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品简介
1.1. 原作简介
《蛙》是莫言于2009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以五封书信加一部话剧的形式，描绘了“姑姑”从接生圣手，摇身变为扼杀胎儿的恶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叙述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民间生育问题的现状，通过作者从“蛙”到“娃”到“娲”的生命思考，揭示了计划生育下，国与民、意志与情感、生命与人性等的矛盾与纠结。
小说语言既有符合话剧体裁的生动性、夸张性，又有极具莫言风格的乡土性、魔幻性。《蛙》中使用了大量汉语特有的文化负载词和文化意象，这也是本书翻译的难点与重点。而译者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1.2. 译本简介
葛浩文，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曾先后为包括萧红、杨绛、冯骥才、莫言在内的二十多位作家的五十多部作品进行英译。葛浩文先生的翻译策略受到自己文化身份杂糅的影响。他服役期间曾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他的文化身份使他可以更好地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解读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的各种文化词汇，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文化，同时也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
葛浩文的译本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原因，在于他在翻译时非常注重考虑读者的感受。正如他自己所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这说明葛浩文非常具有作为译者的主体意识，从而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产出流畅、自然，充满可读性的译文。在《蛙》译本中，葛浩文先生将归化与异化策略相结合，其对翻译策略的灵活选择在译本的许多处得以体现。
2. 译者主体性理论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者只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中介，忽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中文化转向的出现和兴起，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渐走向深入(查明建、田雨，2003) [1]。译者的重要性显身，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作用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得到关注。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凸显译者的独特性的过程(刘军平，2008) [2]。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译者在翻译活动和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有多重理论分支作为支撑，也可以与具体的理论结合来诠释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内涵。比如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译者并非被动消极地接受意义，而是意义的积极创造主体。只有当译者既能尽量地保持与原作者同样的创作心态，又能够结合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对原作的内容含义与文化精神进行再创作时，才有可能翻译出既与原作者达到心灵契合，又为译语读者接受的好译本(田德蓓，2000) [3]。功能主义翻译观则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要以预期的功能为目的，依据特定的翻译目的，采用特定的翻译策略，创造性地完成翻译行为。
总之，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本质上是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统一(查明建、田雨，2003) [1]。
能动性即主观能动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时能够自主地、创造性地发挥个体的作用。在《蛙》英译本中，译者葛浩文先生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根据语境的需要灵活地采用归化策略下的意译、转译、变译或异化策略下的音译、直译，从而实现不同的表达效果：或通俗流畅似改写，或保留源语言色彩，保留“异域性”。
受动性指的是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然要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和限制，这些因素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的。例如委托方即原作作者、出版社对译者的期待和寄托，受众的理解能力和阅读取向等等。内在因素诸如译者本身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化背景等。由于译者葛浩文先生兼具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教育背景，所以表现在语言表达层面的受动性不明显。而译者对于中文中的地方方言、俗语的了解范围覆盖并不全面，所以在方言、俗语的理解和准确翻译上体现出了译者的内在的受动性。而中英文文化内涵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译者面临的外在的受动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译者翻译经验丰富、建树颇丰，对于翻译的理解也比较深入。因此他清楚地认识到“中英完全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译作中总会在揭示原作文化和历史内涵方面有所欠缺”(Goldblatt, 2014) [4]。
译者主体的为我性在葛浩文《蛙》译本中则更多地体现在译者的翻译目的上。葛浩文先生翻译的目的是将带有中国特色文化的文学作品带到英文读者面前，让读者感受中文文学的魅力。因此他结合使用归化与异化策略指导翻译，既贴近读者，又没有让译本变成纯正的“英文作品”，而是适当保留异质。可以说，葛浩文先生服务读者的意识就是他的翻译目的，他的“为我性”其实是一种“为读者性”。
3. 《蛙》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体现
3.1. 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译者能动性
葛浩文灵活使用异化归化策略，既贴近读者，又再现源语言文化特色。在一些有中国特色称谓上，如小说中的“老娘婆”，是指中国农村那些用陈旧的方法帮助孕妇生产的接生婆。英译本中直接采取归化方法译为old midwives，浅显易懂地将接生婆这一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称谓进行翻译处理。而对于“走资派”或是“贫下中农”此类中国在特殊时期的特定称呼，葛浩文使用异化策略进行处理，意在吸引外国读者自行了解中国历史，靠近中国文化。
