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幸福是一种境遇，是一种愉快美满的内心感受。主观幸福感指个体对生活质量是否达到理想状态的综合评价，它是衡量一国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观测指标。主观幸福感虽然并不等同于幸福，但正由于其主观性的存在使得其易于评价，使得其成为幸福感更加便于衡量的指标，由此受到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1]。

主观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会受到环境质量、清廉水平和社会公平等宏观条件和收入、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媒介使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 [2]，与个体心态、与他人交往能力有着一定关联。有以往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际关系及其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预测效果，同时，乐观人格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基于以上内容的考虑，将主观幸福感的考量建立在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之上，结合GGSS2017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的数据，利用SPSS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新时代我国公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拟对人际信任、乐观人格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他们之间的内在规律。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其他个体或其他团体的承诺、事实陈述或行为认为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程度，是形成与维持人际关系和获取社会支持重要条件 [3]。Rousseau等人将人际信任界定为“建立在对他人的行为一项和实际行动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干预托福(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 [4]。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提供个人心理支持和行为指导可以避免压力事件的不利影响并形成增益作用，这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益 [5]。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源，人际信任有助于改善安全感。在信任和安全感的氛围中，个人会少感知威胁和紧张局势，并且更容易体验幸福。研究已经证实，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呈正相关 [6]。然而，随着我国家的快速发展，国家物质环境和文化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生活各个领域的信任缺乏和信任值的递减降低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并严重动摇了公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7]。因此，本文将从整体层面对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人际信任促进主观幸福感感增长，即两者显著正相关。

2.2. 乐观人格与主观幸福感

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焦点之一，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正向的人格特质，代表人们总体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8]。国外对乐观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主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乐观和主观幸福之间的联系研究仍然缺乏，未有定论。我国学者不仅研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而且还研究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的影响 [9]。目前幸福感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即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都是评价个体生活质量的有效指标，但其侧重点不同，主观幸福感更加侧重从情感体验和总体评价来定义幸福。从这个层面来讲，乐观人格与情感体验密不可分 [10]。Diener也把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心理指标，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信念和认知倾向，是人们对未来事件结果的一种积极的期待，它可以预测身体健康水平，也能够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在Diener的研究中，乐观的个体用积极的心态评价和参与发生的事情，能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 [11]。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乐观人格促进主观幸福感增长，即两者显著正相关

以往的研究中，更多侧重于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考虑到乐观人格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可以推断出乐观人格与人际信任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基于上述推论，本文将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共同纳入到此次对于公民幸福感的研究中。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乐观人格在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及样本构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于2020年10月1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该调查包含核心模块、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和家庭问卷者三大模块，在抽样方法上结合多阶段和分层概率，受调查人群覆盖面广且效力强，共获得有效样本12,582份，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为主观幸福感、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在删除变量缺失值后，可供本研究使用的样本容量为2830份。

3.2. 模型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Y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P\left(Y=1|X_1,X_2,\cdots ,X_n\right)$(1)

式中：P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条件概率；X为主观幸福感相关自变量因素；α和β分别为Logistic回归模型截距和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

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ln \frac{P}{1-P}=\alpha +{\displaystyle {\sum }_{i=1}^n{\beta }_i{X}_i}$(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P与不发生的可能性( $1-P$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odds=P/\left(1-P\right)$。

3.3. 变量

3.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结合CGSS2017问卷的相关问题，将因变量Y主观幸福感体现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并将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如果受访问者选择“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将其赋值为0；如果访问者选择“非常幸福、比较不幸福”，将其赋值为1。

3.3.2. 自变量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是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并从整体层面研究这两者对于公民幸福感的影响。

1) 人际信任

依据本文的研究假设，结合CGSS2017的问卷，来对人际信任的测量可以使用“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在去除回答“不知道、拒绝回答”这类与本研究无关的样本后，将选项中“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计数，从1至5代表人际信任的依次攀升。

2) 乐观人格

乐观人格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指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完整特征。依据本文的研究假设，结合CGSS2017的问卷，选择“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来对乐观人格进行测量，在去除回答“不知道、拒绝回答”这类与本研究无关的样本后，将“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分别从1至5记数、数值越大，则受访者的人格越乐观。

3.3.3. 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经验，纳入分析的控制变量包括：户口、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普通话水平(见表1)。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1显示了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 户口，户口对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2) 年龄，年龄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中年人与老年人相比具有较高的幸福感，青年人则有更高的幸福感，侧面反映出我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公民带来了更良好的生活环境(p < 0.001)；3) 政治面貌，政治面貌与公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身为党员则有更高的幸福感(p < 0.05)；4)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5)；5)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01)；6)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人群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经济状况越好，则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01)；7) 普通话水平，普通话水平对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

