层的差异确实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购买意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观念上，产生正面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对当前新兴的消费观念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接受程度较低。但通过“消费反哺”现象，子女就可以增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购买力的“主力军”。子女的学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从而使得父母获得更加稳定的心理预期，继而在进行养老服务的消费时拥有更多的底气。
模型2可以看出子女关心程度高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类老年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甚至日常生活需要他人的照料，故产生了相应的养老服务需求。
模型3、4将老年人的城乡户籍引入为子女文化程度和子女关心程度的交互变量来探究其中是否存在城乡差异的影响。
通过模型3可以看出，子女文化程度对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主效应影响依然非常明显，但交互项并不显著。这表明子女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模型4表明子女关心程度会对城市老年人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中生活的子女往往具有更长更规律的工作时间，相应的会缺乏照顾老年人的时间，因此城市老年人的子女会选择养老服务来作为自己照料不足的补充。而农村的老年人往往没有这种问题，他们很少获得家人之外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辅助。
在此基础上，分析的第二部分将其购买的养老服务类型作为因变量，通过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模型5~模型6进一步探究基础型服务和发展型服务影响机制的区别(见表2)。
模型5将子女文化程度作为户籍的交互项，发现无明显的城乡差异，但是发展型服务的购买较基础型更为显著。这表明，通过子女文化程度的不同，老年人群体在对各种层次养老服务的购买选择时，他们的消费意愿也会相应的有所差别。从变化的过程上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对购买发展型服务的意愿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模型6将子女是否关心作为户籍的交互项，发现结果够显著同时城乡差异较小。因此只要子女对老年人足够关心，就始终对养老服务的购买存在需求。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能看出通过子女文化程度的不同，老年人群体在对各种层次养老服务的购买选择时，他们的消费意愿也会相应的有所差别。从变化的过程上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对购买发展型服务的意愿将会变得更加强烈。模型同时也验证了假设，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是阶层的差异确实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购买意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观念上，产生正面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对当前新兴的消费观念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接受程度较低。但通过“消费反哺”现象，子女就可以增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购买力的“主力军”。子女的学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从而使得父母获得更加稳定的心理预期，继而在进行养老服务的消费时拥有更多的底气。
此外以上模型还可以说明子女的数量同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购买意愿并没有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和子女的关系越疏远，老年人对基础型服务的购买越多。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在缺乏子女陪伴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从另外的途径上寻求陪伴感，另一方面如果子女对老年人较为疏远，他们的数量多少并不会影响老年人用别的方式满足自己被照料的需求。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子女文化程度同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证明了以下结论：
从“文化反哺”的结果上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群体的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产生的正向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至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尚有待研究，但至少通过本文的回归模型结果和前人已有的研究，可以猜测出的影响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来自于前文提到的“文化反哺”现象，第二条是由于子女文化水平的提高夯实了成年后经济实力的基础，而更坚实的经济实力基础能够传达给上一代更好的预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这说明要提高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购买，不仅可以通过子女直接的各种支持，也可以通过子女的“消费反哺”来间接影响父母对养老服务的了解程度和接受心理。所以，在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同时，子女的诉求也应当被充分考虑，比如子女愿意为父母购买这些养老服务付出多大的经济成本。通过子女对养老服务了解程度与接受心理的提高，同时更多地考虑他们的真实需求、购买能力及意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