光是在称谓这一小类文化负载词上的灵活翻译处理，就能体现出译者的特殊文化身份对文本解读、处理过程的操纵性，这同时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体现。以下选用了书中几个典型的译例，分别是译者采用异化和归化策略的体现。
3.1.1. 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来的两种翻译策略(Venuti. L, 1995: 20) [5]。归化即以读者为中心，将源语进行贴近读者的本地化翻译，用便于目标语言读者理解的语言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例1
原文：蝌蚪：(对郝大手)要不要请个道士来禳解一下？(莫言，2012) [6]
译文：TADPOLE: (to Hao Dashou) Should we invite a Daoist priest to do an exorcism? (Goldblatt, 2015) [7]
禳解是古汉语词汇，意思是指向神明祈求解除灾祸，现在多为乡土方言中会使用的迷信用语。这里作者将其直接归化翻译为英语中对等的exorcism，意为驱魔、驱邪，而没有做更多的解释。让西方读者理解原文含义的同时，又没有破坏原文传递的荒诞感。
例2
原文：您是不是跟袁腮学过面相啊？(莫言，2012) [6]
译文：Have you studied physiognomy with Yuan Sai? (Goldblatt, 2015) [7]
面相一词，是指中国古代一种通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民间学问，是古典哲学阴阳五行体系学说的分支。葛浩文在翻译时找到了他的对等词汇physiognomy，意为“人相学”。英文中physiognomy指代的也是一种通过观察人的容貌、面相推测人命运、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学问。所以在此处所与原文“面相”所指代的几乎一致。这种归化的翻译达到了直接又准确的效果。也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
以上两例的文化负载词都出现在原文快节奏的对话中。信息量大，对话密度大。如果此处采用异化翻译，详细解释原文的字面义、或加以注解，将背后的文化内涵细细展开。势必会给读者带来过大的阅读负担，甚至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在翻译快节奏、密集的对话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是明智之举。
此处译者意图实现一种对白流畅、一气呵成的语言效果，于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有文化意象的中文特色词汇都找到了英文中的对应词汇。如果只阅读英译本的此部分，像是在阅读一段英语写作的对话，译者仿佛“隐身”。但如果对比中文原文和译文，就会发现译者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3.1.2. 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异化翻译
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恰好相反，其目的是保留本土文化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引导读者感受源语文化的语言特征(苏可，2012：p. 78) [8] 使用异化策略翻译的语言不像归化翻译的那么自然、本土化，甚至会有些晦涩生硬。但却可以将源语言背后的意象“原汁原味”地呈现给目标语读者，而这些意象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利于吸引读者了解源语言的文化特征。
例1
原文：姑姑说：王肝？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狮子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他！(莫言，2012) [6]
译文：Wang Gan? Gugu remarked. He’s the proverbial toad wanting to taste the swan’s flesh. (Goldblatt, 2015) [7]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人没有自知之明，一心想谋取不可能到手的东西。译者在这里没有选择将比喻意义直接翻译出来，而是讲其进行了直译，把字面意义翻译出来，这其实是异化策略的体现。译者意图将中国传统语言文化和中国式幽默通过直译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读者贴近作者，向原作靠近，吸引西方读者去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
3.2. 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译者受动性
葛浩文先生的译文表达流畅准确，兼顾分属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作者与读者的目标需求，译文风格也大致与原文保持一致。但译者毕竟只是在中国接受过中文教育，对中国语言文化背景的了解并不能达到母语者的程度。因此，对原文中一些文化负载词，尤其是方言、典故的理解还是比较受限，这也是译者主体性中受动性的体现。译本中有一些翻译体现了译者受文化背景限制，理解欠佳，值得我们考究和商榷。
例1
原文：王仁美屁股一沾炕席就叫：哎呦俺的个亲娘，这哪里是炕，分明是个火鏊子嘛！(莫言，2012) [6]
译文：The moment Renmei sat down, she shouted, Damn, this is no bed, it’s a frying pan! (Goldblatt, 2015) [7]
这里译者将具有中国北方特色的词汇“炕”翻译为“bed”，看似是对等的两个词汇，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bed”一词并不具备原文所指的下面有洞、可以烧火取暖的特殊功能，自然也无法与后文的“frying pan”相衔接。对中国北方文化不甚了解的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明明是bed，怎么会像“frying pan”呢？难道是床着火了吗？所以这里的翻译存在一些歧义，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如果改成“a heatable brick bed”，并采用脚注的方式加以解释，则会在避免误会的同时，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文化。
例2
原文：施主，请给您的娃娃登一双青云屐！(莫言，2012) [6]
译文：Benefactress, don’t forget to buy cloud slippers for your doll! (Goldblatt, 2015) [7]
这里的青云屐是指穿上就能步步高升的鞋子。“青云”比喻高官显爵，也比喻远大的抱负和志向。译为“cloud slippers”显然不能传递出原文背后的引申义和比喻义。按照原文的比喻义进行翻译，或许可以翻译为“slippers of rise and promotion”。但是，原文这里是引用了尼姑的叫卖词：
“施主，请给您的孩子配一把长命锁！
施主，请给您的娃娃披一件彩霞衣！
施主，请给您的娃娃登一双青云屐！
……”(莫言，2012) [6]
译者在这里将译文处理成了跟原文相对应的排比格式：
“Benefactress, don’t forget a longevity lock for your child!