4.2. 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2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人际信任变量(见表2)，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人际信任 = 2 (比较不同意)的系数为0.654，人际信任 = 3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的系数为0.454，人际信任 = 4 (比较同意)的系数为1.269，人际信任 = 5 (非常同意)的系数为1.291，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际信任的提升，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系数数值随此提升，这表明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与主观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验证假设1。分析结果可得，人际信任能显著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推进诚信制度构建，提升个体信任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提升个体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4.3. 乐观人格对公民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3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乐观人格变量(见表2)，结果显示乐观人格对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乐观人格 = 2 (经常)的系数为0.542，乐观人格 = 3 (有时)的系数为1.413，乐观人格 = 4 (很少)的系数为2.003，乐观人格 = 5 (从不)的系数为2.557，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际信任的提升，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系数数值随此提升，这表明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与公民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验证假设2。分析结果可得，乐观的人群积极正面的情绪会更多，也就更易感受到幸福，应积极创造培育个体乐观人格的良好环境，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4. 人际信任、乐观人格对公民幸福感的影响

拟定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text{Subjectivewell-being}=c\text{Interpersonaltrust}+\text{Controls}+{\epsilon }_1$，(3)

$\text{Optimisticpersonality}=a\text{Interpersonaltrust}+\text{Controls}+{\epsilon }_2$，(4)

$\text{Subjectivewell-being}=c^{\prime }\text{Interpersonaltrust}+b\text{Optimisticpersonality}+\text{Controls}+{\epsilon }_3$，(5)

在这些公式中，Subjective well-being代表主观幸福感，Interpersonal trust代表人际信任，Optimistic personality代表乐观人格，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c、a、c'、b为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式(3)(4)(5)的结果都用于检验假设3：乐观人格在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效应的逐步检验步骤，第(3)栏中人际信任的系数为0.341 (p < 0.001)，第(4)栏中人际信任的系数为0.659 (p < 0.001)以及第(5)栏中乐观人格的系数0.691 (p < 0.001)，同时，第(5)栏中社会公平感的系数0.659要小于第(3)栏中社会公平感的系数0.681，且根据模型4 (见表2)在将人际信任、乐观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一同放入模型检验后显示两个自变量依然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判断三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乐观人格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故假设3成立。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户口、年龄与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下，从主观幸福感出发，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研究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相比于人际信任水平低的群体人际信任度高的群体主观幸福感更强。这一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际信任水平低的群体由于缺乏对他人的信任，难以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而人际信任水平高的人群在与他人交往、应对社交活动时可以更加自信与从容，便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爱情关系、友情关系或合作关系，从而提升内心的积极体验和幸福感水平。此外，人际信任度较高的人群会在社交中表现出更为良好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有利于帮助自身带来良好的社会支持资源、人际资源等，为个体提供更多机遇或解决各种负面问题，侧面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就新时代背景的中国国情而言，人际信任对于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重新构建人际信任是新时代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家进步和人民和谐的必然要求。政府应主动承担起加强信任伦理的建设，通过构建相关法律制度、弘扬信任伦理文化的责任，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正向引导，增强公民的人际信任，提升其主观幸福。

第二，乐观人格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相比较而言，更乐观的人群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一结果表明乐观的人群积极正面的情绪会更多，在生活中总是以正向的良好心态去应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物，即使在逆境中遇到困难、阻碍或者挫折都相信自己最终会创造良好的结果，将坏情绪尽量缩减到最小，自我肯定、自我支持，所以乐观人格的人群生活满意度更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强。抑郁症是当前社会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是世界第四大疾病，同时是现代人心理疾病中最重要的类型。抑郁症的发病和自杀事件已经开始出现低龄化趋势，大学乃至中小学生群体发病率也逐年攀升，患病群体持久的情绪低落，抑郁悲观，难以感受到幸福。因此，应积极培育群体的乐观人格，防范、治疗抑郁症状，为群体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人格，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

第三，乐观人格可以提升人际信任，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乐观人格是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一道链接桥梁，乐观人格促进了人际交往，提升了人际信任，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促使个体得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乐观的人格可以改善个体周围的人际关系，提升我国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提高人际信任度和培养个体乐观人格同时进行。中介效应的存在同时警示，缺乏乐观人格在降低个体幸福感的同时，也会对个体的人际信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个体正常的人际交往乃至日常生活。构建乐观人格对个体提升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