Benefactress, don’t forget to buy a rainbow shawl for your doll!
Benefactress, don’t forget to buy cloud slippers for your doll!”(Goldblatt, 2015) [7]
如果进行充分的翻译，即将原文“青云屐”的比喻义和文化含义都体现在译文里，需要的字数比较多，与前两句不能在字数、形式上对应，显得比较突兀。可以说，葛浩文在此处的翻译是强调语言形式上的优美，而弱化了含义的准确性。这是译者在翻译时受到原文格式、句式限制的受动性体现。笔者认为，如果保留葛浩文的译法，同时加脚注或在章节后加以注解，表达会更加精准，而又不损伤译文的美感。
例3
原文：嫚啊，快去叫你姑姑！(莫言，2012) [6]
译文：Man—my sister’s name—go fetch your aunt, and hurry! (Goldblatt, 2015) [7]
此处的“嫚”是山东方言，是对自己女儿同辈的女性的亲昵称呼，而不是人物的姓名。因此译者由于对中国方言的熟悉度不够，所以翻译有出入。如果译为“son”或“daughter”会更贴切。但即使是中文母语译者，如果不是生活在北方，对方言有一定的了解，也很难避免这种理解上的错误。这个例子体现出了译者主体性中外在因素引起的受动性部分。
例4
原文：我感到我是一匹马，一匹汗血宝马，就是那匹能用蹄子踩住飞燕的马，天马行空，无牵无挂……(莫言，2012) [6]
译文：I felt like a horse, a fine Turkmenistan horse, a horse that steps on a flying swallow, powerful, unconstrained, no worries, no cares. (Goldblatt, 2015) [7]
此处原作作者所指的“能用蹄子踩住飞燕的马”，实际上是指中国国家级文物马踏飞燕，这件青铜器展现的是一匹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瞬间。译者葛浩文先生虽然曾在台湾接受过中文学习，但对于中国内陆的文物、文化典故可能了解得并不是很全面。虽然这里译者的处理已经比较妥当，但如果能够进一步介绍这里的典故来源，或许会是点睛之笔。
4. 结语
总的来说，葛浩文先生对《蛙》一书的英译本准确流畅，处处能体现出译者驾轻就熟的中英文语言功底和寸积铢累的文学翻译经验。葛浩文先生作为有着英文、中文双重语言背景的一位译者，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优秀翻译家。但由于自身对于中国民俗文化的了解受限，导致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表达仅限于词汇层面的对应，没有深入介绍内在意义和文化含义。这或许与作品出版和翻译实践的年代有很大关系，09年前后，国际社会还没有流行起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潮。彼时的中文作品外译的任务，仍是以让外国读者阅读流畅通顺为主。因此，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虽然采取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方法，但仍是以归化策略为主，较少比例地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取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相信有更多的译者在翻译时会提高展现原汁原味的中文语言特色以及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意识。翻译者只有坚定自己作为译者的主体地位，确立明确的翻译目的，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现翻译目的。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和历史文化素养，加深对源语言和目的语的了解，尽可能减少外在的受动性制约。方能做好中文作品外译工作，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与世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